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星记》想见昆仑

9、智勇俱困，未有变局。 自十九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存续约百年的禁教政令因不断签订的屈辱条约而迅速失效，西洋教士从此可用一种合法的身份在“内地传教”。然则在此之前，传教士早已在非法的行径里闯遍大江南北，更以一种超然世上规矩的姿态与罔顾一国法度的心态，孜孜不倦地“传播福音”。
　　又因横行不法，故而满途关碍。不过对于远来中土的西洋传教者来说，为宣教而牺牲则是功德无量的事迹，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于是当传教士一意孤行地传播“福音”之时，往往多见不容商量的强制与逼迫，少见通情达理的妥洽与宽容。
　　端由如此，且在中土被迫签署与接受了诸如《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洋人的坚船利炮更是为西教赢得了许多的“合法特权”。
　　因而原先对传教的坚持和执拗，往后皆变得愈发凶戾强横与肆无忌惮，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为时人眼中所见的倡乱与犯顺。竟至本应对外传播慈爱与恩情的事业变为侵凌与肇衅的渊薮，也使得自谓播撒希望种子的耕耘转为了开垦仇恨与怨怼的荒原。
　　自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起，即从西元一八四四年往后，中土教案，风起泉涌。例如神州近代史上的首宗教案——青浦教案。
　　原依道光二十二年所签《江宁条约》，割让岛屿给英人，并开放五口通商；次年又签订《虎门条约》，以作补充条款，规定外国人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口岸，且“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然而英国传教士仍是频繁越界传教。
　　时至道光二十八年，即西元一八四八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公然违反条文规定，擅自从上海乘坐舢板到达青浦，非法闯入青浦县城，并于城隍庙散发西教“善书”。以至街道堵塞，百姓行走不便，自然招致当地乡民和漕船水手的恼怒情绪与反感态度。
　　然而英国传教士却用手杖开路，又与漕船水手斗殴，并打伤三人，由此引起水手以及民众愤然反击。麦都思一干人等狼狈逃离青浦。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阿礼国小题大做，借此挑起事端，趁机扩大事态以谋厚利，要求上海道台咸龄“严惩凶犯”。
　　咸龄复函表明麦都思等人到青浦传教本就违反定章，况且“斗殴细故，不足深诘”，也致信麦都思等表示慰问。奈何阿礼国蛮横无理，不依不饶，一方面要求惩办所谓“凶手”，一方面调动兵舰，封锁海口，导致千余艘漕船受阻半月有余。此外，他还下令英国船只停交税款。
　　时任两江总督的李星沅与江苏巡抚陆建瀛，派署江苏臬司倪良耀赴上海专办此案：上海道台咸龄等官员革职；捉拿十个所谓“凶犯”，而阿礼国和麦都思则在十人之中指认倪万年与王明付两人为“首恶”；赔偿传教士三百两白银。
　　倪良耀下令将这十人枷号示众之后，阿礼国才肯撤销封港令，而倪万年等十人，被定为“殴打外人和抢夺财物罪”。其中王明付被打一百板子，并判永远充军；倪万年亦被打百板，判充军三年。实则十人之中，仅王明付和倪万年二人为在场者，其余人等均属无辜，但阿礼国不问情由，一概要求惩办，因此酿成载入史册的“青浦教案”。
　　英人派出军舰封锁吴淞口的漕船航路，扣押粮船，逼迫清廷抓人并赔款，首开西洋列强以武力胁迫解决民教纠纷的先例。此外案件虽了，未料阿礼国乘势提出租界扩张的要求。无奈国力倾颓，暮沉四海，于是上海英租界得以首次扩大，面积达两千八百余亩。
　　此后光景，国人在急风暴雨的时局与亘古未有的世势之中，胆战心惊地面对汹涌澎湃的“海量”教案：
　　道光三十年的福州教案；咸丰二年的定海教案；咸丰六年的西林教案；咸丰十一年的贵阳教案、海门教案；同治元年的南昌教案、湘潭教案、衡州教案；同治二年的平山教案、重庆教案、福安教案；同治三年的酆都教案；同治四年的酉阳教案；同治五年的贵溪教案、凤山教案；同治七年的秀山教案、扬州教案、彭水教案；同治八年的庐陵教案、遵义教案、罗源教案、安庆教案、天门教案等。
　　直至同治九年，即西元一八七零年，一场发生于天津的聚众反抗洋教事件，其事态之严重，远超地方范围而使朝野震动，乃至令“中外震惊”。
　　时值夏五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与被人绑架的事件，而入夏之后天气炎热，疫病肆行，洋人所办的育婴堂内有几十名孩童因患病而死。随后，育婴堂的人员仓促且草率地埋葬这些孩子的尸身，因而使之夜里惨遭野狗扒出咬坏，以至身体不全，器官多有缺漏。
　　民众见此情形，怀疑洋人修女以育婴为幌，实则绑架并杀死孩童以作药材之用。之后天津当地的民间组织，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又从其身上搜出迷药，故而以严刑审问迷药从何得来。
　　武兰珍挺刑不过，交代是法国天主教堂所给，因此被人扭送官府。随后其口供之中又牵扯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自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百姓反洋教情绪高涨。
