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的年轮：兴化1990-1999》小字赵宁

2、第二章：1991·夏雨 梅雨季节，

　　梅雨是踩着芒种的节气来的。

　　先是天闷得像个蒸笼，云层低低压在垛田上方，蜻蜓贴着水面乱飞。然后，在某天黄昏，雨就来了——不是淅淅沥沥，而是劈头盖脸，豆大的雨点砸在瓦片上，溅起白茫茫的水雾。

　　陈水生早晨推开窗时，看见巷子已经成了河。雨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漫过青石板路，淹到门槛下方三寸的位置。邻居家的老太太正用脸盆往外舀水，佝偻的背影在雨幕里显得单薄。

　　“今年水大。”美娟递过蓑衣，“路上当心。”

　　水生系好草绳，戴上斗笠，深一脚浅一脚往渡口走。水凉，隔着胶鞋都能感觉到寒意。老街的地势低，每年梅雨都要淹，但今年似乎特别严重——才下了三天，水已经快到膝盖了。

　　渡口的情况更糟。河水暴涨，平时系缆绳的木桩只剩个尖顶露在水面。水生的乌篷船在水流中剧烈摇晃，像个醉汉。他费了好大劲才解开缆绳，竹篙往水里一探——深了许多，差点够不着底。

　　“陈师傅，今天还摆渡吗？”对岸有人在喊，是王老三，披着化肥袋改的雨披。

　　“摆！”水生撑着船过去，船身被水流冲得斜斜的，“水急，都坐稳了！”

　　今天的乘客不多，只有七八个。大家挤在乌篷下，看着浑浊的河水卷着枯枝败叶、塑料瓶子、甚至还有死鸡死鸭，翻滚着向下游奔去。

　　“上游冲下来的。”王老三指着那些垃圾，“化工厂、养猪场，什么脏东西都在河里排。”

　　一个戴草帽的老农叹气：“我家的秧田全淹了。今年收成悬。”

　　船到河心，水流最急处。水生手臂肌肉绷紧，青筋暴起，竹篙弯成危险的弧度。他得用巧劲，顺着水流的方向斜插，让船走“之”字形——这是老船工的经验，年轻人不懂，只会硬顶，顶不过就翻船。

　　“陈师傅好手艺！”有人赞叹。

　　水生没应声，全神贯注。汗水混着雨水从额角滑下，流进眼睛里，涩得生疼。他想起父亲教他撑船时说的话：“水是活的，你得顺着它，又得管着它。就像管孩子，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靠岸时，水生看见岸边新贴了张布告，已经被雨淋得字迹模糊。他凑近看，是县政府通知：“因连降暴雨，老城区部分地段积水严重，请居民做好防汛准备……”

　　布告下方还盖着红章，鲜红欲滴。

　　陈建军开着那辆二手“跃进”牌货车，在泥泞的乡道上颠簸。

　　车厢里装着二十筐鲜活的大闸蟹，用湿稻草盖着，还是能听见窸窸窣窣的爬动声。这是他从盐城养殖场收来的第一车货，准备运到兴化，再分销给各个饭店、水产摊。

　　副驾驶坐着他的合伙人，叫阿强，扬州人，以前在供销社干采购，门路广。此刻阿强正叼着烟，眉头紧锁：“建军，前面就是江都界了，得小心。”

　　“怎么了？”

　　“这段路‘三乱’最凶——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阿强吐口烟圈，“上个月我运虾，被拦下三次，收了八十块‘管理费’。”

　　建军握紧方向盘。他这趟本钱就两千块，是跟亲戚借的，还押了房产证。要是被层层剥皮，别说赚钱，本都可能赔进去。

　　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雨太大了，视线模糊。建军开得很慢，时速不到三十公里。车灯照亮前方的路，坑洼处积满了水，像一个个陷阱。

　　果然，开出不到五公里，前方出现了一根横杆——简易的木杆，刷着红白相间的油漆。旁边有个蓝色棚子，棚下坐着两个人，穿着制服，但制服很旧，袖口都磨破了。

　　建军减速停车。一个胖胖的工作人员走过来，敲敲车窗：“下车检查。”

　　“同志，我们运的水产，活物，不能耽搁。”建军赔笑递烟。

　　胖子不接：“有检疫证明吗？”

