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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1995·春雷 招商引资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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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过后的第七天，春雷响了。
不是那种闷雷，是炸雷，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铅灰色的天幕，紧接着“咔嚓”一声巨响，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雨随即倾盆而下，不是春雨的细密温柔，而是夏雨般的狂暴，砸在瓦片上噼啪作响，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陈建军从睡梦中惊醒，第一反应是冲向屋外。他新盖的蟹塘在村东头，二十亩水面，投了五百斤蟹苗，是他全部的家当。去年冬天，他把水产店交给伙计打理，自己在垛田边的荒滩上挖塘、筑坝、引水，折腾了三个月。王老三来看过，摇头：“建军，这地方不行，地势太低，雨季容易淹。”
建军不信邪。他去无锡、苏州考察过，人家都用标准化蟹塘，亩产能到两百斤，是他传统养殖的三倍。他请了技术员，学了“生态养殖”的新概念：水草要种伊乐藻，饲料要配蛋白质，还要定期检测水质。村里老人笑他：“养个螃蟹，比养孩子还精细！”
现在，雷声就是命令。建军套上雨衣冲进雨幕，手电筒的光柱在暴雨中显得微弱。路上积水已经没过脚踝，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心里祈祷着：塘坝千万要守住。
到塘边时，他傻眼了。白天还结实的土坝，被雨水冲刷得千疮百孔，有几处已经开始渗水。更可怕的是水位——一夜暴雨，塘水暴涨，离坝顶只剩半尺。而雨还在下，天空像个漏了的盆。
“建军！”远处传来喊声，是王老三，披着蓑衣跑过来，“快！找沙袋！”
两人在泥泞中忙碌。建军去旁边工地扛沙袋——那里在建农家乐，堆着建筑材料。王老三用铁锹加固坝体。雨水顺着雨衣领口灌进去，冰凉刺骨，但谁也顾不上。
“我说什么来着？”王老三边干边吼，“这地方不行！当年发大水，这一片全淹了！”
“现在说这个有屁用！”建军也吼回去，“帮我扛！”
沙袋一袋袋垒上去，但水位还在涨。雨水汇成溪流，从四面八方涌向低洼的蟹塘。建军看见几只螃蟹顺着溢出的水往外爬，他冲过去抓，手电筒掉进水里，灭了。
黑暗。只有闪电偶尔照亮眼前的一切：摇摇欲坠的塘坝、浑浊翻涌的塘水、王老三在雨中佝偻的身影。建军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忽然感到深深的无力。他想起去年在开发区指挥部填表时，那个姑娘问他“预计投资额”，他写了五万。实际花了八万，其中三万是借的，月息一分五。如果塘垮了，他就完了。
“建军！这边！”王老三的喊声把他拉回现实。
一处坝体出现管涌，浑水夹着泥沙喷涌而出。这是溃堤的前兆。建军冲过去，直接跳进水里，用身体堵住洞口。泥沙打在身上生疼，水压巨大，他几乎站不住。
“沙袋！快！”
王老三把沙袋推到他脚边。建军潜入水中，摸索着把沙袋塞进漏洞。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道塞了多少袋，管涌的水流终于小了。
雨在黎明时分渐渐停歇。塘坝保住了，但损失惨重：塘水漫溢，至少跑了两成蟹苗；水草被冲得七零八落；投入的饲料全泡汤了。建军瘫坐在泥泞的坝上，看着东方渐渐发白的天光，浑身发抖，分不清是冷还是后怕。
王老三递过烟袋：“抽口。”
建军接过，狠狠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养蟹，是跟老天爷吃饭。”王老三在他身边坐下，“你那些新技术，有用，但不是万能的。该来的风雨，还得受着。”
建军没说话。他看着塘面上漂浮的死蟹，白的肚皮朝上，在晨光中格外刺眼。这一夜，他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某种信念——那种以为靠技术、靠科学就能掌控一切的信念。
远处，农家乐的工地开始有工人上工。搅拌机的声音传来，和鸟叫声混在一起。这个春天的早晨，有人在建设，有人在毁灭。而大自然，永远冷静地旁观着一切。
台湾来的林老板，是在春分那天抵达兴化的。
三辆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从扬州方向驶来，在坑洼的县道上扬起滚滚尘土。头车是奔驰，在1995年的兴化县城，这是罕见的风景。车队直接开进县政府大院，县领导亲自在办公楼前迎接。
陈秀英是从同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课间休息时，教政治的张老师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吗？来了个台湾大老板，要在咱们这儿投资建厂！”
“什么厂？”
“食品加工厂，听说要投资五百万！”张老师伸出五个手指，“五百万啊！咱们县去年财政收入才多少？”
