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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1994·冬藏 板桥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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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后的第一场雪，来得毫无征兆。
上午还是阴天，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到了下午，先是细碎的雪粒，打在瓦片上沙沙响；然后变成雪花，大片大片的，像撕碎的棉絮，从天空深处飘下来。不过两个时辰，兴化就白了头——垛田白了，老街的屋脊白了，盐邵河两岸的枯苇也白了。
□□推开修理铺的门时，雪已经积了半尺厚。他踩了踩脚，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迅速消散。铺子里冷得像冰窖，工作台上的扳手、钳子摸上去扎手地凉。他生了炉子，用的是从拆迁工地捡来的碎木料，火苗噼啪响着，总算有了点暖意。
第一个客人是九点来的，推着辆二八大杠，后胎瘪了。建国检查了下，内胎破了三个洞，补不了了。
“换条新的，四块。”他说。
客人是个中年汉子，穿着工厂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能补就补补吧，新的太贵。”
“补不了，洞太大。”
汉子犹豫了：“那……先不修了，我推着走。”
建国看着他推车消失在雪地里，心里叹了口气。这已经是这周第五个嫌贵不修的顾客了。修理铺开了三个月，生意比预想的差。老西门大街拆迁过半，住户越来越少，过路的也少了。农机修理的生意倒是有一两单，可乡下农民手头紧，修好了也常常赊账。
炉子上的水壶开了，他给自己泡了杯茶。茶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一块钱一大包，喝起来只有香精味。他坐在凳子上，看着窗外纷飞的雪，想起去年这时候，还在齿轮厂车间里，虽然冷，但人多，热闹。老师傅们围着炉子烤馒头，讲荤段子，年轻工人在机床间追逐打闹。那些声音，现在都听不见了。
中午，雪小了。建国正打算去街口买个烧饼，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三十来岁，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
“师傅，修摩托车吗？”
建国摇头：“我只修自行车和农机。”
“摩托车不会修？”男人有点失望，“我这雅马哈，点火有问题，跑了几家都不会修。”
建国想了想：“我看看可以，但不保证。”
摩托车推了进来，是辆红色的“建设雅马哈”，八成新。建国蹲下检查，他不懂摩托车结构，但机械原理是相通的。检查了火花塞、化油器，最后发现是高压线老化漏电。
“得换高压线。”他说，“但我这没有配件。”
“哪儿有？”
“县农机公司可能有，或者去扬州买。”
男人掏出烟，递了一支给建国：“师傅，我看你挺懂行。这样，你帮我把车拆了，该换什么零件，我去买，你帮我装上，工钱照给。”
建国犹豫了。他没修过摩托车，万一装不好呢？可看着男人期待的眼神，又看了看这辆漂亮的车，他点了头：“行，我试试。”
拆车花了两个小时。建国很小心，每个零件拆下来都按顺序摆好，螺丝分门别类。这习惯是在齿轮厂养成的，师傅说过：好工匠不是手有多巧，是心有多细。
拆开发动机盖时，他看见了精密的齿轮组、活塞、连杆——比自行车复杂得多，但也美得多。那些金属部件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咬合精准，像一首无声的机械交响曲。他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就像第一次在厂里独立车出一个合格齿轮时的兴奋。
下午，男人买回了零件。建国对照着拆解顺序，一点点往回装。装到化油器时，有个弹簧怎么也装不到位，手冻僵了，试了七八次才成功。
全部装完，天已经黑了。男人踩下启动杆，发动机轰然响起，声音平稳有力。
“神了！”男人竖起大拇指，“师傅贵姓？”
“姓陈。”
“陈师傅，留个电话，以后车有问题还找你。”男人掏出名片，“我叫孙志强，在开发区开了个运输公司。”
建国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兴达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没有名片，只能把自己的名字和修理铺地址写在纸条上。
