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锁秋声》苏安安喜欢你

5、囚 第五章

　　第五章囚

　　民国二十四年春天，程幼蘅嫁入周家的第一个月，杭州城里开了第一树桃花。

　　她是从仆人的闲话里知道的。周家的后院里没有桃树，只有几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和一条铺着青砖的甬道。甬道尽头是一扇小门，通往更后面的院子，那里原来是堆放杂物的仓库，后来改成了柴房，再后来就锁上了，没有人去。

　　程幼蘅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这方小小的后院里。前院是周子衡会客的地方，她不方便去；中院是婆婆的住处，她每天早上去请安，说一句“母亲早安”，婆婆点点头，她就退出来了。除此之外，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周子衡在家的日子不多，但每次回来，都像一场暴风雨。

　　第一次动手是在婚后第四十三天。

　　那天他从上海回来，在火车上丢了钱包，里面有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进门的时候脸色就很难看，仆人们都躲着走。程幼蘅不知道这些，她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看书。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她甚至没有抬头——她太专注于手里的书了，那是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花间集》，纸页发黄，字迹有些模糊，但她看得入迷。

　　“我回来了。”他站在门口说。

　　“嗯。”她应了一声，目光没有离开书页。

　　他走过来，一把抽走她手里的书，翻了翻封面，然后“啪”地摔在桌上。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着我？”

　　程幼蘅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色铁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身上有酒气——他在火车上大概喝了不少。

　　“你回来了。”她说，声音很平。

　　“就这样？”他逼近一步，“你丈夫出门半个月，回来了，你就说一句‘你回来了’？”

　　“你想让我说什么？”

　　“你——”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家——”

　　“这个家？”她轻声重复了一遍。

　　这三个字像是踩到了他的痛处。他猛地抬手，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程幼蘅的身体歪向一边，额头撞在桌角上，一阵剧痛从眉骨传遍整个头颅。她伸手摸了摸额头，手指上沾了血。

　　“你看什么看？”他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呼吸仍然急促，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是后悔，不是心疼，而是一种奇怪的满足。像是在确认什么——确认他可以这样做，确认她不会反抗。

　　程幼蘅没有哭，没有喊叫，甚至没有捂着脸。她只是慢慢坐直了身体，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血，然后站起来，走到脸盆架前，拧了一条毛巾，敷在伤口上。

　　整个过程，她没有看他一眼。

　　这种沉默比任何反抗都让他愤怒。

　　“你哑巴了？”他走过去，一把扯住她的胳膊，把她拽过来面对自己。“我打你了，你连哭都不会？”

　　“你想让我哭？”她看着他，额头的毛巾掉了，血顺着眉骨流下来，划过眼角，像一行红色的眼泪。

　　他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松开手，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程幼蘅的身体晃了一下，扶住了脸盆架。她低头看见盆里的水，映出她自己的脸——苍白的、流着血的、面无表情的脸。

　　她把毛巾重新拧了一遍，敷在伤口上，然后坐回窗前，拿起那本被摔得有些散架的《花间集》，翻到刚才看到的那一页。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

　　额头上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疼得她的太阳穴也在跟着跳。但她没有动，就那么坐着，像一尊石像。

　　窗外的天暗下来了。杭州的春天多雨，细细密密的雨丝打在窗棂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她忽然想起金陵女大的梧桐道，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梧桐叶上，也是这样的声音。

　　沙沙沙沙。

　　像谁在耳边轻声说着什么。

　　婚后第三个月，周子衡开始频繁地打她。

　　理由总是很充分——菜太咸了，茶太烫了，她请安的时候声音太小了，她在院子里走路的姿态不对。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他只是喝了酒回来，看见她就烦，抬手就是一巴掌。

　　程幼蘅学会了在他进门之前观察他的脸色。如果他嘴角往下撇着，眉头拧在一起，走路的时候脚步很重，那就是要打人了。她会提前站在角落里，低着头，不看他，不说话，尽量让自己变得很小很小，小到不存在。

　　但即使这样，他也能找到理由。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像根木头似的，看了就烦。”

　　一巴掌。

　　“你躲什么？我还能吃了你？”

　　一脚。

　　“你哭啊！你倒是哭啊！你连哭都不会，你到底是不是人？”

