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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不苦”成为公共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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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创科技上市第五年,我的粉色保温杯登上了《商业评论》的封面。配图标题是:“‘不苦文化’创始人林悠悠:让工作回归人性”。
采访那天,摄影师特意让保温杯入镜:“这个细节很妙,象征着您的个人坚持如何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文化。”
我纠正他:“不是‘创始人’,是‘倡导者’。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所有人共同实践的。”
文章发表后,我的生活进入了奇怪的平行宇宙。
一方面,我依然是启创的副总裁,每天处理着几百人的运营事务,给拿铁喂药(它关节炎更严重了),和行政部争论该采购哪个牌子的无咖啡因茶包。
另一方面,我开始收到各种奇怪的邀约:电视台职场观察节目请我当“特约顾问”,某知名商学院邀我去讲“反内卷管理学”,甚至有个脱口秀节目想让我去讲五分钟“为什么我不喝咖啡却能管好公司”。
最夸张的是,有家咖啡品牌找我代言——被我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
“他们愿意付七位数!”市场总监晓雯觉得我疯了。
“我,一个咖啡因过敏的人,代言咖啡?”我看着她,“你觉得这逻辑通吗?”
“但话题性十足啊!‘不喝咖啡的职场导师代言咖啡品牌’……”
“然后让我在广告里说‘虽然我不喝,但你们应该喝’?”我摇头,“我的信誉就值七位数?”
晓雯叹气:“悠悠姐,你还是老样子。”
“这才是我。”我指了指墙上那幅字画,“如果为了钱违背原则,那‘不苦文化’就是个笑话。”
但真正让我陷入思考的,是一封来自劳动部门的邮件。他们想邀请我参加“新型工作形态研讨会”,探讨弹性工作制的立法可能。
陈启明知道后很兴奋:“这是个机会,让我们的理念影响政策。”
我却有些迟疑:“一旦进入公共讨论,就会面临各种曲解和挑战。现在‘不苦文化’只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做得好坏我们自己承担。但如果变成公共议题……”
“你怕什么?”
“怕它被简化为‘反对努力’,怕它被滥用为‘偷懒借口’,怕它从一个 nuanced 的管理哲学,变成非黑即白的口号。”
但我还是去了。
研讨会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厅举行。到场的有学者、官员、企业家、工会代表。我作为“实践先驱”发言,展示了启创十年的数据:弹性工作制下的生产率提升、员工满意度与客户评价的正相关、低流失率带来的成本节约。
讲完后,提问环节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位传统制造业老板:“林总,您这套在互联网公司也许行得通,但我们工厂流水线停一秒都是损失。弹性工作?工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会场响起轻微的笑声。
我平静回应:“所以我分享的是启创的经验,不是普适真理。但即使在制造业,也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优化排班减少无效等待时间,比如改善车间环境降低生理疲劳,比如建立更透明的晋升机制减少心理压抑。‘不苦’的核心不是放任,而是消除不必要的痛苦。”
“那什么是‘不必要’?”另一位提问者追问,“我认为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我们当年……”
“您当年工作环境安全标准如何?每周工时多少?有没有带薪年假?”我打断他,“如果当年的‘苦’是因为条件所限不得不承受,那现在条件改善了,为什么还要刻意保持那种‘苦’?难道痛苦本身有道德优越性吗?”
会场安静了几秒。
一位学者模样的女士接过话筒:“林总,我研究职场文化二十年。您的实践很有趣,但我担心这会弱化劳动者的竞争力。全球化的竞争如此激烈,如果我们太舒适……”
“德国工人年假最低24天,每周工作35小时,制造业竞争力全球领先。”我调出一张图表,“舒适不等于懒散,而是可持续。杀鸡取卵式的竞争,短期也许有产出,长期必然崩溃——看看那些 burnout 率高的行业,哪个不是人才流失严重?”
研讨会后,我在洗手间听到两位与会者议论。
“她说得有点道理,但太理想化了。”
“但数据是真实的啊。如果真能提高效率又提升幸福感,为什么不试试?”