孙志强付了五十块钱，比建国预期的多了一倍。推车出门时，他回头说：“陈师傅，你这手艺，修自行车可惜了。现在摩托车越来越多，你要不学学修摩托，生意肯定好。”
摩托车的声音消失在雪夜里。建国握着那五十块钱，崭新的一张，在灯下泛着光。他忽然想起在齿轮厂时，技术科长说过：机械在变，但原理不变；时代在变，但手艺人有手艺人的活路。
也许，是该学点新东西了。
第一届“板桥艺术节”的筹备会，是在县文化局的小会议室里开的。窗外雪花飘飘，屋里烟雾缭绕。十几个人围坐着，有文化局的干部、学校的老师、文联的作家、书画院的画家，还有两个从扬州请来的策划专家。
陈秀英作为兴化中学的代表，坐在靠门的位置。她面前放着笔记本，已经记了好几页。
“艺术节的主题，就定‘板桥遗风，水乡新韵’。”文化局副局长老李弹了弹烟灰，“时间定在元旦，为期三天。主要活动包括：书画展、诗词朗诵会、地方戏曲展演、民间手工艺展示。”
扬州来的策划专家，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用带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说：“李局长，我提个建议。既然是艺术节，不能只是展和演，还要有互动，有体验。比如设个‘板桥竹石画体验区’，让游客自己动手画；再搞个‘水乡美食街’，把兴化的特色小吃集中展示。”
老李点头：“这个好。还有呢？”
“还要有夜间活动。搞个‘水乡灯会’，在盐邵河放荷花灯；或者搞个‘怀旧电影夜’，放些老电影。”专家越说越兴奋，“总之，要把艺术节打造成兴化的文化名片，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来旅游。”
有人提出疑问：“兴化这么个小县城，有人来吗？”
“所以才要办艺术节！”老李提高声音，“现在全国都在搞旅游开发，周庄、同里，哪个不是靠古镇旅游发展起来的？咱们兴化有垛田，有千岛菜花，有水乡风光，还有郑板桥这张文化牌，凭什么不能搞？”
秀英举手：“李局长，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学校的孩子们参与进来？比如组织学生创作以‘我眼中的兴化’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在艺术节上展出；或者排练一些与郑板桥、与水乡文化相关的节目。”
“这个好！”老李眼睛一亮，“陈老师，你们学校负责学生版块，怎么样？”
“我尽力。”
散会后，秀英和赵老师一起走。雪还在下，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秀英，你觉得这艺术节能办成吗？”赵老师问。
“总要试试。”秀英把围巾裹紧些，“赵老师，您不觉得吗？现在大家眼里只有经济，只有赚钱，文化都快被遗忘了。办艺术节，至少能提醒人们：兴化不只是工厂、商店、开发区，还有几百年的文脉。”
赵老师笑了：“你这想法，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不过秀英，文化不是办个艺术节就能复兴的。你看老街拆了，老手艺失传了，方言没人说了——这些都是文化的根。根没了，花再漂亮，也开不长。”
“所以更要做点什么。”秀英停下脚步，看着雪花落在赵老师花白的头发上，“哪怕只是记录，只是传播，只是让孩子们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曾经走出过郑板桥这样的先贤。”
赵老师拍拍她的肩：“你比我强，有行动力。我老了，只能写写字，拍拍照。”
两人走到路口分手。秀英往学校走，经过正在布置的艺术节主会场——老体育场。工人们在搭舞台，背景板已经立起来了，上面画着郑板桥的墨竹，旁边是艺术节的标语。雪落在未完成的布景上，像给墨竹添了几笔飞白。
她忽然想起郑板桥那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现在的官员们，还能听见“民间疾苦声”吗？还是只听得见GDP增长的捷报、招商引资的喜讯？
回到办公室，秀英开始起草学生参与艺术节的方案。她打算组织三个活动：一是“板桥诗词诵读比赛”，二是“水乡风情绘画展”，三是“我眼中的兴化”征文。她要让这些孩子，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还能抬头看看自己的家乡，感受它的美与痛。
写到一半，同事张老师凑过来看：“秀英，又搞这些？快期末了，不抓抓成绩？”
