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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午后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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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响的时候,白明熠没有动。
他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校服的袖子压在他眼睛上,挡住了光。他的呼吸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胸膛在缓慢地起伏,像一台还在运转但没有人操作机器。
教室里椅子拖地的声音、课本合上的声音、同学们说话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像潮水一样退下去。有人喊“去食堂去食堂”,有人说“帮我带个面包”,有人已经在讨论下午的课了。这些声音他都很熟悉,但他从来不参与。他像一个坐在海底的人,看着海面上的热闹,什么都听不真切。
石磊在旁边伸了个懒腰。椅子嘎吱嘎吱响,像要散架一样。他把胳膊举过头顶,拉伸了一下,骨头咔嗒咔嗒地响了好几声。
“白明熠,你不去吃饭?”他问。
白明熠没有动。他的脸埋在臂弯里,嘴唇贴着校服的袖口,布料磨着他的皮肤,有点糙。
“哦,你又吃面包。”石磊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没有等他回答。他把桌上的课本胡乱塞进桌兜,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一推,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他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从桌兜里掏出一包薯片塞进口袋,然后蹦蹦跳跳地出了教室。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还能听到他跟隔壁班的人打招呼——“嘿,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对方说了什么,白明熠没听清,只听到石磊哈哈哈的笑声,很大声,很吵。
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
白明熠听着脚步声远去的方向。他不用抬头,就能分辨出哪些脚步声是去食堂的——急促的、结伴的、夹杂着说话的。哪些是去小卖部的——轻快的、一个人的、偶尔停一下的。哪些是去操场的——沉重的、有节奏的、越来越远的。
有一个脚步声不是往门口走的。是从前排往后面来的。很轻,很稳,不急不躁。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白明熠听到了。他总能听到这个脚步声。
白明熠知道那是谁。
他没有抬头。那个脚步声在他旁边停了一下。停的时间不长,可能只有一两秒。但那一两秒里,白明熠屏住了呼吸。然后脚步声继续往后走。不是来找他的,只是路过。教室后门被推开了,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
白明熠慢慢抬起头。
教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都在趴着睡觉。有人把校服盖在头上,只露出一丛乱糟糟的头发。有人张着嘴,发出细微的鼾声。日光灯嗡嗡地响,像一个坏了的收音机。
前排江维文的座位空了。课本摞得整整齐齐,笔放在课本上面,和桌沿平行。白明熠看着那个空位,看了几秒,然后从桌兜里摸出一个面包。
草莓馅的。包装袋上印着一只粉色的兔子,笑得露出一排白牙。兔子旁边有一行字:“甜蜜每一天!”白明熠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包装袋翻过去,不让那只兔子对着他笑。
他撕开包装,咬了一口。草莓酱太甜了,甜得发腻,黏在牙齿上,咽下去的时候喉咙不舒服。他不喜欢甜的。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冰箱里的面包只有这种,母亲买的时候大概只看打折标签,不看口味。他不知道母亲上一次去超市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冰箱里还剩下多少这样的面包。他懒得去看。看了也没用。他不会说,母亲也不会问。
他嚼着面包,目光落在窗外。
阳光很好。四月的阳光不像夏天那么烈,也不像冬天那么薄。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暖,照在皮肤上不烫,照在眼睛里不刺。操场被晒得发白,跑道上的白色线条在阳光底下反着光,像一条条发光的蛇。远处有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地上的声音咚咚的,隔着玻璃听起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
他看了一会儿,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嘴里。包装纸揉成团,扔进垃圾桶。包装纸弹了一下,掉在地上。包装袋上那只粉色的兔子又露出来了,还是在笑。白明熠看着那只兔子,犹豫了一下,弯腰捡起来,重新扔进垃圾桶。这一次它没有再弹出来。
