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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竹林   第十章 ...

  •   第十章竹林

      他们在天目山里走了整整十一天。

      十一天里,他们翻过了三座山头,穿过了无数片竹林,趟过了好几条冰冷的山涧。沈昭宁的草鞋磨烂了三双,最后用布条缠着脚走,布条磨破了,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茧。他的肩膀被她的身体压得生疼,晚上躺下来的时候,整个上半身都像被人拆散了又重新拼起来一样,每一块骨头都在叫疼。

      但他没有停。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出发,走到天黑才找地方休息。他知道,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日本人的巡逻队已经出现在山区边缘了,他不想被追上。

      程幼蘅的身体在慢慢恢复。烧完全退了,脸色也好了一些,不再像宣纸那样苍白了,有了一点血色。她的腿还是不太灵便,走不了长路,但短距离的行走已经没有问题了。有时候山路比较平缓,她就下来自己走一段,让他歇一歇。

      “你不用背我的时候,走路像飞一样。”她有一次说。

      “是吗?”

      “嗯。你背我的时候走得慢,一步一步的,像老牛拉破车。一放下我,你就蹭蹭蹭地往前窜,像兔子。”

      “你是在说我像兔子?”

      “不,我说你像老牛。”

      他笑了。这种对话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她连多看他一眼都不肯,更别说跟他开玩笑了。而现在,她走在他身边,虽然一瘸一拐的,但脸上有了一点活气,眼睛里也有了一点光。

      他喜欢这种变化。像一棵快要枯死的树,慢慢地冒出了新芽。

      第七天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一条山涧挡住了去路。涧水不深,但很急,冬天的水冰冷刺骨,涧底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滑得站不住人。他试了一下,一脚踩下去,水没过脚踝,冷得他打了个寒噤,脚底的茧在湿滑的石头上根本吃不住力,差点摔倒。

      “我背你过去。”他说。

      “水太冷了,”她看着他的脚,“你的脚上有伤——”

      “不碍事。”

      他弯下腰,她趴在他背上。他走进水里,冰冷的涧水漫过他的脚踝、小腿、膝盖。他的脚底有裂口,水渗进去,疼得像刀割。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很慢,像在薄冰上行走。

      水越来越深,到了大腿根。她的脚垂下来,浸在水里,她缩了一下,但没有出声。

      “冷吗?”他问。

      “还好。”她的声音在发抖。

      他加快了脚步,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她的裤腿。她搂着他的脖子,脸贴在他背上,身体微微发抖。

      走到涧中间的时候,他踩到了一块特别滑的石头,脚下一滑,身体猛地歪向一边。她惊叫了一声,手臂本能地收紧。他一只手托着她,另一只手胡乱地抓住了旁边一根垂下来的树枝,稳住了身体。

      树枝很细,嘎吱一声,弯成了一个弧形,但没有断。

      他借着树枝的力,重新站稳,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吓死我了。”她在他背上说,声音闷闷的。

      “没事。”

      “你要是摔了,我们两个都要掉进水里。”

      “我不会摔的。”

      “你刚才差点摔了。”

      “但没摔。”他说,“我说过不会让你有事的。”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搂着他脖子的手臂又紧了一些。

      过了山涧,他的裤子湿透了,贴在腿上,冷得他直哆嗦。他找了一块平坦的石头坐下来,把裤腿卷起来,检查脚上的伤。脚底的裂口被水泡得发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渗血了。

      她蹲下来,看着他的脚,眉头皱得紧紧的。

      “疼不疼?”

      “不疼。”

      “你又说谎。”

      她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一条布,蹲在他面前,抬起他的脚,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小心翼翼地帮他包扎。她的手指很凉,但动作很轻,一圈一圈地把布条缠在他的脚上,缠得很仔细,边角都掖得好好的。

      他看着她低下去的头顶,头发短短的,露出后颈上一小片苍白的皮肤。她的后颈很瘦,颈椎的骨头一节一节地突出来,像一串小小的珠子。

      “幼蘅。”

      “嗯。”

      “你以前帮人包扎过吗?”

      “没有。”她说,“但我看过大夫怎么包。在广济医院的时候,护士给我换药,我看着的。”

      他沉默了。

      她在广济医院的时候,肋骨断了,左耳听不见了,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护士给她换药。没有人陪她,没有人照顾她,只有她一个人,在一间陌生的病房里,看着别人怎么包扎伤口,默默地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他的眼眶热了一下,别过头去,看着旁边的竹林。

      “好了。”她拍了拍他的脚,站起来。“试试看,松紧合适吗?”

      他踩了踩地,布条缠得不松不紧,正好。

      “很合适。”他说,“你比护士包得好。”

      “那是因为你比病人听话。”她笑了一下,但笑容里有一丝苦涩。

      他站起来,弯下腰。“走吧,继续。”

      “让我自己走一段。”

      “你——”

      “你的脚刚包好,不能马上负重。”她说,语气不容置疑,“我走一段,等你脚好一点了你再背我。”

      他看着她,她看着他。她的右眼里有一种他熟悉的倔强——那种在金陵女大的梧桐道上说“请不要再来了”时的倔强,那种在周家的囚室里说“能走”时的倔强。

      “好。”他说,“但你累了就要说。”

      “知道了。”

      他们并排走在山路上。她走得慢,一瘸一拐的,但脊背挺得很直,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竹子。他放慢脚步,配合着她的速度,偶尔伸手扶她一下,但大多数时候让她自己走。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她开始喘气了,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累了?”他问。

      “不累。”她说,但她的脚步已经明显慢了下来。

      “上来。”他走到她前面,弯下腰。

      “我还能走——”

      “程幼蘅。”他转过头看着她,“你刚才说累了就要说。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她咬了咬嘴唇,没有反驳,趴到了他背上。

      “你这个人,”她把脸贴在他背上,声音闷闷的,“什么都看得出来。”

      “那当然。”他说,“我是教授。”

      “教授就看得出别人累不累?”

