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锁秋声》苏安安喜欢你

8、运河 第八章

　　第八章运河

　　船在黑暗中行了大约两个时辰，程幼蘅开始发烧。

　　起初只是体温微微升高，沈昭宁以为她是睡着了体温自然上升，没有太在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她的手开始发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像是在忍耐什么。

　　“幼蘅？”他轻声叫她。

　　她没有醒，只是眉头皱得更紧了，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说什么。他凑近了听，只听到一些含糊不清的音节，分辨不出是什么。

　　他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滚烫的。像有一团火在她皮肤下面烧着，烧得她的脸都泛起了不正常的潮红。

　　“幼蘅！”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脸，声音大了一些。

　　她终于睁开了眼睛，但那只右眼里满是迷茫，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一时分不清身在何处。

　　“昭宁？”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我好热……”

　　“你在发烧。”他把毯子掀开一些，让她透透气。船舱里本来就很闷，加上她的体温升高，空气变得更加浑浊。“你忍一忍，天亮了我们找大夫。”

　　她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又开始发抖。这次不是冷的发抖，是烧得发抖——身体在高温下不由自主地颤栗，牙齿轻轻磕碰，发出细碎的声响。

　　沈昭宁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又用毯子把她裹好。他知道发烧的人不该捂得太厚，但船舱里太冷了，他怕她烧没退又着了凉。

　　他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他不是医生，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握她的手，给她盖被子，在她耳边说一些“忍一忍”“没事的”之类的话。这些话苍白得像纸，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程幼蘅烧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嘴唇干裂得起了一层皮，脸色从潮红变成苍白，又从苍白变成一种灰败的颜色，像快要枯萎的花。她开始说胡话，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梦呓。

　　“不要……不要打了……”

　　沈昭宁的心像被人攥住了。

　　“我不打了……我听话……你别打我……”

　　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紧到自己的手指都发白了。

　　“幼蘅，是我。我是昭宁。没有人打你了。你安全了。”

　　她似乎听到了他的话，安静了一瞬，但很快又开始说。这一次说的是别的。

　　“梧桐……梧桐叶落尽了……你别再写了……”

　　他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她的手背上。

　　“我写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喉咙，“我写了很多信，都没有寄出去。都锁在抽屉里。你要不要看？等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我给你看。”

　　她没有回答。她的意识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她的脑子里大概混成了一团——周家的拳头、金陵的梧桐、沈昭宁站在雨夜里的脸、父亲被撕碎的照片——所有的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

　　“昭宁……”她忽然叫了他一声，声音比之前的胡话清晰一些。“昭宁，你别来……你别来，他会打你……”

　　“没有人能打我。”他俯下身，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她的额头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得他的嘴唇都在发麻。“没有人能打我，也没有人能打你。我保证。”

　　她安静了下来，呼吸渐渐平稳了一些。但体温还是没有降，摸上去仍然烫手。

　　沈昭宁站起来，走到船舱门口，问一个路过的船工：“船上有没有大夫？”

　　船工摇了摇头。“这条船上没有大夫。最近的镇子要天亮才能到。”

　　“有没有药？退烧的药？”

　　“有也不多了。”船工看了他一眼，“你那位是……”

　　“我太太。她病了。”

　　船工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他。“这是我自己留的奎宁，本来是防疟疾的。不知道管不管用，你先给她试试。”

　　沈昭宁接过纸包，千恩万谢。他回到船舱，把程幼蘅扶起来，让她靠在自己身上。她的身体软得像一团棉花，头歪在他肩膀上，呼吸又变得急促起来。

　　“幼蘅，吃药。”他把药片掰成小块，送到她嘴边。

　　她迷迷糊糊地张开嘴，药片放进去，她又闭上了嘴。但很快她就开始干呕，药片被吐了出来，落在他手心里，已经化了一半。

　　“幼蘅，你得吃下去。”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不吃药好不了。”