他站起来。
他没有留在教室,也没有去操场。他走出教室后门,往楼上走。楼梯拐角处有一扇门,推开是一个小平台,再往上走一层就是天台。天台的铁门平时是锁着的,但锁已经坏了很久,用力一拽就能开。白明熠来过很多次,知道什么时候来不会碰到别人——午休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食堂,天台上没人。
他拽开铁门,铁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某种动物在叫。声音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传上去又传下来,来回了好几次才消失。
天台的风迎面扑来。
四月的风已经不冷了。冬天的风是刀,割在脸上生疼。四月的风是手,凉凉的,但不伤人。风里带着一点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饭菜香。白明熠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从鼻腔灌进去,一直沉到肺里,凉丝丝的,让他清醒了一些。
他走到天台边缘,靠在栏杆上,往下看。
操场上的篮球架像玩具一样小,跑动的人像蚂蚁一样小。他伸出手比了比,两根手指就能把一个人捏住。喊叫声从下面传上来,变得模模糊糊,像隔了好几层玻璃。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支黑色圆珠笔。冰凉的。美工刀也在。冰凉的。
他没有拿出来。
天台上有几根废弃的管子,堆在角落里,上面落了一层灰。管子的接口处生了一层褐色的锈,像干涸的血迹。地上有烟头,不止一个,散落在管子的周围。有些已经很旧了,被雨水泡过,滤嘴发黄发胀,纸卷裂开,露出里面褐色的烟丝。有些看起来是最近才丢的,滤嘴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褐色,烟纸上还印着牌子的名字。
白明熠盯着那些烟头看了一会儿。想象着那些来这里抽烟的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是高年级的,也许是已经毕业的,也许和他一样,只是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待着。他们蹲在管子旁边,点着一根烟,吸一口,吐出来,看着烟雾被风吹散。他们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待着。直到烟烧到滤嘴,烫一下手指,才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下楼,回到教室里,回到那些课本和试卷中间,回到那些老师和同学中间。
白明熠没有烟。他不需要烟。他有美工刀。
他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背靠着栏杆,面朝天空。栏杆的铁条硌着他的后背,透过校服能感觉到冰凉的金属。他把腿伸直,脚后跟抵在地上,脚掌微微抬起。阳光照在他的鞋面上,那双旧板鞋的鞋带已经洗得发白了,鞋头的橡胶有一道裂口,但还能穿。
天很蓝。没有云,蓝得像一块洗旧了的布。那种蓝色不是颜料能调出来的,是透明的、深邃的、望不到底的。白明熠盯着那片蓝色看了一会儿,觉得眼睛有点酸,就闭上了。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声音。不是人说话的声音,是风自己的声音。呼呼的,像某种古老的乐器。有时候声音大一些,像在怒吼;有时候声音小一些,像在叹息。白明熠听着那个声音,脑子里的杂音慢慢少了一些。那些关于成绩的、关于张济的、关于石磊的、关于江维文的,都被风吹散了,像那些烟灰一样,打着旋,飘到栏杆外面,飘到操场上空,飘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在天台坐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阳光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让他有点想睡觉。但他没有睡。他怕睡着了会做梦。他不想做梦。梦里有他不愿意见的人,有他不愿意回忆的事。那些东西白天已经够烦了,晚上还要在梦里再来一遍,他不想要。
他听到铁门被推开的声音。
白明熠没有回头。脚步声从门口走过来,不快不慢,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那节奏他认得——不急不躁,每一步都很稳,像那个人做所有事情一样。脚步声在他旁边停下来。停了一下。然后一个人坐了下来。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不远不近。
白明熠睁开眼睛,偏头看了一眼。
江维文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放着一个三明治,保鲜膜包着,全麦面包,里面夹着生菜和火腿。他没有看白明熠,目光落在远处的教学楼上。教学楼的外墙是灰白色的,窗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盒火柴。有些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面白色的旗。
