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洪流之青春悲歌》秦木郁

34、山村支教 郭校长，这

　　高宇被推出手术室，转入病房的时候，他的父母一前一后赶到了医院。父亲身形高大，浓眉深目，满头浓发间已渗出缕缕白丝，容貌与高宇如出一辙。他紧跟在医生身后，焦灼地询问着情况。母亲则坐在病床边，默默垂泪，一只手始终搭在儿子的被角上。

　　高宇的手背扎着输液针，氧气面罩扣住半张脸，眼睛却睁得很大。他用喉咙挤出一丝含混的声音，对他妈妈说：“不要哭了，让我同学回家吧。”

　　高宇母亲这才恍然起身，转向我们，眼圈还红着，声音里满是感激：“太谢谢你们了，我们离得远，多亏有你们在。”说着便从随身的挎包里摸出几张纸币，“你们自己去吃个饭，回去歇一歇，陪了这么久，太辛苦了。”

　　我们四个人齐齐摆手后退。李红娟开口，语气温和，“阿姨，我们和高宇是同学，也是好朋友，您不用这么客气。您和叔叔来了，我们就先走，等得空再来看他。”

　　这时高宇父亲转过身来，向我们点头致谢。高宇母亲立刻转身又回到床边。我想起斯羽先前提起过，高宇父母早已离婚，此刻两人的站位明确的各守一端，印证了那个事实。

　　走出医院大门，暮色已经漫了上来。我掏出手机，对他们说：“斯羽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没接，现在怎么办？”

　　李红娟也翻出两个未接来电，为难地看了看陈墨和许博文，像是不知道这个电话该怎么回。

　　陈墨略一沉吟，说：“算了，高宇也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说了住几天院就好。还是别告诉李斯羽了，毕竟是人家结婚的大喜日子。”

　　李红娟望向我：“我们俩各自回一个吧，就说有事回家了，让她不用担心。”

　　我先拨了过去，斯羽的语气里裹着嗔怪：“你到底是不是亲闺蜜？婚礼还没散呢就走了，电话也不接。”

　　我略显抱歉地说：“呀，我在大巴上睡着了，没听见。我妈急着喊我回去，走得确实太仓促了，不好意思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斯羽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没什么事吧？”

　　“没有没有，都好着呢。”我答完，匆匆挂断电话。

　　李红娟轻轻叹了口气：“我等会儿再给她打吧，你这刚挂电话。”

　　我们点了点头，一道往公交站走去。李红娟挽住我的胳膊说：“今天都累得够呛，天也快黑透了，你去我们那儿住吧，明天一早再走。”

　　我正犹豫，她补了一句：“我们现在分到教职工宿舍了，有地方住，你不用担心。”

　　我不解地望着她。陈墨在后面接话：“人家两口子都留校了，现在是咱们学校的老师。”

　　我这才恍然想起，他们今年夏天研究生已经毕业。能双双留校任教，这的确是最为圆满的结局了。我不由得笑开来：“恭喜恭喜，你们俩真是太优秀了，咱们专业的骄傲。”

　　李红娟脸颊微红，抬眼看了许博文一眼，“我是沾了人家的光。本来我留不下来的，学校要留的是他，还给了他在职读博的名额。我这个辅导员，是他硬生生蹭出来的。”

　　我们说说笑笑上了公交车，车子穿过渐深的夜色，向着学校的方向驶去。

　　车上，我凑近李红娟问：“那你们也该结婚了吧？”

　　她低下头，嘴巴贴到我耳边说：“证都领了。”

　　我张大了嘴巴说：“啊？那咱们两个班，最早结婚的是你们呀。”

　　她低语：“领证是为了把我留下来，也为了能早点排上房子。许博文说先稳两年，到时候再办婚礼。”

　　我微笑着点头。看向窗外，街道的灯火一帧一帧滑过，我心底忽然漫上来一阵由衷的羡慕。在我们那段浸透了躁动和不安的青春里，在我们这些人各自离散、各自残缺的青春里，他们竟成了最完整的一对。我真心为他们高兴。