　　一拳。

　　程幼蘅从来不哭。不是不想哭，是不能哭。她知道，眼泪对他来说不是示弱，而是兴奋剂。她哭得越厉害，他打得越起劲。她的沉默是唯一的武器——虽然这把武器也伤不了他分毫，但至少，她没有给他更多的快感。

　　她身上的伤越来越多。手臂上的淤青叠着淤青，青紫交错，像一幅抽象的画。背上有几条被皮带抽出来的红痕，结了痂，又裂开，又结痂。肋骨断过一次，是他在酒后推她撞上了桌角。她疼得弯下腰，蹲在地上喘了半天气，他站在旁边看着，冷冷地说：“装什么装。”

　　她没有去看医生。周家的少奶奶被打得遍体鳞伤，传出去像什么话？周子衡不允许，她也不想。她只是自己找了一些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处，用布条缠好，然后继续做她该做的事——给婆婆请安，在屋里看书，在院子里走一走。

　　仆人们都看见了，但没有人说话。周家的规矩，主子的事，下人不能多嘴。偶尔有一两个新来的丫鬟露出不忍的神色，也会被老仆人拉走，低声说一句：“别管闲事。大少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程幼蘅不怪他们。他们也是可怜人，自顾不暇，哪有能力管别人？

　　她只怪自己。

　　怪自己不够强大，怪自己挣不脱这张网，怪自己在深夜辗转反侧时，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同一个人。

　　她会在黑暗中轻轻地念他的名字。沈昭宁。三个字，像一句咒语，念出来的时候，身上的疼痛似乎会减轻一些。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也许是注意力转移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她只知道，在那些漫长的、无法入睡的夜晚，这个名字是她唯一的慰藉。

　　她不准自己多想。每次念头一偏到那条梧桐道上，她就狠狠地掐自己的手心，用疼痛把它拽回来。

　　不能想。想了也没用。他已经不属于她的世界了——不，应该说，她从来就不属于他的世界。

　　她是周子衡的人。这个认知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每次想到都会在她心上烫出一个洞。

　　但她还是忍不住想。

　　六月的一个傍晚，程幼蘅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件事。

　　一个年轻的丫鬟，大概十五六岁，跪在甬道上哭。程幼蘅走过去问她怎么了，丫鬟抬起头，脸上有一个鲜红的巴掌印，半边脸肿得老高。

　　“少奶奶……”丫鬟看见她，哭得更厉害了，“我……我打翻了少爷的茶……”

　　程幼蘅蹲下来，掏出手帕，轻轻地擦去丫鬟脸上的泪。丫鬟的脸很烫，肿得厉害，手帕碰到的时候，她疼得直吸气。

　　“疼吗？”程幼蘅问。

　　丫鬟点点头。

　　程幼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去厨房找块热毛巾敷一敷。明天要是还肿，来找我，我那里有药。”

　　丫鬟感激地点点头，爬起来跑了。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怯怯地说：“少奶奶……您自己也要小心。”

　　程幼蘅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她站起来，继续在甬道上走。走到那扇通往后面仓库的小门前，她停下来，伸手推了推。门是锁着的，铁锁已经生了锈，钥匙大概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她把额头抵在门板上，闭着眼睛，听着门那边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那边只是一间废弃的仓库，堆着一些没人要的旧家具和落满灰尘的箱子。

　　但她觉得自己和那间仓库很像。被人遗忘在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

　　她转过身，靠门板上，仰头看着天。天已经黑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在杭州城的上空眨着眼睛。她想起小时候在杭州，夏天的晚上，母亲会在院子里铺一张竹席，她躺在席子上数星星。那时候父亲还活着，还没有开始赌钱，还会把她举过头顶，说“幼蘅是爹爹的小星星”。

　　那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段好日子。

　　后来的日子，就像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父亲的赌债、母亲的眼泪、周家的借据、那扇朱红色的大门、新婚夜的红烛、扇在脸上的巴掌、断掉的肋骨、失聪的左耳——

　　她伸手摸了摸左耳。已经听不见了。那天周子衡一巴掌扇过来的时候，她听到“嗡”的一声，然后整个世界就安静了一半。左耳像被塞了一团棉花，所有的声音都变得模模糊糊的，遥远得像从水底传上来。

　　她试着用左耳听自己的呼吸声。什么都听不见。只有右耳里传来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像有人在敲门。

