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第二十一章 东海市场 她起身去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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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起身去厨房添水。叶凡听见水龙头拧开的响动，水流砸在壶底的声儿，煤气灶打火那一下“噗”的短音。这些日常的声响在午后的静里被抻长了，像是暗地里掐着钟点。窗外的梧桐叶子开始泛黄，早落的几片贴住玻璃，风一过，又簌簌地飘走了。
张世凤端着壶回来，给两个杯子续上水。茶叶泡得发了白，在杯里一沉一浮。她坐下，两手拢住杯子，暖意顺着瓷壁渗进掌心。她的目光虚虚地越过叶凡，落在墙上某个空处，像要从那片白里捞出点什么。
“那年。”她开口，嗓子有点哑，清了清，“九月里，该是个礼拜一。”
她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早晨有雨。秋雨，不大，却密，从后半夜就开始下，到天亮还没收住。张世凤照例六点起，给子民穿衣、喂药、弄早饭。李鹏程七点出门上班，身上还是那件穿了好些年的蓝工装，背已经有些佝偻了。他走到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张了张嘴，最后只点了点头：“走了啊。”
七点半，张世凤送子民去街道的日间照料站——居委会新办的，收残疾孩子，一个月收八十。她把子民交到王阿姨手里，王阿姨是退休的小学老师，人和气。子民揪着她的衣角不肯放，她蹲下来，摸摸他的头：“听话，妈下班来接。”
其实那天，她已经不用上班了。
从照料站出来，她没往公交站去，一拐弯，进了厂子。天津自行车二厂，她在这儿干了十八年。从十六岁进厂当学徒，到三十四岁，最好的年月都撂在这儿了。厂门还是那道铁门，红漆斑斑驳驳地剥落，露出底下的锈。门卫老陈认得她，点点头：“张师傅来了。”
厂区里静。不是休息日那种静，是机器停了、人声稀了之后的静。装配车间大门敞着，里头空落落的，流水线一动不动，传送带上蒙了层薄灰。几个工友聚在车间门口抽烟，瞧见她，扬扬手，笑得有些勉强。
下岗动员大会在小礼堂开。主席台上坐着厂领导跟区里的干部，台下黑压压坐了两百多号人。空气里混着烟味、汗味，还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焦躁。厂长讲话，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嗡嗡地带着回响：“……改革阵痛……大局需要……厂里尽力安排……”
张世凤坐在倒数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她听不真那些具体内容，只捉住几个词：“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最低生活保障”。旁边的刘姐用胳膊肘碰碰她：“世凤，听明白没？就是不要咱了。”
散会时每人发了个信封。张世凤捏着那薄薄的信封，没当场拆。她走出礼堂，走到厂区那棵老槐树下头，才撕开封口。里头是张纸——下岗通知书，盖着红章；还有张存折，户头是她的名字，余额：三千六百块。这是买断十八年工龄的钱。
雨还下着，细细密密的，沾衣欲湿。张世凤把信封塞进挎包，推着自行车出厂门。车是厂里发的“飞鸽”牌，骑了十年了，链条有些松，蹬起来哗啦哗啦响。她没直接回家，一拐弯，骑到了海河边。
河面上雾蒙蒙的，对岸的楼房在雨雾里模模糊糊。运煤的驳船慢悠悠驶过，汽笛声闷闷的，拖得老长。张世凤在河堤上站了许久，看着浑浊的河水往东流。雨打湿了她的头发，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到家是中午十一点。屋里静，子民在照料站，李鹏程在厂里。她换了湿衣裳，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个信封。三千六，匀下来，一年工龄值两百块。十八年，每天八钟头，有时候还得加班，周末还有义务劳动，最后换成这个数。
