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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章：1997·回归 香港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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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那天，风从东南方向吹来，带着海水的咸腥味和某种不安的气息。陈建军站在新建的水产加工厂门口，手里捏着一封传真，纸张在风中哗啦作响。
传真来自上海那家超市，文字简洁冰冷：“因市场形势变化，原定采购计划暂缓执行，具体重启时间另行通知。”落款是采购部，盖章鲜红刺眼。
“暂缓……”建军喃喃重复这个词。他的加工厂上个月才拿到卫生许可证，生产线调试完毕，工人培训到位，就等这批订单开工。现在，订单没了。
厂里静悄悄的。十来个工人或站或坐，都在看他。这些都是他精挑细选招来的，一半是下岗职工，一半是附近农民。他们眼神里有期待，有焦虑，有对未知的惶恐。
“陈总，咱们……还开工吗？”问话的是老赵，以前齿轮厂的质检员，五十多岁，头发花白。
建军深吸一口气，把传真折好放进口袋：“开。订单会有的，咱们先试生产，把流程走熟。”
话虽这么说，他心里没底。转身走进办公室，桌上还摊着财务报表：厂房建设投入二十八万，设备采购十五万，原料预付款八万……加起来五十一万，其中三十万是贷款，十五万是大哥的担保，六万是自己的积蓄。
他翻开账本，手指划过那些数字。窗外，盐邵河在秋阳下泛着粼粼波光。对岸，永丰食品厂的烟囱冒着白烟，日夜不停。台资企业有资本，有渠道，抗风险能力强。他呢？一个小作坊，一阵风就能吹倒。
电话响了。是孙志强。
“建军，看到传真了吧？”
“看到了。孙哥，这‘市场形势变化’是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亚洲金融危机，听说了吗？泰国、印尼、韩国，货币贬值，银行倒闭。咱们这边出口订单锐减，内需也疲软。上海那边，超市客流少了一半。”
建军听说过“金融危机”，在电视新闻里，总觉得那是外国的事，离兴化很远。现在，它来了，以一封传真的形式。
“那咱们怎么办？”
“两条路。”孙志强说，“一是等，等市场回暖。但这要多久，谁也说不准。二是转型，做内销，做低端市场，先活下去。”
“可我的设备是按出口标准买的……”
“我知道。”孙志强叹气，“建军，现在是寒冬，得先活下来，才能等春天。”
挂断电话，建军在办公室里踱步。从窗口能看到整个厂区：崭新的厂房，整齐的仓库，还有那片他特意保留的垛田景观——本来想作为“生态养殖”的卖点，现在成了奢侈的摆设。
他想起王老三的话：“小船怕风浪。”现在风浪真的来了，他这艘刚造好的小船，能扛得住吗？
李红梅的危机来得更直接。
九月初，上海那家外贸公司的林总亲自来到兴化。不是视察，是来终止合作。在红梅的办公室里，林文涛递过一份文件，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但眼神是公事公办的冷漠。
“红梅，这是解约协议。你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字，违约金我们会按合同支付。”
红梅没接文件。“林总，我们合作三年了，一直很愉快。为什么突然……”
“不是突然。”林文涛推了推金丝眼镜，“公司战略调整，要收缩战线。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比预想的严重，日本、韩国订单减少了七成。我们必须砍掉不盈利的板块。”
“我的厂不盈利吗？”红梅声音提高，“去年我们交了五十万件衣服，合格率百分之九十八！”
“是盈利，但利润率在下降。”林文涛打开文件夹，指着一组数据，“原材料成本上涨百分之十五，人工成本上涨百分之二十，但报价只涨了百分之八。红梅，生意就是生意。”
红梅看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她知道林文涛说的对。这半年，棉花涨价，化纤涨价，连纽扣拉链都涨价。她试着跟客户提价，但对方说：“越南厂报价比你低百分之三十。”
“违约金是多少？”她问。
“按合同，三十万。”
三十万。刚好够付工人三个月工资，还清部分原料欠款。但之后呢？厂里最大的客户没了，剩下的都是小单子，撑不起两百人的规模。