　　“有，有。”阿强赶紧从包里掏文件。

　　胖子翻看证明，又去车厢检查。他掀开稻草，伸手抓了只螃蟹，掂了掂：“这规格不对啊，有没有足二两？”

　　“足秤！都是精挑的！”

　　“我得抽查。”胖子拎出三筐，放到磅秤上——那秤看着就不准，秤砣是自制的铁疙瘩。

　　“你看，不够秤。”胖子指着刻度，“按规矩，要罚款。要么……交一百块管理费，我们帮你‘补足手续’。”

　　建军血往头上涌。他清楚这是敲诈，但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吵起来更麻烦。他咬咬牙，从内兜掏出一叠钱——十元一张的，数了十张递过去。

　　胖子笑眯眯接过去，没开票：“行了，走吧。前面还有我们的点，票拿好，别再查了。”

　　横杆抬起，建军一脚油门冲过去，泥水溅了胖子一身。

　　“妈的！”开出一段后，建军狠狠捶了下方向盘，“什么世道！”

　　阿强叹气：“这才第一关。兴化界那边更狠，听说要收‘地方保护费’，外地水产进城，一车最少两百。”

　　雨越下越大，货车在风雨中摇晃，像汪洋里的一叶扁舟。建军想起父亲常说“水路比陆路稳”，忽然理解了——河上的关卡少，收费也透明，撑船的收多少摆渡费，几十年都没变过。可这陆路……到处都是拦路虎。

　　两个小时后，他们到了兴化边界。这里的检查站正规多了，有岗亭，有栏杆，工作人员穿着崭新的制服。建军稍微松了口气。

　　但检查过程更严格。所有螃蟹都要过秤，检疫证明被反复查验，最后开出三张单子：卫生费五十，市场准入费八十，环境保护费三十。

　　“环境保护费？”建军忍不住问，“我们运螃蟹，污染什么环境了？”

　　工作人员眼皮都不抬：“水产运输车辆可能携带病原体，要对本地水域负责。交不交？不交就调头。”

　　建军数钱的手在抖。这一趟，光各种费就去了三百多，还不算油钱、饭钱。他算算账，这批螃蟹卖完，能赚四百就不错了。

　　车终于开进兴化城区时，雨小了些。街道上积水很深，建军不得不绕路。经过老城区时，他看见许多居民在门口垒沙袋，用脸盆往外舀水。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哭，屋里家具都漂起来了。

　　“今年水灾不小。”阿强说。

　　建军没说话。他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自己在这儿算计赚多少钱，可有些人连家都快保不住了。

　　货车拐进昭阳路，建军愣住了。

　　路西侧，一片空地已经平整出来，搭起了蓝色铁皮顶棚。棚子很大，一眼望不到头，里面划分成一个个摊位。棚外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红底白字：“昭阳市场——兴化首个私营菜市场”。

　　招牌下围着一群人，吵吵嚷嚷。建军停下车，走近看。

　　是国营菜场的职工，大约三四十人，拉着横幅：“反对私营市场，保护职工权益！”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带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臂章上“兴化第一菜场”的字样还清晰。建军认得他——老郑，菜场肉铺的，刀工一流，建国买肉都找他。

　　“同志们！”老郑站在台阶上，声音嘶哑，“这个私营市场一开，咱们菜场还有生意吗？咱们都是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职工，说不要就不要了？国营菜场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不能丢啊！”

　　底下群情激愤：“对！不能丢！”

　　“找政府去！”

　　“把市场拆了！”

　　另一边，市场管理方的人也出来了，是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头发梳得油亮。他拿着喇叭喊：“各位，市场改革是大势所趋！私营市场方便群众，价格灵活，是好事！你们菜场服务态度差，缺斤短两，早该改革了！”

　　这话捅了马蜂窝。菜场职工冲上去，和市场管理人员推搡起来。有人扔白菜，有人扔西红柿，场面混乱。

　　建军看见人群里有熟悉的面孔——齿轮厂的几个老师傅，也举着标语。他心里一紧：大哥会不会也在？

　　正想着，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是建国，穿着雨衣，脸色苍白。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厂里组织声援。”建国声音很低，“说是‘工人阶级要团结’。”

　　“你掺和这个干嘛？”

　　建国苦笑：“我也不想来，但刘副厂长点名。不来，下次‘优化组合’评分就低。”