      “不是。是看你,看得出来。”

      她没有说话,但他感觉到她的嘴角在他的背上弯了一下。

      第十一天的傍晚,他们走出了天目山。

      站在山脚下,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远处有村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夕阳的余晖中变成淡紫色的雾。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短短的稻茬,整齐地排列着,像一片巨大的棋盘。有一条小河从田边流过,河面上有鸭子,嘎嘎地叫着,在夕阳下游来游去。

      程幼蘅站在他旁边,看着眼前的景色,忽然哭了出来。

      不是那种无声的、矜持的流泪,而是真正的、毫无掩饰的哭泣。泪水从她眼睛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她灰白色的棉袍领口上。她捂着嘴,肩膀剧烈地颤抖,发出压抑的、呜呜的声音。

      “怎么了?”他慌了,扶住她的肩膀,“哪里不舒服?”

      她摇了摇头,说不出话。她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平静下来,用手背擦了擦脸,吸了吸鼻子。

      “我没事。”她说,声音哑哑的。“我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一片天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

      在周家的后院里,她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窗户很小,装着铁栏杆,能看到的天只有窗户框出来的那一小块。那一小块天,有时候是蓝的,有时候是灰的,有时候是黑的,但不管是什么颜色,都是被铁栏杆切碎了的。

      三年。

      她看了三年被铁栏杆切碎的天。

      而现在,她站在山脚下,头顶上是整个天空——没有栏杆,没有窗户,没有任何东西挡住她的视线。天很大,大到看不到边际,大到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但这种渺小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渺小,而是站在旷野上的渺小——自由的、开阔的、天高任鸟飞的渺小。

      他伸手揽住她的肩膀,把她拉进怀里。她没有挣扎,靠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

      “以后,”他说,“你想看多大的天,就去看多大的天。”

      她把脸埋在他胸口,点了点头。

      他们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借住了一晚。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种田的农民。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黑黝黝的,手上全是老茧,说话嗓门很大,但人很和气。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村长问。

      “从浙江那边过来的。”沈昭宁没有说杭州,也没有说周家。

      “逃难的?”村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程幼蘅,叹了口气。“造孽啊。你们先住下,明天再走。”

      村长给他们安排了一间空房,是村头的一间土坯房,原来是堆柴火的,收拾了一下,铺了一些稻草,就算是一张床了。条件很差,但比山洞强多了——至少有四面墙,有一扇门,能挡风。

      程幼蘅坐在稻草铺上,看着这间简陋的房子,忽然说:“比周家的后院好。”

      沈昭宁正在门口生火做饭——他从村长那里借了一个瓦罐,打算煮粥——听了这句话,手里的火镰停了一下。

      “好在哪里?”他问。

      “这里有窗户。”她指了指墙上那扇小小的窗户,没有玻璃,只用一块布帘子挡着。“没有铁栏杆。”

      他低下头,继续打火。火镰击打燧石,迸出一串火星,落在干草上,燃起了一小簇火苗。

      “以后我们住的房子,”他说,“窗户要大,要大到你一伸手就能摸到外面的树叶。”

      “什么树叶?”

      “梧桐叶。”他说,“我们在院子里种一棵梧桐树。”

      她笑了,笑得很轻,但很真。“你又不会种树。”

      “我可以学。”他把瓦罐架在火上,往里面加了一些米和水。“煎药我都学会了,种树应该不难。”

      “种树和煎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煎药有方子,照着做就行了。种树要看天时、看土壤、看水分、看光照,讲究多了。”

      他转过头看着她。“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她的目光变得有些遥远,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我爹种的。他说,梧桐树是吉祥的树,能引来凤凰。”

      “后来呢?”

      “后来他赌输了钱,把那棵树砍了卖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连根都刨了。”

      瓦罐里的粥开始冒泡了,咕嘟咕嘟的,白色的米汤在火光中翻滚。他用勺子搅了搅,防止糊底。

      “那我们再种一棵。”他说,“种一棵更大的。”

      她没有说话,只是坐在稻草铺上,看着他蹲在火堆前搅粥的背影。火光映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像一座山。

      粥煮好了。他盛了一碗,端给她。碗是村长借的,粗瓷的,边上有缺口,但洗得很干净。

      “小心烫。”他说。

      她接过碗,捧在手心里。粥很烫,烫得她的手指发红,但她没有放下,就那么捧着,让那股热气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

      “昭宁。”

      “嗯。”

      “你说到了皖南,我们找个地方住下来。”

      “对。”

      “然后呢?”

      “然后我给你买很多很多的书。”

      “还有呢?”

      “然后在院子里种一棵梧桐树。”

      “还有呢?”

      他想了一下。“然后……我就天天在树下看书,你也天天在树下看书。我们各看各的,谁也不打扰谁。看累了就看看天,看看树,看看对方。”

      “就这样?”

      “就这样。”

      她低下头,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她嘶了一声,但她笑了。

      “好。”她说,“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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