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同人】羽毛落在我身旁》十里梳妆台

6、大学 196

　　1960年，最轰动的事，是肯尼迪当选总统。镇上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天主教徒，不行；有人说他年轻，有活力；还有人说，不管谁当总统，棉花价钱还是那样。

　　阿甘听不懂这些，他只知道肯尼迪跑得也快。

　　“他跑得快？”珍妮问。

　　“嗯，”阿甘很认真，“我看报纸了，他在大学的时候也跑步。”

　　“阿甘，你就知道跑步。”珍妮笑话他。

　　阿甘也跟着笑。

　　那年秋天，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教历史的，叫布朗先生。他是从北方来的，说话带着不一样的口音，上课讲的东西也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有一天他讲到南北战争，讲到奴隶制，讲到解放宣言。班上有几个白人学生不服气，站起来跟他争论。

　　布朗先生没生气，只是平静地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事实。你们可以不接受，但不能否认。”

　　那几个学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课后，我留下来问他问题。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惊讶，“你是……华人？”

　　“嗯。”

　　“你叫什么？”

　　“王华。”

　　他点点头，“你想问什么？”

　　“老师，”我说，“您讲的南北战争，是真的吗？”

　　他笑了，“历史书写的，不一定全是真的。但我讲的，是真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想了想，又说：“王华，你很聪明。比这班上大多数人都聪明。”

　　“我知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有自知之明。那你想干什么？”

　　“读书。学东西。离开这儿。”我想了想。

　　“好，”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他说，“我给你列个书单。”

　　从那天起，布朗先生成了我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他借给我书，教我历史、政治、文学，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王华，”有一次他说，“你知道吗，1960年，全美国能上大学的华人女孩，不到一百个。”

　　“我知道。”

　　“你想成为那百分之一吗？”

　　“我想成为百分之一百。”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又笑了，“好，有志气。”

　　196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猪湾事件。古巴那边打起来了，报纸上全是新闻。镇上人议论纷纷，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

　　阿甘听不懂这些，他只关心他的跑步，“华，”他问我，“打仗的话，我要去吗？”

　　我想了想，“不知道。”

　　“那我还能跑步吗？”

　　“也许能，”我说，“战场上也要跑。”

　　他点点头，好像放心了。

　　第二件，是阿甘进了橄榄球队。

　　教练发现他不仅能跑，而且不知道累，一场比赛能从开头跑到结尾，不用换人。

　　“这小子是天才！”教练跟甘太太说，“他能靠这个上大学！”

　　甘太太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过时的碎花裙，脸上带着那种惯常的微笑——客气，疏离，让人挑不出错。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认识。那是骄傲。

　　我妈也有过那种眼神——在我考了全班第一的时候，在我帮邻居老太提东西被人说了句“中国丫头还挺懂事”的时候。

　　那天晚上，甘太太做了饭，把我妈也叫过去。两个女人在厨房里忙活，阿甘和我在门廊上坐着。

　　“华，”他说，“教练说我能上大学。”

　　“我知道。”

　　“大学是什么样的？”

　　“很大。有很多人。你能学到东西。”

　　“能跑步吗？”

　　“能。”

　　“那我喜欢。”他笑了。

　　我看着他的笑容，没说话。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那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报纸上天天都是核战争的新闻，学校组织了防空演习，我们蹲在课桌底下，抱着头，等警报解除。

　　珍妮问我：“华，你说真的会打仗吗？”

　　“不知道。”我想了想，好像是没打起来，“应该不会。”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又坐在老橡树下。阿甘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他知道我们心情不好，就坐在旁边，安安静静的。

　　月亮升起来，照在他脸上。

　　“华，”他说，“别怕。”

　　“嗯？”

　　“我跑得快，”他说，“真有危险，我背着你跑。”

　　……

　　1963年春天，阿甘收到了一封信，那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跑步快，橄榄球队要了他。

　　珍妮也收到了信——孟菲斯的一所女子学院，学音乐。

　　我收到了本地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我妈拿不出更多钱，但她说，读，读到读不动为止。

　　阿甘走那天，甘太太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脸上带着笑。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整了整阿甘的衣领，然后退后一步，点了点头。

　　阿甘背着包，站在那儿，看着我妈，又看着我。

　　“华，”他说，“你来看我跑步吗？”

　　“看。”

　　“珍妮呢？”

　　“她也来。”

　　他笑了，那种笑，和六年前一样，傻傻的，暖得像阿拉巴马午后的阳光。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好像怕走快了会把什么东西落下了似的。

　　我站在门廊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

　　我妈在旁边叹了口气，“这孩子，命好。”

　　“为什么？”

　　“傻人有傻福。”她说，然后转身进屋了。

　　我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土路，站了很久。

　　1963年6月11日，我和阿甘一起站在阿拉巴马大学福斯特礼堂门口。

　　那天早上阿甘打电话给我，说学校有事，让我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就是教练让来。

　　我坐了四个小时车赶到的时候，看见的是这样的场景：几百人围在礼堂门口，有人举着牌子，有人喊着口号。最前面站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个子不高，戴眼镜，下巴抬得高高的。

　　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

　　他站在那儿，堵着门，不让两个黑人学生进去注册。

　　阿甘站在人群里，一脸茫然。他看见我，挤过来，“华，这是干什么？”

　　我没说话。我看着那个灰西装的男人，看着他对着摄像机镜头发表演说，说着“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之类的话。

　　这是1963年。这是美国南方。这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正在我眼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