江维文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刻意的平静,不是那种“我没事”的平静,是真的平静。他的眉眼舒展开,嘴唇微微闭着,睫毛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的校服领子服帖地翻着,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搭在额前,他没有去理。
白明熠没有说话。
江维文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风吹过来,把白明熠的头发吹得更乱了。他抬手拢了一下,发现没什么用,又把手放下了。江维文的头发也被吹乱了,他也没有去理。风太大了,谁都没办法让头发保持整齐。
白明熠注意到江维文的袖口。校服的袖口洗得很干净,没有墨渍,没有油渍,白色的布料在阳光下几乎反光。不像他的袖口,总是有一块深色的痕迹,不是墨水就是圆珠笔油。
过了一会儿,江维文把三明治的保鲜膜撕开。撕开的声音很轻,像撕一张纸。他咬了一口,嚼得很慢。白明熠看着他嚼。一下,两下,三下。他的腮帮子微微鼓起来,又瘪下去。他没有发出吧唧嘴的声音,也没有说话。
白明熠把目光移开。他不想盯着看,那会显得他很在意。他不在意。他只是……注意到了。
“你怎么知道这里?”白明熠问。声音不大,被风吹散了一些,尾音消失在空气里。
“以前来过。”江维文说。他咽下了嘴里的三明治,声音清楚了一些。
“什么时候。”
“刚转来那天。到处走了一圈。”
白明熠没再问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指上还有刚才撕面包包装袋留下的碎屑,面粉和糖粉混在一起,黏在他的指纹里。他拍了拍,碎屑飘到地上,被风吹走了。他看着那些碎屑打着旋往远处飘,最后消失在栏杆外面。有一片碎屑飘得特别高,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一个微小的星星,然后就不见了。
江维文把三明治吃完。他把最后一口咽下去,然后把保鲜膜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他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叠保鲜膜的动作熟练又利落。叠好之后,他把它塞进口袋里。
“你中午就吃面包?”他问。
“嗯。”
“够吗?”
“嗯。”
江维文没有再问。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手。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地擦过去,从拇指到小指,每一根都擦得很仔细。擦完之后,他把纸巾也叠好,塞进口袋。白明熠看着他做这些事情。把东西叠整齐,把垃圾收好,不留下任何痕迹。和他做所有事情一样,有条不紊,干干净净。
白明熠忽然想到,江维文的桌兜大概也是这样的。课本摞得整整齐齐,笔放在固定的位置,没有乱七八糟的废纸,没有零食碎屑。不像他的桌兜——塞满了面包包装纸、揉成团的草稿纸、还有那本画着苯环的笔记本。他的桌兜是一个黑洞,什么东西扔进去就找不到了。有时候他想找一支笔,要把手伸进去摸半天,摸出来的是半块橡皮、一根用完了的笔芯、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纸条。
“你每天都来这里?”江维文问。
“不一定。”白明熠说。
“今天为什么来?”
白明熠沉默了一会儿。
“教室里吵。”他说。
江维文点了点头。他没有问“谁吵”,也没有问“为什么吵”。他只是点了点头,好像这个答案对他来说就够了。白明熠有时候觉得,江维文是唯一一个不追问的人。其他人都要问,问了还不信,还要再问。江维文不问。他说什么,江维文就信什么。不是真的信,是不需要更多。
风大了些。把天台角落里的灰吹起来,打着旋往天上飘。白明熠眯着眼睛看那些灰。它们不是烟灰,是更细的、更轻的东西——可能是水泥表面的粉末,可能是干了的泥土,可能是来自某件旧衣服的纤维。它们被风卷起来,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最后变成一个个看不见的小点。
“饭团,”江维文忽然说,“我还会做。”
白明熠的手指蜷了一下。
“不用。”他说。
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硬。像一块石头扔在地上,没有缓冲,直接砸下去。他听到自己说“不用”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别的话。但他没有听那个声音。
江维文没有接话。他看着远处的操场。篮球场上有人投进了一个三分,队友们围上去拍他的肩膀。他们拍得很用力,隔着这么远都能感觉到那种力度。声音从下面传上来,隐隐约约的,听不清是欢呼还是争吵。
“不是因为你。”江维文说。
白明熠偏头看他。江维文的侧脸很安静,睫毛垂着,嘴唇微微抿着。他没有看白明熠,目光还落在远处。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白明熠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了一下。很轻,很快,像是不自觉的。
“我自己也要吃,”江维文说,“做多了。”
白明熠没有说话。
他想起以前江维文每次把饭盒盖子推过来时说的那两个字——“多了”。不多不少,刚好一半。盖子推过来的时候,会先在桌面上滑一小段,然后停下来。米饭冒着热气,番茄炒蛋红黄相间,排骨的汤汁浸到米饭里,把那一块染成了深褐色。他从来没有问过江维文是不是真的做多了,从来没有问过那些饭团是哪里来的,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江维文每天都会多带一个饭团、多带一盒牛奶、多带一个三明治。
