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的年轮：兴化1990-1999》小字赵宁

3、第三章：1992·南风 传达南巡

　　柳絮飘完的时候，南风就来了。

　　不是那种温柔的、带着水汽的东南风，而是燥热的、尘土味很重的南风，从长江对岸吹过来，卷着柴油和水泥的气味，一路向北，越过宁镇丘陵，扑进兴化水网纵横的平原。

　　陈水生第一个觉察到风的变化。清晨撑船时，竹篙入水的声音不一样了——往常是沉闷的“噗通”，现在变得清脆，因为河水水位降了，河床露出来了。风从背后推着船走，他得收着劲，不然船会跑偏。

　　“旱了。”他对早渡的乘客说，“再不下雨，秧田要渴死了。”

　　乘客里有农技站的老吴，扶了扶眼镜：“不是旱，是上游建了闸，控水呢。说是在搞什么‘水利现代化’。”

　　水生不懂什么是现代化，但他知道河水流速慢了，水浑了，鱼少了。昨天他撑了一天船，只看见三条小鱼跳出水面，都是瘦瘦的，不像往年这时候，鱼肥得能撞船板。

　　船到对岸，水生看见岸边新贴了张红纸布告，一群人围着看。他把船拴好，也凑过去。

　　布告上的字很大，标题是《关于认真学习邓主席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通知》。内容密密麻麻，水生识字不多，只认得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这些词。

　　“啥意思？”他问旁边穿中山装的中年人。

　　“意思就是，”中年人激动得声音发颤，“国家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要敢闯敢试！”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有人兴奋：“这下好了，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也有人怀疑：“会不会又是政策多变？”一个老太太茫然地问：“那粮票还管用不？”

　　水生默默退出来。这些国家大事离他太远，他关心的是今天的摆渡费能不能收齐——粮价涨了，米从四毛八涨到六毛二，他想把摆渡费从两毛涨到三毛，又怕老乘客骂。

　　他蹲在河埠头的石阶上，卷了根烟——说戒了，烦的时候还是会抽一口。烟雾在燥热的南风里迅速散开，像他抓不住的日子。

　　李红梅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的。

　　那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她结婚时买的，用了十年，声音有点沙哑。早上六点半，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当播音员用铿锵的声音念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时，她脚下一顿，缝纫机针“咔”地断了。

　　“小琴！”她喊，“去把卫国叫起来！”

　　张卫国揉着眼睛从里屋出来：“怎么了？”

　　“你听！”红梅把收音机音量调大。

　　新闻正在重播邓主席视察南方的讲话摘要。那些话像一串惊雷，在二十平米的堂屋里炸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卫国清醒了，他蹲在收音机前，耳朵几乎贴到喇叭上。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红梅的手在抖。她想起去年在昭阳市场开张时的心惊胆战，想起那些示威的国营职工，想起自己半夜算账时的不安——这一切，似乎都因为这个早晨的广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卫国，”她声音发颤，“我们……我们是不是做对了？”

　　卫国没说话，只是重重握住她的手。这个沉默的男人，手心全是汗。

　　那天上午，红梅做出了一个决定：扩大生产。她在昭阳市场隔壁租了个二十平米的仓库，又添了两台缝纫机，雇了四个下岗女工——都是齿轮厂、纺织厂的，手脚麻利，工资要求不高。

　　中午，她去信用社贷款。信贷员是个年轻人，听完她的计划，推了推眼镜：“个体户贷款，要抵押。”

　　“我用房子抵押。”红梅把房产证拍在桌上——那是她和卫国唯一的财产，六十年代建的老平房。

　　“贷多少？”

　　“五千。”红梅说出这个数字时，心在狂跳。五千块，相当于卫国在供销社十年的工资总和。

　　信贷员算了算：“月息一分二，一年期。逾期不还，房子拍卖。”

　　“我知道。”

　　签字时，红梅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她想起母亲的话：“女人家，稳当点好。”可她稳当太久了，在服装厂踩了十年缝纫机，每月五十六块，看得见三十年后的自己。现在，她要把一切都押上，赌这个南风劲吹的时代。

　　从信用社出来，阳光刺眼。昭阳路上尘土飞扬，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拓宽路面。沿街的店铺都把喇叭开到最大，流行歌曲混着叫卖声，嘈杂而充满生机。

　　红梅看见陈建军的水产店门口排着队——他在搞促销，螃蟹买三送一。建军系着皮围裙，满手是水，正跟顾客高声说笑。

　　“红梅姐！”建军看见她，拎了只螃蟹过来，“尝尝，今早刚到的，肥！”

