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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事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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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年,许森安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是一个奇怪的年纪。不像十八岁那样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也不像二十五岁那样开始焦虑人生的进度条。二十二岁的人站在大学的尾巴上,往前看是迷雾,往后看是回不去的青春,不上不下,不痛不痒。
许森安的二十二岁,是在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度过的。
他等什么?他等一个电话,一条消息,一次见面。等蒋之林在某个普通的下午,突然想起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许森安,然后问他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这些等待像空气一样充斥着他的生活,无色无味,无处不在,你不觉得它在,但离开了它你就活不下去。
他不想这样。
他真的不想。
他试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学习,实习,考研,社团活动,能做的事情他都做了,成绩维持在班级前列,考了几个证书,在一家券商实习了三个月,甚至被主管夸过“这个小孩挺踏实”。他可以像一个正常的、优秀的大学生那样活着,只要他不去想蒋之林。
问题在于,不去想蒋之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想。
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想他”,你就越在想他。这是大脑的一个bug,一个永远修不好的bug。许森安花了三年时间试图修好这个bug,失败了。他放弃了。他决定带着这个bug活下去,反正也不影响日常运转,只是偶尔会蓝屏,偶尔会死机,偶尔会在深夜自动播放一些不该播放的画面。
大三上学期,蒋之林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变化——他开始创业了。
不是那种拉几个同学做个APP的小打小闹,是正经八百地注册了公司,拿了投资,在一个孵化器里租了工位。他学的是计算机,技术过硬,加上家里有一些人脉,项目启动得很顺利。许森安是从蒋之林的朋友圈里看到这个消息的——一张孵化器的照片,配文“新的开始”。
许森安发消息恭喜他。蒋之林回了一个“谢了”,然后说“最近会很忙,可能没时间见面了”。
许森安说“没关系,你忙你的”。
这个“没关系”,和所有的“没关系”一样,是假的。
有关系。他有很大的关系。他害怕距离,害怕时间,害怕一切会把蒋之林从他身边推远的东西。但他说“没关系”,因为除了这三个字,他没有任何立场说别的话。他不是蒋之林的谁,他没有权利要求蒋之林“别太忙”“注意身体”“记得想我”。
所以他只能说“没关系”。
蒋之林忙起来之后,联系果然变少了。
从前两周一次的消息变成一个月一次,后来变成两个月一次。许森安发给蒋之林的消息,回复的速度越来越慢,内容越来越短,有时候他甚至不确定蒋之林到底看没看他发的东西。他知道蒋之林是真的忙,不是故意不理他。他知道,他都懂,他什么都懂。但懂和接受是两回事,接受和不难过也是两回事。
那段日子,许森安开始做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很大的车站里,四周全是人,所有人的脸都是模糊的。他在找一个人,他知道那个人在车站的某个地方,但他找不到。他跑过一个又一个站台,穿过一列又一列火车,腿很酸,喘不上气,但他不敢停。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找不到了。
每一次他都在快要找到的时候醒来。醒来的时候心脏跳得很快,快到他需要坐起来,靠着床头缓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做这个梦,也许是他的身体在用一种他无法拒绝的方式告诉他——你在找一个人,你找了很久,你还没找到,但你已经跑不动了。
他大二的时候做过一次体检。心电图的结果不太好看,医生叫他再做一次心脏彩超。他做了,然后拿着报告单坐在诊室外面等叫号,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报告单,说了一句“小伙子年纪轻轻怎么心脏就不好了”。许森安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医生的诊断是“扩张型心肌病早期”。这个病的名字很长,长到许森安听了两遍才记住。医生说这个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控制,不能根治,发展到后期可能需要心脏移植。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明天有雨,记得带伞。
许森安问了一个问题:“会影响正常生活吗?”
医生说:“目前不会,但要注意不要过度劳累,不要剧烈运动,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许森安说“好”,然后从诊室出来,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把那张诊断书折好,放进了书包的内层。
他没有哭。
他很少哭。
他只是在那个嘈杂的、充满消毒水味道的医院走廊上,安静地想了一件事——如果他只能活到四十岁,那他还有十八年。十八年,可以用来做很多事。可以用来爱一个人。
他拿起手机,给蒋之林发了一条消息:“最近怎么样?”