　　我们去了“堕落街”那家常去的馆子吃了个晚饭。临到结账，陈墨早早站起来准备去买单，李红娟打趣道：“今天我们不抢了，就让陈经理请吧，升职了，是该请我们吃顿饭的。”

　　我扭头看他，笑着说：“哟，那得恭喜陈经理了。”

　　陈墨腼腆地一笑，转身去了柜台。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许多旧事。我想起刚入学那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裳，站在讲台上竞选班长，笑得坦坦荡荡；想起他和晓敏在食堂勤工俭学的时候，看到我们笑得坚定有力；想起他向晓敏表白被拒，笑得轻松释然。一个人，在青春最清贫的年岁里，背负着生活压下来的重量，却始终能这样微笑以对，默默生长，终究让自己从泥泞里茁壮成长起来。

　　我们在校门口和陈墨道了别。转身踏进校门的一刹那，自千禧年秋天入校以来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忽然扑面而来，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明亮的，潮湿的，微凉的记忆。沿着白桦林大道前行，迎面走来三三两两的学弟学妹，他们像从前的我们一样，说说笑笑地赶往教室、宿舍、图书馆。路灯下偶尔走过相依的恋人，身影渐渐融进远处更深的夜色里。

　　李红娟和许博文的教职工宿舍在单元楼的顶层，六楼。推门进去，是一个不大的两室一厅。客厅窄而深，南北通透。屋里陈设极简，一张折叠餐桌靠着白墙，一张老旧的布面沙发，茶几上搁着几本教材和一只保温杯。南边的卧室是他们住的，北边那间平日里大约空着，我去之后，李红娟才现铺了床单，套上薄被。枕头是新拆的，还带着叠压的折痕。我洗漱完毕，推门进去，小小的房间被一盏橘色床头灯笼着，北窗半开，能听见远处操场上隐约有人在跑步。

　　我躺下来，很快入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红娟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小锅里煮着粥，案板上切了咸菜，旁边搁着三只煮鸡蛋。我简单吃了几口，便匆匆告辞，往客运站赶去。

　　五一过后，学校召集我们这一批新入职的老师开会。校长坐在主席台上讲了一番话，大意是学校有两个名额，要派年轻教师去山村小学支教，时间大概是三个月，把这学期的课程教完再回来。

　　他讲得慷慨激昂：“我们学校历来有这个光荣传统，年轻教师到山村支教，一来可以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二来也给山村小学带去不一样的教学理念，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踊跃报名。”说到这儿，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话锋一转，“不过，山村小学的条件肯定是艰苦的，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我坐在下面，忽然就动了念头。也说不上具体是什么缘故，或许是真正想换一个环境，把自己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里暂时抽离出来。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

　　妈妈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犹疑地问：“条件很苦的，你觉得你能坚持下来吗？”

　　我点头，说没问题。

　　“三个月，洗澡大概都成问题。吃住条件、教学条件，都会差很多。”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像是自言自语，“你自己想好。”

　　我依然坚定地点头：“妈，你放心，我能坚持下来。”

　　母亲不再说话，垂下眼，沉默了很久。

　　随后，我去教务处填了表格，报了名。教务主任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夸我有觉悟，有想法。

　　几天后，我和另一位教三年级数学的齐老师一起，在学校的小会议室里参加了一场简短的欢送仪式。校长说了些鼓励的话，我们便背着行李出发了。

　　我手里攥着报到表，在长途大巴上一遍一遍地看着：郭家村小学。

　　大巴在高速上跑了两个多小时，转入国道，又从国道拐进省道，路越来越窄，山越来越多。到了县城，我们换乘一辆破旧的小巴，车窗关不严实，灰尘不断从缝隙里扑进来。小巴在盘山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车里的柴油味混着汗味，搅得人胃里一阵阵翻涌。越往里走，山越逼越近，几乎要将公路挤成一条细瘦的腰带。