　　“生意这么好？”

　　“托政策的福！”建军压低声音，“听说要简化工商登记，我准备再注册个公司，搞水产加工——真空包装，卖到北京去！”

　　红梅笑了。这个曾经被父亲骂“不务正业”的陈家老二，如今成了个体户的榜样。时代变得真快。

　　□□是在厂里的大会上听到传达的。

　　齿轮厂礼堂，天花板上的吊扇嗡嗡转着，吹不散八百多名职工的汗味和焦虑。主席台上，刘副厂长拿着文件，一字一句读着南方谈话的精神。他读得很慢，偶尔抬头看看台下。

　　建国坐在中间排，手里捏着笔记本，却一个字也没记。他盯着刘副厂长油光发亮的额头，心里却在算另一笔账——昨天技术考核的结果出来了，他得了八十二分，全车间第五。按理说不错，可“优化组合”的新方案里，技术分只占百分之三十。

　　“……要破除姓‘社’姓‘资’的争论，”刘副厂长的声音在礼堂回荡，“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台下骚动起来。有人小声说：“那是不是可以搞私有化了？”

　　“咱们厂会不会卖给私人老板？”

　　建国旁边的老赵师傅，干了一辈子钳工，忽然说：“建国，你说咱们这手艺，以后还有用吗？”

　　建国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想起上个月去无锡参观，看到人家私营厂用的数控机床，编程控制，又快又准。自己这些手工划线、手工车削的技艺，在那些机器面前，像古董。

　　散会后，车间主任通知：下午开始“技能再培训”，学电脑操作。地点在厂办楼刚建的“微机室”，只有十台电脑，全厂轮流学。

　　建国第一次摸到电脑时，手指僵硬。那台“长城0520”显示器是黑白的，键盘上的字母密密麻麻。年轻的技术员小张教他们开机、输入指令，屏幕上跳出绿色的字符。

　　“这叫DOS系统。”小张说，“以后画图都用CAD，比手工快十倍。”

　　建国试着敲了几下键盘，手指像木头。他看见旁边坐着的刘副厂长的外甥——那个去年进厂、什么都不会的年轻人，却敲得飞快，还跟小张说笑：“张哥，这玩意儿比游戏机简单！”

　　那一刻，建国感到深深的无力。他花了十五年练就的车工手艺，在新技术面前，忽然变得笨拙而可笑。就像父亲的渡船，在机动船面前，慢得像蜗牛。

　　培训结束，天已经黑了。建国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新华书店，看见橱窗里摆着新书：《市场经济入门》《股票债券知识》《深圳特区经验介绍》。书店门口排着队，都是年轻人。

　　一个卖报纸的小贩吆喝：“《南方周末》！看深圳速度！看浦东开发！”

　　建国花五毛钱买了份报纸。头版标题赫然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主席同志在深圳纪实》。他站在路灯下读，字句像火一样烫眼：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建国想起齿轮厂越来越少的订单，想起三个月没发的奖金，想起妻子春梅越来越瘦的脸。他忽然意识到，父亲那代人的“安稳”已经结束了，前面没有现成的路，得自己闯。

　　可怎么闯？他三十五岁了，除了车零件，什么都不会。

　　陈秀英决定在语文课上讲南方谈话。

　　这超出了教学大纲，但她觉得有必要。学生们早晚要进入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应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

　　她在黑板上写下“东方风来满眼春”，然后问：“同学们，你们感受到‘南风’了吗？”

　　教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一个男生举手：“老师，我家开了个小卖部，以前工商局老来查，最近不来了，还说可以办执照。”

　　另一个女生说：“我表哥去深圳打工了，说一个月能挣五百块。”

　　“我姑妈下岗了，在摆摊卖衣服。”

　　学生们七嘴八舌，秀英静静听着。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已经通过家庭的变化，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那么，这股东风会吹向哪里呢？”她引导着，“郑板桥说‘领异标新二月花’，敢于创新，才能开出不一样的花。我们兴化是水乡，有垛田，有千岛菜花，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这场变革中，我们该开出什么样的花？”

　　学生们陷入思考。秀英走下讲台，看着窗外的校园。操场边，工人在挖坑，要建新的实验楼。据说县里拨了款，要改善教育条件，因为“经济发展要靠人才”。

　　下课后，校长找她谈话：“陈老师，课上得不错。不过……有些话题还是谨慎点。”

