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烬之心》柏果

18、余烬 18

　　蒋之林是三个月以后才知道的。

　　分手后的日子比他预想的要轻松。没有许森安的消息，没有许森安的电话，没有许森安每天准时发来的“晚安”，他的世界安静了很多。他把那张银行卡放在了抽屉里，没动过，也没想过去动。他想，许森安大概是认真的，真的不爱了，真的放下了。他说“行吧”的时候其实想说点别的，但不知道说什么。他不是一个擅长挽留的人，他从来没学过怎么挽留一个人，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也从来没有人给他这个机会。

　　他是被留下来的人。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围着他转，他不需要挽留任何人，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许森安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让他觉得“如果他走了，我好像会少了点什么”的人。但也只是“好像”，他不确定少了什么，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在不在乎。他忙着公司的事，忙着融资、扩张、招人、开会，忙到没有时间去想许森安，忙到许森安从他的日程表里消失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可是到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关了灯，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会突然想起一些事情。不是刻意想的，是那些画面自己跳出来的，像弹窗一样，关不掉。许森安在厨房里切黄瓜的背影，许森安蹲下来帮他系鞋带时露出的后颈，许森安在咖啡馆说“分手吧”时脸上那个笑。那个笑他当时没看懂，现在也没看懂。那不是难过，不是生气，不是解脱，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在许森安脸上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让他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到他会翻一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

　　他把这种感觉称为“习惯”。他习惯了许森安的存在，突然没有了，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等适应期过了就好了，就像戒烟，开始几天难受，慢慢就没事了。他告诉自己再过一阵就好了，一定会的。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好。两个月过去了，没有好。三个月过去了，不但没有好，反而更糟了。他开始失眠，开始在深夜拿起手机翻许森安的聊天记录，翻到最上面，从“在吗”开始，一条一条地往下看。他看着那些对话，觉得许森安说的话比自己多很多，多到不成比例。他发一条，许森安回三条。他回一个“嗯”，许森安回一个“好的”加一个笑脸。他隔一天才回复，许森安秒回。这些对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对许森安的全部怠慢。他以前不觉得这是怠慢，他以为这就是正常的相处方式。现在他看着这些对话，忽然觉得有点刺眼。不是许森安刺眼，是他自己刺眼。他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所有的细节都被放大了，每一个“嗯”、每一个“哦”、每一个“忘了回了”，都像一记耳光，打在他自己脸上。

　　他开始找许森安。电话打过去，关机。微信发过去，红色的感叹号——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他去了许森安的出租屋，敲门，没有人应。他找到房东，房东说许森安退租了，两个月前就走了，东西都搬空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去了许森安的学校，找到他的导师，导师说许森安办了休学，说是身体原因，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去向也不清楚。

　　身体原因。

　　这三个字让蒋之林的胸口忽然疼了一下。那种疼很陌生，不是生病的那种疼，是另一种，更深的、更闷的、像有一只手伸进胸腔里攥住了他的心脏，握紧，不松开。他想起许森安说过“我没事”，说过“还好”，说过“没关系”。他说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说得很轻松，轻松到蒋之林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他忽然开始怀疑了——如果许森安真的没事，为什么要休学？如果许森安真的还好，为什么要退租？如果许森安真的没关系，为什么要从他的世界里消失得这么彻底？

　　他找到许森安母亲的电话，是通过许森安一个高中同学辗转问到的。打电话之前他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是同学？朋友？前男友？他最后选了“我是许森安的同学，想找他叙叙旧，联系不上他了”。电话接通了，那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的，疲惫的，像是哭过很久之后剩下的那种声音。

　　“喂？”

　　“阿姨您好，我是许森安的同学，蒋之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是蒋之林？”女人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更冷了，更硬了，像一块被冻了很久的铁。

　　“是的，阿姨，我想问一下森安他现在……”

　　“你不知道？”

　　蒋之林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不知道什么？”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蒋之林以为信号断了，差点挂了电话重拨。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是哭的声音。压抑的、克制的、努力不想让对方听到的那种哭。呼吸急促，喉咙里发出很小的、像小动物一样的呜咽。许森安的母亲在哭。蒋之林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森安走了。”女人的声音从哭声里挤出来，断断续续的，像一条快要被风吹断的线。“他走了，你不知道？你……你不是他男朋友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蒋之林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听到“走了”两个字，但他的大脑拒绝处理这两个字的意思。走了——去哪里了？出国了？回老家了？去别的城市了？走了有很多种意思，每一种都比他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个意思更合理。他选择了最合理的那一种。