　　到了镇上，才算看见一块稍微平坦的地面。说是镇子，不过是一条勉强称得上街道的窄路，两旁立着些灰扑扑的两层楼房，底层开着杂货铺、农资店、一家理发馆。镇子是河流冲刷出来的，四周全是山，层层叠叠地压过来，像要把这巴掌大的地方重新吞回去。我站在镇口往远处看，那些山沉默地耸立着，绿得发黑，让人心里无端生出一种无处可逃的压迫感。

　　齐老师拨通了来接我们的人的电话。不多时，两辆摩托车突突地驶了过来，车身上的漆面斑驳脱落，后视镜用铁丝勉强绑着。骑车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都穿着深色旧夹克，脸被山风吹得粗糙泛红。打头的那人热情地冲我们招呼：“是齐老师和莫老师吧？我是郭家村小学的教导主任，我姓郭。”他又一指身后另一位，“这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也姓郭。”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郭主任憨厚地笑着说：“去学校的路全是山路，只有这摩托车能走，要么就得步行，你们别嫌弃。”

　　两个老师把我们的行李捆在摩托车前头，用双腿夹稳了，腾出后座让我们坐上去。我跨上后座，双手抓紧座架边缘。摩托车发出一声粗重的嘶吼，猛地蹿了出去。

　　那一路，我后来回想起来，仿佛是很久很久。

　　摩托车沿着山壁凿出的土路向上爬，油门声在山谷间轰鸣回荡，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路面上裸露着尖利的碎石，车轮碾过时猛地一蹦，整个人几乎要被抛起来。我死死抓着车架，胃里泛上一阵阵酸水，山风迎面扑来，带着干净的凉意。

　　路的两侧散落着一些木结构的房子，墙面是深褐色的木板拼接而成，年深日久，木头已经开裂发黑。屋顶上全是碎石片铺成的。每一户都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坡上勉强平整的一块小台地上，彼此之间隔得很远。路上偶有背着背篓的老人或抱着孩子的妇人停下脚步，冲我们的摩托车招呼一声，声音很快就被风撕碎，飘散在山谷里。

　　我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座山。摩托车一直爬，一直爬，爬到我以为这条路没有尽头的时候，终于在一片相对平坦的山顶上停了下来。

　　我跳下车，腿是软的，扶着车座缓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看眼前的景象。

　　一块夯土的平地，比我想象的要小。几间平房一字排开，墙面是灰砖砌的，没有粉刷，砖缝里的泥浆已经大片剥落，露出暗黄的颜色。窗户的木框朽了边角，玻璃有几块是裂的，用透明胶带贴着。房前是一方小小的空地，泥土地上用白灰画了几道歪歪扭扭的线，一头竖着一只木制的篮球架，篮板上的漆已经斑驳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铁圈锈迹斑斑，没有网。旁边搁着一张石板搭的乒乓球台，中间横着一排碎砖头权当球网。最前面是一根木头的旗杆，杆身被风雨磨得光滑发黑，顶端的五星红旗在山风里猎猎地翻卷着，是这满眼灰黄里唯一鲜亮的颜色。

　　摩托车的声响惊动了屋里的人。一个穿着旧中山装、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满头白发，背微微佝偻着，步子却很稳当。

　　郭主任停好车，赶紧介绍：“这是我们郭校长。”

　　郭校长走上来，脸上的皱纹里蓄满了笑意，伸出双手来握我们的手。他的手粗糙，掌心有硬硬的茧子，力度却温和。“一路辛苦了，咱这地方偏，快，快进屋喝口水。”他引着我们往里走，“喝口水，然后吃饭。”