秀英不关心数字，她关心别的：“厂建在哪儿？”
“开发区东边，盐邵河下游。”张老师压低声音，“不过听说有点争议，那地方靠近水源地。”
放学后，秀英特意绕到开发区。果然，靠近河边的空地上已经立起了围挡，蓝色的铁皮板上喷着大字：“台资兴化永丰食品有限公司筹建处”。里面有几台挖掘机在作业，轰鸣声传得很远。
她站在河边，看着对岸的工地。盐邵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水面宽阔，水流平缓。小时候，她常跟哥哥们来这里摸螺蛳、钓小鱼。河水清澈，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现在呢？水是灰黄色的，漂浮着泡沫和油污。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筹建处出来，看见秀英，走过来：“小姐，这里施工，请勿靠近。”
男人三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一口带台湾腔的普通话。
“请问，你们是什么厂？”秀英问。
“食品加工厂，主要生产罐头、速冻食品。”男人递过名片，“我是项目经理，姓陈。”
秀英接过名片，看了看：“陈经理，这厂子建在河边，污水怎么处理？”
陈经理笑了：“小姐放心，我们有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可这里是水源地……”
“县政府批准了的。”陈经理打断她，语气依然礼貌，但透着不容置疑，“我们是合法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您看，那边招工处已经排起队了。”
秀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围挡外搭了个简易棚子，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多是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脸上带着期待和焦虑。她认得其中几个——齿轮厂下岗职工的家属。
“能招多少人？”她问。
“第一期两百人，熟练工优先。”陈经理看了看表，“对不起，我还有会。”
他转身离开，皮鞋在泥地上留下清晰的印子。秀英站在河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想起南方谈话里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为了发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几天后，县电视台播出了对林老板的专访。镜头里，五十多岁的林老板穿着唐装，笑容可掬：“我祖籍就是兴化，虽然生在台湾，但心系故土。这次回来投资，就是想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
主持人问：“为什么选择兴化？”
“兴化水好，农产品丰富，劳动力充足。”林老板说，“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对原料品质要求很高。兴化的水质、土壤，非常适合。”
画面切换到建设中的厂房，旁白激昂：“永丰食品有限公司的落户，将填补我县食品深加工产业的空白，预计年产值可达两千万元，提供就业岗位三百个……”
秀英看着电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她当然希望家乡发展，希望乡亲们有工作，可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
周末，她去看赵老师。赵老师正在整理资料，桌上堆满了报纸剪贴、照片、笔记。
“您听说台资食品厂的事了吗？”秀英问。
“听说了。”赵老师摘下老花镜，“秀英，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翻开一本旧杂志，是1988年的《环境保护》。上面有篇文章，标题是《台湾乡村工业化的环境代价》。文章配了照片：被污染的河流、枯死的树木、患病的村民。
“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搞出口加工，也是从食品、纺织这些小厂开始。”赵老师指着照片，“当时都说带来了就业、带来了发展，可几十年后回头看，环境破坏的代价，几代人都还不清。”
秀英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那我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因为穷。”赵老师叹气，“人穷的时候，眼前一口饭比长远的环境重要。县政府要政绩，老百姓要工作，投资者要利润——谁会在意一条河的未来？”
“可我们不能这样……”
“所以需要有人发声。”赵老师看着她，“秀英，你年轻，有文化，敢说话。有些事，我们老家伙说，人家觉得是顽固、是守旧。你们年轻人说，分量不一样。”
