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以自牧》大鹅爱吃铁锅炖大鹅

4、踏霜而行

　　十月的最后一天，县城下了第一场霜。
　　周牧醒来时，看见窗户玻璃上结着白色的冰花，裂缝处的胶带绷得很紧，像一道扭曲的伤口。他呼出的气在空气中凝成白雾，又迅速消散。
　　工厂里更冷了。金属零件摸上去像冰，戴着手套也挡不住那股寒意。王叔在车间中央生了个铁皮桶改装的火炉，工人们轮流凑过去烤手，但没人敢久待——沈建国规定，烤手不能超过三分钟。
　　周牧手上的伤口开始反复开裂。天气干燥，老茧边缘翘起，渗着血丝。他学着其他工人的样子，在手套里垫上卫生纸，但很快就湿透了，黏在伤口上，撕下来时钻心地疼。
　　沈川注意到了。午休时，他递给周牧一小盒凡士林。
　　“晚上涂，裹上纱布睡。”
　　“哪来的？”
　　“买的。”沈川说，顿了顿，“不贵。”
　　周牧收下了。凡士林装在铁皮小圆盒里，已经用掉了一半。他想，这可能是沈川自己用的，分了一半给他。
　　下午干活时，周牧不小心把一个批次的零件全切坏了。王叔气得摔了扳手：“眼睛长哪了？这都第三回了！”
　　“对不起。”
　　“对不起顶个屁用！”王叔指着地上那堆废料，“这些从你工资里扣！一百！”
　　周牧没争辩。他蹲下来，把废料一个个捡起来，扔进废料筐。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
　　沈川走过来，蹲在他旁边，一起捡。
　　“不用。”周牧说。
　　沈川没理他，继续捡。他的动作很快，很熟练，像是做过无数次。
　　捡完了，沈川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下次看仔细点。这批料贵。”
　　周牧点点头。他看着沈川走回自己机器前的背影，突然问：“你被扣过钱吗？”
　　沈川脚步顿了顿：“经常。”
　　“多少？”
　　“最多一次，扣了半个月。”沈川没回头，“也是因为切坏料。那时我刚来，手不稳。”
　　“怎么办的？”
　　“饿着。”沈川说得轻描淡写，“一天吃一顿，馒头就咸菜。”
　　周牧说不出话。他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但都觉得太轻。最后他只是蹲下来，继续干活。
　　机器轰鸣，灰尘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里飞舞。
　　霜降之后，县城的冬天真正来了。
　　河水变得更黑，表面浮着一层油污似的泡沫。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指向铅灰色的天空。人们裹上了最厚的衣服，但风总能找到缝隙钻进去，带走最后一点体温。
　　周牧发现了一条近路，从工厂后门出去，穿过一片废弃的厂房，能省十分钟路程。
　　那片厂房以前是纺织厂，县城曾经最大的企业。八十年代最红火的时候，有上千工人，机器昼夜不停。后来改制，倒闭，一夜之间所有人都下岗了。厂房荒废了十几年，红砖墙爬满枯藤，破碎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睛。
　　周牧第一次走近那片废墟时，被门口褪色的告示牌吸引了。
　　上面还残留着斑驳的字迹：“抓革命，促生产”“妇女能顶半边天”。最下面有一行小字：“1987年度先进工作者名单”。
　　名单已经模糊不清，但周牧凑近看时，忽然愣住了。
　　倒数第三个名字：周秀兰。
　　母亲的名字。
　　他的手抚过那些凸起的字痕，指尖沾上红色的铁锈。风从厂房深处吹出来，带着陈年棉絮和灰尘的味道。
　　母亲从来没提过她在纺织厂工作过。她只说，在县城那些年，什么都干过。
　　周牧走进厂房。里面很暗，地面堆积着瓦砾和垃圾。阳光从破屋顶的缝隙射进来，形成一道道倾斜的光柱，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车间的机器还在，巨大的纺纱机锈成了一座座铁山。操作台上还放着搪瓷缸子，里面结了蛛网。墙上贴着已经发脆的生产安全标语，落款是1989年。
　　周牧想象着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十八九岁，穿着工装，戴着白帽子，在这些机器间穿梭。她会不会也曾经和工友说笑，偷偷在口袋里藏糖？会不会也在下班铃响时，第一个冲出厂门？
　　然后她遇见了沈建国。结婚，生子，离开。
　　周牧走到窗前。玻璃早就没了，只剩下生锈的窗框。从这里能看到整个厂区——空旷的操场，倒塌的篮球架，还有远处依然冒烟的化工厂烟囱。
　　“你来这干什么？”
　　声音从身后传来。周牧吓了一跳，转身看见沈川站在门口。
