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记》想见昆仑

8、久于其道，天下化成。 “我们

　　“我们别无他意，只是在遵从天主所赐给我们的任务，往普天下去传布福音给万民听。”传教者出声辩白，愁眉蹙额地面对徐瑶。
　　“总是一厢情愿地觉得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理，蔑视别人都是异端邪说。派人去往别人的家园里头传教，却又是极力贬低当地的文化与宗教。历史与风俗全然不管不顾，自顾自地卖弄说教，实际则是在展现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当然，传播宗教只是手段，先渗透殖民，后侵入掠夺，目标无外乎掌控权力。一旦宗教的藩篱筑起之后，一国土地与资财便可尽收囊中。”
　　“毕竟概念的真理总是抽象，可是现实的真理却很具体——权力，一个惹得无数人趋之若鹜的真理。”徐瑶目不转睛地盯着传教者，言谈颇为冷静，“你们一心想将‘福音’传给‘万民’听，可是‘万民’却是没这个‘福分’。”说罢断然转身，目光掠过传教者灰白的鬓发，停在了路旁川流不息的行人身上。
　　她心中不以为然地复述方才所闻，双眼却缓缓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同情神色，像是听了一位世居山林之人，手举一块偶然在垦荒之时捡到的贝壳，遇见一人便要与之夸谈海里风光。
　　不过这些关乎水族与海洋的“游思妄想”，却是难以劝服和感化徐瑶。她深知其中尽是谬悠之说，倏尔嗤笑：“竟然会在西教的语境里听到‘万民’一词，想来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不知你口中的‘万民’是指什么？”
　　“所有人。”传教者神情激昂，信誓旦旦地说：“世上所有人。”
　　眼前人的高声之语，一字不漏地送入徐瑶耳中，浑如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泡沫袭人而来，令她不得不在心间环视与审量一番“所有人”一词的光鲜与恢宏。
　　徐瑶忍下笑意，面容淡漠地说道：“在西方文化的底色里，‘人’是有差异的。西人擅长给‘人’作定义，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因此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其中悬殊，判若天渊。”
　　方才传教者的话语，令徐瑶回想起十多年前，曾有一首名为《龙的传人》的歌曲，红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歌词之中，“遥远的东方”一句，令徐瑶大感有趣，至今印象深刻。因为一个中国作词人竟用“遥远”一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其所取视角是在何处？而其又是伫立在何地才能得出“东方”之感？
　　她觉得非常荒唐，国人接受欧洲中心主义论与种族观念，同时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观察和描述自身。社会生活里层出不穷的乱象，崇洋媚外一词并不足以概括。这是必然之结果，究其根本，多因教化失漏，以致万民不正。
　　自西方世界传来的种族思维与文化逻辑，其所衍生出的诸多概念仍旧僵而不死，狡猾地藏贮于人民的脑海里。它们依旧在中夏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横行霸道。
　　例子不胜枚举，譬如这首《龙的传人》，其歌词之中提及的“人种”概念，便是一则实例。
　　“黄种人”从来不是单纯指称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它是瞒天过海的欺骗，是西方民族主义者结合科学外衣裹装出的“精巧”发明。
　　十八世纪中叶之前，西人的各类文本里，对中国人的描述始终为白皙肤色，或是略暗的白色，而那时常常被西方人归类为“黄皮肤”的人种，则是十九世纪被欧洲人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依据西方文化传统，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野蛮；黄色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恐怖。
　　当落后的西方奋力直追之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则被他们视为同自己一样的文明社会，彼时西方人眼中，东方人的肤色则是确凿无疑的白色。
　　然而随着欧洲开启工业革命，东西实力逐渐转换，于是历史悠久、文明辉煌、文化灿烂的中国人也逐渐“褪色”。于那时起，西人著述里的东亚人成了“近似白色”，而白色则慢慢地成了西方人的“专属肤色”。
