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记》想见昆仑

6、千补铸石，架漏过日。 寒往暑

　　寒往暑来，日征月迈。徐瑶在现代世界接触愈深，理解便也愈多，某天尝对季珉言说“四样人”一词，并予解释：“何为‘四样人’呢？一曰‘窠臼人’，因中土社会内里尚存欧洲中心论余毒，故而我们应对那群深受西方至上主义毒害的人群报以同情，且该努力为其祛魅和拔毒；二为‘魔怔人’，其显著特点是内外双标的行事准则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逻辑；这第三样人，其名叫做‘软骨人’，这里头有历史传统，可笼统地称之为‘媚文化’，皇帝还在的时候，他们媚上，后来皇帝没了，但洋人来了，他们又开始媚外，这群人自甘人下，屈膝谄媚，凡事高看外国一眼，遇着外国人便先矮三分；第四样人，可称之为‘不是人’，其中又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伺机而动的‘两头蛇’，二是‘麦考利的孩子’，直白地说该是‘麦考利的工具人’。”
　　季珉听闻此说，先是哑然失笑，旋即扼腕叹道：“现实世界的根源来自于历史，任何国家的今天都受昨日的影响。‘庚子以还，国人由惧外而谄外’，然而今天的神州，国力之强之盛，自古未有。‘洋夷肆意进犯’的时代早已结束，‘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早可休矣！华夏正是因为有了太多太多的‘四样人’，所以才会始终国步维艰。”
　　其实自徐瑶于此方世界睁眼以后，从未有过“今不如古”的感觉，便是“怀古伤今”的情绪也不曾出现。可当她“置身事内”之时，亲自体悟后世的风俗人情，多载眼见耳闻，接连动心骇目，难免悲从中来：“可哀可叹可怜可悯，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国人的脑袋里头好似程序设置定死一般，总是自然反应出来外国高尚与中土卑下的刻板思维？”
　　宏大叙事下的“预设”实在过多，各类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以至魅惑人脑，令人看不真切。比如所谓中文不严谨的先行论点与法语的严谨说，全然不顾上下文与具体语境，也无视个人语言水平的差异，更不辨日常口语与书面写作的迥然不同。
　　法语绝非宣传之中那般浪漫与严谨，法国的一切却时常被中国人理所当然视为浪漫的同义词。“浪漫”竟然能与“严谨”神奇结合起来，同时形容而不相违悖，属实有点滑稽又可笑。天真相信旨在宣传“自由”能与”平等”同存的政治话术，不知自由之外尚须存有责任，否则自由突破约束滑向毫无限度，只会使贪婪无休的资本更加自由，人的自由只会更加受限。
　　各类“虚妄说”与“糊涂见”盛行中土百余年而不消散，辉格史观、欧洲中心主义论、种族主义想象、自我殖民思想、自我东方主义、自我想象异域等恶浊毒流大行其道，无数被人刻意构建的“社会常识”实在是贻害无穷。以致兆民在观察外部世界之时，已经戴上层层叠加的厚重滤镜，忽视广大世界，眼里只能看见西方世界，或以西方眼光看待世界，常常如数家珍般毫不停滞地叙说着脑中所想象出来分明不切实际且荒唐无稽的“美好品质”和“瑰丽多姿”：
　　一讲法国便是法兰西浪漫风情；一说英国则是英伦绅士风度；一提德国更是赞不绝口，满嘴德意志严谨风格；一谈日本就是一丝不苟，大和工匠精神；一云美国统统都是自由国度，民主灯塔。
　　然而关于中国的一切，如语言、文化、历史、思想、艺术、哲学等，却又一概不屑一顾、不以为然、视如敝履、冷嘲热讽、恶语中伤。凡对中国之物，无一不是讥笑和鄙夷，例如华夏风水五行与阴阳八卦，尽是嗤讽为封建迷信与糟粕垃圾。可当评论对象换成西洋玩意，星座性格与塔罗运势等却又高高在上，令人疯迷拜倒。非得一踩一捧，以彰外货高贵。
　　“事无两样人心别”，奇也哉，怪也哉。
　　每当外国人且通常为西方发达国家做点好事，便是人类之光，理性智慧的体现，文明的晨曦照破黑暗。可每当西方人犯下错事、干出坏事、做了恶事，便是全体人类之错事，是一切本为无干人等也一同犯下的人性之恶。清白的中国人也莫名其妙背负罪名，承担洋人的罪孽。取要言之，中国人得反思。
　　可是每当个别中国人做了错事，却又通通视为全部中国人的过错，一并归罪在一起，盖上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劣根性”标签，将中国人贬低至最下低谷，再将其与“高尚”到无以复高的洋人做比较。取要言之，中国人还得反思。
　　不论横评竖批，还是正讲反说，言东道西总归是要中国人反思。这种“好为概括的断制”之语，比比皆然，不知凡几。即如学者所言：“见一事之弊、一习之陋，则曰吾四万万国民之根性然也；一制之坏、一说之误，则曰吾二千年民族思想之积叠然也。”
　　数百年来的中国，明明深受煎熬，饱尝苦难，屡遭侵略。中国人分明是受害者，却又总被人教育要远离战争，珍视和平。实在匪夷所思，难道是中夏之民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发动战争，罪孽深重？究竟是谁践踏和平，泯灭人性，肮脏无耻，饱食血肉？
　　持续百年的“落后被人打”实际情境，除了道出“历史进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与现实预设，成了尽人皆知的“落后就要挨打”，而这一举世皆明的“普遍真理”则巧妙地为施暴者开脱罪责，“自觉”与“不自觉”皆是参杂其中。