　　她又试了一次，这次勉强咽下去了，但呛得直咳嗽，咳得整个人都在发抖。他轻轻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像哄一个生病的孩子。

　　她靠在他身上，咳嗽渐渐停了，呼吸也慢慢平稳下来。药效没有那么快，她的体温还是很高，但至少不再说胡话了。她安静地闭着眼睛，偶尔皱一下眉头，像是在梦里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沈昭宁抱着她，一夜没有合眼。

　　船舱外面，运河的水无声地流着。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河面上起了雾，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清。船在雾中缓缓前行，像一个盲人在黑暗中摸索。

　　他低头看怀里的人。她的脸色还是苍白，但呼吸平稳了许多。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还是烫，但比之前好了一些。

　　“幼蘅，”他轻声说，“你要撑住。我们还没到呢。”

　　她没有回应，但她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勾住了他的手指。

　　他低下头，看见她的手指缠着他的手指，松松的，像一片叶子挂在一根树枝上，风一吹就会掉。但此刻，它还在那里。

　　他把她的手握紧了一些，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撑住。我们都撑住。

　　天亮的时候，船在一个小镇的码头靠了岸。

　　沈昭宁抱着程幼蘅下了船。她的烧退了一些，但整个人还是昏昏沉沉的，眼睛半睁半闭，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

　　小镇叫乌镇，是运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水乡小镇。白墙黑瓦，石桥流水，和杭州、嘉兴一带的其他小镇没什么两样。但此刻，镇上的气氛不太对——街上的人很少，店铺大多关了门，有几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在码头附近巡逻。

　　沈昭宁抱着她，找到一个开门的药铺。药铺的老板是个老头子，戴着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打盹。

　　“老先生，我太太病了，您给看看。”

　　老头子抬起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怀里的人，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搭了搭脉，又翻了翻她的眼皮。

　　“受了风寒，加上旧伤未愈，身体太虚了。”老头子摇了摇头，“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

　　“杭州。”

　　“杭州？”老头子的脸色变了一下，“杭州那边……日本人的飞机不是常来吗？”

　　“是。”沈昭宁不想多说，“老先生，您给开几服药吧。”

　　老头子点点头，转身去柜台上抓药。他一边抓一边念叨：“现在的世道，活着就不容易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东跑西跑的，身体都搞垮了……”

　　沈昭宁站在柜台旁边，一只手扶着程幼蘅，让她靠在自己身上。她站着的时候腿还在发抖，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轻得像一片纸。

　　老头子抓好了药，包成几包，递给他。“三天的药，一天两次，水煎服。她这个身体，得好生养着，不能再折腾了。”

　　“谢谢老先生。”沈昭宁接过药，付了钱，又抱起程幼蘅，走出了药铺。

　　他刚走出药铺的门，就看见街上多了一些人。不是普通的人——是日本兵。

　　一队日本兵从镇子的东头开过来，大约有十几个，领头的骑着一匹马，后面跟着步兵，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冷光。镇上的居民看见他们，纷纷躲进屋里，关上门窗。刚才还在街上走动的几个人，转眼间就消失了。整条街像被抽干了水的水渠，干涸得只剩下石头和灰尘。

　　沈昭宁站在药铺门口，抱着程幼蘅，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日本兵越来越近。他能听到马蹄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像钟表的秒针在走。他的心也随着那个节奏跳起来，越跳越快，越跳越响，响得他怀疑整条街都能听见。

　　“站住！”一个声音用日语喊道。

　　沈昭宁站住了。

　　一个日本兵跑过来，端着刺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用生硬的中文说：“证件。”

　　沈昭宁一只手抱着程幼蘅，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证件。日本兵接过去，翻了翻，递给旁边一个穿军官制服的人。

　　那个军官接过证件，看了看，又看了看沈昭宁。他大约三十来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倒像一个学校里的□□。

　　“中央大学的教授？”军官用中文问，口音比那个士兵标准得多。

　　“是。”

　　“南京来的？”

　　“是。”