　　“他去哪了？”他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长的、很重的叹息，像一个气球被慢慢放掉了气，瘪下去，扁下去，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

　　“蒋之林，”女人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平静到可怕，“森安他，死了。”

　　蒋之林听到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笑了一声。不是因为他觉得好笑，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词用在这里太荒谬了。许森安怎么可能和“死”这个字连在一起？许森安是那个永远会接他电话的人，永远会回他消息的人，永远会说“没事”的人。一个“永远会在”的人，怎么可能会死？

　　“阿姨，您别开玩笑。”他说。声音比他预想的要轻，轻到像一片快要掉下来的叶子。

　　“我没有开玩笑，”女人说，声音依然是那种可怕的平静，“他心脏一直不好，扩张型心肌病，你知道吧？”

　　蒋之林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听许森安说过。

　　“他病了四年了，”女人说，“从来没告诉过你？”

　　四年前。四年前许森安还在大三，他们刚在一起不久。蒋之林想起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许森安从来不和他一起淋雨，走快了会喘，吃饭很清淡，冬天总是穿得比别人多。他当时以为那些只是许森安的习惯，不是任何需要被注意的信号。许森安从来没有说过“我有病”，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舒服”，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一丝脆弱。他把所有的脆弱都藏起来了，藏得很好，好到蒋之林和他在一起四年，竟然不知道他一直在生病，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和一个他永远赢不了的对手搏斗。

　　“他什么时候走的？”蒋之林问。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了，但他控制不住。

　　“三个月前。”女人说，“三月十四号。”

　　三月十四号。蒋之林的脑子飞速地转。三月十四号，他在干什么？那天他在公司开会，谈一个重要的合作，晚上请客户吃饭，喝了很多酒，回家倒头就睡。那天他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预感，没有任何一个瞬间让他觉得“今天好像不太对”。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普通的会议，普通的饭局，普通的酒，普通的睡眠。他在那个普通的日子里，正常地呼吸，正常地心跳，正常地活着。而许森安在那一天，停止了呼吸。

　　他想起他和许森安分手的日子，十二月十号。分手之后，许森安还活了三个月。三个月，九十多天。那九十多天里，许森安一个人在做什么？他是怎么度过那些日子的？有没有想过给他打电话？有没有想过告诉他真相？有没有在某个深夜拿起手机，翻到他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拨出去？

　　蒋之林不知道。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许森安的母亲给了他一个地址，是许森安生前住的地方——不是那间退租了的出租屋，是他最后待的地方：一家医院。他的遗体已经火化了，骨灰放在了殡仪馆，许森安的母亲还没有决定带他回老家还是留在北京。蒋之林挂了电话之后，在车里坐了很久。他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方的路，但没有启动车子。停车场里很安静，偶尔有一辆车开进来或者开出去，车灯扫过他的脸，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他的脸在那个光线的交替中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他去了那家医院。许森安最后住的是心内科的病房，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和白天的日光融在一起，晃得人眼睛疼。他走到护士站，问一个护士许森安住过哪间病房，护士查了记录，告诉他房号，然后看了他一眼，问“你是他什么人”。蒋之林说“朋友”。护士的表情变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间病房在走廊的尽头，朝南，窗户很大，阳光很好。房间里已经住了新的病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在打点滴，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儿子。蒋之林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想象着许森安躺在那张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身上连着各种管子，手背上扎着针，嘴唇发紫，眼眶凹陷。他想象着许森安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身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他。只有护士偶尔进来量体温、测血压、换药瓶，然后离开。病房里重新归于安静，安静到只剩下心跳监护仪的声音，嘀，嘀，嘀，一声一声的，像倒计时。