　　“随便走走。”周牧说。
　　沈川走进来，环顾四周：“这是纺织厂。以前很红火。”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周牧指着门口的告示牌：“上面有我妈的名字。”
　　沈川走过去看。他看得很认真，然后说：“我妈也在上面。”
　　周牧愣住：“什么？”
　　“林秀珍。”沈川指着另一个位置，“第三行。”
　　周牧凑过去看。果然，在母亲名字上方三行，有“林秀珍”三个字。字迹更模糊，但还能辨认。
　　两个女人的名字，相隔三行，在同一个告示牌上，沉默了三十年。
　　“她们是工友。”沈川说，声音很轻，“我以前听我妈提过。她说你妈手巧，织的布质检总是一等。”
　　周牧的心脏跳得很快：“她还说什么了？”
　　沈川摇摇头：“不多。她不爱提以前的事。”
　　两人站在告示牌前，很久没说话。风穿过破败的厂房，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很多人在哭。
　　“你妈，”周牧问，“为什么走？”
　　沈川沉默了很久。久到周牧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爸打她。”沈川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什么，“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打。用皮带，用凳子，用手。她总说为了我，忍着。后来忍不了了，就走了。”
　　“她没想带你？”
　　“想。”沈川说，“走那天，她收拾了两个包。一个她的，一个我的。但我爸突然回来了，她只来得及拿起自己的。”
　　周牧想象那个画面：年轻的女人，提着包，回头看儿子最后一眼，然后消失在雨夜里。
　　“后来她联系过你吗？”周牧问。
　　“没有。”沈川说，“一点都没有。”
　　他们走出厂房。天阴得更厉害了，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远处化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白烟在灰色的背景里格外刺眼。
　　“回去吧。”沈川说，“要下雪了。”
　　第一场雪在夜里悄无声息地来了。
　　周牧被冻醒时，发现窗户缝隙里飘进来细小的雪花。他坐起身，看见外面已经白了一片。路灯昏黄的光照着飞舞的雪花，像某种安静的仪式。
　　他下床，走到窗边。玻璃上的冰花更厚了，透过裂缝，能看见巷子里铺了一层薄薄的雪。没有人，没有声音，只有雪落下的簌簌声。
　　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咳嗽声。
　　周牧犹豫了一下，穿上衣服，推开房门。走廊里很冷，比房间还冷。沈川的房门下透出一点光——他还没睡。
　　周牧敲门。
　　“进。”
　　沈川坐在床上，裹着被子，正在看一本旧杂志。房间里比周牧那间还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桌上摊着几本初中课本，书页卷边发黄。
　　“还没睡？”周牧问。
　　“睡不着。”沈川说，又咳嗽了两声。
　　“感冒了？”
　　“老毛病。”沈川放下杂志，“天气一变就这样。”
　　周牧看见桌上没有水杯：“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不用——”
　　但周牧已经出去了。厨房的水壶里还有一点温水，他倒了一杯，又想起什么，从自己房间拿出那盒凡士林。
　　回来时，沈川还在咳嗽，脸憋得有点红。
　　“喝点水。”
　　沈川接过杯子，喝了几口。热水让他稍微好受了些，但呼吸还是很重。
　　“你该去医院看看。”周牧说。
　　“去过了。气管炎，治不好，只能养着。”沈川说，“医生说少抽烟，少接触粉尘。”
　　周牧想起车间里漫天飞舞的金属粉尘。沈川每天在那里待八个小时。
　　“不能换个工作吗？”
　　沈川笑了：“换什么？县城就这么大，除了工厂，就是去工地。都一样。”
　　他说得对。周牧知道他说得对。这种“对”让人绝望。
　　“躺下吧。”周牧说，“我帮你涂点药。”
　　沈川愣了一下：“什么？”
　　“凡士林。”周牧晃了晃小铁盒，“涂在胸口，会好受点。我妈以前教我的。”
　　沈川犹豫了一会儿，慢慢躺下，掀开被子。他只穿了件单薄的背心，露出精瘦的胸膛。肋骨清晰可见，皮肤上有几处旧伤——深色的淤痕，已经褪成淡黄色。
　　周牧挖了一点凡士林，在手心搓热，然后轻轻涂在沈川胸口。他的动作很轻，很小心，像对待易碎的瓷器。
　　沈川的身体起初很僵硬，然后慢慢放松下来。他闭上眼睛，呼吸逐渐平稳。