　　西元一七三五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出版《自然体系》一书。该书把世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非洲黑种人这三种说法皆是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只有论及亚洲人的肤色之时，他选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拉丁文“Fuscus”，这词通常可理解为深色或是棕色。
　　五年之后，该词于德文译本里成了德语“Gelblich”一词，意为微黄。又过了十几年，此书演新至第十版，作者将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以及如死亡一般的颜色。
　　此举并非是单纯地在黑白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而是苦心孤诣地觅取一个暗示病态与不健康意味的词汇，是专门选来指称亚洲人的“标签”。因为作者特意言明，植物呈现“Luridus”之色，即是呈露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科学种族论大兴。德国人布鲁门巴哈，不以大洲为单位，亦不以肤色为标准，转而采用体质特征来区分人种，尤其重视头骨形态分析法，将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即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其中“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这两个词，至今仍在中文书籍教本与学术报告之中大行其道。
　　因西方文明对“蒙古”有着挥之不去的颤栗与胆寒，于是布鲁门巴哈便想借机唤醒西人对于“蒙古人种”的惧怕心绪。故而在此学说之中，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黄色人种，这三类人如同是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而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的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
　　比如“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天然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浅肤色和高眉骨则与他们高超的道德水平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则与他们生性之中的狡黠阴暗与僵化死板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与低眉骨，以及厚嘴唇的特征，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
　　非洲黑人处于原始落后阶段，欧洲白人处于完美阶段，而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则处于进化状态的中间阶段。西方人因此“恍然大悟”，由此可以解释东亚为何会出现高级文明，而到了一定程度时又会出现停滞僵化的情形，以至远远落后于西方；此外不少东亚人看上去非但不黄，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这些必然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曾经混入过欧洲血统。
　　肇始因由如此，而后西人的种族主义想象力渐至巅峰，最终由人种的生理差异，变成了血统的优劣之别。与此同时，就在这个西人引以为豪的“启蒙”世纪，他们还试图把世界分裂为两个部分，确切地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此即“西方”和“东方”，抑或是“西方”和“其他”。
　　西方成功篡改了全球历史和世界人民的记忆，同时植入了他们矫篡的新内容。西人自视甚高，鼓吹己身是在得天独厚环境下孕育出的独立文明和进步社会，随后煞费苦心地捏造历史，并将零散的碎片拼凑成了一个看起来似乎是传承不断的西方文化。
　　脉络自此清晰呈现：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西教欧洲；西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最终一个看起来辉煌伟大且是按照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便这样诞生了，而世界历史也由此被西人篡改成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西方这个“品德高尚者”是如何战胜东方这个“落后族群”的传说。