　　那边冲突升级了。几个年轻人开始砸市场的招牌，铁架子倒下来，砸进积水里，溅起大片水花。警笛声由远及近，派出所的人来了。

　　“快走。”建军拉建国，“别惹事。”

　　兄弟俩钻进货车驾驶室。从车窗看出去，警察正在驱散人群，老郑被两个人架着胳膊带走，还在喊：“社会主义不能忘本啊——”

　　雨又下大了，冲刷着昭阳路上的狼藉。白菜叶子漂在水面上，像一个个小小的救生筏。

　　陈秀英撑着伞，带着学生走进郑板桥故居时，院里已经积了水。

　　她让学生们站在屋檐下，自己脱了鞋袜，赤脚踩进水里——凉得她倒吸口气。水不深，刚没脚踝，但浑浊，看不见水底的青石板。

　　“同学们，今天这场景，倒是应景。”秀英指着正堂，“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县令时，逢大旱，他开仓赈灾；后又逢水灾，他修筑城池，救民于水火。为官一任，就要为民解难。”

　　学生们听得认真。雨水从屋檐滴落，串成珠帘。

　　“老师，”一个女生举手，“如果郑板桥活在今天，看到兴化发大水，他会怎么做？”

　　秀英想了想：“他会实地查看灾情，然后想办法——可能是向上面申请救灾款，也可能是动员乡绅捐款。但最重要的是，他会站在老百姓这边。”

　　老孙头从厢房出来，拎着个木桶往外舀水。秀英赶紧过去帮忙。

　　“这老房子，经不起水泡。”老孙头叹气，“墙根都松了，去年修的，今年又漏。”

　　“孙伯，没申请维修资金吗？”

　　“申请了，文化局说没钱。”老孙头蹲下，指着墙脚的水渍，“你看，都霉了。再这样下去，这房子撑不了几年。”

　　秀英心里一沉。郑板桥故居是省级文保单位，连这里都维护不好，那些没挂牌的老宅呢？她想起每天上下班路过老街，看见那些百年老屋在雨中飘摇，墙皮剥落，木柱腐朽。有几户人家已经在房顶蒙了塑料布，白花花一片，像伤口上贴的膏药。

　　舀完水，学生们自由参观。秀英和老孙头坐在门槛上休息。

　　“听说老街要整体改造。”老孙头点起旱烟，“拆了建仿古街，商铺统一风格，旅游公司运营。”

　　“那这些老住户呢？”

　　“搬走呗。给点补偿款，去郊区买商品房。”老孙头吐口烟，“也好，老房子住着是不方便，没卫生间，雨天漏雨，冬天灌风。年轻人早想走了。”

　　“可这是历史啊……”

　　“历史？”老孙头笑了，“秀英，你读书多，觉得历史金贵。可对老百姓来说，吃饱穿暖、住得舒服，比什么都强。你让一家五六口挤在这三十平的老屋里，他们才不在乎这是不是明清建筑。”

　　秀英沉默了。她想起自己家，虽然也是老房子，但父亲勤快，年年检修，住着还算舒服。可很多邻居家确实艰难——三代同堂，共用一个马桶，厨房在过道，冬天洗个澡都得去澡堂。

　　雨声淅沥，院里的芭蕉叶被打得噼啪响。一个学生跑过来：“老师，后院的竹子被风吹倒了好几根！”

　　秀英起身去看。果然，那片郑板桥最爱的竹林，有几株新竹被风雨摧折，斜斜地倒在泥水里。竹身翠绿，断口处露出白色的纤维，像骨头。

　　她忽然想起郑板桥那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可竹子再坚劲，也扛不住连日的风雨。就像这些老房子，再多的历史记忆，也挡不住时代变迁的洪流。

　　李红梅站在昭阳市场的临时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雨，心里也像这天气一样阴沉。

　　她的摊位在市场的黄金位置——进门右手边第三个，十平米，月租三百。这在1991年是天文数字，但红梅咬牙租了。她想好了，不光卖自己做的衣服，还要代销无锡、常熟的款式，做兴化服装生意的“头一份”。

　　可是今天开张，就遇上了示威。

　　“红梅姐，要不咱们缓几天？”小琴小声说，“那些人凶得很，砸东西呢。”

　　“不能缓。”红梅摇头，“房租从今天就开始算，缓一天亏一天。”