　　“你妈，”沈川忽然开口，“对你很好。”
　　“嗯。”
　　“真好。”沈川说，声音很轻，“有人对你好，真好。”
　　周牧的手顿住了。他看着沈川的脸——少年闭着眼睛，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阴影。眉骨上的疤痕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个沉默的句号。
　　“以后，”周牧说，声音有些哑，“我会对你好。”
　　沈川睁开眼睛。他看着周牧，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然后他转过头，看着天花板：“别说这种话。”
　　“为什么？”
　　“做不到的事，别说。”沈川说，“说了会让人难过。”
　　周牧想说我能做到，但他说不出口。因为沈川说得对——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凭什么承诺照顾别人？
　　药涂完了。周牧盖上凡士林的盒子，放在沈川床头。
　　“早点睡。”
　　他走到门口时，沈川叫住他。
　　“周牧。”
　　“嗯？”
　　“下雪了。”
　　“嗯。”
　　“明天，”沈川说，“早点起。我带你去个地方。”
　　“哪里？”
　　“秘密。”沈川难得露出一点少年气，“睡吧。”
　　周牧回到房间。雪还在下，越来越大。他躺在床上，听着雪落下的声音，想着沈川说的“秘密”，竟然很快就睡着了。
　　没有做梦。
　　第二天早上，世界一片洁白。
　　雪停了，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巷子里的孩子们在打雪仗，笑声清脆。大人们忙着扫雪，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久久不散。
　　沈川起得很早。他煮了粥，还煎了鸡蛋——虽然煎糊了，但这是周牧来到这个家后，第一次看见早餐有除了馒头以外的东西。
　　沈建国不在。沈川说他昨天打牌赢了钱，跟人去市里了，要晚上才回来。
　　吃完早饭，沈川说：“走。”
　　“去哪？”
　　“说了是秘密。”
　　他们穿上最厚的衣服，走出家门。雪后的县城很安静，街道上的积雪还没被完全清扫，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沈川带他穿过主街，走过菜市场，然后拐进一条周牧从没走过的小路。路两边是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经废弃，门窗都被木板钉死。
　　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山坡。
　　山坡不高，但足够俯瞰整个县城。沈川领着周牧爬上去，雪很深，每走一步都很费力。到坡顶时，两人都喘着气，呼出的白雾在冷空气里纠缠。
　　“看。”沈川说。
　　周牧抬起头。
　　整个县城尽收眼底——灰黑色的屋顶覆盖着白雪，像一幅水墨画。那条黑色的河蜿蜒穿过，化工厂的烟囱依然在冒烟，但在白茫茫的背景里，那烟显得不那么刺眼了。更远处是田野，也被雪覆盖，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际线。
　　“我小时候常来这。”沈川说，找了个石头坐下，“心情不好就来。在这里，能看见整个县城，但又不在县城里。”
　　周牧在他旁边坐下。雪地很凉，但阳光照在身上，有点暖。
　　“你看那里。”沈川指着河对岸，“那栋红房子，以前是电影院。我妈带我去看过一次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只记得里面在唱歌。”
　　他又指向另一个方向：“那里，以前是新华书店。我小学时总去，没钱买书，就站着看。老板人好，从没赶过我。”
　　“那里是学校。我读到初二，就不读了。我爸说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干活。”
　　“那里，”沈川的手停在某个方向，“是我妈走的那条路。她提着包，没打伞，雪落在她肩膀上。我一直站在这里看，看到她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不见了。”
　　周牧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是一条普通的街道，两旁种着光秃秃的树，此刻覆盖着雪，白得刺眼。
　　“你恨她吗？”周牧问，第二次问这个问题。