“给我点时间。”红梅说。
“三天。”林文涛站起来，“红梅，作为朋友，我劝你一句：收缩规模，转型内销。外贸这碗饭，以后越来越难吃了。”
送走林文涛，红梅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奖状——“优秀民营企业”“三八红旗手”“纳税大户”。这些荣誉曾让她骄傲，现在却像讽刺。企业要倒了，红旗还能扛多久？
小琴敲门进来，眼圈红红的：“红梅姐，工人们都听说了，在车间里议论。”
“说什么？”
“说厂子要倒闭，说这个月工资发不出发不出……”小琴声音哽咽，“红梅姐，咱们真不行了吗？”
红梅没回答。她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的厂房。缝纫车间里，女工们还在干活，但动作明显慢了，不时有人抬头往办公楼看。那些眼神，像等待判决的囚徒。
她想起七年前，在堂屋里摆下第一台缝纫机时，母亲说：“红梅，女人家，稳当点好。”她没听，非要闯。七年里，她从一个人做到两百人，从堂屋做到厂房，从兴化做到上海、日本、韩国。她以为抓住了时代的机会，却没想到，时代会转弯。
手机响了。是张卫国。
“红梅，张明来电话，说学校要交下学期的住宿费，两千八。”
“知道了。”
“还有……妈住院了，胆结石，要手术，先交一万押金。”
红梅闭上眼睛。钱，钱，钱。到处都要钱。厂里账上只剩五万，要给工人发工资，要付水电费，要还贷款利息。家里的存款，去年买房子用光了。她现在，真的山穷水尽了。
“卫国，”她轻声说，“如果我撑不下去了，你会怪我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红梅，咱们结婚二十二年了。穷也过过，富也过过。厂子没了就没了，人在就行。”
红梅的眼泪掉下来。这半年，她和张卫国之间像隔了一层冰。她忙厂里，他忙运输公司；她应酬客户，他沉默寡言。她以为感情淡了，原来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暂时遮蔽了。
“卫国，我晚上回来吃饭。”
“好，我做你爱吃的红烧肉。”
挂断电话，红梅擦干眼泪。她走回办公桌，拿起解约协议，一页页翻看。违约金三十万，分三期支付，第一期十万月底前到账。
十万。够发一个月工资，够交手术押金，够张明的学费。
她拿起笔，在签名处停顿了几秒，然后用力写下“李红梅”三个字。字迹有些抖，但清晰。签完字，她叫来小琴。
“通知所有人，下午三点，车间开会。”
王老三的“老三鱼庄”，是兴化城里少数在金融危机中不受影响的生意。
秋天是吃蟹的季节，城里人虽然捂紧了钱袋子，但吃顿河鲜的钱还是舍得花的。何况王老三的鱼庄有特色：鱼是现捞的，菜是土灶烧的，价格实惠，味道地道。每天傍晚，河边的棚子下都坐满了人。
但王老三高兴不起来。他看着盐邵河的水，一天比一天浑浊。上游的永丰食品厂扩建了，排水管直接通到河里。下游，陈建军的加工厂虽然没开工，但建厂时填埋了一片芦苇荡，那是鱼虾产卵的地方。
“爷爷，今天捞的鱼，有股柴油味。”孙子小兵提着渔网进来，脸色难看。
王老三接过鱼篓。三条鲤鱼，都不大，鳃部发黑，眼睛浑浊。他凑近闻了闻，确实有异味。
“哪儿捞的？”
“就咱们平时下网的那段。”小兵说，“爷爷，这鱼还能卖吗？”
王老三没说话。他提着鱼篓走到河边，把鱼倒回水里。鱼挣扎着游了几下，沉下去了。
“今天歇业。”他对小兵说。
“啊？客人都订了桌了……”
“退钱，道歉。”王老三转身回屋，“鱼不能吃了，咱们不能害人。”
小兵愣了愣，追上来：“爷爷，那咱们以后怎么办？不打渔，不开店，吃什么？”
王老三在灶台前坐下，点起旱烟。烟雾缭绕中，他想起父亲的话：“老三，咱们渔民，靠水吃水，但不能把水吃死了。”
现在，水快死了。不是自然的老死，是被毒死的。
傍晚，预定了桌位的客人陆续来了。王老三一一道歉，退定金，送自己腌的咸鸭蛋作为补偿。客人们大多理解，有人说：“王老板，你是实诚人。现在哪儿还有这么实诚的生意人？”
最后一个来的是赵老师。他没订桌，只是散步路过。
“老三，今天怎么没开张？”
王老三递过小板凳，倒了杯茶：“鱼不能吃了。”
赵老师看了看河面，叹了口气：“永丰厂那个排水口，我去看过。白天排清水，晚上排污水。环保局去查过几次，都说达标。”
“达标？”王老三冷笑，“赵老师，您是文化人，您说，这水达标吗？”
赵老师沉默。他拿出相机，对着河面拍了几张照片。夕阳下，河水泛着诡异的五彩油光，像垂死之人的皮肤。
“我在写一份材料。”赵老师压低声音，“关于兴化水污染的调查报告。老三，我需要一些证据，比如你捕到的怪鱼，比如渔民们的证言。”