　　她清点着衣架上的衣服——衬衫、裙子、裤子，都是照着上海最新款式做的。为了这批货，她连续熬了七个通宵，眼睛熬得通红。张卫国劝她别这么拼，她说：“机会不等人。等别人都做起来了，咱们就晚了。”

　　外面骚乱渐渐平息。警察带走了几个闹得最凶的，其余人散了。市场管理方开始清理现场，倒下的招牌被重新立起来，只是上面多了几道划痕。

　　下午两点，雨势稍歇，顾客开始陆续进场。

　　最先来的是一对年轻情侣，看穿着像机关单位的。女孩在红梅的摊位前停下，拿起一件碎花连衣裙：“这多少钱？”

　　“四十五。”红梅报出价格——这是她精心算过的，成本十八，加运费、房租、人工，卖四十五能赚十五块。

　　“这么贵？”女孩咂舌，“百货大楼才卖三十。”

　　“你看看料子，这是的确良，广州来的货。款式也是最新的，上海淮海路就这个款。”红梅展开裙子，“你试试，不合适不要钱。”

　　女孩犹豫了下，去试衣间换了。出来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腰身掐得正好，裙摆到小腿，转个圈，像朵盛开的花。

　　男朋友眼睛亮了：“好看，买吧。”

　　红梅趁热打铁：“再搭件衬衫，配着穿更洋气。”她递过一件白色荷叶领衬衫。

　　最后，这对情侣买了两件衣服，花了六十八块。红梅仔细把钱收好，用皮筋扎成一捆——这是今天第一笔收入。

　　生意陆续来了。有中年妇女买衬衫，有小姑娘买发卡，还有个老太太给孙女买裙子。红梅嘴甜，会夸人，又会搭衣服，一个下午居然卖出了十三件。

　　小琴负责收钱，手都在抖：“红梅姐，咱们……咱们半天就赚了一百多？”

　　“扣掉成本，净赚四十。”红梅心里算着账，“如果能保持，一个月能赚一千二。”

　　一千二！这是张卫国在供销社工资的六倍。红梅感到一种眩晕的兴奋，但同时也有隐隐的不安——钱来得太快了，像做梦，不踏实。

　　傍晚时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摊位前。

　　是□□的妻子春梅，牵着儿子小强。春梅脸色不太好，眼圈发黑。

　　“春梅姐，你怎么来了？”红梅赶紧招呼。

　　“听说这儿衣服便宜，来看看。”春梅勉强笑笑，拿起一件男式衬衫，“建国那几件衬衫，领子都磨破了。想给他买件新的。”

　　红梅看了眼标价：二十五。她心里一动，压低声音：“这件你拿二十就行。”

　　“那怎么行……”

　　“进货价十八，我赚你两块，够意思了。”红梅把衣服装进塑料袋，“建国哥最近怎么样？”

　　春梅眼圈忽然红了。她扭过头，假装看别的衣服：“还能怎么样……厂里考核标准出来了，技术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工龄、政治表现占百分之七十。建国工龄短，又不是党员，分低。”

　　红梅心里一沉。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嫂子，日子总会好的。”她不知该怎么安慰。

　　春梅付了钱，拎着袋子匆匆走了。小强回头冲红梅挥手，孩子还不懂大人的忧愁。

　　红梅站在摊位前，看着市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热闹、鲜活，充满讨价还价的市井气息。而一街之隔的国营菜场，此刻门可罗雀，几个售货员坐在柜台后打瞌睡，柜台上的蔬菜已经蔫了。

　　时代的潮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一切。

　　晚上九点，昭阳市场熄灯关门。

　　红梅和小琴清点完货物和货款，锁好摊位，走出市场。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洒下清冷的光。地上的积水映着月光，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

　　张卫国骑着自行车来接她。后座上绑着件雨衣，他自己却淋湿了。

　　“怎么不等雨停了再走？”红梅心疼。

　　“怕你着凉。”卫国递过雨衣，“今天怎么样？”

　　红梅坐上后座，搂着丈夫的腰，把脸贴在他湿漉漉的后背上。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总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

　　“卖了四百多块钱。”她轻声说，“净赚一百二。”

　　卫国身体僵了一下：“这么多？”

　　“嗯。可我心里不踏实。”红梅看着路两边黑漆漆的老屋，“春梅今天来了，说建国可能要被‘优化’掉。还有市场外面那些示威的，都是老工人，干了半辈子，说不要就不要了。”