　　我们被让进一间屋子，想来就是他的办公室。房间不大，光线黯淡，只有一扇小窗透进来一方苍白的天光。屋里摆着一张旧办公桌，桌角的漆掉了一大块。墙上挂着几张褪色的课程表和值班表，边角已经卷了起来。郭校长拎起热水瓶，取下两个搪瓷缸。那搪瓷缸原本是白的，如今瓷面掉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他倒了水，小心地递到我们手里，又在屋里转了转，搬来一条长凳让我们坐下。长凳的四条腿不一样齐，坐上去微微晃动。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端着两只大瓷碗走了进来。碗比寻常家里用的粗瓷碗还大一圈，里面盛着满满的面条，白面条上浮着浆水菜，碗底卧着一个荷包蛋，蛋清裹着蛋黄，是这碗素面里最厚实的慰藉。

　　我实在吃不了那么多，悄悄拨了一些给齐老师。

　　郭校长和郭主任坐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埋头吃面。那种被人注视吃饭的感觉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只能尽量把脸埋进碗里。他们一人点了一支烟，烟雾细细地升起来，在昏暗的屋子里久久不散。

　　郭校长吸了口烟，慢慢地给我们说起郭家村小学的来历。

　　原来他们都是郭家村本村人。郭校长在这所学校教了整整四十年，从十七岁教到如今头发全白。“我那会儿就在镇上上完了个小学，后来村里建了这小学，我就回村里教书了。”他说这话时，语气是平静的，“早些年，我们郭家村有一百多个学生，每个年级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热闹得很。现在不行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把娃送到镇上的小学去，有的直接去了县城。如今全校拢共就三四十个娃，一个班四五个学生。”

　　他弹了弹烟灰，目光落在墙上一张泛黄的合影上，声音变得低沉而缓慢：“可是有娃，咱就得教啊，是不是这个理儿。”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像是咽下去一些什么，才又开口：“我也该退休了。干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现在政策说，民办教师都得退下来，”他笑了一下，“说实话，我心里头，有点难受。”

　　郭主任在一旁接话，声音里带着敬意：“郭校长就是我的老师。我从小是他教的，后来考了个师专，毕了业也就回来了。”

　　郭校长没再说什么，起身领着我们参观学校。教室一排，教室门是旧的木门，推开时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里面的课桌歪歪扭扭地摆着，桌面坑坑洼洼，被历届学生用小刀刻满了字迹和图案。黑板是水泥抹的，刷了黑漆，漆面磨得薄一块厚一块，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

　　教室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些教育家和科学家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另一边墙上，是一面“郭家村小学优秀毕业生荣誉墙”。墙上贴着的照片不多，有的已经褪色发黄，用透明胶带勉强固定着。我的目光从那些陌生的面孔上一一扫过，忽然，一个名字让我的目光定在原地不能动弹，我看见了：郭晓敏。

　　我怔怔地看着照片，那是一张晓敏小学毕业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还是个瘦小的女孩，扎着两根细细的辫子，脸庞比我记忆中更圆、更稚嫩，但那双眼睛的轮廓是认得出来的，那些神情里的东西是认得出来的。我的眼眶热了起来。

　　我转过头，指着照片问：“郭校长，这个郭晓敏，是考上北城大学的郭晓敏吗？”

　　郭校长的脸上忽然放出光彩来，话语里满是自豪，“是啊，是啊，”他连连点头，“她是我们学校四十年来考出去的三个本科生之一。这娃娃又聪明，又懂事。”

　　我眼眶一热，“晓敏家在哪里？我能去一趟吗？我是她大学同学。”

　　郭校长显得格外激动，“啊，那真是太巧了。莫老师，今天太晚了，山路不好走，明天中午我带你们去。她家离学校还有些路呢。”

　　当晚，我们在职工宿舍安顿下来。宿舍就在教室后面，一间小小的屋子，墙皮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黄褐色的土坯。屋里一张木板床，铺着薄薄的褥子，床头搁着一只摇摇晃晃的小木桌。房顶悬着一只白炽灯泡，瓦数低得可怜，只能勉强照亮巴掌大的地方。窗外的山风时不时撞在窗框上，发出呜呜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