　　这次沈川回答得很慢：“以前恨。恨她为什么不要我。后来不恨了。因为我开始明白，留下来的人，有时候比走的人更痛苦。”
　　他看着周牧：“你妈带你走，是因为爱你。我妈一个人走，也是因为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周牧的鼻子突然发酸。他转过头，假装看远处的风景。
　　“周牧。”沈川说。
　　“嗯？”
　　“你会走吗？等你有钱了。”
　　周牧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山下的县城，看着那些灰黑色的屋顶，看着那条黑色的河，看着化工厂永远冒烟的烟囱。
　　然后他说：“会。”
　　沈川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答案。
　　“但我会回来。”周牧继续说，每个字都说得很重，“我答应过你。”
　　“为什么？”沈川问，“这里有什么好的？”
　　“有你。”
　　三个字，轻得像雪落下的声音，但重得让沈川整个人僵住了。
　　他转过头看周牧，眼睛睁得很大。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很快融化成细小的水珠。
　　“傻不傻。”他说，声音有点抖。
　　“可能吧。”周牧说，“但我说话算数。”
　　他们坐在山坡上，很久很久。太阳慢慢升高，雪开始融化，屋檐下滴下水滴，嘀嗒，嘀嗒。
　　最后沈川站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回去吧。该做午饭了。”
　　下山的路更难走，雪化了一半，路面泥泞。沈川走在前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周牧跟着他的脚印，一步一个坑。
　　走到坡底时，沈川忽然回头，伸出手。
　　周牧愣了一下，握住那只手。沈川的手很冷，掌心有厚厚的老茧，但很有力。
　　他拉了他一把。
　　两人并肩走回家。雪还在融化，到处都在滴水。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碎钻似的光。
　　走到巷口时，沈川说：“今天的事，别跟别人说。”
　　“嗯。”
　　“特别是不能让我爸知道。”
　　“为什么？”
　　沈川没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
　　周牧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明白了——这个山坡，这些记忆，这些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时刻，是沈川在这个县城里，仅有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了他。
　　傍晚，沈建国回来了。他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一进门就踢翻了凳子。
　　“饭呢？”他吼道。
　　“马上好。”沈川说，声音很平静，像是早就习惯了。
　　晚饭时，沈建国一直在骂人——骂牌友出老千，骂天气冷，骂菜太咸。沈川不说话，只是低头吃饭。周牧也沉默着。
　　吃到一半，沈建国忽然盯着周牧：“你妈那钱，还没给我。”
　　周牧放下筷子：“我要用那钱报夜校。”
　　“夜校？”沈建国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报夜校干什么？”
　　“学东西。”
　　“学个屁！”沈建国拍桌子，“你就在厂里好好干，学什么学！钱拿来！”
　　周牧没动。
　　沈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慢慢站起来，眼睛里有危险的光：“我再说一遍，钱拿来。”
　　“那是我的钱。”周牧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空气凝固了。
　　沈建国盯着他，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可怕：“你的钱？你吃我的住我的，还敢说是你的钱？”
　　他朝周牧走过来。沈川站起来，挡在两人中间。
　　“爸——”
　　“滚开！”沈建国一把推开沈川。这次用的力气很大，沈川撞在墙上，后脑勺磕在墙上挂的镜框上。镜框掉下来，玻璃碎了一地。
　　周牧冲过去扶沈川。少年的后脑勺在流血，鲜红的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浸透了衣领。
　　“你怎么样？”周牧问，声音发颤。
