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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1990·春汛 盐邵河解冻 ...

  •   盐邵河是在一夜之间解冻的。

      陈水生天不亮就醒了,这是四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他躺在床上,耳朵先于眼睛醒来——没有听到冰层挤压的“嘎吱”声,只有水流温柔的呜咽。他心里一动,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

      农历二月廿七,惊蛰已过,春分未至。河面上最后一片浮冰正在朝阳下消融,像白糖在热锅里慢慢化开。水生的渡船——那条陪了他二十七年的乌篷船——还系在河埠头的木桩上,船篷上积着薄霜,在晨光里闪闪发亮。

      “今年开河早咧。”他自言自语,从门后取下竹篙。竹篙浸了四十年的河水,握把处磨出温润的包浆,比任何新东西都称手。

      灶间传来窸窣声,妻子美娟也起来了。她系着围裙往灶膛里添柴,铁锅里水开始冒泡,是准备煮粥了。

      “建国昨晚又没睡踏实。”美娟往灶里塞了把稻草,“翻来覆去的,我隔着墙都听见。”

      水生没接话,提着竹篙往外走。他知道大儿子为什么睡不着。齿轮厂要改制的消息,像这开春的河水,漫得满城都是。国营厂的铁饭碗,怕是要端不稳了。

      河埠头的青石板湿漉漉的,长着墨绿的苔藓。水生解开缆绳,竹篙一点,船便悄无声息滑进河道。晨雾从水面升起,远处垛田的轮廓若隐若现。正是菜花打苞的时节,空气里有股青涩的甜味。

      第一趟渡客要等辰时,但水生喜欢这段独处的时光。他撑着船在河心缓缓打转,看两岸的房屋次第亮起灯。东岸是老街,黑瓦白墙的明清老屋挤挤挨挨;西岸是新区,去年刚建的三层小楼贴着白色瓷砖,在晨曦中有些晃眼。

      竹篙探入水底,触到柔软的淤泥。水生记得二十七年前刚摆渡时,河水清得能看见水草间游动的小鱼。现在不行了,水浑了,去年上游开了个什么化工厂。

      “陈师傅——过河哟——”

      对岸传来喊声。是王老三,扛着渔网,身后跟着他十六岁的孙子。

      船靠岸,王老三跳上来,跺跺脚:“这鬼天气,夜里还冻人。”他从怀里掏出烟袋,却先递给水生。

      水生摆摆手:“戒了,秀英说对肺不好。”

      “你家秀英管得真宽。”王老三自己点上,美美吸一口,“听说要涨摆渡费了?”

      “通知了,下个月起,一毛涨到两毛。”

      “啧。”王老三吐口烟,“什么都涨。米价、油价——昨儿我去割肉,又贵了五分。这‘物价闯关’,闯得老百姓心惊肉跳。”

      船到河心,太阳完全跳出了地平线。雾气散了些,能看见远处建筑工地的轮廓——那里在建兴化第一条柏油路,据说要通到扬州。

      “路修好了,你这渡船生意就难喽。”王老三说。

      水生没应声,只是把竹篙握得更紧了些。他知道这一天总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被广播吵醒时,天已大亮。齿轮厂宿舍区的喇叭正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声穿过薄薄的墙壁,钻进耳朵里。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处水渍——那是去年夏天漏雨留下的,形状像只倒悬的蝙蝠。

      妻子春梅在厨房煎蛋,油香味飘进来。儿子小强已经背上书包,在门口喊:“爸,我上学去了!”

      “路上慢点。”建国应了一声,翻身坐起。

      穿衣时,他瞥见墙上挂着的奖状——“1987年度先进生产者”,玻璃框里已经落了灰。他盯着看了几秒,转身去洗脸。

      镜子里的男人三十五岁,眼角有了细纹,鬓角钻出几根白发。厂里的老师傅说,建国这代人最苦——少年时赶上□□没读上书,青年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城进了国营厂,以为端上铁饭碗了,现在又说要改制。

      “吃饭了。”春梅端来粥和咸菜,还有两只煎蛋。她把蛋白多的那只推给建国。

      “厂里今天开大会。”建国咬了口煎蛋,“可能要说改制的事。”

      春梅手顿了顿:“不是说只是传闻吗?”