“写了有用吗？”
“不知道。但总得有人写。”赵老师看着远处开发区的灯火，“这些年，咱们为了发展，欠了环境太多债。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
王老三想了想，走进屋里，拿出一个玻璃罐。罐子里泡着几条畸形的鱼：有的两个头，有的没有眼睛，有的鳞片溃烂。
“这是这半年捞到的。”他说，“我没扔，留着。想着哪天，也许有人要看。”
赵老师接过罐子，手有些抖。浑浊的福尔马林液体里，那些鱼像恐怖的标本，诉说着无声的控诉。
“谢谢。”他郑重地说。
王老三摆摆手，望向河对岸。永丰食品厂的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二十四小时不停。那里生产着出口日本的罐头，出口韩国的速冻食品，为兴化创造着税收和就业。而他，一个老渔民，守着一条将死的河，能做什么呢？
“赵老师，”他忽然说，“您说，发展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用一条河的命，换工厂的钱？”
赵老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太大，太沉重。他只是一个退休教师，一个记录者，给不出答案。
暮色四合，河风吹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和隐约的化学气味。王老三和赵老师并肩坐着，像两个守墓人，守着一座还没有立碑的坟墓。
张明的大学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南京大学，百年名校，梧桐树下的古老建筑，图书馆里海量的藏书。初来时，他兴奋，觉得终于逃离了那个小县城，来到了广阔天地。但很快，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首先是钱。父亲给的生活费，在兴化算宽裕，在南京却捉襟见肘。食堂最便宜的菜也要一块五，一天三顿饭，加上日用品、学习资料，一个月四百块勉强够用。而他的室友，有的一身名牌，有的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有的周末去上海听演唱会。
张明从没觉得自己穷过。在兴化，母亲是厂长，父亲开运输公司，他家算是富裕的。但在南京，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中，他最多算中等。
更大的冲击是思想。在兴化，大家谈论的是谁家做生意赚了钱，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拆迁补了多少钱。在南京，同学们谈论的是国企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中国入世谈判。那些宏大的词汇，他听得懂，但感受不深。他的世界，还停留在兴化那条浑浊的河，母亲那个发不出工资的厂，父亲那家生意清淡的运输公司。
十月的周末，室友们去新街口逛街了，张明一个人在宿舍看书。母亲来电话，声音疲惫但强打精神。
“明明，钱够用吗？不够妈再寄。”
“够，妈，你别操心。”张明问，“厂里怎么样？”
“挺好的，订单多，忙不过来。”红梅顿了顿，“你爸公司也不错。你在学校好好学，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
张明听出母亲在撒谎。上周跟父亲通电话，父亲说运输公司这个月只接了四单生意，还不够付油钱。厂里的事，父亲没说，但他能猜到。
挂断电话，张明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母亲厂里的宣传册。彩页上，整齐的厂房，忙碌的女工，成堆的成品服装。那是两年前拍的，那时厂子红火，母亲意气风发。现在呢？
他打开电脑——宿舍里唯一的一台，是室友凑钱买的二手486。拨号上网，网速很慢，但他还是搜索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跳出来的文章，触目惊心：出口萎缩，内需不足，三角债蔓延，企业成批倒闭。
原来，母亲的困境不是个例。原来，那个遥远的金融危机，已经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连兴化这样的小城都不能幸免。