　　像那个雨夜，沈昭宁站在她窗下，用石子敲了三下。

　　嗒。嗒。嗒。

　　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脸上有泪。

　　她抬手擦掉，擦得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痕迹从脸上抹去。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沿着甬道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七月初三，周子衡出了一趟远门，说要去苏州谈一笔生意，大概要半个月才能回来。

　　他走的那天，程幼蘅站在门口送他。他上了车，摇下车窗，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好好在家待着，别给我惹事。”

　　“知道了。”

　　车子开走了。程幼蘅站在门口，看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消失在巷口，然后转身回到后院，关上房门，靠着门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半个月。

　　她有半个月的时间，不用挨打。

　　这半个月里，她做了一件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她坐在窗前，铺开一张信纸，拿起笔。

　　她想写信。

　　写给谁？她不知道。也许写给林淑仪，问问她最近好不好，那盆文竹还在不在。也许写给母亲，告诉她自己在周家“一切都好”。也许写给他——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她想了很久，最后写了几个字：

　　“梧桐叶落尽了。”

　　这是她曾经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的那句话。那时候她还在金陵女大，他还在每天写信来，一封又一封，像不知疲倦的潮水。她回了那张明信片，告诉他“你别再写了”。

　　现在她想写的是另一句。

　　她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里。

　　然后她又铺了一张纸，开始写信给林淑仪。信写得很短，只是报了个平安，说自己一切都好，让林淑仪不要挂念。她没有提周子衡，没有提那些伤，只是在信的结尾加了一句：

　　“金陵女大的梧桐道，现在应该很绿了吧。”

　　她不知道梧桐道现在是什么样子。她没有问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告诉她。她只是凭着记忆想象——六月的梧桐道，叶子应该是翠绿的，密密匝匝的，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金色的光斑。

　　她曾经走在那条路上，怀里抱着书，心里装着远方。

　　现在她坐在这间屋子里，身上带着伤，心里装着一个不能想的人。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下林淑仪的地址。第二天一早，她让一个出门买菜的老妈子帮忙把信寄了出去。

　　她没有等到回信。

　　因为周子衡提前回来了。

　　七月初九，距离他说好的半个月还有六天，他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难看。程幼蘅正在屋里做针线，听见脚步声不对，立刻站了起来，退到墙角，低着头。

　　周子衡一脚踢开门，走进来，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桌上的信纸上——她今天刚铺了一张新的信纸，还没来得及收起来，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淑仪吾友——”

　　他拿起那张信纸，看了看，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来看着她。

　　“你给谁写信？”

　　“给同学。”她的声音很平，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同学？”他把信纸揉成一团，“什么同学？”

　　“林淑仪。金陵女大的同学。”

　　“金陵女大。”他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嘴角抽搐了一下。“你是不是也给姓沈的写信了？”

　　“没有。”

　　“没有？”他走过来，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拽起来对着自己。“你看着我说。”

　　程幼蘅的头皮被扯得生疼，但她没有叫出声。她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一封都没有。”

　　他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像是在判断她有没有说谎。然后他松开手，把她推搡到一边。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站在屋子中间，声音很大，大到外面的仆人大概都能听见。“你在南京的时候，给他写过信。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是——”

　　“闭嘴！”他吼了一声，“你以为你嫁给了我，就能跟他断了？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你是不是每天晚上躺在我身边，脑子里想的是他？”

　　程幼蘅没有说话。

　　这种沉默激怒了他。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针线篮，狠狠地摔在地上。剪刀、顶针、线团、布头散了一地，骨碌碌地滚到墙角。

　　“我告诉你，”他指着她的鼻子，“你死了这条心。你是周家的人，活着是周家的人，死了是周家的鬼。你要是敢——”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因为他看见了枕头底下露出的一角纸。

　　他走过去，掀开枕头，从下面抽出一张照片。

　　那是程幼蘅的父亲。穿着旧式长衫，面容清瘦，眉目间和她有几分相似。

　　“这是什么？”

　　“我父亲的照片。”

　　“你父亲的？”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写着“民国十五年摄于杭州”。“你把一个死人的照片压在枕头底下？”

　　“那是我父亲。”

　　“你父亲？”他冷笑了一声，“你父亲欠了我三千块大洋，然后吞了鸦片烟死了，留下一屁股债让我来收拾。你还有脸把他的照片压在枕头底下？”