他不需要问。
他知道答案。
但他不想承认。承认了就意味着他需要,意味着他在乎,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想承认。
“随便你。”白明熠说。
他把目光移开,落在远处那栋居民楼上。那栋楼他见过很多次。从教室窗户看出去的时候,它在最左边。从回家的路上经过的时候,它在右边。但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不知道那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大概不会在天台上吃面包,不会在手腕上缠绷带,不会在笔记本上画苯环。他们大概有正常的午餐,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周末。他们不会在深夜坐在桌前,把刀片按在手腕上,然后犹豫很久。
江维文点了点头,没有再提。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的沉默和刚才不一样。刚才的沉默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现在的沉默是满的,装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只是谁都没有开口把它们放出来。
白明熠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美工刀。他没有拿出来,只是用指尖摩挲着刀壳上的纹路。那些纹路他很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哪一道是新的、哪一道是旧的。刀壳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他不小心用刀片划的。那天他在换刀片,手滑了一下,刀尖在壳子上划了一道。不深,但能摸出来。他的拇指在那道划痕上来回摩挲,一遍又一遍。
“你手上的伤,”江维文忽然说,“好点了吗?”
白明熠的手停了一下。
“什么伤。”他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点沙哑。
“手腕上的。”
白明熠把袖子往下拉了拉。动作不大,但江维文肯定看到了。他的袖子本来就长,再拉一下就盖住了整个手背。他没有看江维文,不知道江维文现在是什么表情。他不想知道。他怕在江维文脸上看到同情,或者心疼,或者任何一种让他觉得自己很可怜的表情。他不可怜。他只是……不一样。
“好了。”他说。
“碘伏还在左边抽屉,”江维文说,“你需要的话自己拿。”
白明熠没有说话。
他想起江维文在教室抽屉里放的那瓶碘伏和那包纱布。不是为他准备的——他告诉自己不是。也许是江维文自己用的,也许是他放在那里备用的,也许只是碰巧。但碘伏和纱布不是学习用品,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一个高中生的课桌里。除非那个人知道有人会用。
“嗯。”白明熠说。
江维文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的裤子上没有灰,但他还是拍了几下,像是一种习惯。白明熠注意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先是用右手撑了一下地面,然后膝盖弯曲,身体前倾,动作很流畅。
“我回去了。”他说。
白明熠没有动。他坐在原地,背靠着栏杆,仰头看着江维文。阳光在江维文身后,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白明熠眯了眯眼。
江维文走了两步,停下来。
“天台的风太大了,”他说,没有回头,“待久了头疼。”
然后他走了。
铁门被推开又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这一次没有吱呀声,只有门框和门板撞击的“砰”的一声。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渐渐远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白明熠一个人坐在天台。
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得更乱了。他没有去理。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四月的风不冷。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那个东西不大,但很硬,卡在食道和气管之间,让他每一次呼吸都觉得不顺。
他想起江维文说的“不是因为你”。那三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只被困在瓶子里的飞虫,撞来撞去,找不到出口。不是因为你。那是为什么?他自己说的——自己也要吃,做多了。但白明熠知道不是。他也知道江维文知道他知道。但他们都不说破。
他想起那两个字——“多了”。不多不少,刚好一半。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没有一次是多了一整份,也没有一次是只多了几口。永远是一半。好像江维文在分饭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他想起那些饭团,那些三明治,那些温热的牛奶,那些被推到桌角的饭盒盖子。他想起江维文说“碘伏还在左边抽屉”时的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没有关心,没有心疼,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同情。就是陈述一个事实。碘伏在那里,你需要就用。
