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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见
然后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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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笑了——不是苦笑，是真正的、如释重负的笑。那个笑容让她脸上的疲惫淡了一点，让她看起来像档案照片里那个精明干练的CEO。
“你说得对。”她说，“你已经见过最坏的情况了。剩下的，都是赚的。”
瑞雯放下咖啡杯，“他在哪儿？”
“马里布。他已经两周没去公司了。”
“两周没出门？”
“没有。除了必要的视频会议，他不见任何人。”佩珀顿了顿，“小辣椒也不见。”
瑞雯看着她。
佩珀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自嘲地笑了一下，“他给我起的绰号。小辣椒。说我脾气太辣。”她顿了顿，“很久没听他这么叫了。”
瑞雯站起来，“地址给我。”
佩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串地址。瑞雯接过来，看了一眼，收进口袋。
“有任何进展，我会联系你。”
佩珀点点头。瑞雯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开口：“安娜医生。”
瑞雯停住。
“他……”佩珀的声音有点犹豫，“他还值得救吗？”
瑞雯转过头，看着她，“你觉得呢？”
佩珀沉默了几秒，“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场灾难。但有时候我又想起，他在山洞里造出第一套盔甲的时候，是为了活下来。他回来之后宣布关闭武器部门的时候，是为了不再有人死在他的武器下。他……”
她没说完。
瑞雯等着。
佩珀深吸一口气，“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也是最烂的人。我不知道该不该救他。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试，我会后悔一辈子。”
瑞雯看着她，两秒。
然后她说：“那就试。”
推门离开。
……
2010年4月马里布
那栋房子瑞雯在档案里见过。
但档案不会告诉你，从大门到客厅这一段路，要经过一个多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多大的游泳池，游泳池里的水已经绿了，漂着落叶，像是很久没人打理。档案不会告诉你，房子外墙的白色涂料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下面的灰色水泥，像是被海水侵蚀的痕迹。
瑞雯按下门铃。
没有人应。
她又按了一次。
还是没有人应。
她伸手推门。门没锁。
玄关的气味扑面而来——酒精，汗，过期披萨，还有一点金属的焦糊味，像是有什么东西烧过。瑞雯在门口站了两秒，让嗅觉适应这个环境，然后走进去。
客厅比玄关更糟。
窗帘拉着，透不进一点光。地上散落着空酒瓶——威士忌，伏特加，红酒，什么都有。设计图纸扔得到处都是，有些被揉成一团，有些被撕成两半，有些上面有干涸的咖啡渍。茶几上放着一片披萨，已经长毛了，绿色的霉菌在芝士表面开出一朵朵小花。
贾维斯的声音从天花板上传来，礼貌而温和：“弗洛姆医生，欢迎。先生在地下实验室。他可能不太……友善。”
“你知道我要来？”
“波茨小姐已经通知过我。她发来了您的照片和简历。”贾维斯顿了顿，“先生不知道。他最近不看任何消息。”
“他最近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
“过去七十二小时，他大约睡了三小时。”
“吃饭呢？”
“喝了大约两瓶威士忌，吃了一片披萨——那片披萨是前天送来的，就是茶几上那片。”
瑞雯看了一眼那片长毛的披萨，“他一直这样？”
“自从摩纳哥事件之后，情况逐渐恶化。过去两周，他几乎不出实验室。我尝试提醒他休息，他让我‘闭嘴’。”贾维斯的声音里有一点点无奈——如果AI能有无奈的话。
瑞雯点头，走向通往地下实验室的楼梯。
楼梯很长，转角处有一扇门。门开着，里面传来机械运转的低鸣声，还有偶尔的金属碰撞声。
瑞雯走进去。
地下实验室比楼上大得多。挑高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设备——车床，焊机，全息投影台，还有十几个机械臂挂在墙上，像沉睡的金属蜘蛛。光线很暗，只有工作台上的几盏灯亮着，照着那个背对着她的身影。
托尼·斯塔克站在工作台前。
他穿着皱巴巴的灰色T恤和牛仔裤，赤着脚，头发乱得像被炸弹炸过。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威士忌，已经空了三分之一。他盯着墙上的屏幕，一动不动。
屏幕上是一条曲线，红色的，一路向上。右上角标注着：血液毒性指数24.3%，预计存活时间73天。
