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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任务
“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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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以后？”
“退休以后。不干这行以后。”
瑞雯想了想，“没有。”
娜塔莎看着她，没有说话。
“你呢？”瑞雯反问。
“想过。”娜塔莎说，“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住下来。可能有个院子，种点花。可能养一只猫。”
瑞雯想象那个画面——黑寡妇坐在花园里种花，旁边蹲着一只猫。太荒谬了，她差点笑出来。
“你笑什么？”
“没什么。”瑞雯说，“就是……那个画面。”
“是不是很蠢？”娜塔莎也笑了。
“有一点。”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但挺好的。”瑞雯说。
“什么挺好的？”娜塔莎看着她。
“那种生活。”瑞雯说，“有个院子，养只猫。”
娜塔莎等了一会儿，等她说下去。
但瑞雯没有再说。
她从来不让自己想“以后”。以后是危险的，以后意味着期待，期待意味着软肋。特工不需要软肋。
就像她，有时会因为看到某个牌子的咖啡，听到某首歌的前奏，看到某款银色的奥迪R8从身边驶过，而脑海中不可控的冒出来有关某个人的回忆，但是每次她都会把它们按回去。
他们没有可能。
……
2010年4月纽约
尼克·弗瑞的办公室永远没有自然光。
瑞雯坐在那张金属桌前，已经等了七分钟。对面那只独眼盯着她，像鹰盯着猎物，一动不动。这是弗瑞的惯用伎俩——沉默本身就是审讯，让对方先开口，先暴露弱点。
瑞雯不开口。
她十七岁第一次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被盯了整整十五分钟，最后忍不住问了句“长官，有什么任务”。弗瑞当时说：“十五分钟都坐不住，你怎么潜伏？”
从那以后，她学会了等。
又过了三分钟，弗瑞伸手，把桌上的档案袋推过来。
封面上印着红色的“SSR”字样，封口还没拆。瑞雯拿起来，拆开。
第一页是托尼·斯塔克的照片。
抓拍于摩纳哥赛车场事件之后——他站在法庭门口，衬衫皱巴巴的，领带歪到一边，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
现在那双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黑，像墨渍洇在纸上。颧骨比两年前突出太多，脸颊凹下去，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水分。
瑞雯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三秒，翻到下一页。
“钯元素中毒。”弗瑞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平稳，没有任何情绪，“他自己造的那个微型反应堆，用的是钯。钯在维持他的生命，也在杀他。血液毒性指数24.3%，按这个速度，还有七十三天。”
瑞雯翻着档案。医学报告，血液检测数据，心理评估。斯塔克工业的股价曲线一路向下，董事会的内部备忘录已经开始讨论“后托尼时代”的应急预案。评估报告的最后一段用红笔标出：拒绝治疗，拒绝沟通，自我封闭倾向严重，存在自杀风险。
“佩珀·波茨。”弗瑞继续说，“他的私人助理，现在是斯塔克工业的CEO。过去两个月给他找过三个心理咨询师——第一个待了七分钟，第二个四分钟，第三个没进门就被骂走了。”
“我是第四个？”
“你是最后一个。”
瑞雯翻到第三页。伪造的简历：安娜·弗洛姆，三十三岁，德国柏林人，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七年临床经验，曾为多名高危职业人群提供心理干预。简历照片是她自己的脸——不是任务中常用的那些人皮面具，是真正的、三十三岁的、从小被神盾局训练长大的那个女人的脸。
“斯塔克没见过我。”她说。不是问句，是陈述。
“没有。”弗瑞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神盾局总部的内部景观，灰扑扑的钢筋水泥，但他总喜欢站那儿，好像真的在看什么风景，“两年前你在加州理工那个任务，用的是人皮面具，五官完全不同。这次是真实身份，干净背景，没有任何关联。”
瑞雯当然记得那个任务。
“有问题？”弗瑞转过身。
“任务周期？”
“不确定。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更长。他可能活下来，也可能死。你要做的就是待在他身边，观察，记录，必要时干预。”弗瑞走回桌前，一只手按在档案上。
瑞雯点头。