　　西人将世界历史中的“发展史”与西方的“发家史”混为一谈，后来此类观点被人称为“欧洲中心论”，其核心内容则是鼓吹一种观念，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必然完全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
　　于此观念之中，“西方世界”成了方方面面皆是优于东方的佼佼者，而这种贬低东方世界的观念则在西人的“添砖加瓦”下变得日益坚固，最终作为“理性西方”的对立面而得以“公诸于世”。取要而言，“西方”被西人想象成天然具有拔萃出类的美德：
　　理性与勤勉；高效与节俭；冒险与牺牲；自由与民主，诚实与善良；成熟与先进；独创性与积极性，永远进步并且充满活力。
　　“东方”则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
　　非理性与不成熟；武断与懒惰；低效与放纵；糜乱和浪费；专制与腐败；野蛮与落后；始终消极并且悲观怯弱。
　　自彼时开始，历史叙述焕然一变，成了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发展活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因此必然会产生“理性个体”，而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充满力量的“资本主义近代性”能够实现“必然的突破”，最后永久不变的“低等烙印”便被西方人盖在了一切“他者”之上。
　　唯其如此，西人方能有恃无恐地指责“东方”。他们振振有辞地抨击“东方”容忍专制观念，冠冕堂皇地指斥“东方”采用不合理的制度。于是乎，在消极愚昧的黑暗深渊里，即便诞生了“理性个体”，也会即刻遭到“集体主义”的残忍扼杀，由此使得“经济停滞”与“被人奴役”成了“东方”注定甩脱不掉的“宿命”。
　　于此“欧洲中心论”里，西人将“东方”想象成“西方”的消极对立面，最终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积极的欧洲主体”和“消极的东方客体”，而这为西人侵略东方与统治东方创造了巧妙的内在合法逻辑。此外，欧洲历史被西人刻写成一条不断前进发展的时间直线，东方历史则被西人想象成徘徊不前的“循环”。
　　在这分裂的世界时间线上，一方阔步向前，一方停滞不前。西人竭力创建了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由此方能确保“优越的西方”与“低劣的他者”自此永久地隔离开来。
　　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成功重塑身份之后，产生了“隐性种族主义”，进而促使“文明使命”的道德观念得以日渐成型。西方人借此欺骗众生，欺骗自己，最后毫无顾忌地拿起帝国主义的凶器。此后杀戮与掠夺连绵不绝的重演，西方殖民之风挟带着恶鬼的暴戾之气传遍了世界。
　　“想必你也听过这句‘人人生而平等’的话吧！”徐瑶感慨问道。
　　传教者面露犹疑神色，以略带沙哑的嗓音回答：“这句话，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听说过。”
　　“其实《独立宣言》的原文，讲的不是这个意思。‘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以中文直译过来，它的意思是说：‘所有男人都是被上帝平等创造出来的’，但在它的文本语境里，它的真实之意却是：‘神造白男皆平等’。在这个‘men’里头，女性、奴隶、原住民、异色人种、异教信徒，这些人统统不包含在这个‘men’里面。”
　　“参看历史，自算是在西人自家的社会里，西人女性也是得不到丝毫的‘平等’。因为身为男人的亚当，是上帝的‘造物’，而身为女人的夏娃，却是上帝以亚当肋骨所造的‘取物’，因此招致了西方女性长达数千载的‘非人’处境与‘为女’苦难。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独立宣言》发布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之后，一直苦于不公正原则的美国女性，才会公布为女子争取权力的《情感宣言》，写下‘that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一句。不过，即便她们喊出了这句‘神造男女悉皆平等’的政治口号，却是仍未得到真正的‘平等’，这才有了后来一个多世纪里相继出现的各类平权运动。”