　　他在病房门口站了一分钟，然后转身走了。他去找了许森安的主治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姓陈，戴着细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干脆利落。陈医生从电脑里调出许森安的病历，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边翻边解释。她说了很多医学术语，蒋之林听不懂，但有一句话他听懂了——“他的心脏射血分数最后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正常人是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他这个程度的心衰，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蒋之林在心里把这几个字读了一遍。他在想象许森安的心脏是什么样的——一颗跳了二十五年、已经精疲力竭、每一次收缩都只能泵出正常心脏不到一半血液的、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一样的、正在一点一点死去的肌肉。那颗心脏在许森安的胸腔里，跳了整整四年，从大三到研三，从他还在忙着融资、开会、应酬的那些年里，一刻不停地跳着，挣扎着，撑着他活下去。而他——那个许森安用这颗心脏爱了十年的人——什么都不知道。

　　陈医生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许森安的手术同意书，他之前做过一次介入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蒋之林接过那张纸，看到“家属签字”那一栏，写着四个字——“无家属陪同”。不是家属没来，是家属不知道。不是家属不想签，是许森安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一个人来医院，一个人签了手术同意书，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被推进手术室，在无影灯下被切开血管，被植入器械，然后被推出来，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等麻药退去，等伤口愈合，等下一次复查。他一个人做完了所有的事情，没有喊过一声疼，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需要你”。

　　蒋之林把那张手术同意书拿在手里，手指在“无家属陪同”这四个字上反复摩挲。他想，如果许森安当时告诉他，他会来吗？会的，他会来的。他不会拒绝一个躺在手术台上需要签字的人，他不是那种人。但许森安没有告诉他。不是因为许森安觉得他不会来，是因为许森安不想让他觉得“麻烦”。许森安怕麻烦他，怕他觉得不省事，怕他因为这件事而“有压力”。许森安把他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放在了自己的生命前面。这个排序让蒋之林觉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他喘不过气来。

　　陈医生又递给他一个袋子，是许森安的遗物。住院期间的东西不多——一部手机，充电器，一个钱包，一本日记本，还有两样用纸巾包着的东西。他先打开纸巾，里面是那枚褪色的瓶标和那瓶没有标签的空瓶子。瓶标已经看不清字迹了，边缘毛茸茸的，像一片枯叶。空瓶子干干净净的，瓶口拧着盖子，里面什么都没有。蒋之林看着这两样东西，完全不明白它们是什么，为什么许森安要把它们带在身边。他把它们放回纸巾里，包好，放回袋子里。

　　然后他拿起那本日记本。封面是黑色的，已经被翻得很旧了，书脊上的胶已经裂开了，用透明胶带粘着。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许森安的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那样认真。

　　“今天开学，认识了坐在我前面的人。他叫蒋之林。他给了我一瓶水。”

　　蒋之林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在那一瞬间明白了那两样东西是什么——瓶标是那瓶水的标签，空瓶是那瓶水的瓶子。许森安把一瓶普通的矿泉水保存了十年，从高一到大四，从家乡到北京。他带着那枚瓶标和那个空瓶，走过了十年的人生，跨越了一千多公里的距离。他把它们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放在钱包里，放在书桌上，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蒋之林翻到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他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到许森安写的每一个字。许森安记录了他说的每一句话，记录了他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记录了他们之间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细节。许森安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记住蒋之林三年前说过的一句“谢了”，能记住蒋之林五年前穿过的一件衣服，能记住蒋之林十年前在楼梯间里递给他一瓶水时阳光从哪个方向照过来。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写进了日记本里，用最朴素的文字，不加修饰，不夸大，不缩小，就那么一笔一划地记着，像一个史官在记录一个朝代的兴衰。

　　蒋之林翻到许森安确诊的那一页。

　　“今天确诊了，扩张型心肌病。医生说没有特效药，只能控制。如果只能活五年，那就再爱他五年吧。”

　　蒋之林的手开始发抖。他看着这行字，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涌上来，热热的，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眨了眨眼，把那层热热的东西逼回去，继续往下翻。

　　他翻到了分手前的那一页。

　　“今天我去医院拿了复查结果。射血分数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八。医生说需要尽快排队移植，否则可能撑不过一年。我不想移植。不是怕疼，是怕手术失败了，他会在手术室外面等一个永远出不来的人。我不想让他等。我已经让他等了太久了。不对，他没有等过我。等的人从来只有我。今天我要跟他说分手了。我要告诉他我不爱他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谎。其实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他。但我不想让他看着我死。他应该过好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健康的、省心的、他真正喜欢的人。我不想做他的负担。许森安，你不是负担，你是他的负担吗？你是他的什么？你是他的‘试试’，你是他的‘省事’，你是他的‘挺好的’。你不是他的负担，你从来都不是他的任何东西。”