白明熠闭上眼睛。
风还在吹。他把头靠在栏杆上,铁栏杆被太阳晒得温热,贴着后脑勺,不烫,刚刚好。阳光落在他的眼皮上,一片橙红色。他透过眼皮能看到血管的纹路,像一张细密的网。远处有人在笑,不知道在笑什么。笑声被风吹散,断断续续的,像一首没唱完的歌。
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睛。
他站起来,腿有点麻。他跺了跺脚,等那股麻劲儿过去。然后走到铁门前,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立刻推开。他站了几秒。然后推开门,走下楼梯。
走廊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还在食堂或宿舍,走廊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墙壁上贴着名人名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字已经褪色了,边角翘起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白明熠从那张标语下面走过,没有看它。
他走回教室,推开门。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在趴着睡觉。有人把校服蒙在头上,只露出一截手臂。手臂上有几道圆珠笔画的图案,不知道是什么。
江维文已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面前摊着课本,正在看书。他的背挺得很直,头微微低着,目光从左到右,一行一行地移动。他听到门响,没有抬头。
白明熠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趴下去。
他把脸埋进臂弯里。手腕上的绷带蹭着脸颊,粗粝的触感让他觉得安心。他闭着眼睛,听着教室里细碎的声响。有人翻书,有人打呼噜,有人用笔敲桌子。这些声音和天台上风声不一样,但它们都有同一个作用:让他不用想太多。
石磊从教室外面冲进来的时候,午休还有十分钟才结束。他满头大汗,额前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手里拿着一瓶冰红茶。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椅子发出“嘎吱”一声惨叫。他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然后长出一口气,像刚跑完八百米。
“热死了,”他说,“白明熠,你没去操场太亏了,今天篮球场上有高二的打比赛,可精彩了——”
白明熠没理他。
石磊习惯了,也不在意。他把冰红茶放在桌上,从桌兜里翻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汗。他擦得很用力,脸被揉得通红。他一边擦一边继续说着那场他根本没看完的比赛——“那个穿红色球衣的三分球投得特别准,连着进了三个”——白明熠听着他的声音,像听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烦,但比安静好。安静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比石磊的声音更烦。
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
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
她今天讲的是抗日战争,放了一段纪录片。教室里的灯被关掉了,投影仪的蓝光照在幕布上,把每个人的脸都照成蓝色。旁边的石磊在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他的嘴微微张着,发出细微的鼾声。白明熠没有叫他。
他算完最后一步,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看了一眼前排。蓝光把江维文的侧脸照得很清楚——他的鼻梁在脸上投下一道阴影,睫毛的轮廓清晰可见,嘴唇微微闭着,表情专注。
历史老师讲到了南京大屠杀,讲到了三十万这个数字。她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白明熠的笔停了一下。
忘记。他不知道忘记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他想忘记,但忘不掉。有些事情他不想忘记,但正在一点一点地模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每天晚上坐在桌前,台灯下,笔记本上那些分子式、装置图、倒计时。他也是在准备一种改变——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考大学,不是找好工作,不是让母亲骄傲。是另一种。是更彻底的、更安静的、不会被任何人打扰的方式。
他把笔放下,趴在桌上。
旁边的石磊被自己的瞌睡惊醒了,猛地抬起头,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他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四周,问:“下课了?”
