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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节 中国·西安 第八节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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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往东北,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了西安。
车窗外的景色又变了。成都平原的绿渐渐退去,换成了关中平原的黄。八百里秦川,平得像一张桌子,一眼能望到天边。天边是山,山不高,灰蒙蒙的,叫秦岭。列车员报站的声音响起:下一站,西安北站。
西安北站在城北,新修的,很大,很现代。我坐地铁进城,二号线往南,过了行政中心,过了龙首原,到了安远门。从地铁站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城墙。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西安的城墙。很高,很宽,青砖砌的,在黄昏的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厚重。城墙下面是一条护城河,河边是公园,有人在散步,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唱秦腔。唱秦腔的那个老人嗓门很大,吼出来的,像是要把一辈子的力气都用上。
我在城墙根下站了很久,听那个老人唱。听不懂唱什么,但那个声音,像从土里长出来的,粗,野,又有点悲。
想起成都茶馆里的嗡嗡声。那是软的,懒的。这是硬的,烈的。
不一样。
在西安,我遇见了一个姓张的老人。
是在城墙根下遇见的。那天早上六点多,天刚亮,我沿着城墙走。走到南门附近,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对着城墙在做什么。走过去一看,是个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小铲子,在铲城墙砖缝里长出来的草。
他的动作很慢,每铲一下,就停下来看看,然后再铲。草不大,刚长出来的,嫩嫩的,绿绿的。他铲得很小心,怕伤了那些砖。
我在旁边看了很久,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后生,看什么?"
"看您铲草。"
他笑了,放下铲子,坐在旁边的石阶上。他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
"这草不铲不行,"他说,"长多了,砖就松了。"
"您是看城墙的?"
"不是。"他说,"我就是个闲人。住在旁边,天天来,看见草就铲。"
"铲了多少年了?"
他想了想,说:"退休以后,十几年了。"
十几年,天天来,铲那些长出来的草。
"这城墙多少年了?"我问。
"明朝的,"他说,"六百多年了。"
六百多年。青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了六百多年。风吹,雨打,日晒,草长出来,人铲掉,再长出来,再铲掉。
"您铲的这些草,"我说,"明年还会长。"
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烟。
"长了就铲。"他说,"铲了就干净。干净了就好看。"
"不烦吗?"
他笑了。那个笑,和成都那个掏耳朵的刘师傅一样,和徽州那个刻花的老陈一样,和周庄那个修榫卯的老人一样。很深,像是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
"烦什么。"他说,"草是草,砖是砖。我铲我的草,它做它的城墙。两不相欠。"
上午,我去了兵马俑。
兵马俑在临潼,离市区四十多公里。坐公交要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全是卖石榴的摊子,临潼的石榴有名,一个个又大又红,摆在路边,很显眼。
到了兵马俑,人山人海。旅游团一个接一个,导游的小喇叭响成一片,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挤进去,挤到一号坑的栏杆前面,终于看见了那些俑。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真的兵马俑。和照片上一样,又不一样。照片里是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真的看见,才觉得每一个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年轻,有的老。连表情都不一样,有的严肃,有的平静,有的甚至有一点笑。
它们站在那里,一排一排的,几千个,面朝东方。身上还有颜色的痕迹,但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灰灰的土色。头上的发髻,身上的铠甲,手里的兵器,每一处都清清楚楚。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旁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我一直站着,看那些脸。
几千张脸。没有一张是一样的。
考古学家说,这些俑是按真人做的,每一个都有原型。那些人是谁?是士兵,是农民,是工匠,是奴隶。他们被选出来,站成队,让人照着他们的样子做,做成陶俑,埋进土里,陪那个皇帝,一陪就是两千多年。
那些真的人,早就死了,烂了,化成了土。他们的样子,留在了这些陶俑上,站在这里,让两千年后的人看。
想起洛阳那个老陈说的话。每一层里,都埋着有人活过的证据。
这里的证据,不用挖。它们就站在那里,几千年。
从兵马俑回来,我又去了城墙。
天快黑了,城墙上的灯亮了。一串一串的,挂在那里,把城墙照得金灿灿的。有人在城墙上骑自行车,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拍照。城墙下面,护城河边的公园里,还是有人在唱秦腔,还是那个声音,粗,野,有点悲。
我又走到早上那个地方,那个姓张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墙砖上还有他铲过的痕迹,那些刚长出来的小草,被连根挖掉,留下一个个小小的坑。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明天,后天,大后天,他还会来。草还会长出来。他还会铲掉。一直到他铲不动的那一天。
他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
草是草,砖是砖。我铲我的草,它做它的城墙。两不相欠。
第二天,我去了大雁塔。
大雁塔在城南,是玄奘建的。玄奘从印度回来,带回来很多佛经,为了放这些佛经,建了这座塔。一千三百多年了,塔还在,佛经还在,玄奘早就死了。
塔很高,七层,可以爬上去。楼梯很陡,每一层都有人在拜,有人在看。我爬到最上面一层,站在窗口往外看。整个西安都在脚下,城是方的,路是直的,房子是灰的,一片一片的,一直伸到天边。
天边是秦岭,灰蒙蒙的,和来的时候看见的一样。
玄奘当年站在这里,看见的也是这样吗?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没有这么多路,没有这么多人。那时候的西安叫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人来人往,驼铃声声,各国的商人,各国的僧侣,各国的使节,都来这里。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座塔,还站着,一千三百多年。
从大雁塔下来,我在旁边的广场上走。广场很大,人很多,有跳舞的,有放风筝的,有卖小吃的,有坐在地上等人的。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推着车走过,车上插满了红红的糖葫芦,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
我买了一个,咬了一口。山楂很酸,糖很甜,黏在牙上,半天弄不掉。
想起周庄那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他说,闷什么,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
这里也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来拜佛,来看塔,来吃糖葫芦,来放风筝,来等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塔还在那里,一直看着。
在西安的最后一晚,我又去了城墙。
这次是从南门上去的。南门是正门,最宽,最大,城楼也最高。我走上去,站在城楼上,往北看。一条笔直的大街,从脚下一直伸到看不见的地方。街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像一条流动的河。
城墙上有人在骑自行车,一对年轻人骑过来,停在我旁边,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看那些灯火。他们说了什么,女的笑了,笑声飘过来,很轻。
他们骑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继续看那些灯火。
想起京都那个老先生说的话。总要缺一块。
西安这么大,这么多灯,这么多人。缺的那一块在哪里?
不知道。
但我想起那个姓张的老人,每天来铲草。想起兵马俑那些脸,几千张,没有一张一样的。想起玄奘,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最后回到这里,建了这座塔,放那些经书。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做着那些让自己安心的事。
草铲了就干净。俑站在那里就有人记得。塔立着,经书就在。
我还在走。
走到哪里,才算干净?走到哪里,才算记得?走到哪里,才算有地方放我的东西?
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块木头的温度,我还没忘。那个陶片的手印,我还能看见。那十五块石头缺的一角,我还在数。那六十三年的大佛,我还记得那个穿蓝布衫的背影。
它们还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