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一朵花开的时间》落云雨

15、第一封信 上海的

　　上海的秋天来得急，一场冷雨过后，街边的梧桐叶子便铺了一地。
　　沈砚清在《大公报》上海分馆附近的弄堂里租了一间灶披房。房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白天也要开灯。但他并不在意，对于此时的他来说，这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
　　他像是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每天清早出门，去外滩采访，去闸北跑新闻，回来后把自己关在编辑室里，对着那一堆乱七八糟的稿子和铅字，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同事们都说，小沈是个工作狂，怕是心里憋着什么大事。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消息，或者一个奇迹。
　　每当路过街头的报摊，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在那些花哨的小报上停留，扫过那些醒目的标题——“百乐门新贵”、“仙乐斯花魁”……他怕看见她的名字，又怕看不见。
　　一个月过去了。
　　那天晚上，下着雨。沈砚清坐在书桌前，桌上摊着一张信纸，笔尖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
　　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一首有些失真的爵士乐，是那种百乐门里最流行的调子。
　　他终于落笔。
　　地址是他烂熟于心的：上海霞飞路一三二号，叶公馆，叶清嘉收。
　　这是她在船上留给他的地址。
　　但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她手里。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成了陈太太，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忘了那艘船上的约定。
　　甚至，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
　　只是觉得，如果不写点什么，那些在海上听到的歌声，那些关于未来的畅想，就会像这上海的雾气一样，慢慢散去，变得不真实。
　　他写得极慢，每一个字都像是斟酌了许久。
　　最后，信纸上只留下了寥寥一行字。
　　“叶小姐：
　　上海已入秋，早晚微凉。
　　昨夜梦到维多利亚号的甲板，梦到你在唱歌。海风很大，歌声很亮。
　　沈砚清
　　1929年10月12日”
　　他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口，撑着伞冲进了雨里，投进了弄堂口的绿色邮筒。
　　信寄出去了。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沈砚清依旧每天忙碌，跑新闻、写稿、编版。只是每天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去门房看一眼有没有他的信。
　　三天。五天。七天。
　　门房的老大爷每次都摇摇头：“小沈，没你的信。”
　　沈砚清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也许她没收到。也许她收到了，但不方便回。也许……她已经不想回了。
　　直到第十四天。
　　那天傍晚，沈砚清刚从外面采访回来，浑身湿透，鞋子上沾满了泥点。
　　“小沈！有你的信！”门房大爷从窗户里探出头，挥了挥手里的一封信，“还是个女娃娃的字迹呢，秀气得很！”
　　沈砚清的心猛地跳漏了一拍。
　　他几步跨过去，几乎是抢过了那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字迹果然清秀娟丽，用钢笔写的。右下角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只写了“内详”二字。
　　他站在昏暗的楼道里，手微微有些发抖，撕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是那种有些昂贵的洋纸，带着淡淡的香气。
　　纸上只有简短的一段话：
　　“沈先生：
　　信已收到。
　　上海确实凉了，记得添衣。
　　昨晚我在台上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到‘微风吹动了我头发’那句时，忽然想起海上的风。
　　这里很吵，但我还是能听见海浪的声音。
　　白露”
　　沈砚清看着那行字，愣住了。
　　白露？
　　他反复念着这两个字，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她没有用“叶清嘉”这个名字，而是用了“白露”。
　　这是一个艺名。
　　她没有嫁人。她去唱歌了。她站在台上了。
　　她想起了海上的风。
　　沈砚清的嘴角慢慢上扬，最后变成了一个抑制不住的笑容。
　　他站在阴暗潮湿的楼道里，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笑得像个傻子。
　　楼下的老大爷奇怪地看着他：“小沈，啥好消息啊？笑成这样？”
　　“没什么。”沈砚清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一位老朋友，报个平安。”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去买了半斤黄酒，就着一碟茴香豆，喝得微醺。
　　从那天起，他们开始了一个人的通信。
　　不是每天都有，而是每两周一次，像是某种默契的约定。
　　沈砚清的信总是很长，字迹苍劲有力。
　　他给她讲上海的弄堂，讲那些藏在市井里的烟火气；讲他在采访中遇到的奇人异事，讲那个在城隍庙摆摊的老道士，讲那个在街头写生的落魄画家。
　　他给她讲时局，讲那些让人忧心的新闻背后的故事，讲他对这个国家的爱和忧虑。
　　他还给她讲天气。
　　“上海的银杏叶黄了，满地金黄，像是一幅油画。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今天路过一家点心铺，买了块桂花糕，甜得发腻。想起你说过的家乡的桂花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味道。”
　　而她的回信总是很短，字迹娟秀轻盈。
　　她给他讲百乐门的灯光，讲那些穿金戴银的客人和暗流涌动的后台。
　　“那盏巨大的水晶灯，每次亮起来都像是在做梦。但我知道，那只是玻璃做的。”
　　她给他讲她的歌。
　　“昨晚唱了一首新学的歌，叫《花样的年华》。客人们很喜欢，但我唱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艘船。”
　　她从不抱怨生活的艰辛，也从不提及那些困扰她的麻烦。她就像是在海上时一样，只把那些美好的、有趣的、带着光亮的东西，分享给他。
　　每一封信，沈砚清都会反复读很多遍。
　　读第一遍，看内容。
　　读第二遍，看字迹。
　　读第三遍，想象她写信时的样子。
　　是不是穿着那件月白色的旗袍？是不是窗外也下着雨？是不是她的嘴角也带着笑？
　　他把这些信按日期排好，锁在五斗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那里放着他最珍贵的东西——那张照片，还有这一叠逐渐厚起来的信纸。
　　在这个动荡不安、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在这个人人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的年代，这几封信，成了沈砚清心里唯一的锚点。
　　他知道，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和他一样，记得那片海，记得那阵风，记得那个关于自由的承诺。
　　这就够了。
　　这天晚上，沈砚清写完稿子，已经是凌晨两点。
　　窗外风声紧了。
　　他铺开信纸，提笔写道：
　　“白露小姐：
　　听说百乐门要办慈善义演了。
　　如果你上台，我想，我会去坐在第三排左侧。
　　沈砚清”
　　他封好信，看着窗外的夜色。
　　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的百乐门后台，那个叫白露的女子，正对着镜子卸妆。镜前的灯光昏黄，她的手里握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名片，指腹轻轻抚过上面的字迹，眼神温柔而坚定。
　　那是他们共同的秘密。
　　在这座不夜城里，隔着几条街区的距离，他们用最古老的方式，传递着彼此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