秀英沉默了。她想起课堂上教学生“社会责任”，想起郑板桥“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诗句。如果明知不对却沉默，那她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离开赵老师家时，天已经黑了。她骑车经过永丰食品厂的工地，夜班工地上灯火通明，打桩机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围挡上挂着的标语在车灯照射下一闪而过：“欢迎台商投资兴业”“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是硬道理”。
春雷又在远处响起，闷闷的，像是天空深处的一声叹息。
李红梅第一次感觉到企业管理之难，是在四月初。
那天早晨，她刚进厂，就听见缝纫车间传来争吵声。赶过去一看，是两拨女工在争执。一拨是跟她从老街出来的老员工，另一拨是新招的年轻人。
“怎么回事？”红梅问。
老员工王大姐气呼呼地说：“李厂长，你看看她们做的活！锁边歪歪扭扭，线头都不剪干净！我们说两句，她们还顶嘴！”
一个年轻女工不服：“我们速度够快了！一天做三十件，还要怎么样？你们老员工一天做二十五件，好意思说我们？”
“我们做的是质量！”王大姐提高声音，“你那叫糊弄！”
红梅拿起两件成品对比。老员工做的，针脚均匀，锁边平整；新员工做的，确实粗糙。但新员工说得也没错，她们产量高。
“都别吵了。”红梅压下火气，“王大姐，你带两个人，专门检查质量。不合格的返工，计入工作量。”
年轻女工们不乐意了：“那我们的计件工资怎么算？”
“返工的不算产量。”红梅说，“想要高工资，就得把活做好。”
这话激起了更大的不满。一个胆子大的年轻女工说：“李厂长，我们是来打工的，不是来学手艺的。别的厂计件就是计件，哪有这么多规矩？”
“嫌规矩多可以走。”红梅冷下脸。
车间里安静了。年轻女工们互相看看，有人低声说：“走就走，哪儿不是打工？”
那天下午，真的走了三个。红梅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空出来的工位，心里发堵。她理解这些年轻人——她们要的是快钱，学手艺太慢。可她不能降低质量标准，客户验收很严格，一批货出问题，就可能丢掉订单。
更让她头疼的是家族关系。上个月，表妹夫来找她，想在厂里谋个差事。红梅碍于情面，让他在仓库当管理员。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发现他私下倒卖辅料，中饱私囊。
红梅找他谈话，表妹夫不以为然：“红梅姐，这点小事，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咱们是亲戚，我能亏待你吗？”
“这是原则问题。”红梅说，“你走吧，工资结清。”
表妹夫脸色变了：“李红梅，你够狠！当年你刚起步，我还借过你五百块钱呢！”
“钱我还你，加倍。”红梅从抽屉里数出一千块，“但厂里的规矩不能坏。”
表妹夫摔门而去。当晚，母亲打电话来：“红梅，你怎么能把亲戚赶走？街坊邻居都说你有了钱，六亲不认！”
红梅握着话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没法解释企业管理，没法解释质量体系，没法解释为什么亲情和制度不能混为一谈。在母亲那一代人看来，家族企业就是家族，亲戚来了就得安排，错了也得包涵。
张卫国看她难受，递过茶杯：“别往心里去，慢慢他们就懂了。”
“他们不懂。”红梅摇头，“卫国，我现在才知道，办企业最难的不是赚钱，是管人。老员工嫌新员工不认真，新员工嫌老员工效率低；亲戚觉得你该照顾，外人觉得你该公平。我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那你还做吗？”
“做。”红梅擦擦眼睛，“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得走下去。”
但走下去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孤独。从前在服装厂，她是普通女工，累了可以抱怨，委屈了可以哭。现在她是厂长，不能抱怨，不能哭，得永远坚强、果断、正确。
几天后，更大的麻烦来了。上海的外贸公司派人来验货，抽检了五十件羽绒服，发现三件有质量问题：一件充绒不均匀，一件拉链卡顿，一件缝线跳针。
“李厂长，这批货我们不能收。”验货员是个严肃的中年女人，“合同写得很清楚，次品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二。你们百分之六，严重超标。”
“能不能通融一下？”红梅几乎在哀求，“我们返工，保证合格。”
“来不及了。船期已经定好，下周必须发货。”验货员合上记录本，“这批货我们拒收，按照合同，你们要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是货款的三成，三万六千块。红梅眼前一黑。厂里账上的钱，刚好够付下个月工资和原料款。如果赔了这笔违约金，资金链就断了。
她送走验货员，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窗外，开发区的灯光次第亮起，那些新建的工厂、公司、商店，每一盏灯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和她一样焦虑的老板。这个时代给了他们机会，也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压力。
张卫国来找她时，她正对着账本发呆。
“红梅……”