室友回来时，带了一本《财经》杂志。封面标题是：《1998：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张明借来看，文章里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但也是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企业要么在危机中倒下，要么在危机中重生。
“你看这个干嘛？”室友问，“你们家做生意？”
“嗯，我妈开服装厂。”
“那惨了。”室友实话实说，“我叔在广州开服装厂，上个月倒闭了。外贸订单全没了。”
张明没说话，继续看文章。有一段话被他用笔划了出来：“每一次危机都是洗牌，淘汰弱者，让强者更强。对企业家来说，危机不是灾难，是试金石。”
他把这段话抄在笔记本上，决定写信给母亲。不是安慰，是建议。他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也许能帮到母亲。
信写得很长。他分析了服装行业的趋势，建议母亲转型做内销，做品牌，甚至可以尝试当时刚兴起的“专卖店”模式。他还建议母亲缩小规模，裁掉不必要的人员，先活下去。
写完后，他读了一遍，觉得幼稚。母亲在商海搏杀了七年，难道不懂这些道理？但他还是把信寄出去了。哪怕只有一点用，也是他这个做儿子的，能为母亲做的一点事。
寄信回来的路上，经过学校海报栏。上面贴着各种讲座通知：经济学家讲金融危机，企业家讲二次创业，环保人士讲可持续发展。张明停下来，一张张看。
他忽然意识到，大学教给他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视野。在兴化，他看到的是自家的厂，自家的河，自家的困境。在这里，他看到的是整个国家的阵痛，整个时代的转折。
这个发现，让他既沉重，又有些莫名的激动。他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读书考试的高中生了，他开始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位置。
回到宿舍，他给父亲也写了封信。信很短：“爸，运输行业未来会越来越难，可以考虑转型物流。我在查资料，下次回家跟你详谈。”
写完，他看着窗外南京的夜空。这里看不到兴化的星星，但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他，正站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看不清的未来。
1998年的秋天，对张明来说，也是转折点。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开始成长为思考社会、关心家庭、有担当的年轻人。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必须经历。
就像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阵痛。
陈建军的加工厂，在停摆一个月后，终于等来了转机。
转机不是来自上海，而是来自兴化本地。县里要办“金秋经贸洽谈会”，组织本地企业参展。开发区的领导找到建军，说：“陈总，你的‘兴化大闸蟹’不是注册商标了吗？去参展，摆个摊，现场蒸蟹给客人尝。”
建军本想拒绝。厂里没订单，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了，哪有钱去参展？但大哥建国劝他：“去，必须去。现在全县都知道你厂子开不下去，你要是连展都不参，就真完了。”
于是建军咬牙，从所剩不多的流动资金里挤出五千块，租展位，买物料，准备样品。他亲自设计展台：背景是垛田风光的大幅照片，中间摆着玻璃水缸，里面游着肥美的大闸蟹。现场支起蒸锅，蟹熟了，拆开，摆盘，插上“兴化大闸蟹”的小旗子。
展会第一天，人不多。建军站在展台后，看着来来往往的客商，大多是走马观花。偶尔有人来尝蟹，说句“不错”，就走了。他心里发凉，觉得五千块打水漂了。
下午，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为首的是个中年人，说话带北方口音。
“这蟹怎么卖？”
“按只卖，三两的十五，四两的二十，五两的三十。”建军递过名片，“我们是加工厂，可以做真空包装，冷藏配送。”
中年人尝了一块蟹黄，点头：“鲜。你们有卫生许可证吗？”
“有，刚拿的。”
“产能呢？”
“一天能处理两千斤。”建军顿了顿，“不过……现在没订单，产能空着。”