她开始算账：李鹏程的工资，一个月八百二；她的下岗补贴，头半年每月一百八，往后减半；子民的药钱，一月四百多；房租水电，一百二；吃饭，再省也得三百……不够，怎么算都不够。
厨房里还剩半棵白菜，几个土豆，米缸快见底了。张世凤站起身，去厨房淘米做饭。手碰到水，凉得扎骨头。她忽然想起进厂那年，十六岁，头一回领工资，十八块五毛。她攥着钱跑回家，给母亲买了二两茶叶，给弟弟买了一支钢笔。母亲说：“我闺女能挣钱了。”
现在，不能了。
下午三点，她去接子民。王阿姨说子民今儿个乖，画了张画。画纸上歪歪扭扭三个人形，手拉着手，旁边有个奇怪的形状——像琴，又不太像。张世凤看着画，眼眶发酸。
晚上李鹏程下班回来，脸色也不好看。厂里也在裁人，技术科要精简三分之一，他是老职工，暂时没事，但奖金没了，工资打八折。饭桌上，张世凤把下岗通知书推过去。李鹏程拿起来看，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扒了一口饭。
“先吃饭。”他说。
吃完饭，李鹏程洗碗，张世凤给子民洗澡。浴室里热气腾腾，子民坐在澡盆里，玩一个塑料鸭子。张世凤给他搓背，搓着搓着，眼泪掉进水里。子民回过头，伸手摸她的脸：“妈，哭。”
“没哭，”张世凤抹抹眼睛，“是哈气。”
晚上九点，子民睡了。两口子坐在客厅，桌上摊着存折、通知书、一张写满数字的纸。李鹏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平时很少抽，但这晚破了例。烟雾在十五瓦的灯泡底下盘旋，缠缠绕绕的，解不开。
“我想好了，”张世凤先开口，“摆摊去。”
“摆啥？”
“卖东西。啥都行。衣裳、日用的、吃的。”她说得很快，像背词儿，“东海市场那边热闹，我问了，一个摊位一天五块。我卖袜子，卖手绢，本钱小，周转快。”
李鹏程没说话，只是抽烟。烟头的火在昏暗中一明一灭。
“我知道寒碜，”张世凤声音低下去，“可没法子。子民的药不能断，饭得吃。我不能在家干坐着。”
李鹏程掐了烟，长长吐出口气：“不是嫌寒碜。是怕你受罪。”
“累不死，”张世凤说，“怕的是没路。”
第二天，张世凤起了个大早。五点，天还黑着，她骑上自行车，奔了东海市场。市场在十一经路，原是一片空地，后来自发聚起摊贩，成了露天集市。到的时候五点半，已经有不少人了。三轮车、平板车、铺块塑料布直接摆地上，各色货堆得满满当当：青菜、果子、活鸡活鱼、锅碗瓢盆、衣裳鞋袜、盗版书、便宜化妆品……空气里混着各种味儿，人声嗡嗡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张世凤在市场里转了两圈，看别人咋摆摊，咋吆喝，咋跟顾客磨牙。她相中了一个位置，靠路口，人流大，但已经让一个卖早点的占了。摊主是个中年男人，炸油条，油锅滋滋响，香气飘出老远。
“大哥，”张世凤上前搭话，“您这摊位，一天多少？”
男人抬头瞅她一眼：“咋，想租？”
“打听打听。”
“这地儿俏，一天八块。管理处收五块，我转手加三块。”男人挺直白，“你要真想租，我下礼拜回老家，能匀你半个月。”
“八块贵了。”张世凤说。
“嫌贵找别处去。”男人不再搭理，接着炸他的油条。
张世凤在市场边角寻了个位置，偏些，但便宜，一天三块。她交了十五块，租了五天。管理处给了张手写的收据，盖着模糊的红章。
接下来是进货。她揣着五百块钱——从存折里取的，去了大胡同批发市场。那儿是天津顶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五层楼，每层都挤满了摊位，货堆得顶到天花板。张世凤头一回来，看得眼花。她不敢多进，先挑最稳妥的：袜子，棉的，一打十二双，进价四块五，零售一块一双；手绢，纯棉的，带花边，进价三毛，卖五毛；还有头绳、发卡、指甲刀这些小零碎。统共进了三百块钱的货。
下午，她借了邻居家的三轮车——脚蹬的那种，后斗加了个铁架子。她把货装进纸箱，用绳子捆牢实，蹬着车回家。三轮车不好骑，车把晃，她一路歪歪扭扭，到家时胳膊都酸了。