蒋之林过了三个小时回复:“忙,还行。”
许森安看着那三个字,笑了一下。
他想,十八年。
够了。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病。不是因为他想隐瞒,而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件事值得告诉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会哭,会自责,会说“妈对不起你”,然后继续过她的日子,照顾她的丈夫和那个小孩。告诉了蒋之林,蒋之林会说“你怎么不早说”,然后可能会对他更好一些,那种好里会带着怜悯和愧疚,不是许森安想要的。
他想要的,是蒋之林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依然对他好。
但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选择沉默。
他把医生开的药分装进一个一周七天的药盒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吃药。他做得非常隐秘,室友们从没发现过,因为他总是比所有人早起十分钟,在洗手间里把药吞下去,然后把药盒藏在衣柜最里面的一条围巾下面。
他的身体开始悄悄变化。容易疲劳,冬天怕冷,走快了会喘。这些变化很慢,慢到他自己都不太能察觉,更不用说别人了。他还是那个许森安,温和的、安静的、不给人添麻烦的许森安,只是走楼梯的时候会多停两次,只是下雨天会多穿一件外套,只是偶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胸口闷,放下筷子,深呼吸几次,然后继续吃。
没有人注意到。
蒋之林当然也没有。
大四上学期,蒋之林的创业项目拿到了第二轮融资。
许森安是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不是从蒋之林那里。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想蒋之林为什么不告诉他。不是因为他觉得蒋之林有义务告诉他,而是因为这件事让他确认了一个他一直不敢确认的事实——蒋之林的生活里,他已经不是那个会被第一时间分享好消息的人了。
他甚至可能已经不是会被分享消息的人了。
这个确认让他失眠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吃了药,去图书馆自习,写了一下午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写到傍晚的时候手机震了,是蒋之林的消息:“融资成功了,周末庆祝一下?”
许森安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五秒钟,然后回了一个字:“好。”
他发现自己真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一条消息,一个邀请,就能把前一晚所有的失落和不安全部抹平。他的情绪像一根橡皮筋,蒋之林一松手就缩回去了,好像从来没有被拉长过,好像那些深夜里的辗转反侧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不是没有自尊心。他只是把自尊心放在了蒋之林后面。这个排序从他十五岁那年就定了,从来没有变过。
周末的庆祝在一个酒馆里。蒋之林请了他团队的人,大概七八个,许森安是唯一一个不是团队成员的人。蒋之林介绍他的时候说“这是我高中同学,关系特别好”。许森安听到“关系特别好”四个字的时候,手里拿着的那杯酒晃了一下,洒了几滴在手背上。
他假装没注意到,继续笑着和那些人握手、寒暄。他笑得很自然,自然到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偷偷爱了蒋之林七年的人。
饭吃到一半,蒋之林喝了点酒,脸上泛着红,话比平时多了。他搂着许森安的肩膀,对桌上的人说:“你们知道吗,许森安这个人,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
许森安被他的手臂搂着,僵了一瞬。蒋之林的体温隔着衣服传过来,热的,带着一点酒味。他的心脏开始加速,快到他担心会被人听到。他垂下眼睛,盯着桌上那盘没怎么动过的花生米,嘴角保持着微笑。
“他对谁都好,”蒋之林继续说,“但对我最好。”
桌上有人起哄,有人笑。许森安不知道该说什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是苦的,他的喉咙是紧的。
那晚散了之后,蒋之林喝得有点多,走路不太稳。许森安扶着他站在路边打车,北京的初冬已经很冷了,风从裤腿里灌进来,冷得人发抖。蒋之林靠在他肩膀上,头垂着,呼吸声很重,酒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许森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树,让蒋之林靠着。他不觉得肩膀酸,不觉得冷,甚至不觉得时间在走。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他想让时间停下来。就让他这样站着,让蒋之林这样靠着,永远。
车来了。许森安把蒋之林扶上车,报了蒋之林学校的地址。蒋之林靠在座位上,眼睛闭着,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许森安。”
“嗯。”
“你以后别对我这么好。”
许森安的手指缩了一下。
蒋之林没有睁眼,声音含混得像梦话:“对我太好,我会有压力的。”
许森安看着蒋之林的侧脸,车窗外流动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他想问“我对你好,你有压力吗”,想说“那我应该对你差一点吗”,想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好吗”。他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知道这些问题没有意义。不管许森安对蒋之林是好还是不好,蒋之林都不会因此多爱他一点,也不会因此少爱他一点——不,不对,蒋之林从来没有爱过他。