　　“校长，学生们需要理解这个时代。”

　　“我明白。”校长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教育有教育的规律。上面刚来了文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

　　秀英愣住了：“可南方谈话是中央精神……”

　　“所以要辩证地看。”校长推推眼镜，“改革开放要支持，社会主义方向也要坚持。这个度，难把握啊。”

　　从校长室出来，秀英心里堵得慌。她想起郑板桥故居后院倒下的竹子，那些在风雨中挣扎的根系。改革像一场大风，每个人都得在风中找到自己的站姿，太僵会倒，太软也会倒。

　　傍晚，她去赵老师家送教案——赵老师退休后一直在编乡土教材，请她帮忙审稿。

　　赵老师住在老街深处的一个小院，院子里种满了花。此刻他正坐在葡萄架下，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手边放着茶杯和笔记本。

　　“秀英来了？”赵老师抬头，笑容温和，“正好，看看我写的这篇。”

　　稿纸上是《水乡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提纲。秀英读着，被其中一段吸引：

　　“……改革大潮下，水乡面临双重冲击：一是物质层面的，传统农业、渔业、手工业让位于工业化和商业化；二是精神层面的，熟人社会、乡土伦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渐瓦解。我们当如何自处？全盘接受则失根，一味抗拒则失时。或许该学水的智慧——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形态可变，本质不改……”

　　“写得太好了。”秀英由衷地说。

　　赵老师却叹气：“纸上谈兵容易。你看这老街——”他指着院墙外，“东头的周家老宅，上周拆了，要建服装店。周老爷子哭了一天，说祖宅没了。可他家儿子高兴，说补了五万块钱，能在新区买楼了。你说，谁对谁错？”

　　秀英无言。她想起白天课堂上自己提出的问题，此刻也没有答案。

　　“我最近在做一个口述史项目，”赵老师说，“记录兴化普通人的九十年代。你有空也来帮忙吧？我们得把这段历史留下来，哪怕只是声音。”

　　秀英答应了。离开时，夜幕降临，老街亮起稀疏的灯。一些老屋门楣上贴出了“出租”“转让”的红纸，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刺眼。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新区工地尘土的味道，也带着远处卡拉OK厅飘来的、断断续续的歌声：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最直观感受到南风力量的，是兴化城东那片荒地。

　　两个月前，那里还长满芦苇和野蒿，是孩子们捉蜻蜓、老人们放羊的地方。现在，推土机、挖掘机、搅拌机昼夜轰鸣，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成型。蓝色的铁皮围挡上，红色标语耀眼：“兴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苏中经济新引擎！”

　　陈建军开货车路过时，常会停下来看一会儿。他喜欢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塔吊旋转，钢筋林立，工人们戴着安全帽穿梭，哨声、锤声、马达声混成一首雄浑的交响曲。

　　这天下午，他送货回来，特意绕到开发区指挥部。那是一排临时板房，门口停着几辆桑塔纳，车牌有省城的，也有上海的。

　　建军鼓起勇气走进去。接待室里有四五个人在咨询，墙上挂着规划图：工业区、商贸区、住宅区、绿化带……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同志，我想了解下政策。”他对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姑娘，递过来一本册子：“这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配套服务……您做什么行业？”

　　“水产，目前是个体户，想搞公司。”

　　“那正好！”姑娘热情起来，“开发区规划了农产品加工区，有冷库、有包装车间，还有直达上海的高速公路出口。您要是有兴趣，可以填个表，我们安排专人对接。”

　　建军填表时，手有点抖。表格上的问题他很多答不上来：预计投资额、年产值、用工规模……他以前只想着多收点螃蟹、多卖点钱，从来没想过“规模”“产值”这些词。

　　“可以先注册个公司，”姑娘建议，“注册资本不用太高，三万就行。有了公司，贷款、签合同都方便。”

　　从指挥部出来，建军站在工地的土堆上，望着这片沸腾的土地。远处，打桩机正把一根根水泥桩砸进大地，咚——咚——，像巨大的心跳。更远处，高压线塔正在架设，银色的电缆在阳光下闪烁。

　　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急流要稳篙。”现在就是急流，前所未有的急流。他不是父亲那样的老船工，没有四十年经验，但他年轻，有力气，敢闯。

　　晚上，他去了父母家。

　　水生和美娟正在吃晚饭，简单的一菜一汤。建军从包里掏出两盒无锡酱排骨：“爸，妈，尝尝这个。”