瑞雯在他身后两米处站定。
她没说话。
托尼也没回头。
三十秒过去。一分钟过去。
“又一个心理医生？”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出原来的音色。那个两年前在酒会上对她微笑的声音，现在像砂纸磨过玻璃，“佩珀这个月找了几个了？四个？五个？”
瑞雯没说话。
托尼等了几秒，没等到回应，终于转过身。
他看到她的瞬间，愣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短到一般人不会注意。但瑞雯注意到了。她的职业本能让她在任何时候保持警觉，包括现在——包括面对这个她两年前见过、但用的是另一张脸的男人。
他的眼睛在她脸上停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不是那种看女人的目光，是那种在搜索什么的、试图对焦的目光。
“你是谁？”他问。
“安娜·弗洛姆。心理医生。”
托尼盯着她，眉头皱起来。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亮，像某种警惕的动物。瑞雯注意到他的瞳孔微微放大——警觉的反应。
“我们见过吗？”
瑞雯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
“确定？”
“确定。”
托尼又看了她几秒。那几秒里，瑞雯感觉到他的目光在自己脸上反复扫描，像是在比对什么。她保持呼吸平稳，目光坦然，肌肉完全放松。这是她训练过无数次的应对——被人盯视的时候，任何微小的紧张都会被察觉。
“德国人？”他终于问。
“在德国长大。博士在哥伦比亚读的。”
“哪一年毕业的？”
“2002年。”
“博士论文写的什么？”
瑞雯知道他在试探。她在心里过了一遍简历上的内容——论文题目、导师姓名、答辩委员会成员、发表过的期刊——然后开口：“‘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记忆重构模式研究——基于对越战老兵的长期追踪’。发表在《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年第三期，导师是艾伦·格林伯格。”
托尼看着她。
“你读过？”瑞雯问。
“没有。”他转回去，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我只是想看看你会不会编。很多人会编。”
瑞雯走过去，在他旁边站定，看着墙上的投影。
那条红色的曲线还在往上爬。73天。十周。两个半月。
“你做这个反应堆的时候。”她说，“知道自己会中毒吗？”
托尼愣了一下，“什么？”
“你做第一个反应堆的时候，在山洞里，用一堆破铜烂铁。那时候你知道会中毒吗？”
托尼沉默了两秒，“不知道。那时候只想活下来。”
“第二个呢？回来之后做的那个，你知道会中毒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用钯？”
托尼转过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东西——愤怒？无奈？还是别的什么？
“因为只有钯能用。”他说，声音低沉，“那个反应堆需要的能量密度，只有钯能达到。换别的，我当场就死。”
“那你试过别的吗？”
“试过。锂，铍，硼——全都不行。所有能想到的都试过。”他指着角落里一堆废弃的反应堆原型，“那些，那些，还有那些——都是失败品。”
瑞雯看过去。角落里堆着十几个反应堆，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的还在微弱地发光，有的已经完全熄灭。
“所以你现在。”她说，目光回到那条红线上，“是在选怎么死。慢慢死，还是快一点死。”
托尼盯着她。
“你是来给我做心理辅导的？”
“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
瑞雯转过头，迎着他的目光。
那张脸比两年前瘦了太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因为缺水有些干裂。下巴上的胡茬长了又长，参差不齐，像是随手用剪刀剪过。但那双眼睛没变——锐利的，警惕的，带着一点不耐烦和好奇混合的复杂。
“我来确认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你是不是真的想死。”
托尼愣住了。
瑞雯继续说：“如果想，那就早点死，别拖着。如果不想，那就想办法活着。你现在的状态，既不是想死也不是想活——是在浪费最后的时间。”
托尼沉默了很久。
久到瑞雯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实验室里的机械低鸣声持续不断，像某种规律的呼吸。托尼手里的酒瓶微微倾斜，琥珀色的液体在里面晃动。
然后他说：“你是这么对病人说话的？”
“你不是我病人。”
“那我是谁？”
瑞雯看着他，“一个快死的人。”
托尼又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