“好。”许森安说。
声音很轻,轻到连前面的司机可能都没听到。
把蒋之林送回宿舍之后,许森安一个人走回地铁站。风很大,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有那瓶药,他用一个很小的密封袋装着,每天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他在口袋里摸到了那个密封袋,捏了捏,确认药还在。然后他想起了蒋之林刚才说的那句话——“对我太好,我会有压力的。”
蒋之林说的是“有压力”,不是“不需要”,不是“别这样”,是“有压力”。这个用词很有意思。有压力意味着他知道许森安对他好,他接受了这种好,但他的接受不是心安理得的,他觉得亏欠了什么东西。
许森安最不想要的,就是蒋之林的亏欠感。
他对蒋之林好,从来不是因为想得到回报。他是心甘情愿的,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七年,两千五百多天,每一件事都是他自己想做的,没有人逼他,蒋之林也没有求过他。他给蒋之林带饭,不是因为蒋之林让他带;他帮蒋之林写作业,不是因为蒋之林让他写;他在凌晨接蒋之林的电话,不是因为蒋之林要求他接。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愿意的。
但他知道“心甘情愿”这个词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另一种意思。它可能被理解为“有所图”,可能被理解为“你不回应就是你的错”。许森安不想让蒋之林有这种感觉。他宁愿蒋之林把他的好当成一种理所当然,把“许森安”三个字当成一个“永远会在”的默认设置,一个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应、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存在。
所以他第二天给蒋之林发了一条消息,语气很轻松,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昨晚喝多了吧?下次少喝点。”
蒋之林回了一个“哈哈,确实”,然后加了一句“昨晚没说什么胡话吧?”
许森安看着“胡话”两个字,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回的是:“没有,就说你挺帅的。”
蒋之林回了一长串“哈哈哈”。
许森安看着那串“哈哈哈”,笑了一下,把手机放下了。
他没有告诉蒋之林,那些“胡话”他全都记住了。一个字都没忘。
大三到大四的这一年,许森安见蒋之林的次数大概只有五次。每次见面都很匆忙,蒋之林总是带着电脑,总是时不时看手机,总是吃到一半接一个电话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许森安每次都笑着说“没事,你忙你的”,然后把蒋之林没吃完的那份打包带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吃完。
他开始习惯这种被搁置的感觉。不是不在意了,是疼久了,神经就麻木了。就像你手上磨出了一个水泡,刚开始碰一下疼得要命,后来水泡破了,皮掉了,露出一层嫩肉,再后来那层肉长出了茧,你再去碰它,就没有感觉了。
许森安觉得自己心里的那个地方已经长出茧了。厚厚的一层,硬硬的,蒋之林怎么碰都不疼了。
他以为。
大四下学期,所有人都忙着考研、找工作、出国。许森安保研了,留在本校读金融硕士,所以大四那年他反而最轻松。他利用这段时间把北京所有和蒋之林去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想怀旧,是因为他想把这些地方记在身体里,不是记在手机里,是记在脚底、掌心、呼吸里。这样以后不管去到哪里,他的身体都会记得,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和蒋之林一起走过。
他把这些地方一个一个地写在日记本上,像写一份遗书。
他不是想死。他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如果不记下来,就会像水一样流走。而他和蒋之林之间的事情,大多数都是水,流过就不见了,不留痕迹,不会被蒋之林记住,也不会被这个世界记住。只有他一个人记得。如果有一天他死了,这些事情就彻底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想给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找一个容器。
日记本是他的容器。
毕业季的某一天,许森安偶然翻到了手机里的一张旧照片——高一军训时全班的大合照。他放大,找到蒋之林的脸,十七岁的蒋之林站在最后一排左边第三个位置,表情很淡,嘴唇微微抿着,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他找到自己,站在前排靠右的位置,很瘦,脸上带着一个浅浅的笑,像一只刚刚被领养的、还在适应新家的小猫。
他看着这张照片,突然想到一件事。
从十五岁到现在,八年了。
他认识蒋之林八年了。
人生有多少个八年?如果他只能活到四十岁,他已经用掉了超过一半的时间来喜欢一个人。这个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喜欢。
他放下手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个问号形状的水渍早就不在了,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天花板,没有任何痕迹,干净得像一张还没写过字的纸。
他想在这张纸上写点什么。
比如:许森安,你能不能不要再喜欢蒋之林了?