      “老李在财务科,他说账上没钱了。银行不肯再贷款。”建国喝了一大口粥,烫得直吸气,“听说要搞‘优化组合’,可能要裁人。”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粥碗里升起的白汽。

      “你是技术骨干,不会裁到你头上吧?”春梅小声问。

      “难说。”建国放下筷子,“现在不讲技术,讲关系。刘副厂长的小舅子去年进厂,什么都不会,工资比我高一级。”

      春梅不说话了,低头搅着碗里的粥。

      建国出门时,巷子里的邻居正在议论粮票的事。张家大妈扯着嗓子:“听说了吗?以后粮票要作废了,全用钱买!”

      “那怎么行?我家六口人,光买米得多少钱?”

      “说是要涨工资……”

      “涨工资?厂里都快发不出工资了!”

      建国低头快步走过。这些话他听得太多了,耳朵起茧。他骑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1985年凭票买的,厂里一百个名额他抽中了——往齿轮厂蹬去。

      街上景象和往常不同。昭阳路两边搭起了脚手架,工人们在拆那些老店铺的木板门。一家百年老茶馆的招牌被取下,“福春茶馆”四个金字蒙了尘。对面,一座三层的新楼正在封顶,挂着的红布条上写着:“兴化招商城欢迎您”。

      工地扬起的灰尘飘进建国眼里,他揉了揉,继续往前骑。

      李红梅家堂屋里,缝纫机从凌晨四点就开始响。

      “嗒嗒嗒嗒嗒”,这声音像机关枪,在二十平米的堂屋里回荡。三台缝纫机排开,红梅和两个雇来的女工低头赶工。机针在布料上跳动,线轴飞快旋转。

      “红梅姐,这批货真要五百件?”说话的是小琴,十九岁,齿轮厂子弟,父亲去年内退了。

      “无锡外贸公司要的,月底前必须交货。”李红梅头也不抬,脚踩踏板的速度更快了。她剪断线头,拎起刚完成的女式衬衫——乳白色,小翻领,胸前有简单的刺绣。这是样板,无锡那边传来的香港样式。

      堂屋里堆满了布料、线轴和半成品。墙上贴着月历,3月那页被红笔画了个大圈——25号,交货日。

      丈夫张卫国从里屋出来,穿着供销社的灰色制服,手里拿着搪瓷缸。“一宿没睡?”他问。

      “睡了俩钟头。”红梅揉揉发红的眼睛,“卫国,你那边真不能多弄点布票?这批货还差三十尺涤纶布。”

      卫国摇头:“现在管得严。要不……去黑市看看?”

      “贵三成呢。”红梅咬咬牙,“算了,我去找老刘,他门路广。”

      她是去年辞去服装厂工作的。当时所有人都说她疯了——国营厂正式工,每月五十六块工资,说不要就不要了。但红梅算过账:厂里一件衬衫成本十二块,卖十五块,一年才发两次奖金。自己干,一件赚五块,一个月做一百件就是五百块——顶厂里大半年工资。

      当然,风险也大。没医保,没劳保,一切靠自己。但红梅不怕,她从小就跟父亲在船上跑运输,知道风浪来了就得迎上去。

      小琴忽然低声说:“红梅姐,我听说……建国哥他们厂要裁人了。”

      缝纫机声停了一瞬。

      “你听谁说的?”红梅问。

      “我爸说的。他们老工人在活动室天天议论,说齿轮厂要搞‘休克疗法’,一次裁三成。”

      红梅和张卫国对视一眼。张卫国在供销社,消息灵通些:“是真的。不止齿轮厂,化肥厂、农机厂可能都要动。”

