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记》想见昆仑

7、一际残云，两处思量。 “你知

　　“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做‘长崎’的地方？”徐瑶本想绝口不语的心思不知何时隐没，倏然问向眼前的西教信徒。
　　“知道。”传教者点头，又微微摇头，疑惑不解地反问：“为什么突然提起这座城市？”
　　“我读过一本译自外文的小说，作者也是个教徒。书中故事的发生地点，便在这座城市。”徐瑶看着传教者，面色平静地说道：“该到我讲故事的回合了。不过故事说起来比较长，你可愿意听一听？”
　　“愿闻其详。”
　　“五百年前，一场掀天揭地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在了十六世纪的欧罗巴洲。在那时候降生的‘新教’，剧烈地动摇了天主教的义理与道统。于是乎，翳数会应运而生，试图保卫正于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的信仰。他们无比积极地向海外派遣教士，奋勇争先地宣教，黾勉开拓西教的版图。”
　　西元一四九四年，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调解下，共同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加上于西元一五二九年签署的《萨拉戈萨条约》，两大殖民帝国联手将欧洲之外的世界一分为二：
　　西部为西班牙瓜分区域，例如美洲大陆与太平洋西部等地域；东部区域则归葡萄牙所有，例如巴西东部以东和非洲大陆，以及亚洲大部直至印尼群岛的地域。
　　因此，翳数会在亚洲区域的传教活动，除了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也获得了葡萄牙的资助。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登陆印度果阿地区，于西元一五一零年侵占此地，逼迫世代居住此地的民众改信西洋教，并在此建造了殖民据点。翌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不久之后，葡萄牙人的帆船便肆意游弋于大明朝的南部沿海一带，窥伺这片尚未被他们染指的广阔大陆。
　　嘉靖三十二年，即西元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声称自己的航船在附近海域因触礁而沉没，浸湿了进贡的物品，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理由，其后贿赂广东提刑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汪柏，因此获准登陆并暂时居住澳门。
　　嘉靖三十六年，即西元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广建楼房，修筑炮台，而葡萄牙人所谓的“开埠”，自此而始。西元一五七一年，广州交易会上，葡萄牙人本按旧例贿赂官员，但因广东布政使在场，翻译人员于是改称此钱为支付朝廷的“地租银”。尔后原本每年交纳的“贿赂钱”变为“地租钱”，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方止。
　　在这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洋人登陆东亚地区的落脚点多是选在此处，其同时也是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中转站，更是翳数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根据地。自印度果阿起始，经由澳门，直至终点日本，这条海上航线见证了太多的沧桑巨变。比如有着“东亚宗徒”称誉的翳数会司祭沙勿略，便是在这条航线上穿梭往来，过完他的传教人生。
　　西元一五四零年，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成立了具有军队性质的翳数会，任命西班牙籍天主教会司祭罗耀拉担任首任会长，而同是西班牙籍的天主教会司祭沙勿略则受命成为翳数会首批传教者。