他拿起笔,在空中顿了一下,没有落下。
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要写出来,答案他早就知道了。
不能。
他放不下。
毕业季的一个晚上,蒋之林突然约他去后海喝酒。
那天蒋之林心情不好,因为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投资方临时撤资,项目面临搁浅。他喝了很多,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从项目说到大学,从大学说到高中,从高中说到一些模糊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东西。
许森安安静地听着,把酒杯里的酒换成水,陪着他喝。
喝到凌晨一点,后海的酒吧开始打烊了。他们从酒吧出来,沿着后海走,风吹过来,湖面上有月亮的倒影,碎成一片一片的银白色。蒋之林走得很慢,步子不稳,许森安走在他旁边,随时准备扶他。
走到一座小桥上的时候,蒋之林突然停下来,趴在桥栏杆上,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许森安站在他身后,没有上前,没有后退,就那么站着。
过了一会儿,蒋之林直起身,回过头,看着他。
月光和路灯的光同时落在蒋之林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奇怪,像哭又像笑。他的眼睛里有血丝,嘴唇干裂了,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被生活打了一拳的人,狼狈、脆弱、不像他。
“许森安,”蒋之林说,声音沙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许森安站在他对面,风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带着湖水特有的潮湿气息。这个问题蒋之林问过他很多次了,以前他都是用“我们是朋友啊”来搪塞。但今天,在这个凌晨一点的后海,在蒋之林喝醉了、脆弱了、不像他的时刻,许森安忽然不想再撒谎了。
不是因为他有勇气了,是因为他累了。
装太久了,装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因为我喜欢你。”许森安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准,像是在心里练习了一万遍,终于在今天晚上,在这个桥上,在这个人面前,说出来了。
蒋之林看着他,眼睛里的情绪很复杂,复杂到许森安看不懂。他看不懂蒋之林是惊讶、是困惑、是烦躁,还是别的什么。他只知道蒋之林看了他大概五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
“你喝多了。”
许森安笑了一下。
“我没喝,”他说,“我今晚喝的都是水。”
蒋之林沉默了。他转回去,继续趴在桥栏杆上,看着湖面上的月光。许森安站在他身后,等着。湖面上有船经过,船上的人唱着一首许森安没听过的歌,调子很旧,很慢,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蒋之林说话了。
“森安,”他叫了他的名字,不是“许森安”,是“森安”。这是第一次。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蒋之林说,“公司的事已经很烦了,我没有精力处理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
许森安的喜欢,在蒋之林的嘴里,叫“别的事情”。
许森安站在风里,把那四个字咽了下去。咽下去的时候觉得喉咙很疼,像吞了一块碎玻璃。
“我知道,”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很平稳,平稳得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你不用处理。我就是说出来而已。你忘了吧。”
蒋之林没有说“我不会忘”。他什么都没有说,就那么趴在桥栏杆上,像一尊雕塑。
许森安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刚才做了一件很蠢的事。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还说出来。你让他在尴尬和愧疚之间做选择,你让他为难了。你不是最怕给他添麻烦吗?你为什么要给他添这个麻烦?
他恨自己。
恨自己管不住这张嘴,恨自己在第八年的尾巴上功亏一篑,恨自己把那个藏了八年的秘密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这座不知名的桥上,扔给了风,扔给了月亮,扔给了一个不愿意接住它的人。
那天晚上他把蒋之林送回了住处,一个人打车回学校。出租车里开着暖风,他靠着车窗,看着北京的夜景从窗外流过——那些霓虹灯,那些高楼,那些他不认识的、永远不会认识的人。
司机问他:“小伙子,去哪?”
他说了一个地址。
司机又问:“你没事吧?脸色不太好。”
他说“没事”。
真的没事吗?
他的心脏在疼,那种闷闷的、持续不断的、像有人用拳头抵住他的胸口往里按的疼。他不知道这种疼是因为心脏病,还是因为蒋之林,还是因为两者兼有。他只知道,他今天做了一件非常蠢的事,蠢到他接下来一辈子都要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他错了。
他用不了一辈子。
他剩下的时间,比他以为的要少得多。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