弗瑞看着她，那只独眼里看不出任何情绪，“这个任务和之前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之前的任务是接近目标，获取情报，全身而退。这个任务没有明确的退出时间。”他顿了顿，“你要和他建立真实的关系。”
瑞雯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知道。”
“你知道？”
“看过档案了。”
弗瑞盯着她看了几秒。那几秒里，瑞雯感觉到他的目光在自己脸上停留，像是在评估什么。
然后他挥了挥手，“去吧。明天飞洛杉矶，佩珀·波茨会联系你。记住，这次任务代号‘守望者’。你的联络人是我，直接汇报，不经过任何中间层。”
瑞雯站起来，拿起档案袋。
走到门口的时候，弗瑞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瑞雯。”
她停住。
“你是我最好的潜伏特工。”弗瑞说，“别让我失望。”
瑞雯没回头，“不会。”
……
走廊里，娜塔莎靠在墙上等她。
红头发今天散着，穿一件普通的黑色外套，看起来像刚结束任务回来。她看到瑞雯出来，目光落在她手里的档案袋上。
“托尼·斯塔克？”
瑞雯点头。
娜塔莎跟上来，和她并肩走向电梯。
“弗瑞跟我说过这个任务。”娜塔莎说，“他想要一个能长期待在他身边的人。我说你合适。”
“为什么？”
电梯门打开，她们走进去。门关上的瞬间，娜塔莎转过头看着她。
“因为你擅长这个。”她说，“接近目标，建立信任，然后——”
“然后全身而退。”
娜塔莎没说话。
电梯下行，数字一格一格跳动：23，22，21。
“娜塔莎。”瑞雯突然开口。
“嗯？”
“你接过这种任务吗？”
娜塔莎沉默了两秒，“接过。”
“然后？”
电梯停住，门打开。娜塔莎走出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然后我发现。”她没回头，“有些关系，不是你想抽离就能抽离的。”
她继续往前走。
瑞雯站在电梯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电梯门缓缓关上。
……
2010年4月洛杉矶
佩珀·波茨比档案照片里看起来更瘦。
她坐在斯塔克工业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三杯咖啡——两杯凉了，一杯还没动。窗外是洛杉矶的天际线，阳光很好，但办公室里拉着百叶窗，光线昏暗。
瑞雯进门的时候，佩珀站起来迎上去。握手的时候，瑞雯感觉到她的手心有一点汗，指尖冰凉。
“谢谢你愿意来。”佩珀说，声音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疲惫。她的眼睛下面也有青黑，比托尼的浅一点，但同样明显，“托尼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不是坏人，他只是——”
“只是不想活了。”瑞雯替她说完。
佩珀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她眼角的细纹更深了一点，“对。就是那个意思。”
瑞雯在沙发上坐下。佩珀坐到她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杯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这在她的位置不太常见。瑞雯注意到她的右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淡淡的印痕，像是长期戴戒指留下的，但现在空了。
“前三个心理医生。”佩珀说，“一个是斯坦福的教授，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二十年，写过四本专著。一个是军方退下来的，给从伊拉克回来的士兵做过几百次心理干预，见过各种极端案例。还有一个是托尼自己以前认识的朋友，心理医生，他们认识十几年了，上过同一所高中。”
“都被骂走了？”
“第一个待了七分钟。托尼问他‘你觉得你理解我？你经历过什么？’那人说‘我没经历过你的经历，但我受过专业训练——’托尼说‘专业训练教不了你怎么理解一个人快死是什么感觉’，然后就走了。”
佩珀顿了顿，“第二个待了四分钟。托尼说‘我不需要人教我面对死亡，我需要人让我别死’。那人还想说什么，托尼指着门说‘出去’。”
她深吸一口气，“第三个……那个朋友，托尼看着他，说‘你认识我十几年，现在来给我做心理辅导？你知道我这十几年经历了什么？你知道我在山洞里那三个月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问过。’然后他自己走了。”
瑞雯听完，没说话。
佩珀看着她，“你不问点什么？”
“问什么？”
“比如……我为什么觉得你能行？”
瑞雯端起面前的咖啡——凉的，但还能喝。咖啡是美式，没有加糖，苦味很重，“因为我是第四个。前三个都不行，第四个不行也无所谓。你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佩珀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