李鹏程下班回来，看见堆在客厅的纸箱，没吭声，蹲下来帮她拾掇。袜子按颜色分，手绢叠整齐，小零碎装进塑料袋。俩人忙活到晚上十点，才把货理清楚。
“明儿个我跟你去。”李鹏程说。
“不用，你上班。”
“我请了半天假。”
张世凤看着他。灯光下，李鹏程的鬓角已经白了，眼镜后面的眼睛有血丝。她点点头：“行。”
第二天，凌晨四点。张世凤先起来，热了昨晚的剩粥，蒸了馒头。李鹏程也起来了，俩人闷头吃饭。四点半，叫醒子民，给他穿衣裳，喂药。五点，王阿姨来敲门——昨晚说好的，请她早上来照看子民俩钟头，一天给两块。
“麻烦您了。”张世凤说。
“没事儿，街里街坊的。”王阿姨挺和气。
两口子蹬着三轮车出发。货装在纸箱里，上头盖着塑料布防露水。秋日凌晨的风凉飕飕的，张世凤裹了件旧棉袄，李鹏程穿着工装，外面套了件夹克。路灯还亮着，街道空荡荡的，只有清洁工在扫地，唰——唰——，一下一下的。
到东海市场是五点四十。天刚蒙蒙亮，摊贩们已经开始占地儿了。他们的摊位在市场最里头，靠墙，光线暗。李鹏程把三轮车停好，卸货，张世凤铺开一块蓝白格子的塑料布——是从家里床单上裁下来的。她把袜子一打打摆开，手绢叠成三角形，小零碎分门别类。没桌子，就搁塑料布上。
六点，市场正式开市。人渐渐多起来，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来买早点的、买菜的、遛弯顺道逛的。张世凤的摊位偏，很少有人往这边来。偶尔有人瞥一眼，脚步不停就走了。
“卖袜子嘞——”张世凤试着吆喝，声儿很小，像自言自语，“纯棉袜子，一块一双——”
没人搭茬。
李鹏程站在旁边，搓着手。他从来没做过买卖，不知道干啥好。站了一会儿，他蹲下来，帮张世凤归置货物，把被风吹乱的袜子重新摆好。
头一个顾客是七点来的。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在摊位前停下。
“袜子咋卖？”
“一块一双，大娘。纯棉的，穿着舒坦。”
老太太拿起一双，捏了捏：“便宜点，八毛。”
“进价就九毛了，大娘。您瞅这质量。”
“八毛。我买三双。”
张世凤犹豫了一下：“那……行吧。您挑。”
老太太挑了灰、黑、蓝各一双，付了两块四毛钱。钱是皱巴巴的纸票，张世凤接过来，小心地塞进腰包里。这是头一笔进账。
开张了，心里踏实了些。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顾客，大多是老太太，讨价还价，最后成交的不多。到九点，卖了七双袜子，三条手绢，总收入八块五毛。刨去摊位费三块，还剩五块五。
“我去买点吃的。”李鹏程说。
他买回来俩煎饼果子，热乎乎的，里头夹着薄脆。俩人蹲在摊位后头吃，煎饼的香气混着市场的各种味道。张世凤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细细嚼。她想起在厂里食堂吃早饭，馒头稀饭咸菜，三毛钱管饱。那时候觉得平常，现在想来，竟是奢侈。
十点，市场的人少了。摊贩们开始收拾东西，上午的早市要散了。张世凤清点货物：袜子少了十一双，手绢少了五条，小零碎卖出去几个。总共收入十三块二毛。
“下晌还来吗？”李鹏程问。
“下晌人少，不来了。”张世凤说，“明儿个再来。”
回家的路上，俩人都没说话。三轮车空了些，蹬起来轻快点。日头出来了，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张世凤坐在车斗边，看着街景往后挪。卖菜的蹬着三轮车超过他们，车上的韭菜还带着露水；修自行车的在路边支起摊子，正给一个车胎打气；几个小孩追跑着，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
普通人的日子，还在往前过。
这样过了三天。每天凌晨四点起，五点出摊，九点收摊。收入不稳当，多的时候二十块，少的时候不到十块。刨去摊位费、进货本钱，刚够一天的饭钱。子民的药钱，还是得动存款。
第三天晚上，叶凡他爸来了。