　　彼时欧洲大陆上的新教势力发展迅猛，而翳数会的教士为了挽救形势岌岌可危的西教，全面实行“失之欧陆而收之亚非”的策略，因此向海外传教便成了翳数会成员坚持不渝的追求。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支持翳数会教士去往葡萄牙所开辟的东方地区传教。于是沙勿略来到葡萄牙，于西元一五四一年，沿着葡萄牙人的航海路线，动身前往东方。
　　西元一五四二年，沙勿略抵达印度，不久后便开展了他的宣教工作。然而因为根深蒂固且等级森严的种性观念，加之他从未打算用当地语言传教，故而纵使他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却始终难以收获统治阶层的信赖。数年之后，他怀揣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印度。
　　西元一五四五年，沙勿略前往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传教。晃眼间两载时光流逝，他遇见了一个为自己重燃希望之光的日本流浪人——弥次郎。
　　弥次郎本是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的萨摩人，但因身负命案，这才乘坐葡萄牙人的船只，流亡到了海外。他在葡萄牙人的船上待过一段时间，故而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可跟沙勿略完成一些简单的交流。
　　两人相见，倾盖如故。沙勿略为弥次郎宣讲教义，而此前从未听闻的天主信仰对弥次郎来说可谓新鲜无比，于是他决心追随沙勿略。两人一起回到了建在印度果阿的翳数会大本营，而弥次郎则在此处竿头一步地学习葡萄牙语和了解西教义理，并受洗成为“圣信保罗”。
　　沙勿略向他学习日语，顺便详问东方世界的情况。当沙勿略听说还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心中沉寂了有些时间的宣教情绪再度活跃起来。他决定前往日本传教。然而弥次郎口中的日本与实际的日本严重不符，但他对此却尚未知晓。
　　直到西元一五四九年，沙勿略踏上鹿儿岛的土地，与当地民众亲身接触，了解地方风土人情，这时才知错得离谱。原来弥次郎是以佛法概念理解西教的教义，而许多日本信众同样如此。此外他们听闻沙勿略来自印度，更是无可置疑地视其为天竺和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来岛上传播新宗派。
　　在沙勿略停留于萨摩的一年时间里，约有一百人改宗西洋教。及至日人与日僧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本来面目是西洋传来的宗教而非是天竺传来的佛教，遂一改欢迎态度。而萨摩藩的大名岛津贵久，本来准许传教，但后来迫于当地宗教团体的压力，于是下令施行禁教政策。
　　沙勿略因此离开这里，打算去往京都拜见“国王”。可惜“国王”并未如他预想的那样大权在握，只得无功而退。经此一事，沙勿略见识到了本地宗教的庞大力量，也发觉了日本政治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地方领主对海上商贸利益的垂涎心思，他更是了然于胸，因此打算借商传教。而他本来身份，除了“传教者”一职以外，亦是一位受葡萄牙国王聘用而奔赴东亚的“商人”。
　　缘由如此，承载着宗教、商业、外交等多重使命的沙勿略来到了商港长崎。而在沙勿略尚未登陆日本的六年之前，即西元一五四三年，一艘载有葡萄牙商人的大明船只漂流至日本种子岛。日人自此见识到了葡萄牙人带来的火绳枪，而日本西南部的大名则因此对葡萄牙人怀抱兴趣。此为西洋火枪传入日本之始，日人称为“铁炮传来”。
　　日本火山资源丰富，硫磺是其主要出口商品之一，而硫磺是制造火药的核心原料。于是经由沙勿略联络协商，日本人订购葡萄牙火绳枪，而葡萄牙人则贩运日本硫磺等特产。因此，西洋人的商船载满了自大明朝收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珍贵货物，并将其运往日本出售；随后再从日本换取硫磺、漆器、武士刀等特产。
　　在此过程之中，葡萄牙人贸易所得的白银可到大明继续购买更多的商品，而船只所载的大量东亚货物与钱财则可运回果阿和欧洲。沙勿略的传教活动完全依赖这条商业航线，而商队同样需要传教者的语言能力。