　　“又乱花钱。”美娟埋怨，却接过去打开，香气飘出来。

　　“爸，我想注册个公司。”建军坐下，直截了当。

　　水生停下筷子：“什么公司？”

　　“水产贸易公司。我打听过了，现在政策支持，开发区有优惠。”建军说得很快，“我想把摊子做大，不光在兴化卖，还要卖到上海、南京。以后搞深加工，做蟹肉罐头、醉蟹真空包装……”

　　水生默默听着，等儿子说完，才问：“钱呢？”

　　“贷款。我用房子抵押，能贷两万。再找朋友借点，凑三万注册资金。”

　　“亏了呢？”

　　“……”建军卡住了。他光想成功，没细想失败。

　　“做生意有赚有赔。”水生扒了口饭，“你抵押房子，万一赔了，老婆孩子住哪儿？”

　　“爸，现在机会太好了！南方谈话一出来，全国都在动！咱们兴化慢了，得抢在前面！”建军急了，“大哥在厂里等‘优化’，等来等去，万一优化到他头上呢？我得闯条路出来，万一……万一大哥需要，我也能帮衬。”

　　这话说出来，屋里安静了。

　　美娟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轻声说：“建军有这份心，是好的。”

　　水生放下碗，走到院子里。天黑了，星星还没出来，只有西边开发区工地的灯光把天际映成暗红色。那里传来的机器声，在夜晚格外清晰。

　　建军跟出来，递了根烟。水生接过，就着儿子的打火机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你爷爷那辈，是渔民，一条破船，在邵伯湖上漂。”水生缓缓开口，“到了我这辈，上岸了，摆渡，算是安稳。你们这辈……”他顿了顿，“想飞了。”

　　“爸……”

　　“飞就飞吧。”水生吐出烟圈，“鸟长大了，总要离窝。但记住，飞得再高，也得知道窝在哪儿。咱们的家，在这盐邵河边，在兴化。”

　　他转身看着儿子：“钱不够，我这儿有三千，是你妈攒的养老钱。你先拿去用，算借的，要还。”

　　建军眼眶一热。他想起小时候偷了父亲的船去玩，差点翻船，父亲用竹篙把他捞上来，一顿狠打，打完又抱着他哭。那双手，撑了四十年船，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托起了整个家。

　　“爸，我会还的。加倍还。”

　　“不用加倍，平平安安的，就行。”

　　父子俩站在院子里，谁也没再说话。远处，开发区的探照灯光柱扫过夜空，像在寻找什么。更远处，长江的方向，南风正劲，吹得云走得飞快，月亮时隐时现。

　　南风持续了半个月，终于带来了一场雨。

　　不是梅雨那种绵绵细雨，而是暴雨，来得猛，去得也快。雨后的兴化，空气清新了些，但燥热依旧。而比天气更热的，是这座小城涌动的某种情绪。

　　李红梅的“红梅服装厂”正式挂牌了——其实就是在仓库门口挂了块木牌，红漆写的字。但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的跨越。

　　挂牌那天，她请了所有员工吃饭，就在仓库里支了张桌子，菜是去饭店端的：红烧肉、清蒸鱼、炒时蔬，还有一瓶洋河大曲。

　　六个女工，加上小琴、卫国，八个人围坐一桌。红梅举杯：“我李红梅没什么本事，就是敢干。以后大家一起干，赚了钱，大家分！”

　　女工们大多是下岗职工，第一次被人这样尊重，眼圈都红了。一个姓王的大姐说：“李厂长，咱们信你。在厂里干十几年，领导没正眼瞧过咱们，还是你这儿舒心。”

　　正吃着，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红梅出去看，是一辆桑塔纳，车里下来两个人，一个夹着公文包，一个提着摄像机。

　　“请问是李红梅同志吗？”夹公文包的上前，“我们是县电视台的，听说你积极响应改革开放号召，创办民营企业，想来采访一下。”

　　红梅懵了。她这辈子只上过车间光荣榜，还没被摄像机对准过。

　　卫国悄悄拉她袖子：“就说你是听了南方谈话，决心创业，解决下岗职工就业……”

　　采访进行了半小时。红梅起初紧张，后来说到服装厂如何从一台缝纫机起步，如何艰难贷款，如何培训女工，话就多了。她说得很实在，没喊口号，但句句透着那股不服输的劲。

　　最后记者问：“对未来有什么展望？”

　　红梅看着镜头，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服装厂加班，昏暗的灯光下，缝纫机针上下跳动，她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而现在……