      堂屋里只剩下缝纫机的声音。窗外传来吆喝声:“磨剪子嘞——戗菜刀——”

      这个春天的早晨,有一种不安在流动,像解冻的河水表面下涌动的暗流。

      陈水生的渡船在上午九点迎来了高峰期。

      买菜的大妈、上班的工人、去县城办事的农民,挤满了小小的船舱。水生一趟趟往返,竹篙起落,手臂肌肉有节奏地收紧放松。四十年了,这动作已成身体记忆。

      “陈师傅,听说了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凑过来,是中学的赵老师,“县政府要修防洪堤,可能要把你这渡口迁走。”

      水生手一颤,竹篙差点滑脱:“迁哪儿?”

      “下游,靠近新桥那边。”赵老师扶扶眼镜,“说是要搞‘滨河景观带’,这老码头太破旧了。”

      船上的乘客都竖起了耳朵。

      “那怎么行!我在这摆渡四十年了,大家不都这么过来的?”卖菜的王婶第一个反对。

      “就是,新桥多远啊,绕路得二十分钟。”

      赵老师叹气:“这是规划。你们看对岸——”他指向西岸,“那边已经在拆迁了,说要建商业区。时代变了,老物件留不住。”

      水生沉默地撑着船。他看着自己长满老茧的手,这双手丈量过盐邵河的每一寸河道,记得每一个漩涡、每一处暗礁。如果渡口迁走,这双手还能做什么?

      船靠岸,乘客散去。水生系好缆绳,坐在河埠头的石阶上。阳光照在河面上,碎成万千金鳞。远处,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开始工作,“咚——咚——”的闷响,像大地的心跳。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过来,夹着公文包,皮鞋擦得锃亮。不是本地人。

      “老师傅,打听个路。”男人说普通话,带着南方口音,“昭阳市场怎么走?”

      水生指了方向,男人道谢后却没急着走,而是打量着河景:“这河多宽?”

      “最宽处八十丈,这儿五十丈。”

      “水流速呢?枯水期水位多少?”

      水生警觉起来:“您问这些做什么?”

      男人掏出名片:“我是省规划设计院的,来做调研。”他指着对岸,“那里可能要建码头,搞旅游开发。您的渡船……可能以后要换成机动游船。”

      名片上印着“高级工程师”字样。水生接过,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光滑的纸面。他不识字,但认得那个红章。

      “旅游?”

      “对。兴化有垛田,有菜花,有水上森林,都是资源。”男人说得兴奋,“将来游客坐船看景,比您这样摆渡赚钱多了。”

      水生把名片还给他:“我只会撑篙,不会开机器。”

      男人笑笑,走了。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水生坐了很久,直到美娟来送饭——一碗米饭,一碟咸鱼,几根青菜。她挨着他坐下:“刚才那人说什么了?”

      “说咱们这儿要变样了。”

      美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河对岸,推土机正在作业,扬起漫天尘土。一座老房子在机器的轰鸣中倒塌,腾起一团黄烟。

      “变就变吧。”美娟轻声说,“人总要往前看。”

      水生没说话,只是慢慢吃饭。咸鱼很咸,他喝了好几口水。

      下午,陈秀英带着学生们去参观郑板桥故居。

      二十八个初二学生,排成两列,走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秀英走在队伍旁边,不时提醒:“注意脚下,石板松了。”

      她是兴化中学的语文老师,教了六年书。今天这堂课叫“乡土文化”,是她向校长争取来的新课。校长起初不同意:“中考又不考这些。”秀英说:“学生不能只认分数,还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郑板桥故居在老街深处,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门楣上“郑燮故居”四字已经斑驳。看门的老孙头认识秀英,笑呵呵开门:“陈老师又来啦?”