“卫国，”她抬起头，眼睛红肿，“我是不是不该开这个厂？如果还在服装厂，虽然钱少，但安稳。现在呢？每天提心吊胆，亲戚埋怨，员工不满，客户挑剔……我图什么？”
张卫国握住她的手：“你图的是自主，是尊严。红梅，你还记得在服装厂时，车间主任怎么骂你的吗？就因为你缝错了一个扣子，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衣服摔在你脸上。”
红梅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她二十三岁，刚结婚不久。那一摔，摔掉了她最后的忍耐。她当晚就决定，一定要自己干，再也不让人把衣服摔在脸上。
“可现在……”
“现在你让两百多个女工有工作，让她们的孩子能上学，让她们的父母能看病。”张卫国声音很轻，“这就值了。”
红梅靠在他肩上，眼泪终于掉下来。窗外，春雷又响，雨点打在玻璃上，像在敲打这个时代所有创业者的心。
张卫国发现妻子的秘密，是在五月的一个周末。
那天他本来要去无锡出差，临行前想起忘了带一份文件，折返回家。推开门时，听见红梅在里屋打电话，声音很轻，带着笑意：
“……知道了，林总放心，这批货一定按时……您太客气了，下次来兴化，我请您吃饭……”
张卫国站在门外，没进去。他听出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且不是工作电话那种公事公办的语气。红梅的笑声他很久没听到了——不是那种疲惫的、应付的笑，而是轻松的、甚至有点娇嗔的笑。
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挂断后，红梅哼着歌走出来，看见张卫国，愣住了。
“你……不是出差了吗？”
“回来拿文件。”张卫国尽量让声音平静，“跟谁打电话呢？这么高兴。”
“哦，一个客户。”红梅眼神闪烁，“上海的，林总，订了一批夏装。”
“林总？”张卫国重复了一遍，“以前没听你提过。”
“新客户。”红梅转身去倒水，“你文件拿了就快走吧，别误了车。”
张卫国拿了文件，走出家门。但他没去车站，而是去了厂里。找到小琴，装作随意地问：“小琴，最近上海是不是有个林总，订了批货？”
小琴正在清点布料，头也没抬：“林总？哦，林文涛林总吧？上个月来验厂的那个，挺年轻的，开宝马。”
“他常来？”
“来了两次。一次验厂，一次送样板。”小琴这才抬起头，看见张卫国的表情，意识到说多了，“张哥，你问这个……”
“没事，随便问问。”张卫国笑笑，转身离开。
走在街上，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他却觉得冷。林文涛，开宝马，年轻，上海的客户。红梅从没跟他提过这个人。不，提过，只说“上海客户”，没说过名字，没说过年轻，没说过开宝马。
张卫国想起最近半年，红梅的变化。她开始注意打扮，买了新衣服，做了头发。他以为是因为生意需要，见客户要体面。现在想来，可能不只是为了生意。
晚上，红梅回家很晚，说是陪客户吃饭。张卫国坐在堂屋等她，桌上放着凉了的饭菜。
“怎么不先吃？”红梅脱掉高跟鞋，疲惫地揉着脚踝。
“等你。”张卫国看着她，“今天见的哪个客户？”
“纺织厂的，谈布料价格。”红梅在桌边坐下，“累死了，那些男人拼命灌酒。”
张卫国没说话，起身去热菜。微波炉嗡嗡响着，他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春雷在远处滚动，像他心里的闷响。
饭菜热好，两人默默吃着。红梅手机响了——她上个月刚买的，摩托罗拉翻盖机，要一万多块。她看了眼来电显示，没接。
“怎么不接？”张卫国问。
“推销的，烦人。”红梅把手机关了。
但张卫国看见了，屏幕上显示的三个字：林文涛。
那晚，两人背对背躺在床上，谁也没睡着。张卫国想起二十年前，他们结婚那天。红梅穿着自己缝制的红嫁衣，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蹬着车，穿过老街，街坊们都出来看，撒花生红枣。那时穷，但踏实，知道怀里的人，心里只有自己。
现在呢？厂子大了，钱多了，房子马上要买了，可人心远了。他不知道红梅和林文涛到底什么关系，也许只是客户，也许……他不敢想。
红梅忽然开口：“卫国，你睡了吗？”
“没。”
“厂里最近压力大，我脾气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
又是沉默。许久，红梅轻声说：“等这批货交了，咱们去看房子吧。新区那个小区，有套三居室，阳台朝南，可以养你喜欢的月季。”
“好。”
张卫国转过身，从背后抱住她。红梅身体僵了一下，慢慢放松。他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不是以前那种廉价洗发水的味道，是香水，淡淡的，陌生又熟悉。
“红梅，”他在她耳边说，“不管发生什么，这个家不能散。”
红梅没说话，但他感觉到她在颤抖。窗外的春雷又响了，这次很近，震得窗玻璃哗啦作响。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冲刷一遍。
张卫国闭上眼睛。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像春天的雷雨，来了就停不住。他能做的，只有紧紧抱住怀里这个人，祈求这场雨过后，这个家还能完整。
陈秀英和南京来的支教老师周文彬，是在板桥艺术节上认识的。