　　“我想把兴化的服装卖到全国去。”她说，“还想……等有钱了，办个培训学校，教更多姐妹手艺，让她们不用靠别人，自己能养活自己。”

　　采访结束，记者握着她的手说：“李厂长，你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新时代女性！”

　　送走记者，红梅回到仓库，腿都软了。女工们围上来：“红梅姐，你要上电视了！”

　　“我说错话没？”红梅紧张地问。

　　“没！说得好！”小琴激动得脸通红，“你说要办学校时，我在旁边都想哭！”

　　那天晚上，兴化电视台的本地新闻播出了采访片段。虽然只有三分钟，但在1992年的小城，足够引起轰动。

　　红梅家挤满了邻居，大家盯着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到红梅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欢呼起来。

　　“红梅，出息了！”

　　“给咱们老街长脸！”

　　红梅躲在人群后面，手指掐着手心，疼，才知道不是梦。她看见电视里的自己，穿着那件最好看的碎花衬衫——是她自己做的，领子上的荷叶边微微翘起，衬得人很精神。她说话时眼睛很亮，像有两团火在烧。

　　原来，人真的可以改变。原来，时代的风吹到身上，真的能让人飞起来。

　　节目播完，人群散去。红梅和卫国收拾屋子，谁也没说话。最后，卫国关灯时，忽然说：“你上电视，好看。”

　　黑暗里，红梅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南风吹到第二十天，陈水生做出了一个决定。

　　早晨摆渡时，他对老乘客们宣布：“下个月起，我不摆渡了。”

　　船上顿时炸了锅。

　　“陈师傅，为什么啊？”

　　“我们去哪儿过河？”

　　“是不是渡口真要迁了？”

　　水生等大家安静下来，才慢慢说：“渡口是要迁，但不是因为这个。我老了，撑不动了。这船跟了我二十七年，也该退休了。”

　　其实他没全说实话。真正的原因是，昨天他去开发区看了，那里在建一座新桥，钢筋水泥的，能过汽车。桥通了，渡船还有谁坐？与其等人走光了再停，不如自己体面地结束。

　　王老三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

　　那天下午，水生撑完最后一趟船。夕阳西下，盐邵河被染成金红色。他把船划到河心，停在那里，任水流带着船轻轻摇晃。

　　四十年了。他在这条河上送走了多少黎明和黄昏，听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新婚的小夫妻羞答答地并肩坐着，进城看病的老人在船上咳嗽，考上大学的孩子兴奋地说着远方，送葬的队伍沉默地过河……这条船，像一个移动的舞台，上演着水乡的人生百态。

　　他抚摸着船帮，那些被篙磨出的凹痕，被风雨侵蚀的裂纹，都是岁月的印记。这船和他一样，老了，旧了，跟不上时代了。

　　远处传来机动船的突突声，是运输沙石的货船，拖着长长的浪痕。船上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朝他挥手：“老师傅，让一让！”

　　水生撑着船让到河边。货船驶过，波浪涌来，小木船剧烈摇晃。他站稳脚跟，像过去四十年每一次面对风浪那样。

　　等水面平静，他最后看了一眼这条河。然后竹篙一点，船向渡口滑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水面上，随着波纹碎成千万片。

　　靠岸，拴船，收篙。水生站在河埠头上，回头望了一眼。

　　明天开始，他就不再是陈师傅了。他只是陈水生，一个五十九岁的老头。

　　但南风还在吹，带着远方的气息，吹过盐邵河，吹过垛田，吹过正在变化的小城。风吹动他的衣角，灰白的头发，也吹动着那些不甘沉寂的心。

　　远处，开发区的灯光次第亮起，像大地上新长出的星星。那里有建军的梦想，有红梅的事业，有建国要学的新技术，有秀英要教给学生的未来。

　　水生转身，沿着青石板路往家走。脚步很慢，但很稳。他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呼啸而来。而他们所有人，都在这股东风里，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到家门口时，他听见屋里传来电视声，是新闻联播，播音员正用激昂的声音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正以敢闯敢试的精神，书写着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水生推开门。饭桌上，美娟已经摆好了碗筷。简单的饭菜，冒着热气。

　　“回来了？”美娟问。

　　“嗯，回来了。”

　　他坐下，端起碗。窗外，南风还在吹，吹得树叶沙沙响，像在诉说一个漫长而崭新的故事。

　　这个1992年的夏天，兴化在风中醒来，在风中改变。每个人的命运，都将被这股从南方吹来的风，带向未知而广阔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