中年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展台上的照片：“你是本地人？”
“土生土长。”
“这水，真是照片上这么清？”
建军沉默了。他不想撒谎，但也不想吓跑客户。“现在……不如以前了。但我们有专门的养殖基地，水质是控制的。”
中年人没再追问，要了一盒真空包装的样品：“我姓吴，北京来的。住金陵饭店，明天你来我房间，详细谈谈。”
留下名片，吴总走了。建军看着名片上的字：“北京华联超市采购总监”。他的手有些抖。
第二天，建军带着全套资料去了金陵饭店。吴总在套房里等他，茶几上摊着地图和文件。
“陈总，开门见山。”吴总说，“我们华联要在华东扩张，需要稳定的生鲜供应商。你的蟹不错，但有几个问题：第一，规模太小；第二，品牌知名度低；第三，物流配送是短板。”
建军的心往下沉。
“但是，”吴总话锋一转，“你们有优势：产地直供，质量可控，有卫生许可。我可以给你机会，先下个小单试试：一千盒，中秋节前交货。做得好，后续再加。”
“多少量？”
“一个月五千盒，持续半年。”吴总报了个价，“但这个价，你要保证质量，保证按时交货。”
建军算了算。价比上海那家低百分之十，但量够大，能让厂子运转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是机会，是救命稻草。
“我做。”他说。
签完意向协议，走出饭店时，建军觉得阳光格外刺眼。他站在盐邵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心里百感交集。这条河养育了他的蟹，也差点毁了他的厂。而现在，他要靠这些蟹，重新站起来。
手机响了，是孙志强。
“建军，听说你拿到北京的单子了？”
“孙哥消息真灵通。”
“好事。”孙志强说，“不过建军，有句话我得提醒你：靠单一客户风险太大。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个教训。你得想办法，多条腿走路。”
“我知道。”建军看着河对岸的永丰食品厂，“孙哥，你说……我跟他们学学，做出口怎么样？”
“你想做出口？”
“嗯。他们有渠道，有技术。我可以跟他们合作，他们做品牌，我做代工。”
孙志强沉默了一会儿：“建军，你长大了。知道借力了。行，我帮你引荐，永丰的林总我认识。”
挂断电话，建军没有马上离开。他在河边站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河面被染成血色。
他想起了很多事：第一次跟父亲撑船，第一次去无锡贩水产，第一次注册公司，第一次挖蟹塘……每一次都是冒险，每一次都差点失败。但他都走过来了。
这次危机，也许是他最大的坎。跨过去，海阔天空；跨不过去，万劫不复。
但他必须跨过去。为了大哥的担保，为了工人的饭碗，为了自己这些年的心血，也为了证明：兴化人，不只会种田打渔，也能在商海里搏击。
转身往回走时，他看见王老三在河边收拾渔网。老人的背影佝偻，动作缓慢，像一幅正在褪色的画。
“王伯！”他喊了一声。
王老三回头，笑了笑：“建军啊，听说你厂子有起色了？”
“嗯，接到单子了。”
“好，好。”王老三点头，“人哪，就像这水里的鱼，总得往前游。游不动了，就换种游法。”
建军走过去，帮老人收网。网很沉，但这次捞上来的鱼，看起来正常了些。
“王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建军说，“我的加工厂，想搞个‘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你经验丰富，能不能来当技术顾问？”
王老三愣了：“我？一个打渔的，能当顾问？”
“能。你懂水，懂鱼，懂这片河。”建军认真地说，“我想把厂子做好，不光为了赚钱，也想……为这条河做点事。”
王老三看着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眼睛有点湿。“建军，你有这份心，我帮你。”
一老一少，在暮色中收完最后一张网。河风带着凉意，但心里是暖的。
1998年的这个秋天，兴化在危机中寻找转机。有人倒下，有人站起；有人离开，有人坚守；有人绝望，有人看到希望。这座城市和它的儿女们，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出发。
而盐邵河，依旧沉默地流淌，见证着一切，承载着一切，奔向不可知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