周文彬三十岁，在南京一所中学教历史，自愿报名来兴化支教一年。艺术节上，他负责“郑板桥生平展”的讲解。秀英带学生参观时，听见他正给一群游客讲解：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遇到大灾，他毅然开仓放粮。同僚劝阻，说需上报朝廷，否则要担罪责。郑板桥说：‘等批文下来，百姓都饿死了。要杀头，杀我的头。’这种担当，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秀英被这话吸引，驻足听了很久。周文彬讲完，看见她，微笑点头：“老师带学生来参观？”
“是的。”秀英说，“您讲得真好，把郑板桥的精神讲活了。”
“过奖了。”周文彬递过名片，“我叫周文彬，在兴化中学支教。您是本校的老师吧？”
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后来秀英组织学生活动，常请周文彬来帮忙。他懂历史，会讲故事，孩子们都喜欢他。更重要的是，他和秀英有共同语言——都关心教育，都热爱文化，都对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相似的忧虑。
五月初，学校组织春游，去垛田看油菜花。秀英和周文彬带着学生，走在田埂上。正是盛花期，十五万亩垛田一片金黄，像大地上铺开的巨幅油画。风吹过，花浪起伏，香气袭人。
学生们在花田间奔跑嬉戏，秀英和周文彬坐在水边的柳树下休息。
“真美。”周文彬看着眼前的景色，“南京看不到这样的风光。”
“但快看不到了。”秀英轻声说。
“为什么？”
“下游在建食品厂，上游在建化工厂。河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秀英指着远处浑浊的河面，“这些垛田，靠水灌溉。水坏了，田就完了。”
周文彬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说过那个台资厂。县里很重视，说是招商引资的成果。”
“成果？”秀英苦笑，“用一条河的代价换来的成果，值得吗？”
“不值得。”周文彬看着她，“但很多事，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是势不可挡的问题。我们当老师的，能做的有限。”
“所以就不做了吗？”秀英问。
周文彬笑了：“你很像郑板桥。”
“怎么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周文彬说，“我在南京，也常觉得无力。城市拆旧建新，历史街区消失，孩子们对家乡毫无感情。我能做的，就是多讲一点历史，多留一点记忆。”
秀英看着他。阳光下，周文彬的眼镜片反着光，看不清眼神，但他嘴角的弧度温和而坚定。她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理解——在这个小城里，很少有人懂她的坚持，甚至家人也觉得她“想太多”。而眼前这个人，懂。
“周老师，”她问，“支教结束后，你回南京吗？”
“本来是的。”周文彬顿了顿，“但现在，也许可以申请延长。”
两人都没再说话。远处传来学生的欢笑声，风吹过油菜花田，金色的花瓣纷纷扬扬。这个春天，有些东西在悄悄萌发，像泥土里的种子，像枝头的嫩芽，像心底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但秀英知道，这种情感不会有结果。她有她的责任——对父母，对学生，对这座小城。而周文彬，终究要回南京，回他本来的生活。
春游结束，回程的车上，学生们累得东倒西歪。秀英和周文彬坐在最后一排，肩并肩，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夕阳西下，垛田在余晖中变成温暖的橙色，像一场盛大的告别。
“秀英，”周文彬忽然轻声说，“不管我走不走，这段时间认识你，我很高兴。”
秀英鼻子一酸。她转过头，看着窗外，不让眼泪掉下来。
车进县城时，华灯初上。开发区那边，永丰食品厂的厂房已经封顶，巨大的霓虹招牌在夜空中闪烁：“永丰食品，美味万家”。
而老城区这边，只有零星灯火。郑板桥故居已经闭馆，老街的拆迁接近尾声，瓦砾堆在月光下像一座座荒冢。两个兴化，在夜色中对照鲜明：一个蓬勃，一个衰败；一个奔向未来，一个沉入过去。
秀英在这一刻，忽然明白了父亲决定不再摆渡时的心情。不是放弃，是承认——承认有些东西留不住，承认时代有自己的方向。她能做的，不是阻挡，而是在洪流中，尽可能多地打捞值得珍藏的东西。
比如这一刻，身边这个人的理解。
比如那些学生眼里的光。
比如这片正在消失的，金黄的春天。
车到学校，学生们陆续下车。周文彬站起来，对秀英说：“我到了，再见。”
“再见。”
他走下车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秀英看着，直到他消失在街角。司机师傅回头问：“陈老师，还不下？”
“下，这就下。”
她提起包，慢慢下车。春夜的风格外温柔，吹在脸上，像谁的叹息。
远处的天边，又响起春雷，隐隐约约，像是这个季节最后的告别。而她知道，雷声过后，将是漫长的雨季。有些故事，才刚刚开始；有些故事，已经走到了岔路口。
这个1995年的春天，兴化在雷声中醒来，在雷声中改变。每个人的命运，都像风雨中的浮萍，飘摇不定。只有那条古老的盐邵河，依旧沉默地流淌，带走一切，又孕育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