      “孙伯,麻烦您了。”

      学生们涌进小院,立刻被正堂的对联吸引:“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秀英让大家安静,讲解这副对联的含义。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怪在哪里?怪在不拘一格,敢于创新。”她声音清脆,在安静的院落里回荡,“三百年前,他在这里读书、作画、写字。他的竹子为什么有名?因为‘胸有成竹’,观察生活,提炼精髓。”

      一个男生举手:“老师,郑板桥要是活在今天,还会画竹子吗?”

      秀英愣了愣,笑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他一定会关注当下的生活。艺术不能脱离时代。”

      她带着学生看展室里的复制品——那些瘦劲的竹子、清雅的兰花、苍劲的书法。学生们似懂非懂,但眼睛里闪着光。这是秀英最欣慰的时刻。

      参观结束,学生们在院里自由活动。秀英和老孙头坐在门槛上聊天。

      “听说这条街要拆了。”老孙头点起旱烟,“搞商业开发。”

      “不能吧?这是文物。”

      “文物值几个钱?”老孙头吐口烟,“开发商说了,拆了建仿古街,店铺租金翻五倍。”

      秀英看向院外。老街两旁,许多店铺已经关门,门板上写着“拆”字,画着白圈。只有几家老店还在坚持——毛笔店、裱画店、古旧书店,像最后几个守着阵地的老兵。

      “赵老师写文章呼吁保护,有用吗?”秀英问。

      “难说。”老孙头摇头,“现在都讲经济效益。你哥的厂不也要改制吗?一个道理。”

      提到大哥,秀英心里一沉。她知道建国最近压力大,昨晚去父母家吃饭,看见大哥鬓角的白发又多了。

      队伍集合回校时,秀英特意绕到齿轮厂门口等建国下班。五点整,工人们涌出厂门,脸上大多带着疲惫。建国推着自行车出来,看见妹妹,勉强笑了笑。

      “哥,今天大会说什么了?”

      建国推着车,秀英走在一旁。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定了,‘优化组合’试点。”建国声音沙哑,“下个月开始考核,技术、出勤、贡献……综合评分,后百分之二十的人,要么内退,要么下岗。”

      “你没问题吧?你是技术骨干。”

      “评分标准还没公布。”建国苦笑,“刘副厂长今天找我谈话,说‘要顾全大局’。话里有话啊。”

      他们走过正在修建的柏油路。压路机刚作业过,路面散发着沥青刺鼻的气味。几个工人在铺设路缘石,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

      “这路修好了,去扬州只要一个钟头。”秀英试图换个轻松的话题。

      “嗯。”建国心不在焉,“快了,什么都快了。”

      到家巷口,建国停下:“别跟爸妈说太多,他们年纪大了。”

      秀英点头,看着大哥推车走进巷子。背影有些驼了,那个曾经扛着她在垛田里奔跑的青年,已经被岁月和生活压弯了腰。

      晚上,陈家难得聚齐。

      水生下午多撑了两趟船,买了条鲤鱼。美娟做了红烧鱼、炒藕片、青菜豆腐汤,还蒸了米糕——这是兴化人的传统,开春吃糕,寓意“步步高”。

      饭桌摆在堂屋,十五瓦的灯泡泛着昏黄的光。建国、建军、秀英都回来了,加上建国妻春梅、儿子小强,一桌七人,挤得满满当当。

      建军最后一个到,拎着两瓶洋河大曲:“爸,今天好日子,喝点。”

      他是兄弟姐妹里最活络的,早几年就辞职干个体,在无锡、扬州倒腾水产。人晒得黝黑,穿着皮夹克,手腕上戴着块电子表——稀罕物。

      “又乱花钱。”美娟埋怨,眼里却有笑意。

      三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建军先说他在无锡见闻:“那边私企遍地,老板开桑塔纳,大哥大别腰上,神气得很!咱们兴化太慢了,得抓紧。”

      “抓紧什么?”建国闷声道,“都去当个体户?”