叶凡他爸叫叶作铁，在东马路的文化用品批发公司上班，跑业务的。他和李鹏程是程林里上下楼的邻居，关系不错。进门时提着一塑料袋苹果，还有一条烟——红梅，中等货。
“老李，大姐，”叶作铁坐下，开门见山，“听说大姐下岗了？”
李鹏程点点头，递烟。两个男人点上，烟雾升起来。
“我这儿有点东西，”叶作铁从随身带的提包里掏出几盒磁带，塑料盒的，封皮印着港台歌星的相片，“公司处理的，进货进多了，压库里了。领导说谁要就内部价处理。我想着，你们要不拿去卖卖看？”
张世凤拿起一盒。磁带是张学友的《吻别》，正版，但盒子上有轻微磨损。
“这……咋卖？”她问。
“进价三块五，你卖五块、六块都行。”叶作铁说，“你先拿去，卖完了再给我钱。卖不完的，拿回来就是。”
张世凤看着李鹏程。李鹏程深吸一口烟：“这多不合适……”
“邻居这么多年，不说这个。”叶作铁摆摆手，“现如今，谁都不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他留下二十盒磁带，各式各样的：流行歌、戏曲、轻音乐。还有一个小纸箱，里头是个二手三峰牌录音机，单卡的，能放磁带，带喇叭。
“这个也给你们，放个音乐，招招顾客。”
叶作铁走后，两口子看着那堆磁带。子民被音乐声引过来，拿起一盒，盯着封皮上的歌星看。
“这个，”张世凤拿起录音机，“明儿个带上。”
第四天，东海市场。
摊位还是那个偏位置。张世凤把塑料布铺好，袜子手绢摆一边，磁带摆另一边。录音机搁纸箱上，插上电源——市场里有临时拉的电线，一天收五毛钱电费。
她犹豫了一下，按下播放键。
音乐响起来。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声儿从那小喇叭里传出来，在市场嘈杂的背景音里，像一股细细的溪流。周围几个摊贩都扭过头来看。
稀奇的事儿发生了。有人循着音乐声走过来。先是个年轻人，蹲下来翻磁带：“张学友的《吻别》有吗？”
“有，六块。”
“便宜点，五块。”
“进价就四块多了……”
“五块五，行就拿一盒。”
成交。年轻人拿着磁带走了，边走边哼《吻别》的调子。
接着又来一个中年男人，买了两盒戏曲磁带，河北梆子。一个女学生，买了小虎队的。到九点收摊时，磁带卖了八盒，收入四十二块。加上袜子手绢的收入，统共五十一块五。
张世凤数钱的手有点抖。不是激动，是某种说不清的情绪——盼头？寒碜？松快？说不清。她把钱理好，毛票归毛票，块票归块票，用橡皮筋扎紧，塞进腰包最里头。
回家的路上，她破例买了半斤猪头肉，五块钱。晚上炒了白菜，切了猪头肉，还给子民煮了个鸡蛋。饭桌上有了点荤腥，气氛松快了些。
“磁带好卖。”张世凤说。
“嗯。”李鹏程给她夹了块肉，“多吃点。”
“明儿个我多进点磁带。袜子少进些。”
“行。”
第五天，张世凤去了大胡同的音像批发区。那儿更乱，更挤，摊位上堆着成箱的磁带，墙上贴着巨幅歌星海报。批发价比叶作铁给的内部价还便宜，正版磁带三块，盗版的两块，高仿的一块五。她不敢多进，买了三十盒，各样都搭配些。
回到东海市场，摊位上，录音机照常放着音乐。今儿个放的是《小城故事》，邓丽君的声儿温温柔柔的，在市场里飘。
生意比昨儿个还好。磁带卖了十五盒，收入七十八块。有个老太太买了三盒评剧磁带，还跟张世凤聊了半天，说她老伴儿最爱听评剧，瘫在床上三年了，每天就靠听磁带解闷。
“闺女，”老太太说，“你这音乐放得好，听着心里舒坦。”
张世凤笑了。这是下岗后，她头一回真心实意地笑。
晚上李鹏程下班回来，张世凤把账本拿给他看——她开始记账了，一个小学生用的练习本，蓝封皮，上头工工整整记着每天的收入、支出、赚头。
“今儿个赚了五十二块。”她说。
李鹏程看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抬头看她：“明儿个礼拜六，我休息。我跟你去。”
“你去干啥？又不会卖东西。”
“我去拉琴。”
张世凤愣住了。
李鹏程站起来，走到墙边，取下那把鹦鹉小提琴琴。琴盒上落了一层薄灰，他用手抹掉，打开盒盖。琴躺在丝绒衬里，枫木背板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调了调弦，试了几个音。琴声在窄憋的客厅里响起来，清亮，通透，像把浑浊的空气切开一道口子。