我对着镜子整理头发。镜中的女人三十七岁,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依然清澈。粉色保温杯放在洗手台旁,像个沉默的宣言。
那天晚上,我在公司博客写了一篇文章:《“不苦”不是特权,是权利》。从个人经历写到公司实践,再写到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当我们说工作应该‘不苦’时,不是在主张不劳而获,而是在主张劳动尊严——劳动者有权在安全、健康、受尊重的环境中贡献价值;企业有责任用科学管理而非原始压榨来获取效益;社会有必要建立让努力不被辜负、让付出得到合理回报的机制。”
文章迅速传播。二十四小时内阅读量破百万,评论区两极分化。有人感谢“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有人批评“这是小资情调的矫情”,还有人说“何不食肉糜”。
最触动我的,是一条长留言:
“林总,我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客服,每天工作12小时,上厕所都要计时。看了您的文章,我哭了。不是感动,是绝望——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永远不会理解这些。请问,像我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我盯着这条留言,直到屏幕自动变暗。
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可以改变一家公司,但改变不了整个行业。我可以影响愿意听的人,但触动不了固化的思维。
拿铁蹭了蹭我的腿,发出呼噜声。我抱起它,感受它老迈但温暖的身体。
“我是不是太天真了?”我问猫。
猫当然不会回答。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像一种回答:至少在这个角落,至少在这间办公室,至少对于这几百个人,世界变得好了一点点。
几天后,我做了个决定:启动“不苦文化开源计划”。
简单说,就是把启创十年的制度文件、实施指南、经验教训、数据模板全部公开,任何公司都可以免费取用、修改、再发布。唯一的条件是,如果修改后效果好,需要把改进版本也开源出来。
“你要把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公开?”陈启明在董事会上听到这个提议时,差点呛到茶水。
“如果它真的是核心竞争力,就不怕被模仿。”我说,“而且,开源反而能建立生态。想象一下,如果各行各业都有公司在实践改良版的‘不苦文化’,我们就可以共享数据、交流经验、建立标准。这比我们一家公司单打独斗更有影响力。”
“但可能被滥用。”一位董事担心,“有些公司可能只学皮毛,用弹性工作制之名行压榨之实。”
“所以我们才要开源,而不是仅仅公开。”我解释,“开源意味着透明、可监督、可迭代。滥用者会被发现,优秀实践会被传播。这就像Linux对抗Windows,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和协作。”
争论持续了三小时。最后投票表决:通过。
开源计划发布那天,我在发布会上说:“这不是慈善,而是相信——相信好的管理应该像阳光空气一样普惠,而不是少数公司的特权;相信劳动者的尊严不需要用痛苦来证明;相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不那么苦的商业世界,至少是一部分。”
第一个月,开源网站收到了三千次下载。三个月后,有二十家公司主动分享了他们的改良实践。一家制造业企业优化了流水线休息制度,员工疲劳度下降,次品率降低;一家设计公司试行“专注时段”制度,创意产出增加了40%。
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有家公司强行推行弹性工作,却没有配套的管理培训,结果导致协作混乱、效率下降,最后不得不叫停。他们在开源社区坦诚分享了失败经验,我们组织专家给出了改进建议。
半年后,劳动部门邀请我参与起草《弹性工作制实施指南》草案。那天走出会议室时,负责对接的官员送我到门口:“林总,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你们太理想化。但现在看数据、看实践……也许这真是未来。”
“不是未来,”我纠正,“是现在就应该有的现在。”
那天晚上,公司十周年庆典的策划会,小雨(现在已经是设计总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办一场“不苦文化节”,邀请所有实践开源计划的公司参加,办成行业嘉年华。
“我们可以有分享论坛,有实践工作坊,甚至可以有‘痛苦博物馆’——展示那些被淘汰的糟糕管理制度。”她眼睛发亮。
“预算呢?”财务总监问。
“开源社区的公司可以分摊,我们只需要出场地和基础组织。”小雨早有准备,“而且,这可能是最好的品牌宣传——不是宣传我们多厉害,而是宣传这个理念多有用。”
我看着这群年轻人——有些是我看着入职的,有些是我招聘的,有些甚至是我理念的“反对者”变成了最积极的传播者——突然觉得很奇妙。
九年前,我只是一个不想吃苦的毕业生。
九年后,这个简单的愿望长成了一片森林。
庆典策划通过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拿铁在沙发上睡觉,绿萝在月光下泛着微光,粉色保温杯立在桌上,杯身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是几年前不小心摔的。
手机震动,是妈妈发来的消息:“看到新闻了,你真了不起。但别忘了吃饭睡觉,别太累。”
我回复:“放心,我们公司不准员工累着——副总裁也不例外。”
发完消息,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不苦文化节”的开幕致辞。写了几行,又删掉。太正式了,太说教了。
最后我决定这样开头:
“九年前,我因为喝咖啡会过敏,所以想找一份不需要靠咖啡因提神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让工作本身不需要靠‘吃苦’来证明价值。这中间的距离,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工作可以是体面的,生活可以是完整的,人可以既努力又快乐。”
“我不是专家,只是一个实践者。在座的各位也是。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听讲座的,是来分享故事的——关于你们如何让团队少一点不必要的苦,多一点有意义的成长。”
“也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那一部分。而无数个‘那一部分’连接起来,就是新世界的模样。”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看向窗外。
这座城市有千万盏灯,每盏灯下都有人在努力工作。有些人苦着,有些人没那么苦。有些人相信苦尽甘来,有些人相信甘可以不必以苦为前提。
而我,林悠悠,一个不喝咖啡的副总裁,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这盏灯下,证明后一种可能。
然后把这盏灯的亮度调高一点,让更多人看见。
然后期待有一天,这光可以连成一片。
我保存文档,关掉电脑。抱起熟睡的拿铁,准备回家。
明天还要早起,但不用靠咖啡。
因为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用苦来证明价值。
那里有挑战,但没有折磨;有压力,但没有压迫;有成长,但没有痛苦。
那里是我和很多人一起,用了十年时间,一点一点建造出来的,不那么苦的角落。
而建造,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