　　自行车在积水里缓缓前行，车轮划出两道水痕。

　　许久，卫国说：“红梅，你知道我为什么辞了供销社的副主任，来帮你吗？”

　　“为什么？”

　　“因为我看明白了，铁饭碗端不久了。”卫国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沉稳，“供销社去年就开始亏损，靠银行贷款发工资。主任天天开会，说的都是空话。我想，与其等船沉了再跳，不如自己先造条小船。”

　　他停下车，单脚支地，回头看着妻子：“你这摊生意，就是咱们家的小船。可能会晃，可能会进水，但方向在自己手里。国营厂、供销社那些大船，看着稳，可掌舵的不是咱。哪天说调头就调头，说沉就沉，船上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红梅鼻子一酸。这些话，卫国从来没说过。她一直以为丈夫是被自己拉着下海的，原来他早就想清楚了。

　　“可咱们的小船，会不会把别人的船撞翻了？”她问。

　　卫国重新蹬起车：“大河就这么宽，船多了，总要磕碰。但水是活的，总有新河道。关键是要学会游泳，不能一辈子指望一条船。”

　　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拉得很长很长。远处，老城区还浸泡在积水里，零星亮着几盏灯，像汪洋中不肯沉没的岛屿。

　　深夜，陈水生在河埠头守夜。

　　河水涨得太快了，已经漫上最后三级台阶。他的乌篷船拴在平时两倍长的缆绳上，随着汹涌的水流起伏，像匹躁动的马。

　　王老三提着马灯过来：“水生，回去吧，我替你看着。”

　　“睡不着。”水生蹲在台阶上，盯着水面，“这水不对劲。”

　　“怎么？”

　　“你闻。”

　　王老三嗅了嗅——河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酸味，还有隐约的化学药品气味。

　　“上游化工厂排的。”王老三骂了句脏话，“这帮缺德玩意儿，只顾赚钱，不管老百姓死活。”

　　水生没说话。他想起小时候，盐邵河水清甜，夏天直接捧起来就能喝。后来渐渐不行了，先是有点土腥味，然后有了柴油味，现在……是这种刺鼻的化学味。

　　“老三，你说咱们这代人，是不是最后一代船工了？”

　　王老三挨着他坐下：“怕是了。我孙子昨天跟我说，他要去学开车，不开船。说船太慢，钱太少。”

　　“开车好啊，跑得快。”

　　“好什么？”王老三摇头，“你是没见建军今天那样子，憔悴得很。说路上层层关卡，赚点钱都交罚款了。水路虽然慢，可踏实，一篙一篙，都是实在的。”

　　水生看着对岸。新区那边灯火通明，几栋新楼已经封顶，脚手架上的安全灯像一串串星星。那边地势高，没淹水。

　　“听说那边要建码头。”水生说，“搞旅游，大游船，能坐五十个人。”

　　“那你这小船……”

　　“该退休了。”水生笑笑，笑容里有说不清的滋味，“我今年五十九了，撑不动了。等水退了，把船修修，上遍桐油，然后……找个地方停好。”

　　王老三看着他：“舍得？”

　　水生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水边，弯下腰，双手掬起一捧河水。浑浊的水从指缝间漏下，只剩掌心一点潮湿。

　　四十年了，这条河养活了他一家，见证了他从青年到白头。他熟悉它的每一道湾，每一处浅滩，每一个季节的表情。春天它是嫩绿的，夏天是深绿的，秋天是金黄的，冬天是灰白的。而现在，它病了，散发着不该有的气味。

　　“舍不得也得舍。”水生轻声说，“就像孩子长大了，总要离开家。河还是这条河，可摆渡的人，该换换了。”

　　他把手里的水洒回河中，水珠在月光下闪了闪，消失了，汇入滚滚洪流。

　　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个漫长的梅雨季，还要持续很久。而生活在这座水城的人们，就像水中的浮萍，随着时代的潮水起伏，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王老三的马灯在风中摇晃，灯光在水面上破碎又聚合。两个老船工并肩站着，像两尊沉默的雕塑，守着这条养育了他们一生的河，也守着一段即将逝去的岁月。

　　雨又来了，先是细密的雨丝，然后渐渐变大，砸在水面上，激起无数涟漪。那些涟漪一圈圈扩散，相互交错，覆盖了整个河面，像这座城市1991年夏天的年轮，层层叠叠，记录着所有的冲刷与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