“成绩要抓，但有些东西比成绩重要。”
“中考可不管这些。”张老师摇头，“家长只关心分数，学校只关心升学率。你搞这些，费力不讨好。”
秀英没争辩。她知道张老师说得对，但她还是想做。就像郑板桥当年在潍县当县令，明知道开仓赈灾会得罪上司，还是做了。有些事，不是看有没有用，而是看该不该做。
窗外，雪渐渐停了。夕阳从云缝里露出来，给雪地镀上一层金红。秀英望着远处盐邵河的方向，那里有父亲的渡船——现在已经不用了，停在河边，盖着雪，像一座小小的白色坟墓。
她想，文化也许就像那条船，旧了，慢了，但曾经载着这个城市渡过许多岁月。现在新船来了，旧船可以退休，但不能被遗忘。艺术节，也许就是给旧船办的一场体面的告别仪式，让人们在奔向新时代时，还能回头看一眼来路。
王老三决定转行，是在腊月十六那天。
那天特别冷，盐邵河结了厚厚的冰，能看见冰层下的水草，冻僵了，像标本。王老三划着冰橇——一块木板下面钉了两根钢筋——在河面上凿冰捕鱼。这是祖传的手艺：在冰上凿个洞，下网，等鱼缺氧浮上来。
可凿了三个洞，等了两个时辰，只捞上来几条小鲫鱼，瘦得可怜。
孙子小兵在旁边帮忙，冻得鼻涕都结冰了：“爷爷，回去吧，太冷了。”
王老三没说话，盯着冰洞下浑浊的河水。他记得小时候跟爷爷来捕鱼，一网下去，能捞几十斤，鲤鱼、草鱼、鲢鱼，活蹦乱跳。那时候水清，能看见鱼在水下游。现在呢？水浑了，鱼少了，偶尔捞上来的，身上还有怪味，不敢吃。
“小兵，”他忽然问，“你爸在无锡厂里，一个月挣多少？”
“六百多吧，加班能到八百。”
“六百……”王老三喃喃。他捕一个月鱼，好年景能卖三四百，差的时候一百都不到。还得看天，看水，看运气。
冰洞里的水渐渐平静，映出他苍老的脸。皱纹像渔网的网格，眼睛里没了年轻时的神采。他今年六十二了，在河上漂了五十年。父亲死前说：“老三，咱们王家世代渔民，不能断根。”可现在，根要断了。
“爷爷，你看！”小兵忽然指着远处。
王老三抬头，看见河对岸的开发区。那里新开了家“水上乐园”，夏天时人山人海，快艇、摩托艇在河面上飞驰，把鱼都吓跑了。现在冬天，乐园关了，但广告牌还立着：“兴化第一水上游乐场，欢迎体验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王老三不懂这些词，他只懂水流的速度，懂捕鱼的时机。可这些，现在不值钱了。
“回去吧。”他说，声音很轻。
收拾渔具时，冰橇上的绳子断了。王老三蹲下系，手指冻僵了，系了几次都没系牢。小兵要帮忙，他摆摆手，自己慢慢弄。系好后，他坐在冰面上，点了袋旱烟。
烟雾在冷空气里笔直上升。他看着自己这双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掌心的老茧厚得感觉不到冷热，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鱼腥味。这双手撒过无数次网，划过无数次桨，养活了一家老小。可现在，这双手要没用了。
“小兵，”他又问，“你说，爷爷要是开个饭店，行不行？”
“饭店？”小兵愣了，“爷爷你会做饭？”
“会做鱼。”王老三说，“你奶奶在世时，说我做的鱼是全兴化最好吃的。”
“那……开在哪儿？”
“就在河边。”王老三指着自家那两间老屋，“稍微修修，摆几张桌子。夏天在河边搭棚子，让人边吃鱼边看景。”
小兵眼睛亮了：“那敢情好！爷爷，现在城里人就爱吃农家菜，说‘原生态’！”
“原生态……”王老三琢磨着这个词。他不明白，自己过了一辈子的生活，怎么就成了城里人追捧的“原生态”了。
回到家，王老三跟儿子媳妇说了想法。儿子在无锡打工，过年才回来，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爸，您年纪大了，开饭店太累。”
“累不死。”王老三说，“总比在河上漂着强。现在鱼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贱，再过两年，怕是要饿死。”
“那……要多少钱？”
“把老屋修修，得两三千。置办桌椅碗筷，也得一两千。”王老三算了算，“我手里有一千五，你再借我一千，算你入股。”
儿子答应了。挂电话前，他说：“爸，您别太拼。”
王老三笑了：“拼了一辈子，不差这几年。”
那天晚上，他翻出老伴留下的菜谱。其实不是书，就是几张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做法：“红烧鱼：油热下姜蒜，鱼两面煎黄，加酱油、料酒、糖，小火慢炖……”“清蒸鱼：鱼身划刀，塞姜片，水开上锅，八分钟……”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看天书。他不识字，这些字是孙女念给他听，他记住的。老伴走了五年，这些字还留着她的温度。