　　蒋之林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一滴，两滴，三滴，落在泛黄的纸页上，把许森安的字迹洇湿了，那些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的、像是刻出来的字迹，在泪水中慢慢散开，变成一朵一朵模糊的蓝色花朵。他看着那些花朵，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件事——他失去了许森安。不是“分手”那种失去，分手是有可能和好的，分手是两个人站在路的两边，中间隔着一条马路，想过的话总能走过去。但死亡不是这样，死亡是两个人站在悬崖的两边，中间的桥断了，永远不会再连上了。

　　他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三天前的，字迹比前面潦草了很多，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写字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把笔握稳了。

　　“药吃完了，没有再买。很疼，但终于不用疼太久了。蒋之林，下辈子不要让我等那么久了，好不好。”

　　好不好。

　　蒋之林握着日记本的手垂了下去，垂在膝盖上。他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打在地板上，发出很轻很轻的声音。他没有擦，没有抬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就那么坐着，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看起来还站着，里面已经全黑了。

　　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从亮变暗，从暗变黑，从黑变亮。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离开过那把椅子，不记得有没有吃过东西、喝过水、接过电话。他只记得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翻那本日记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再从最后一页翻到第一页。每一次翻到许森安写“蒋之林，下辈子不要让我等那么久了”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会再流一次。流到最后已经没有眼泪了，眼睛干涩得发疼，但他还在翻，还在看，还在那些早已淡去的字迹里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

　　他把许森安的骨灰带回了自己住的地方。不是许森安母亲的意思，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我想陪他一段时间”，许森安的母亲看着他的眼睛，大概在里面看到了什么，没有说话，把骨灰盒递给了他。那个盒子很小，灰白色的，木质的，轻得像一个空箱子。他把它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每天出门前看一眼，回家后也看一眼。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里面装的是一把灰，不是许森安。许森安不在这里，许森安哪里都不在了。

　　他把那枚瓶标和那个空瓶从纸巾里取出来，放在骨灰盒旁边。他给它们拍了一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屏保。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这是他仅有的、和许森安有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许森安已经不在了，但这些东西还在，还在他手里，还在他能看到的地方。他握着它们，就像握着许森安的手——不，不像。许森安的手是凉的，他一直记得。在后海的那个晚上，许森安扶着他的时候，他感觉到了那只手的温度，凉凉的，像一块被放在冷水里泡了很久的玉。他当时想说什么，忘了。现在他想起来了，他想说的是“你的手怎么这么凉”。但那天晚上他没有说，因为那天晚上的主题不是许森安手的温度，是许森安的告白。他说了“你喝多了”，然后沉默了两个月，然后说“我们试试吧”。

　　试试。他试了一年半，试到许森安死了，他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真的试过。他没有试过去了解许森安，没有试过去关心许森安，没有试过去爱许森安。他只是把许森安放在了一个名为“男朋友”的抽屉里，偶尔打开看一眼，确认他还在，然后关上，继续忙自己的事情。他以为许森安会一直在那里，在那个抽屉里，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永远不会离开。他错了。许森安离开了，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赌气去了另一个城市，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永远无法到达的世界。

　　蒋之林开始去那家咖啡馆。不是三里屯那家，是许森安日记本里写的那家——他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的那家。他把许森安生前写的地址输进导航里，开车过去，停好车，推门进去，选了他们第一次坐的那个位置——靠窗，第二张桌子。他点了一杯拿铁，许森安那天点的是拿铁。他看着那杯拿铁，想起许森安日记本里写的那句话——“他喜欢这家的拿铁，因为奶泡打得好。”那不是他的喜好，那是许森安替他记的喜好。许森安替他记了十年的喜好，记得比他本人还清楚。

　　他坐在那里，从早上坐到晚上。咖啡凉了，他又点了一杯，又凉了，又点了一杯。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在等许森安推门走进来，带着那个永远不变的微笑，说“你到得挺早”。他等了一整天，许森安没有来。咖啡馆打烊了，服务员走过来礼貌地说“先生我们要关门了”，他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门。街上的风很大，吹得他眯起了眼睛。他站在门口，看着路灯下自己的影子，短而肥，像一个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错误。