子民抬起头，眼睛亮了。他走过来，站在父亲身边，盯着琴看。
“市场里吵，”李鹏程说，“琴声传得远。”
周六，凌晨四点二十。
张世凤和李鹏程几乎同时醒了。俩人轻手轻脚起床，怕吵醒子民。热了剩饭，匆匆吃完。四点五十，王阿姨来敲门——今儿个给三块，因为要看一上午。
五点十分，三轮车出发。今儿个货多，磁带进了五十盒，还有新进的丝巾、手套——天凉了，这些好卖。李鹏程背着琴盒，坐在车斗边，琴盒抱在怀里，怕颠坏了。
到东海市场，天还没全亮。摊贩们都在忙活，卸货，摆货，互相打招呼。他们的摊位今儿个换了个位置——昨天那个卖油条的男人回老家了，摊位空出来，张世凤赶紧租下，一天十块，贵，但位置好。
路口，人来人往。张世凤摆好货物，录音机照常放音乐，今儿个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李鹏程站在摊位旁，打开琴盒，取出琴，调弦。周围几个摊贩都看过来，眼神好奇。
六点，市场正式开市。人渐渐多起来。李鹏程吸了口气，抬起琴，架在肩上。
头一个音出来，是《梁祝》的开头。小提琴的声儿不像录音机那么单薄，它有厚度，有穿透力，像一只鸟，从嘈杂的市场里飞起来，盘旋着往上。
人群静了一瞬。好多人都扭过头，找这琴声是从哪儿来的。
李鹏程闭着眼，投入地拉着。他很久没在这么多人跟前拉琴了——最后一回正式演出是五年前，在二宫。这些年，琴声只在自家的客厅、阳台响过，最远传到楼道。现在，它在露天市场里响起来，混着车声、人声、叫卖声，却奇特地清楚。
张世凤看见，有人停下了脚。一个买菜的中年妇女，提着篮子，站在那儿听。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单脚撑地，扭头看。几个孩子跑过来，围在旁边，眼睛瞪得大大的。
《梁祝》的旋律如泣如诉。市场里的喧闹似乎成了背景，琴声成了主调。张世凤看着丈夫，他站在晨光里，穿着洗旧的工装，眼镜后面的眼睛微闭，神情专注。琴弓在弦上滑动，手指在指板上起伏，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熟，又那么生——熟的是他的姿势，生的是这场面。
一曲拉完。短暂的静，然后有人鼓起掌来。是那个买菜的中年妇女，她放下篮子，拍了几下手。接着，周围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李鹏程睁开眼，有些局促地放下琴，朝人群微微点点头。
“老师傅，拉得不赖！”有人喊。
“再来一段！”
李鹏程看了看张世凤。张世凤点点头。他重新抬起琴，这回拉的是《新疆之春》，欢快的调子，像春风吹过市场。
稀奇的事儿又发生了。人群开始往摊位聚。听完一曲，有人蹲下来看磁带，有人挑袜子，有人问丝巾的价。张世凤忙起来了，收钱，找零，介绍货物。她忙里偷闲看一眼李鹏程，他额头上出了细汗，但神情舒展，像是又回到了台上。
一个上午，磁带卖了三十五盒，丝巾卖了十二条，袜子手套也卖了不少。收入破了两百块。张世凤腰包里的钱鼓了起来，纸票的厚度让人踏实。
中午十一点，市场的人渐渐少了。李鹏程放下琴，胳膊酸了。张世凤递给他水壶，他喝了几口，靠在三轮车边喘气。
“累了吧？”张世凤问。
“不累。”李鹏程说，笑了。是那种从心里笑出来的，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就是手生了，拉得不好。”
“好，好着呢。”张世凤说，“你没瞅见那么多人听。”
俩人开始收摊。隔壁卖菜的摊主凑过来，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膛黑红：“老弟，琴拉得真不赖。明儿个还来吗？”
“来。”李鹏程说。
“那敢情好。你这一拉，我这菜都多卖了几斤。”男人递过来两根黄瓜，“自家种的，不值钱，拿着。”
推辞不过，张世凤收下了。黄瓜还带着刺，嫩生生的。
回家的路上，日头很好。三轮车蹬起来轻快，车斗里的货少了近一半。张世凤算着账：今儿个总收入两百三十七块五，刨去本钱、摊位费，净赚一百二十块左右。这几乎顶得上李鹏程在厂里一个礼拜的工资。