白明熠没理他。
石磊揉了揉眼睛,看到白明熠趴着,又趴下去了。
第二节课是化学。
白明熠坐直了。
李萍老师走进来,笑眯眯地拍了拍讲台:“上节课讲了苯酚的性质,这节课我们做几道练习题。”她在黑板上写了几道题,让同学们自己做。白明熠拿起笔,不到五分钟就全做完了。他放下笔,看了一眼前排。江维文也在做题,速度不快不慢,每一步都写得很仔细。他的草稿纸上写满了数字和符号,排得整整齐齐,像一支军队。
白明熠把目光收回来,重新趴在桌上。他没有睡觉,只是闭着眼睛。脑子里在想那些题——有一道题他用了两种方法,第二种比标准答案短了三步。不知道李萍老师会不会讲到那种方法。应该不会,太偏了,不是考试要求的内容。但他觉得那才是这道题该有的解法。标准答案太啰嗦了,绕了好几个弯,浪费时间。他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他听到前排翻书的声音。江维文在翻课本,可能是查某个知识点。翻书的声音很轻,很规律,和他做所有事情一样。
晚自习的时候,白明熠没有去天台。他坐在教室里,面前摊着化学竞赛的辅导书,翻到“芳香烃”那一章。他看了几页,合上书,又翻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不想学习,不想做题,不想做任何事。但他也没有地方可去。回家也是一个人,空荡荡的,只有那盏台灯和那个玻璃罐。
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
他听到前排有人翻书的声音。那个人翻书的声音很轻,很规律,像某种白噪音。一页,停一会儿,又一页,又停一会儿。不急不躁。白明熠知道那是谁。他没有抬头去看。但他注意到,那个翻书的声音今天比平时慢了一些。平时是翻一页,停几秒,再翻一页。今天是翻一页,停很久,再翻一页。好像看书的人不太专心,好像在想别的事情。
白明熠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前排。江维文坐在那里,面前摊着课本,但目光没有落在课本上,而是落在窗外。窗外是黑的。路灯的光从远处照过来,把对面教学楼的窗户照成一格一格的小方块,有的亮着,有的暗着。他在看什么?白明熠不知道。也许什么也没看,只是不想看书。
白明熠看了几秒,收回目光,重新闭上眼睛。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了。
白明熠收拾好书包,站起来。石磊在旁边跟他说“明天见”,他没理,背着书包走出教室。
走廊里很安静。白明熠一个人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他的影子被路灯从窗户投进来,投在台阶上,一个长长的、扭曲的影子。他踩着自己的影子,一级一级地往下走。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校门口的路灯亮着,把地面照出一圈昏黄的光斑。有飞虫在灯下飞舞,一圈一圈的,不知疲倦。白明熠往左拐。
巷子里很安静。墙头上的那只猫蹲在那里,绿色的眼睛在夜色里发光。白明熠看了它一眼,它没有叫,只是安静地蹲着,像一个在等人的人。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玄关没有灯。母亲的鞋不在门口。白明熠换了拖鞋,走进房间,把书包扔在床上,坐在桌前。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窗帘上,一晃一晃的,像水里的倒影。他盯着那些影子看了一会儿。有一根树枝特别粗,影子像一只手,五指张开,抓在窗帘上。他盯着那只手,看它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他没有拉窗帘。
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上面写着:“今天没有用刀。第二天。”
那是昨天写的。今天他用刀了吗?没有。他摸过刀,想过用刀,但没有用。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好几次,每次都能摸到那个冰凉的铁壳子。每次他都在心里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等到了教室,等到了午休,等到了晚自习,等到了回家。
他没有用刀。
他拿起笔,在“第二天”后面写:“第三天。”
然后他在下面写:“他今天说,饭团还会做。我说不用。他说不是因为我。”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他想起江维文说“不是因为你”时的语气。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需要,不是因为你想吃,不是因为我在乎你。是因为我自己也要吃,做多了。他把理由包装得那么随便,好像真的只是顺便。但白明熠知道不是。他知道。
他又写:“天台风大。他说待久了头疼。”
他把笔放下,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又拿起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很小的字,小到几乎看不见:
“碘伏在左边抽屉。”
写完之后,他盯着这行字。那不是他说的,是江维文说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句话也写下来。也许是因为他想记住,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忘记。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他把那行字涂成一团黑色的墨渍。然后又重新写了一遍:
“碘伏在左边抽屉。”
这一次,他没有涂掉。
他把笔放下,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关了灯,躺到床上。
窗帘没有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白明熠看着那个长方形,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移动,从床尾移到床头。它的边缘不是直的,因为窗帘的褶皱,光斑的边缘是波浪形的,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湖面。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手腕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钝的,闷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下面一跳一跳的。绷带下面,那道浅浅的口子正在愈合。明天会结痂,后天会变成一道新的疤痕。一道新的,和那些旧的排在一起,像某种只有他自己能读懂的密码。
他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桌上没有饭团。他知道。
但江维文说“我还会做”。
他说“不用”。
但他知道,如果明天桌上出现一个饭团,他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