　　军官的目光移到他怀里的人身上。“她是谁？”

　　“我妻子。”

　　“她的证件呢？”

　　“出门急，没有带。她身体不好，我们是要去湖州看病的。”

　　军官没有说话，走过来，低头看了看程幼蘅。她靠在沈昭宁怀里，脸色苍白，嘴唇干裂，额头上还有汗珠。她左眼下面的淤痕虽然已经淡了一些，但还能看得出来。

　　“你妻子……受伤了？”军官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的淤痕上。

　　“摔的。”沈昭宁说，声音很平稳，但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军官伸出手，捏住程幼蘅的下巴，把她的脸转向光线下仔细看。程幼蘅的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有反抗，也没有出声。她的右眼看着军官，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沈昭宁的手在身侧攥紧了，指甲嵌进了掌心的伤口里，血又渗了出来。

　　军官松开手，退后一步，看了看沈昭宁，又看了看程幼蘅，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中国人，”他说，声音不紧不慢，“有时候真的很蠢。”

　　沈昭宁没有说话。

　　“走吧。”军官挥了挥手，把证件还给他。“看好你的妻子。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乱跑不是好事。”

　　沈昭宁接过证件，鞠了一躬，抱着程幼蘅转身走了。他走得不快不慢，步伐稳定，像是在散步。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在发抖，每走一步都在发抖。他不敢回头，不敢加快速度，不敢做任何会引起怀疑的事。

　　他一直走到巷子尽头，拐了一个弯，确定日本兵看不见了，才靠在一面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你刚才很镇定。”程幼蘅的声音从他怀里传出来，微弱但清晰。

　　他低头看她，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睁着那只右眼看着他。

　　“装的。”他说。

　　“我知道。”

　　“你怕吗？”

　　“怕什么？”

　　“怕我保护不了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保护过我。你是第一个。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认了。”

　　他把她抱紧了一些，下巴抵在她的头顶。她的头发蹭着他的皮肤，又硬又糙，像一把枯草。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重。“我保证。”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脸埋在他胸口，闭着眼睛，听着他的心跳。

　　他的心跳很快，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门。

　　她在那个节奏里，慢慢地又睡着了。

　　他们在乌镇待了两天。

　　沈昭宁找了一间民房住下，每天给程幼蘅煎药、喂药、擦身体、换衣服。他从来没有照顾过病人——在沈家的时候，生病了有佣人，有大夫，他只需要躺在床上休息就行了。但现在他什么都要自己做。煎药的时候火候掌握不好，药煎糊了两次，苦得程幼蘅喝了一口就全吐了出来。第三次他学聪明了，守在炉子旁边一步不离，看着药汤从浑浊变成清亮，从清亮变成深褐色，才小心翼翼地倒出来，吹凉了端给她。

　　“苦。”她皱着眉头说。

　　“良药苦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一直揣在口袋里，糖纸都皱了。他剥开糖纸，把糖递给她。“吃完药吃这个。”

　　她接过糖，放进嘴里，含着糖看着他。她的右眼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感激，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柔软的、温暖的、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东西。

　　“沈昭宁，”她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煎药的？”

　　“昨天。”他说，“煎糊了两锅。”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很轻很淡，但比她在周家那三年里所有的表情加起来都好看。

　　“你以前在沈家，大概连厨房都没有进过吧？”

　　“没有。”他老实地说，“我以前连水都不会烧。在剑桥的时候，都是去食堂吃饭。”

　　“现在呢？”

　　“现在，”他看了看自己被药汁染黑的手指，看了看袖口上被火烧出来的几个洞，笑了一下，“现在什么都会了。”

　　她的眼眶红了一下，但没有哭。她只是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比前几天暖了一些。

　　“昭宁，”她说，“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来找我。后悔……把自己搞成这样。”

　　他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想了一下，然后说：“不后悔。”

　　“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他说，“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早一点来。”

　　她把他的手贴在脸颊上，闭上了眼睛。

　　“你来了就好。”她说，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你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