　　“人皆可以为尧舜！真正的‘天赋人权’，却是从来都不在西人那里。比起‘人人生而平等’这句‘美化的误译’，反倒是《西游记》中孙大圣说的那句话，更加有气魄，也更具力量。”徐瑶高声而语，动容而言：“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在现今中土网文“玄幻世界”里，看重“妖鬼神人”的“族别”划分，实则是受西方文本里根深蒂固的种族思维影响，比如精灵、矮人、兽人、巨人、侏儒；吸血鬼、狼人、亡灵、恶魔、蜥蜴龙等。取要言之，可分为高阶种族与低级生物两大类。
　　华夏古代文本里人鬼妖仙的故事，如仙女下凡动心、鬼魅变异成人、动物修炼成精、植物修持化形等，与人相遇结缘并生恩怨情仇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神妖鬼怪并非“水火不容”，反而能够彼此互化形身。
　　这种情况与其以种族血性与身分地位来衡量，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情状，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心态认同。例如西行路上，孙悟空时常与人谈及做妖经历，颇为得意当妖精的光景：“实不瞒你说，我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当年也曾做过妖精，干过大事。”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地造物万端，理当仁爱物命，是故人兽无别。大医孙思邈便在《备急千金方·序例》中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唐人孟郊在《择友》中说：“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兽通人性，人有兽心，已然相异于传统的“人禽之辨”说法。兽有德性，汉魏以来文字多有记载，而兽亦是天地之灵，为天地所贵。
　　若从政治领域的国族置辩来看，中夏先民虽有“蛮夷”如“禽兽”的说法，然其常为政治修辞，而“夷狄”同样有其“修辞”。例如西夏语里称呼汉人的语音为“杂”，对应的西夏文字则由“小”和“虫”两个西夏字组成。蒙古人称南宋人为“蛮子”。
　　有道是独阳不长，孤阴不生。宋人范祖禹所著《唐鉴》卷三有妙言：“中国之有夷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
　　华夏之道不持二元对立之论，而以中庸智慧，衍生你中有我又我中有你的虚实相生之势，共存共荣，互动互融，演变不息。
　　“夷狄”既是“天之一气”，则如汉人班固所言，“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宋人亦有言，“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若其恋父母骨肉，保惜山林土田资产，爱生而懼死，其情一”。
　　“华夷万里，异生不异情”。夷夏之辨与夷夏之防，理出区别而非消灭。《春秋》有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宋人感慨古今夷狄不同，喟叹契丹党项“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其肖似中国如此，仍视夷狄野蛮已然“无理”。
　　西方文化充斥着二元对立的排他思维，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始终“一以贯之”。黑白界限分明，互不相让相融。文明与野蛮势不两立，不若文明消灭野蛮，即是野蛮战胜文明。罗马憎恶蛮族，反之亦然，决然排他排外。最终蛮族摧毁罗马，征服与断绝在欧陆轮番上演，不死不休。
　　若以西方文化里族群壁垒分明、注重血统纯度、讲求封建种姓、在乎出身阶级的思路立场来看，《西游记》之中，太上老君座下青牛，即金兜山青牛怪，是妖怪还是仙家？再如黑风山熊罴怪，却能为守山大神；狮驼岭青狮，本来面目却是菩萨坐骑；神域光明宫中负责“司晨啼晓”的昴日星官，本相则是身形高大的公鸡，其为仙家还是妖兽？其余二十八星宿里的动物灵属，究竟是妖还是仙？先天石猴的孙悟空是人是妖，还是终成正果的斗战胜佛？
　　西行路上，在取经一行人路过镇元子五庄观的情节里，悟空质问土地，土地连声辩白：“大圣错怪了小神也。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个鬼仙，怎么敢拿去？就是闻也无福闻闻。”土地既“神”又“仙”，还是“鬼仙”。
　　洞鉴古今，回望来路，时下社会之中，将“西幻题材”作为参考背景与世界观基础，包括小说和电影在内，例如《魔戒》、《指环王》、《霍比特人》等，与漫画和游戏，比如《魔兽世界》等结合，拓展想象空间，近二十年来以“玄幻”为背景而展开的故事，不论是网文还是影视剧作品，都已经习惯强调各类“种族”属性，例如：人族、妖族、兽族、魔族、鬼族、神族、仙族、天族、灵族、虫族等。取要而言之，即多族、百族、万族设定。
　　“各族”之间，相互对立对峙，分割极为清楚，人物塑造尤为刻板，就连道德品行也与种族属性相关联：人天“伟光正”，妖魔“坏狠毒”。同时各类所谓“种族”内部的社会也是如此：凡是天潢贵胄、名门望族、膏梁子弟，必是帅哥美女，人品道德、个人修养、素质能力必是绝佳；凡是市井小门、穷苦出身、寒苦子弟，必是人格有亏、性情阴暗、心理古怪、作恶多端。