“明儿个还拉吗？”她问。
“拉。”李鹏程说，“礼拜天人更多，效果好。”
“那你上班……”
“我早点起，拉一会儿再去上班。”李鹏程说，“反正现如今厂里活也不多，晚去会儿没事。”
张世凤点点头。她看着前面的路，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地落。秋天深了，冬天快来了。但这个冬天，好像不那么瘆人了。
到家是十二点半。王阿姨已经做好了饭，简单的面条，但卧了两个鸡蛋。子民坐在桌边，等他们回来。
“卖完了？”王阿姨问。
“差不离了。”张世凤拿出五块钱，“王姨，这是今儿个的。”
“给多了，说好三块的。”
“您帮着做饭了，应该的。”
王阿姨推让一番，收下了。她看着张世凤，眼神里有同情，也有佩服：“不易啊，你们两口子。”
吃完饭，王阿姨走了。张世凤和李鹏程坐在客厅里，数钱。纸票铺了一桌子，各样面额，还有不少毛票。他们一张张捋平，叠好，用橡皮筋扎起来。
“这一百存起来，给子民买药。”张世凤说。
“这二十留作家用。”
“这五块，明儿个进货。”
账算清楚了。张世凤把钱包好，放进五斗柜的抽屉里，上了锁。她一转身，看见李鹏程在擦琴。他用软布仔细擦拭琴身，琴弓，每一个犄角旮旯。琴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光，像有了活气。
“琴，”张世凤说，“今儿个立功了。”
李鹏程没抬头，只轻轻地“嗯”了一声。他的手指抚过琴面板，那儿有子民磕碰的痕，有年月留下的细微划痕。这把琴，从一九七八年的劝业场柜台，到大王庄，再到李公楼的平房，到工厂的礼堂，到二宫的台子，再到如今东海市场的嘈杂角落。它见证了一个工人家庭三十年的变迁，见证了念想咋在现实的夹缝里活着。
“琴跟人一样，”李鹏程忽然说，“到啥地步，唱啥歌。”
张世凤走到他身边，坐下。俩人看着那把琴，看了很久。窗外传来鸽哨声，一群鸽子飞过，翅膀划过天的声儿，像某种远了的和声。
子民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攥着那盒《吻别》的磁带。他走到录音机旁，笨拙地按下播放键。张学友的声儿响起来：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李鹏程笑了。他拿起琴，跟着磁带里的调子，轻轻地拉起来。不是完整的曲子，只是即兴的伴，琴声和歌声缠在一块儿，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在这个经历过失落又刚寻着出路的家里。
张世凤闭上眼睛。她听见琴声，听见歌声，听见子民跟着哼唱的含糊声儿。她想起早上市场里的场面，想起那些站住听的面孔，想起那个递黄瓜的菜贩。日子还在往前过，以另一种方式，艰难地，但又倔强地，往前过着。
磁带转到最后一首歌。《明天会更好》的调子响起来，李鹏程的琴声跟了上去。这回他拉得很轻，很柔，像在抚摸什么怕碰坏的东西。
张世凤睁开眼，看见日头透过窗帘的缝，在水泥地上投下光斑。光斑随着窗帘的晃动而晃动，像水面的波纹。她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兴许真会好起来。
至少今儿个，卖得最好的一天，给了她一点信的底气。
琴声还在继续。在市场里，它是招揽生意的家伙什儿；在家里，它是活下去的伴儿。而在更深的里头，它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时代潮头的拍打下，用自己唯一在行的方式，守着家，守着体面，守着那点“雅”的念想。
窗外的鸽子又飞回来了，落在对面的房顶上，咕咕地叫。天津的秋天，天总是很高，很蓝，像水洗过的玻璃。而在玻璃下头，无数个像李鹏程、张世凤这样的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法子，一天天，一年年，把日子往下过。
作者有话说
第21章 第二十一章 东海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