　　因为“我”落后，所以被打“纯属活该”。又因“我”愚昧野蛮，无知阴暗，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神州大地上的各色“洋人”，“体贴入微”地带来了文明的光芒，为这片黑暗笼罩且智慧沉滞无数年的土地带来进步的希望。至于被洋人侵夺、欺辱、殖民、劫掠，纵使侵略者千错万错，都被中国人自我合理化，成了自身的过错。或云：活该嘛，谁让自己落后！或云：“文明人教训野蛮人”，天经地义嘛！
　　叹是覆盆难照，沉冤莫白，被人上门烧杀破坏，死伤惨重，损失无量，反倒自我归罪，自认倒霉，自悔作孽。回望历史，尸骨如山，血水如海，宛见眼前；为人板上鱼肉，动弹不得，听任宰割摆布，恍如昨日；“东亚病夫”“黄祸言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语，音犹在耳。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世事茫茫，泪满衣裳，明明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得忍气吞声。分明吃尽苦头，始终歌颂苦难。太多太多的同胞，从小到大，糊涂过来，辛劳付出，到头来好像只学会了吃苦和反思。”
　　徐瑶一朝阅尝今愁古恨，一时间感喟不置，忾然自言：“百年时光蹉跎而逝，今日中国已经走出‘疑古’，可我们何日方能摆脱‘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期’，清清白白地走出‘五四’，痛痛快快地‘祛魅除幻’，击碎蛊惑人心的‘西洋镜’，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反思’？”
　　再者，每当徐瑶阅读近代史时，尤令她忿然作色的事情，则是华夏亘古未有而后来自西洋输入的鸦片——一个每位中国人皆该愤恨与警惕的东西。
　　美国缅因州有个叫做“中国”的镇子。镇上有两条路，一条叫“北京路”，另一条叫“广州路”，此外还有一面“中国湖”。这个地方在百余年前，曾是一处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对华贸易里颇为重要的集散地。瓷器、漆器、丝绸与茶叶等物皆源源不断运往此地，其亦是美国各路对华贸易家族企业与商人云集所在。
　　对华贩卖鸦片除了英国这个首凶之外，美国亦是不遑多让。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这个美国历史上唯一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不止一次地与周遭同事说其祖上特别是外祖父曾去中国做过生意，但其始终没说他的外祖父在中国广州做的是鸦片生意，更没有提到他的母族德拉诺正是依凭向华贩卖鸦片烟从而实现的“美国梦”。
　　然则在美国对华鸦片贸易里面，德拉诺家族不过是其中九牛一毛，实际尚有许多美国家族，全皆于此赚得巨额财富。那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用于对华鸦片贸易的货品产自印度，而当时世上另一个主要的鸦片来源地，则是被美国商人垄断的土耳其。
　　美国人把土耳其鸦片烟贩运到广州，但碍于清廷禁鸦片烟政策，只得夜半三更，偷偷摸摸地交易。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渐为时人知晓。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皇帝严禁鸦片，其《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直言：“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
　　鸦片在中土上下泛滥成灾，长此以往，国将不宁，人将不人。黄爵滋呈书皇帝：“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足可见其毒害之广布，危机之深重。
　　彼时美国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家族公司，近乎全数参与鸦片贸易。他们深知鸦片烟的危害，也深知此种贸易要遭受伦理和道德的巨大挑战，却一如既往地做着这恶毒无耻之事。他们在中国发家致富，将所攫取的财富携卷回美国，其后虚伪的西教徒戴上了悲天悯人的面具，在美国广做慈善事业，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支撑起美国东部诸多大学的建设项目，而在交通和医疗方面亦是不遗余力。
　　这些用于美国社会诸多方面的建设资本，悉皆源自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黄爵滋深恶痛绝地说：“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
　　华夏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亏空，尽数滋养了欧罗巴和美利坚。全民疲惫贫穷，举国孱弱多病，男性毅志力之消沉，国民精神态之颓废。神州难以计数的鸦片烟鬼，抽空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神；抽败了家庭与祖业；抽垮了社会和国家；抽毁了民族和文明，却是吸食出了一个财力渐厚的美国；一个国力日强的美国；一个蓬勃发展的美国；一个国貌近代化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