王老三把菜谱贴到墙上，找了张红纸，请隔壁上小学的娃娃写了几个字：“老三鱼庄”。字写得不好，但端正。
他看着这四个字，忽然觉得，自己这艘在盐邵河上漂了六十二年的旧船，也许终于要靠岸了。不是退休，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和这条河在一起。
张明高考落榜的消息，是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传来的。
那天李红梅正在厂里赶一批冬装，是给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订单。五千件羽绒服，要求春节前交货。厂里灯火通明，三十多个女工两班倒，缝纫机的声音从早响到晚。
电话响时，红梅正检查一批成品。她接起来，是张卫国，声音沙哑：“红梅，张明……分数出来了。”
“多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差十二分，没上本科线。”
红梅手里的羽绒服掉在地上。她扶着桌子，觉得眼前发黑。差十二分，就差十二分。张明是他们全家的希望，从小成绩就好，老师说考大学没问题。可怎么就没考上呢？
“他在哪儿？”她问。
“在家，关在屋里，不出来。”
“我马上回去。”
红梅交代了小琴几句，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雪化了又冻，路上结冰，她摔了一跤，手掌擦破了，也顾不上。
到家时，张卫国坐在堂屋抽烟，烟灰缸里满是烟头。里屋的门关着，静悄悄的。
“他吃饭了吗？”红梅问。
“早上吃了点，中午没吃。”
红梅去敲门：“张明，开门，是妈。”
里面没声音。
“张明，开门！有什么事跟妈说！”
还是没动静。
红梅急了，用力拍门：“张明！你再不开门，我撞门了！”
门开了。张明站在门口，眼睛红肿，头发乱糟糟的。他瘦了很多，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妈……”他声音嘶哑。
红梅一把抱住儿子。张明比她高一个头了，可此刻在她怀里，还是个孩子。她感觉到儿子在颤抖，在压抑地哭。
“没事，没事。”她拍着他的背，“考不上大学怎么了？妈没上过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
“不一样……”张明哽咽，“你们都说我是家里的希望，可我……我没用。”
“谁说你没用？”红梅松开他，看着他的眼睛，“你是我儿子，有没有用，我说了算。”
她把张明拉到堂屋，张卫国倒了杯热水。一家三口围坐着，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许久，张明开口：“我想复读。”
红梅和张卫国对视一眼。
“想好了？”张卫国问。
“嗯。”张明点头，“差十二分，我不甘心。再给我一年，我一定考上。”
红梅看着儿子眼里的倔强，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当年她要从服装厂辞职，所有人都反对，说她疯了。可她就凭着一股不甘心，硬是闯出来了。
“好。”她说，“复读就复读。妈供你。”
“复读费要两千。”张明声音很低。
“两千就两千。”红梅毫不犹豫，“妈拿得出来。”
其实她拿不出来。厂里刚进了批布料，账上没钱了。但这话她不能说。她是母亲，是妻子，是厂长，是所有人的依靠。她不能倒，不能软。
晚上，等张明睡了，红梅和张卫国算账。
“厂里账上还有三千，要付下个月工资，要买辅料。”红梅翻着账本，“家里存折上有五千，是准备买房首付的。”
“动那笔钱吧。”张卫国说，“房子晚点买没关系，孩子的前途要紧。”
“可那房子……”
“我知道。”张卫国握住她的手，“你想买房子，想有个自己的家。我答应过你的。”
红梅眼睛红了。他们结婚二十年，一直住在这间租来的老屋里。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新区买套楼房，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有阳台可以养花。那五千块钱，是她一块布一块布踩出来的，一个纽扣一个纽扣缝出来的。
“先给张明复读。”她抹了抹眼睛，“房子……再攒。”
张卫国搂住她：“红梅，这些年，苦了你了。”
“苦什么。”红梅靠在他肩上，“有你和张明，我什么都不怕。”
窗外又下起了雪，纷纷扬扬。这个冬天特别冷，特别长。但红梅知道，冬天再长，春天总会来的。就像她的事业，就像儿子的前途，就像这个家的未来——只要不放弃，总有希望。
板桥艺术节开幕那天，是元旦，天气奇冷。