　　时任天津知府的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数百民众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其亦不敢处理，故而又携众人往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是约谈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
　　然而事件始末尚未水落石出，丰大业已经“神气凶悍”地寻到崇厚所在官署，且是“一见即口出不逊”，而其一顿恶言詈辞犹未散去怒气，竟然“取洋枪当面施放”，又进屋内“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
　　心怀盛怒出门的丰大业，路遇天津知县刘杰，骤然恶向胆边生，狂妄开枪而伤人性命，以至为数不详的民众死于非命。于是“众百姓瞥见，忿怒已极，遂将丰大业殴毙命”。
　　在应当语之有礼与言之有理之际，西人却以一副无理取闹与蛮横无礼的姿态处理问题。先是洋人做出了暴力行为，这才引发了当地百姓的暴力反应，可洋人最后却以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愤怒地指责他人。于是街市所聚千人之数的民众，便不得不以“民情汹涌”回应洋人肆无忌惮的射击之举。
　　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以风驰云卷的行速，冲荡波及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教堂。然则民众怒火漫卷，收拾不住，以至与此案本无干连的西洋教士与修女以及商人和翻译官等皆受池鱼之殃。
　　他们因遭殴而殒命，亡数达至二十。若以国籍而论，则分属英法俄比意等国，而其间既有天主教，又有翳数教，还有东正教。于西人笔下，这一桩“动乱”便化作了一句“空前的大屠杀”。
　　不日之后，法国公使罗淑亚、德国公使李福斯、比利时公使金德、俄国公使布策、西班牙公使巴周德、美国公使镂斐迪以及英国公使威妥玛等人，以七国名义，联衔照会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齐力迫使“政府对其臣民采取断然的方针”。
　　与此同时，法国第三舰队军船开赴天津，英国第五舰队则同美德意等六国军舰齐聚天津一带，并发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人员，赔偿各国损失。加之居于各口岸的诸多洋人云集景附，借己所办报纸鼓弄声势。
　　一时之间议论蜂起，洋面沸腾。列强率兵压境，放言杀戮之语，雷同如出一口。此情此景，自鸦片战争以来，已是西人舰队第三次集结，并于天津与华北海面之上炫耀武力。
　　中外交涉之时，法国公使罗淑亚一面要求赔偿高额银钱，一面则要“严惩凶犯”，并孤行一意，欲把与事件毫无相关且远离现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以及赋闲路过的提督陈国瑞等人，咸同“暴民”圈压一处“即行抵命”，定要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令之尽数“正法”。
　　当罗淑亚抵达天津之后，即刻照会时任直隶总督一职的曾国藩，威胁若是不许天津府县与提督即行抵命，便将知会法国海军司令都伯理，允其便宜行事。三日之后，都伯理到达天津，并配合罗淑亚，发出最后通牒，口称候至次日凌晨。
　　外夷犯境，再三寇边，时人又见如此情景，只能悲叹国力颓唐，不敌西人。虽然心知列强志在寻衅，唯恐再起兵端，只得忍气吞声，一再委曲求全。即便如此，洋人尤未“解气”，清廷只得从重处置：
　　早已革职的天津知府与知县二人从重发配，十五名“凶犯”拟以正法，二十一人拟以军徒；四日之后，又判教案次批的五位人犯即行正法，另有四犯分别发配安置，并令督办此案的曾国藩等人将拟定的正法二十人与军徒二十五人分别办理，迅速完案。
　　此外清廷照复罗淑亚，除原先答应的二十一万两白银用于赔偿天主堂、领事署、仁慈堂及法国商人等所损失财物之外，另分别给予领事官员、教士、商人、修女等家属抚恤银二十五万两。
　　尽管此案已经听凭总理衙门大臣所下指示，“此事理所不能办者，断不能以曲从，理所应办者，必当如其分量”。然而法方仍有不满，故而翌年清廷派出特使崇厚远赴巴黎，重谈天津教案。
　　至此，天津教案这才能彻底宣告了结。然则洋人兴戎动众，四处争胜夺利，以集结兵力压境而使中华海疆战云弥漫，却难压制国人心内怒潮翻涌。于是一场因教案引发的政治危机与外交危机虽然落幕，可神州大地上连亘无尽的各类教案并未因此煞尾，往后光景仍是绵绵不绝地横生多发：
　　光绪二年的涪州教案；光绪十二年的重庆教案；光绪十七年的芜湖教案、热河教案；光绪二十一年的成都教案；光绪二十二年的曹州教案；光绪二十四年的大足教案、冠县梨园屯教案等。不一而足，难以尽述。
　　概而言之，从西元一八四零年算起，至西元一九零零年之时，各地方出现的教案，总计约有四百余起，平均每年至少发生六起。
　　世态时情若此，民教积怨日久定然生变，遑论四方教案频现，声势规模愈发浩大，百姓厌恼西教的怒号响彻行云。能量深厚积攒之下，最终爆发了一桩群起响应而令天下震荡的“庚子教案”，史书亦称之为“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