　　沙勿略乘坐葡萄牙商船旅行，其所获资金支持，既有来自葡萄牙王室对海外事业的投资，也依赖在日葡萄牙商人所给予的资助。他的信件中经常述及商业信息，为传教人员和商贾详细地提供了关于日本政治、社会、物产的一手情报。
　　就在传教事业稍有起色之际，之前发生于萨摩的故事再次上演。万般无奈之下，沙勿略再次抱憾离开此地。
　　几经辗转之后，已在日本生活有些年月的沙勿略暗自定下了一个目标。他得知日本崇羡汉土文教，最喜效法唐人，遂想若可令“中华归主”，岂非万事大吉，此后东亚地区的宣教进展必然势如破竹！于是在日本停留两年的沙勿略离开了日本。他在印度重整旗鼓，打算坐船前往大明。
　　奈何天不遂人愿。大明海防严密，沙勿略只得停靠在离南部海岸极近的上川岛，筹划偷渡入境。彼时为嘉靖三十一年七月，西元一五五二年八月。
　　四月之后，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西元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翳数会教士沙勿略因疟疾病逝岛上，年仅四十六岁，其入华宣教的心愿只能留待后人完成。是年十月，意大利马切拉塔地区诞生了一位男婴，而他将在三十年后把天主教传入中土。
　　“所以，我其实有一点钦佩你们的决心和意志，也因你们坚持不懈传教而感动。不过我想讲的故事还没说完，你还有时间听吗？”
　　“在下洗耳恭听。”
　　十六世纪后半期，西教正于日本快速传播。彼时日本尚在执政施行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几十位日本大名改宗西教，信教民众则达数十万之多。教徒不但遍及九州和本州南部，且逐渐扩张到本州中部和东北，而这一切都受益于沙勿略奠定的宣教策略。
　　当年沙勿略见日本“国王”大权旁落，遂自京都南返。他一改往昔想法，换上了华美服饰，打扮得宛如西洋来的高贵人物，并携新奇礼品拜访长州藩的藩主大内义隆。此招确有效用，他因此获得传教准许，而据其写给翳数会的信件内容所言，两月时间里约有五百人受洗。
　　与此同时，沙勿略转变了过往观念，选择使用当地语言与民众沟通，并以本地人所熟悉的概念作切入点，由此达成传教目的，进而初步使得西洋教落地生根。于是在他离开之际，约有八百名日本人受洗成为西教徒，而这一信徒群体，日人谓之“吉利支丹”，又名“切支丹”。
　　从此之后，翳数会传教士源源不竭地涌入日本。亦有不少人采取同沙勿略一致的传教策略，既在民间广泛扎根，又极为注重与上层社会的联络，主动结交地方大名，此外利用翳数会自身与葡萄牙之间的合作关系，积极充当日葡二国的商贸中间人。故而跟葡萄牙贸易频繁的南方一带，“吉利支丹”人数增长尤为迅速。
　　西元一五六三年，九州岛大名大村纯忠受洗，成为首位“吉利支丹大名”，并于七年之后，将受其管辖的“长崎”进献教会。长崎从此开港，成为日本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而翳数会传教士与远洋而来的欧洲人也自此有了一处在日本的根据地。再则，还有一位名为范礼安的意大利籍翳数会传教士，在这一时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西元一五七三年，范礼安受命担任翳数会远东观察员，负责视察澳门教会。他于大明万历六年八月，由印度果阿抵达澳门，是年为西元一五七八年九月。
　　当时在澳门传教的翳数会教士要求信徒必须学习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日常生活也需比照葡萄牙人。范礼安见状，认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传播宗教的原则，于是要求传教士必须学习大明语言和采用当地风俗。
　　然而当范礼安抵达日本之后，再次目睹了翳数会教士蔑视当地语言和地方文化的现象，吃惊于他们不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做法，因此制下须学日语并以日语传教的规定。
　　时值日本战国时代的尾声，而西洋教会能与存续已久的本地宗教相互争胜，却可不落下风，全因日本佛教宗派林立，各自之间斗争杀伐不断，同时深度参与政治，其可视作分享日本政治权力的一分子。
　　于是几位相续执掌朝权的日本大名，皆对否定佛教的西洋教会持以宽容态度，比如织田信长便与翳数会教士多有往来。亦有一些大名受洗之后，难容其他宗教，例如九州的吉利支丹大名大村纯忠，其便禁绝域内佛寺与神社，乃至于杀害僧人和拒绝改宗的日本信众。
