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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节 中国·成都 第七节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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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州往西,一千多公里,是成都。
火车过了宜昌,窗外的山就变了。徽州的山秀气,一座一座的,像画里的。这里的山大,一座压着一座,绵延不断,隧道一个接一个,刚亮一下,又黑了。过了广元,山渐渐退远,眼前豁然开朗——成都平原到了。
到成都那天是阴天,灰蒙蒙的,不冷不热。从火车站出来,满大街都是电动车,和洛阳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人慢。走路慢,骑车慢,连按喇叭都慢,拖着长音,像是懒得按。
我找了一家青旅住下,在宽窄巷子附近。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长头发,说话也是慢吞吞的。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一路从东边过来。他点点头,说成都好,来了就不想走。我问为什么。他笑了笑,说,你待几天就知道了。
第一天,我去了人民公园。
公园很大,人很多。唱歌的,跳舞的,打太极的,下棋的,遛鸟的,干什么的都有。最热闹的是那个茶馆,叫鹤鸣茶社,一进去就听见一片嗡嗡嗡的声音,像一群蜜蜂。
茶馆是露天的,摆满了竹椅子和方桌子。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竹椅,坐上去吱呀吱呀响。桌子也是老的,漆都掉了,露出木头的本色。喝茶的人坐得满满的,有的在打牌,有的在聊天,有的什么也不干,就那么坐着,眯着眼睛。
我找了个空位坐下,一个穿围裙的师傅走过来,手里提着一把长嘴铜壶。他用四川话问喝什么,我听不太懂,指了指旁边人喝的。他点点头,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茶碗,放上一撮茶叶,提起铜壶,热水冲下去,茶叶打着滚翻上来,一股香气扑过来。然后他走了,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那里,喝那碗茶。有点苦,又有点回甘。旁边一桌四个老人在打麻将,哗啦哗啦地洗牌,啪啦啪啦地出牌,偶尔有人喊一声,其他人就笑。前面一桌两个年轻人在摆龙门阵,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也不插话。后面一桌一个老人一个人坐着,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碗里的茶还冒着热气。
我喝了三碗茶,坐了两个多小时。
那是我来中国之后,第一次什么也没想,就那么坐着。
在成都,我遇见了一个姓刘的掏耳朵师傅。
是在茶馆里遇见的。我正坐着喝茶,忽然听见耳边叮的一声响,回头一看,一个老头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镊子和几根小棍子。他看着我,说,掏耳朵?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笑了,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那人正在掏,闭着眼睛,一脸舒服的样子。
我也躺下来,让他掏。他的工具很多,有镊子,有耳勺,有鹅毛棒,还有一个小铜锣。他先用耳勺探了探,然后换镊子,再换鹅毛棒,每换一个工具,就敲一下那个小铜锣,叮的一声。耳朵里痒痒的,麻麻的,说不出的舒服。
掏完了,我坐起来,问他,您干这行多少年了?
他想了想,说,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就在这个公园里,掏耳朵。
我说,闷不闷?
他笑了。那个笑,和周庄的木匠、洛阳的老陈、徽州的老陈一样,很深。
闷什么。他说,每天不一样的人。
他指了指那个小铜锣。这个锣,跟了我四十年。每天敲,声音还是这么好听。
我把那铜锣拿起来看了看。很小,比手心还小,边上磨得发亮,中间被敲的地方凹进去了一点。
他说,四十年前,我师父给我的。他说,耳朵是通心的,掏耳朵的人,要心静。心不静,手就不稳。
我把铜锣还给他。他又敲了一下,叮的一声,在茶馆的嗡嗡声里,很轻,又很清楚。
下午,我去了文殊院。
文殊院在城北,是成都最大的佛教寺庙。门口是一条小街,两边全是卖香烛和素斋的店,很热闹。走进去,就静下来了。院子里有几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还没黄,但已经有一两片落在地上。
我随着人流走,走到大雄宝殿。殿里供着佛,很多人跪在那里拜,嘴里念念有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转到后面,有一个小院,院里有一口井,井边立着一块碑,写着“文殊井”。井很深,看不见水。旁边有个老人在打水,把一个小桶放下去,拉上来,倒进旁边的壶里。我问他,这水能喝吗?他说,能,文殊菩萨开过光的。
我喝了一口。凉凉的,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和庆州那口井的水一样。
老人说,你来成都做什么?
我说,走走看看。
他点点头,说,成都这个地方,适合走走看看。
为什么?
他想了想,说,因为这里的人不急。
不急。我想起洛阳的老陈,他挖土也不急。想起周庄那个木匠,他凿木头也不急。但成都人的不急,和他们不一样。老陈的不急,是习惯了,一辈子挖土,急不来。这里人的不急,是本来就不想急。
出了文殊院,我在门口的小街上走。有一家店在卖锅盔,门口排着长队。有一家店在卖凉粉,里面坐满了人。有一个推车卖豆花的,停下来买的人络绎不绝。没有人在催,排队的就排队,等的就等,该吃就吃,该走就走。
不急。
在成都待了五天,我每天去人民公园喝茶。
第四天,我又遇见那个姓刘的掏耳朵师傅。他正闲着,坐在一张竹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他又掏了一次。这次我们没有说话。
掏完了,他收起工具,又敲了一下那个小铜锣。叮的一声。
我说,您想过离开成都吗?
他摇摇头。走不动了。
不是走不动,是没想过?
他笑了。没想过。成都好,走什么。
他站起来,背着那个小木箱,慢慢地走了。走几步,又回过头,说,明天还来?
我说,来。
第五天,我又去了。他果然还在,还在那个位置,还在等着敲他的小铜锣。
那天下午,我坐在茶馆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带着孩子的,有牵着狗的。他们走进来,坐下,喝茶,打牌,聊天,然后走了。又有新的人进来,坐下,喝茶,打牌,聊天,然后走了。
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又从西边落下去。茶馆的灯亮了,黄黄的,照在那些老竹椅上。
那个姓刘的师傅收了工,把工具装进木箱,背在肩上,慢慢地往外走。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说,明天还来?
我说,明天要走了。
他点点头,没说话,继续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那个小铜锣在他木箱里,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一下地响。叮。叮。叮。
声音很小,但在茶馆的嗡嗡声里,还是听得见。
离开成都那天,又是阴天。
我站在火车站门口,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拖着箱子,有的背着包,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空着手。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想起人民公园那个茶馆。想起那些喝茶的人。他们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一下午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辈子可能也过去了。
他们不急。
我还在走。周庄,洛阳,京都,奈良,庆州,徽州,成都。一站一站地走,一个一个地看。
他们不走的,看见了什么?
我走的,又看见了什么?
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个姓刘的掏耳朵师傅,他那个小铜锣,跟了他四十年。每天敲,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我也有一个声音在响。是那块木头的温度,是那个陶片的手印,是那十五块石头缺的一角,是那六十三年的大佛。
它们在我身上,一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