　　他想起许森安日记本里写的那句话——“我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的影子，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这盏路灯不会记得我，这片地面不会记得我，蒋之林也不会记得我。”蒋之林记得他。但现在才记得，太晚了。晚到他的记得没有任何意义，晚到他的后悔换不回任何东西，晚到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叫许森安的人，对他说一句“对不起，我应该早点记得你”。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开出停车场。车里的收音机开着，播着一首很老的歌。他没有关，就那么听着。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他踩下刹车，停在路边。他把头靠在方向盘上，肩膀剧烈地抖动。没有声音，只有抖动，像地震，像海啸，像整个世界在他体内分崩离析。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毫无形象，哭得撕心裂肺。他没有擦眼泪，因为他没有手可以擦——他两只手都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指节发白，青筋暴起，像是在抓住一个即将永远失去的东西。

　　他已经失去了。他早就失去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拥有过。许森安从来不是他的，他只是许森安的。许森安是他的全部，他是许森安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小到许森安死了，他还能活着，还能吃饭，还能睡觉，还能工作，还能在某个深夜突然想起许森安说的那句“我终于不用再等你了”。

　　他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不是“我终于放弃等你了”，是“我终于不用等你了，因为我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许森安说他不用等了，是因为他知道他等不到了。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不等了。他把所有的等待都停在了那间咖啡馆里，停在了那张银行卡上，停在了那个笑容里。

　　那个笑容。

　　蒋之林终于知道那天许森安脸上那个表情是什么了。不是释然，不是解脱，是告别。他在告别，用笑的方式告别。他不想让蒋之林看到他哭，所以他笑了。他笑了一辈子，笑到最后一刻，笑到连死都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真正的样子。

　　蒋之林抬起头，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方的路。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一切都照得很亮，亮得他无处可躲。他无处可躲了，因为那个他一直在躲的问题，现在正站在他面前，面对面，眼睛对眼睛，嘴巴对嘴巴，问他——

　　蒋之林，你爱许森安吗？

　　他张了张嘴。想说话，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他爱吗？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许森安“挺好的”“省事”“不会走”。他用了一堆形容词来定义许森安，唯独没有用过那个词——爱。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爱，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爱，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错过了那个唯一的、真正爱他的人。

　　他确定了一件事。许森安爱他。爱了十年，爱到心脏衰竭，爱到把所有的心动和心碎都写进了日记本里，爱到分手的时候笑着说“我不爱你了”，爱到最后写的字是“蒋之林”。许森安爱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而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明白这件事。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他把车熄火，下了车，站在路边。北京的夜风很冷，吹得他发抖。他站在路灯下，仰起头看着天空。城市的天空看不到什么星星，只有寥寥几颗，散落在深蓝色的幕布上，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把碎钻。他对着那几颗星星，说了一句话。

　　“森安，你在那边，还好吗？”

　　没有人回答。星星不会说话，风不会替他传话，这个世界对他的问题没有任何回应。

　　他站在那里，等了几秒钟。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风里来的，是从他的心里来的。很小，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雪地上，像一滴水滴进深井里。

　　“别哭，丑。”

　　蒋之林蹲了下来，蹲在路灯下，把脸埋进掌心里。

　　他终于哭了。哭得没有声音，哭得没有任何人看到。眼泪从他的指缝间渗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涸的水泥地吸收，不留任何痕迹。和许森安曾经流过的那些眼泪一样，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乎。

　　可是他在乎。他现在在乎了。但许森安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许森安不在了。那个在乎他的人，那个把所有的在乎都给了他的人，那个用一瓶水、一枚瓶标、一个空瓶子、十本日记本、十年的青春、一生的爱来在乎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蒋之林蹲在路灯下，哭了很久。久到他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只知道他的心很疼，疼到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程度，疼到他想把这颗心从胸腔里挖出来扔在地上，因为它已经没有用了，它从来没有对那个人跳过。它跳了一千多天，一次都没有给过那个人。

　　那个人不要了。

　　那个人不要他的心跳了。

　　因为那个人自己的心跳，已经停了。

　　（第十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