　　然而古人有言，谓之：“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西教的势力不断扩大，引发了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的忌惮。
　　自应仁之乱起，四分五裂已有上百年的日本，终于在丰臣秀吉手中接近统一。他忧惧信奉西洋教的吉利支丹也会发生类同“一向一揆”的武装动乱，而其教义与日本原有的神道与佛教等宗教又皆有冲突，加之常有欧洲人偷拐日本人并将其贩卖海外为奴一事，因此颁布《伴天连追放令》，驱逐境内传教士，但仍许贸易通商。此时禁教力度不大，政令并未严格执行，是故还有许多教士继续留在日本。
　　就实而言，天主教能在日本迅猛扩张，全因彼时日本国内的大名正相互竞争，格外关注海外贸易与西洋武器，而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注定了他们自一开始便深度陷入日本的政治漩涡之中。不惟如此，翳数会教士与葡萄牙人联手合作，共在日本经营有成，早已惹来了西班牙人与其余教会的窥觑。
　　西元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入侵吕宋，攻下宿务岛；西元一五七一年，侵占吕宋岛，建马尼拉城。西班牙人以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这片群岛取名菲律宾。
　　西班牙自从殖民菲律宾以后，便急切希望也能在对日贸易上分一杯羹，而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等西洋教会，同样垂涎翳数会正于日本欣欣向荣的传教事业，致使翳数会除了需要应付日本政治的权力风波，还需面对宗教内部的派系争竞。
　　西元一五九六年十月，一艘从菲律宾驶往美洲的西班牙商船，因遭逢风暴，流落日本土佐。丰臣秀吉得知此事后，派人查扣船只并讯问船员，谁料船长却跟日本人显耀西班牙正如日中天的的殖民事迹，并且声扬奔赴海外传教的教士实际则是殖民侵略的开道先锋。
　　丰臣秀吉闻知此言，愈发觉得西教在日传播，定是为欧洲人侵吞日本做好准备，故于是年十二月再度颁布禁教命令。然而继翳数会之后落地日本的方济各会，仍是积极传教，并不理会禁令。尔后有一批传教士和信徒惨遭逮捕，总计二十六人。
　　次年二月，这些人因违背禁教令的罪名而获刑，于长崎公开处死，史称“长崎二十六人殉教事件”，并由此揭开了日本严厉清洗西洋教徒的序幕。西元一五九八年，丰臣秀吉病逝，织丰时代也将随之而去。其后德川家康执掌权柄，日本进入江户时代。
　　而在发生了“元和大殉教”与“岛原之乱”以后，德川幕府则以更加深恶痛绝的态度与悬为厉禁的手段镇压西教传播。“天国的基石”自此改头换面，隐入尘埃，在担惊受怕的生活状态里沉寂了两个世纪。
　　“于此残酷历史之中，神的子民受尽苦楚。”徐瑶面朝一言不发的传教者，说出小说中的追问：“可是为何神始终保持沉默？”
　　西元一八六五年，一位名为佩蒂让的法国天主教司祭，来到了日人所谓“南蛮贸易”的航线终站——长崎，并在此地发现了大量的“隐匿教徒”。
　　这群人的祖先正是因西元一六三八年爆发的岛原之乱而搬徙至此，并以“踏绘”这一方式宣示弃教而得以存续。然而从西元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三年，几年时间里有数千名教徒惨遭驱赶。
　　后来日本政府开解禁令，流放四方的教徒纷纷回到浦上。他们为了纪念“吉利支丹”的百年悲歌，决心在此建造一座天主教堂。至西元一九二五年竣工之时，其已为彼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
　　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点，一颗绰号叫做“胖子”的原子弹，于浦上天主堂的空际炽烈迸散，长崎顷刻之间化为火海。原爆之时，教众正在此间教堂做弥撒活动，庆祝圣母升天节。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必须面对并且接过的东西，除了历史开的痛切玩笑，似乎还有现实给的苦涩幽默。”徐瑶说完，便同传教者一般沉默，仿若流风横越山海的时候，定然会有的漫长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