      “个体户怎么了?赚钱是真。”建军给父亲斟酒,“爸,我跟你说,以后摆渡没前途。你跟我干,咱们搞个水产店,我负责进货,你管店,比摆渡强十倍。”

      水生抿口酒:“我只会撑船。”

      “学啊!爸你才五十八,年轻着呢!”

      秀英插话:“二哥,爸喜欢河上生活,你别勉强他。”

      “喜欢能当饭吃?”建军声音大了,“你们知道现在什么形势?计划经济要完了,以后全是市场经济!谁有本事谁赚钱,没本事的喝西北风!”

      “建军!”美娟瞪他,“怎么说话呢?”

      “我说实话。”建军不服,“大哥,你们厂的事我听说了。趁早打算,别等裁到你头上才着急。”

      建国脸色难看,放下筷子:“我有技术,到哪儿都饿不死。”

      “技术?现在技术更新多快!你那些车床,人家广东都用数控机床了,全自动!”

      兄弟俩眼看要吵起来,水生重重放下酒杯:“吃饭!”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小强扒饭的声音。

      许久,水生缓缓说:“河有河的走法,人有人的活法。我撑了一辈子船,知道一个道理——急流要稳篙,缓流要用力。现在是什么流,我还看不清,但慌不得。”

      他看看三个子女:“建国厂里的事,能争取就争取,实在不行,家里有饭吃。建军做生意,胆大还要心细。秀英教好书,孩子是未来。”

      顿了顿,他又说:“今天有个省里来的人说,咱们这儿要搞旅游。时代是要变了,但再怎么变,盐邵河还在流,垛田还在那里。找准自己的位置,别被水冲昏了头。”

      一番话说得朴实,却让大家都沉默了。美娟给大家盛汤,热气腾腾的。

      饭后,秀英帮母亲洗碗。美娟小声说:“你爸今天坐河埠头坐了一下午,饭都没按时吃。”

      “为什么?”

      “说是渡口要迁,省里来人说要搞旅游开发。”

      秀英擦碗的手停了停。她想起白天在郑板桥故居,老孙头说的话。变局像春天的潮水,正从四面八方涌来。

      建军和建国在院子里抽烟。建军递烟给大哥,建国摆摆手:“戒了。”

      “真戒了?”

      “春梅怀二胎了,得省点钱。”

      建军愣了愣,拍拍大哥肩膀:“缺钱说话。”

      “不缺。”建国望着夜空,“就是……心里没底。”

      星星出来了,疏疏落落。远处工地还在施工,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夜空。打桩机的声音隐约传来,“咚——咚——”,像这个春天不安的心跳。

      深夜,所有人都睡了。

      水生悄悄起身,披衣出门。月光下的盐邵河像一条银带,静静流淌。他的渡船系在埠头,随水波轻轻摇晃。

      他走过去,抚摸船帮。木头温润,浸透了四十年风雨、四十年晨昏。船篷上补了三次,船底桐油刷了无数遍。这条船认识他掌心的每道纹路,他熟悉船身的每处伤痕。

      对岸,新区的几栋楼还亮着灯,像黑夜里的眼睛。更远处,建筑工地的灯光连成一片,那里将建起兴化第一座百货大楼。

      水生蹲下身,手探进河水。春寒料峭,水还冷得刺骨。他掬起一捧,月光在掌心碎成银屑。

      “老伙计,”他轻声对船说,“咱们还能走多久?”

      河水流淌,无声作答。夜风带来远处油菜花的香气,这个春天,兴化的十五万亩垛田正在苏醒。而这座城市,也在时代的潮水中,迎来了自己的春汛。

      东方泛起鱼肚白时,水生听见第一声鸟鸣。他起身,活动发麻的腿脚。该回家睡觉了,再过两个时辰,早渡的客人就该来了。

      转身时,他看见岸边石缝里钻出一簇嫩绿的草芽。冬天终究是过去了,无论你愿不愿意,春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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