但老体育场还是挤满了人。兴化人爱热闹，又是第一届艺术节，大家都想来看看。主舞台挂着大红灯笼，背景板上的墨竹在寒风中微微颤动。
陈秀英带着五十个学生，在后台准备朗诵节目。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戴着红领巾，冻得小脸通红，但眼睛很亮。
“别紧张。”秀英帮他们整理衣领，“就像平时排练一样，声音洪亮，感情饱满。”
节目单上，学生朗诵排在中段。前面的节目有老干部合唱团唱《红梅赞》，有京剧团演《沙家浜》选段，有书法家现场挥毫。观众反应热烈，掌声阵阵。
轮到学生们上场时，秀英比他们还紧张。她站在台侧，看着孩子们列队走上舞台，站定，向观众鞠躬。然后，领诵的女生上前一步，清脆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全场：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五十个声音齐声接上：“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板桥的《竹石》，被孩子们朗诵得铿锵有力。秀英听着，鼻子发酸。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教这首诗时，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竹子要‘咬定青山’？它不就是根植物吗？”
她当时回答：“因为竹子有气节。就像人，要有根，有坚守，才能不被风吹倒。”
现在，这些孩子站在台上，用稚嫩的声音诠释着“气节”和“坚守”。在这个一切都变得太快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声音，珍贵得让人想哭。
朗诵结束，掌声如雷。孩子们鞠躬下台，一个个兴奋得脸发红。秀英挨个拍拍他们的肩：“好样的！”
她带着学生去参观书画展。展区设在体育场看台下的室内，挂满了作品：有模仿郑板桥的墨竹，有描绘垛田风光的油画，有兴化老街的水彩写生。赵老师也在，正给参观者讲解。
“秀英，你看这个。”赵老师指着一幅画。
那是一幅油画，画的是盐邵河上的渡船。船是陈水生的乌篷船，船头站着个老船工的背影，竹篙斜指天空。河面雾气蒙蒙，对岸是正在建设的高楼。画面安静而苍凉，标题叫《最后的摆渡人》。
“谁画的？”秀英问。
“美术学校的一个年轻老师。”赵老师说，“他去拍了很多素材，说要把消失的东西画下来。”
秀英站在画前，看了很久。她想起父亲，想起他那双撑了四十年船的手，想起他决定不再摆渡的那个黄昏。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总有人记得，总有人用画笔、用文字、用声音，为它留下印记。
走出展区，外面是“水乡美食街”。热气腾腾的摊位排成两排：沙沟大鱼圆、中庄醉蟹、兴化米粉、油炸臭干……香味扑鼻，人声鼎沸。
秀英看见王老三也在，摆了个小摊，卖红烧鱼。摊子很简单，一口锅，几张折叠桌，但围满了人。王老三系着围裙，忙得满头大汗，脸上却带着笑。
“王伯，生意不错啊！”秀英打招呼。
“还行还行！”王老三舀了碗鱼递给她，“尝尝，刚出锅的！”
秀英尝了一口，鱼肉鲜嫩，汤汁浓郁，确实好吃。她忽然觉得，文化也许就是这样——不只是郑板桥的诗书画，也是王老三的一碗鱼，是父亲的一条船，是母亲的一坛咸菜。是生活本身，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的一切。
艺术节办得很成功。三天时间，来了上万人，县领导在闭幕式上说：“板桥艺术节将成为兴化的年度盛事，我们要把它越办越好，打造成兴化的文化品牌！”
秀英听着，心里既有欣慰，也有隐忧。欣慰的是，文化终于被重视了；隐忧的是，她怕艺术节变成政绩工程，变成浮夸的表演，而忘了文化的本真。
散场时，雪又下了起来。孩子们兴奋地打雪仗，笑声在夜空中回荡。秀英站在体育场门口，看着渐渐散去的人群，看着被雪覆盖的街道，看着远处开发区闪烁的霓虹灯。
这个冬天，兴化在寒冷中孕育着什么。也许是□□学习新技术的决心，也许是王老三转行的勇气，也许是张明复读的倔强，也许是这座小城在现代化浪潮中，对自身文化根脉的重新发现与坚守。
雪越下越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但秀英知道，雪下得再厚，也盖不住泥土里的种子。冬天是收藏的季节，收藏能量，收藏希望，等待春天的破土而出。
她紧了紧围巾，走进雪中。身后的体育场，灯光渐次熄灭，归于寂静。而前方，1995年的春天，正在积雪之下，悄悄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