　　他当着她的面，把那张照片撕成了两半。

　　程幼蘅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的脸从中间裂开，一分为二，一半落在地上，一半还攥在他手里。她的身体在发抖，但她没有动。

　　“你倒是哭啊！”他把手里的半张照片摔在她脸上，“你爹死了你都不哭？你是不是人？”

　　程幼蘅低下头，看着地上的碎片。她蹲下去，一片一片地捡起来。碎片很锋利，割破了她的手指，血渗出来，染在父亲灰白的脸上。

　　周子衡站在旁边看着，忽然一脚踢在她肩膀上。

　　她整个人翻倒在地上，手里的碎片又散了一地。她的肩膀撞在桌腿上，疼得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准捡。”他说，“我说不准捡，就不准捡。”

　　程幼蘅趴在地上，没有动。

　　他蹲下来，捏住她的下巴，把她的脸掰过来对着自己。

　　“程幼蘅，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你不准出这间屋子。不准写信，不准见外人，不准——”他顿了一下，“不准想不该想的人。”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外面喊了一声：“来人！”

　　两个仆人小跑着过来。

　　“把她的书全部搬走。笔墨纸砚也搬走。这间屋子里，除了床和桌子，什么都不要留。”

　　仆人们面面相觑，但不敢违抗，低着头走进来，开始搬东西。程幼蘅趴在地上，看着他们把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书一本一本地搬走——《古诗十九首》《昭明文选》《花间集》《漱玉词》《红楼梦》《水浒传》……那些是她在这个家里唯一的慰藉，是她和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

　　一本都没有留下。

　　搬完之后，周子衡站在门口，最后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听话，过些日子就放你出来。要是不听话——”

　　他没有说“不听话”会怎样。他只是把门关上了。

　　程幼蘅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咔嗒”一声，像是某个东西在她心里断了。

　　她趴在地上，很久没有动。地上的碎片硌着她的手掌，父亲的脸碎成好几块，散落在她周围。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碎片拢到一起，用裙摆兜着，爬到床边，塞进枕头底下。

　　然后她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地躺着，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的位置蜿蜒着伸向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她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酸到有泪水从眼角滑出来，流进头发里。

　　她还是没有哭出声。

　　哭是没有用的。她早就知道。

　　但从这一天起，她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

　　门锁着，窗户关着，窗帘拉上了。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灰尘的气味，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她坐在床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很直。

　　她开始背诗。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她背得很慢，一字一句，像是在咀嚼什么。背到“所思在远道”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背。

　　她背完了整首《古诗十九首》，又背了《长恨歌》《琵琶行》《春江花月夜》。她背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背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背了纳兰性德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她把她能记住的所有诗词都背了一遍。背完之后，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

　　她坐在黑暗中——窗帘拉上了，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分不清——她坐在黑暗中，双手交握在一起，拇指互相摩挲着。

　　她摸到了手腕上的银镯子。

　　她母亲的嫁妆。她嫁入周家那天戴上的，再也没有摘下来。

　　她把镯子转了一圈，银器摩擦皮肤的感觉有些凉。她想起母亲信里的话——“凡事忍耐，切莫顶撞。”

　　她已经很忍耐了。她觉得自己快要忍成一块石头了。

　　可是石头不会疼。她会。

　　她又想起了沈昭宁。

　　想起他在梧桐道上说“我就是认真的”时眼睛里的光。想起他说“拿命”时那种平静到近乎疯狂的笃定。想起他把那条毛巾揣进口袋里的动作——她站在窗后看见了，看见他把毛巾叠好，放进靠近心脏的那个口袋里。

　　她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又一下。

　　他还活着吗？他还好吗？他还在等她吗？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被关在这间屋子里，像一只被剪掉翅膀的鸟，连窗户都看不见。

　　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轻轻地念出那个名字。

　　沈昭宁。

　　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一粒种子落进了干涸的土壤里。她知道它不会发芽——这里没有阳光，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但她还是把它种下去了。

　　种在心里最深的那个角落，用疼痛浇灌，用思念施肥。

　　也许有一天，它会开出一朵花。

　　也许永远不会。

　　但至少，在那些漫长的、无法入睡的夜晚里，她知道自己心里还活着一样东西。

　　一样他们拿不走的东西。

　　《花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