　　质言之，杂糅印度种姓制度、欧洲封建文化、美国滴血原则、朝鲜嫡庶之说等：贵贱看血统，尊卑由嫡庶；身分地位严明，阶级壁垒森严；言行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举止对立分化，脱节异常。要言之，可谓集四海之“封建”，聚天下之“糟粕”；合百家之“沉滓”，汇万方之“恶浊”。
　　更为诡异之处，则是这种“鸠占鹊巢”之举竟是极为悄无声息，例如在一些网文里头，中国龙的性格特质都变为了喜欢金银珠宝等闪亮发光的东西，成了如同西方蜥蜴龙一般贪婪占据金银财宝的守财形象。这些既与中国文化内涵相去甚远，也不见于三教思想之中。
　　中夏古代笔记小说可谓繁盛，有情物类的“形变”现象尤为常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虽能以“四端之心”为人禽区分的根本，可若以此“人性善，兽性恶”一语做简单的事实判别，在秦汉先民的生活经验与文本记录之中，不免遭遇慈乌反哺和羊羔跪乳等“反例”的质疑，《礼记·郊特牲》亦见“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的表述。
　　荀子尝言，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以此观之，诚若列子所说，“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
　　“昭昭有汉，天俾万国。赫赫中夏，日月经天。”徐瑶仰天长叹一声，忽而轻笑说道：“人活一世，若说有何乐趣可言，阅读历史倒可为一件。方才与你说了这么多话，倒是让我记起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现在讲给你听，好不好？”
　　“请讲！”
　　“唐人喜欢以汉喻唐，而明人信口自称‘我大唐’，实在有趣。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离今很远，数百年前的大明距今也不近。岁月如江河，湍流竞奔逝，可这悠悠几千载春秋的中国，其实一直都在当下。”
　　五百多年前，海东儒士崔溥，奉王命差遣至济州岛，未料居住家乡的老父亡故，因而半途返归桑梓奔丧。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行四十三人所乘海船遭逢风暴，流荡海上十余日，于李朝成宗十九年渡海洎华。是时大明弘治元年，西元一四八八年。
　　因是外邦来人，且不会中国话，一度被人疑为东瀛倭寇，但因其通晓汉文，儒学造诣精深，一番验明正身，大幸化险为夷。全员自南向北行进，饱览中土锦绣河山，最终平安返归朝鲜。其后受王命，须先撰呈大明见闻行记，方可为父服丧，遂用八日时间，著成《中朝闻见日记》，亦名《漂海录》。
　　这段发生于十五世纪末的历史事件，今人看来可谓恍如梦寐，对于时人而言同样如梦南柯。
　　一位朝鲜官员，幼习孔孟之道，深受儒学训导，饱读四书五经，精通汉家文字，熟稔神州掌故，知晓华夏地理，但就当时历史情境来看，一位外乡来客竟能游历中国，想来全罗道罗州崔溥就算身在梦中也未必敢做此想。
　　许是林中蝴蝶意兴勃然，于是长风踊跃，海浪澎湃，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将崔溥与四十余名随从一道送入这片五里雾中。五百多年后，这场盛大而漫长的蝴蝶效应仍在，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不禁恍惚，读者亦然：
　　若得泊中国，则中国是我父母之邦也。当此时，生我死我，皆天所为。
　　其见于水上者，如长屋廊，喷沫射天，波翻浪骇。梢工戒舟人，摇手令勿语。舟过甚远然后梢工呼曰：彼乃鲸也！大则吞航，小能覆舟。今幸不相值，我其更生，更生矣！
　　臣问：贵地今当大明之时，皆称大唐，何也？蓉曰：此无他，因大唐时传习之旧而云，习俗然也。
　　有姓名王碧者，写谓臣曰：昨日已报上司，倭船十四只犯边劫人，你果是倭乎？臣曰：我非倭，乃朝鲜国文士也。又有姓名卢夫容者，自称措大，谓臣曰：车同轨，书同文，独你语音不同中国，何也？臣答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足下怪听我言，我亦怪听足下之言，习俗然也。然同得天所赋之性，则我之性亦尧舜孔颜之性，岂嫌于语音之有异哉？
　　“天理人情，无外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胞物与，济世爱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圣贤所言，真实不虚。”
　　徐瑶不再抒怀，正色说道：“先前与你聊完了西洋人与东洋人的故事，接下来该说说洋人与我们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