　　沈川摇摇头，想站起来，但腿一软，又坐了回去。
　　周牧抬起头，看向沈建国。那个男人站在桌子那边，喘着粗气，眼睛通红。
　　“他不是你一个人的出气筒。”周牧说，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
　　沈建国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周牧会还嘴。
　　“你说什么？”他问，声音很低。
　　“我说，”周牧站起来，挡在沈川身前，“他不是你一个人的出气筒。他也是人。”
　　沈建国盯着他，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声很冷：“好啊，翅膀硬了。行，你有种。”
　　他转身，抓起外套，摔门出去了。
　　铁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周牧跪下来，检查沈川的伤口。伤口不大，但很深，血还在流。
　　“我带你去诊所。”
　　“不用。”沈川说，“我自己去。”
　　“我跟你一起。”
　　“不用！”沈川吼了一声，然后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声音软下来，“你……别管我。”
　　但他站不起来。试了几次，腿都不听使唤。
　　周牧没说话，直接架起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沈川这次没反抗。
　　他们走出家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雪又开始下，细小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柱里飞舞。
　　诊所已经关门了。周牧敲了很久，老李才来开门，一脸不耐烦。
　　“又怎么了？”
　　“撞到头了。”周牧说。
　　老李看了看伤口：“得缝针。两针。”
　　还是没麻药。针穿过头皮时，沈川咬紧牙关，一声没吭。周牧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只手在颤抖，但握得很紧。
　　缝完针，老李说：“四十。”
　　周牧掏钱——这是他最后的钱了，母亲留下的钱。他数了四张十块的，递过去。
　　老李接过钱，看了他一眼：“你们兄弟俩，轮流受伤啊。”
　　周牧没回答，扶着沈川走出诊所。
　　雪下得更大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投下昏黄的光。积雪已经很厚，踩上去发出沉闷的响声。
　　“钱我会还你。”沈川说。
　　“不用。”
　　“要还。”
　　“我说不用就不用。”
　　沈川不说话了。他们慢慢往家走，身后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走到一半，沈川忽然停下脚步。
　　“我不想回去。”他说。
　　周牧看着他。少年脸上都是血，纱布下渗着暗红的颜色。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再也拼不起来。
　　“那我们去哪？”周牧问。
　　沈川摇摇头。他不知道。
　　最后他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雪落在肩膀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在雪夜里传得很远。
　　“疼吗？”周牧问。
　　“疼。”沈川说，“但习惯了。”
　　“习惯疼？”
　　“嗯。”沈川仰起头，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疼久了，就不觉得是疼了。就像冬天，冷久了，就不觉得冷了。”
　　周牧的鼻子又发酸了。他转开头，假装看远处的路灯。
　　“周牧。”沈川说。
　　“嗯？”
　　“今天在山坡上，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听我说那些。”沈川说，“那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以后你可以跟我说。”
　　“你会听吗？”
　　“会。”
　　沈川笑了，那笑容很淡，但在雪夜里，像一点微弱的火。
　　“你妈，”他说，“是个好人。”
　　“嗯。”
　　“她一定很爱你。”
　　“嗯。”
　　“真好。”沈川说，“有人爱你，真好。”
　　周牧转过头，看着沈川。雪花落在少年的睫毛上，融化成水珠，像眼泪，但不是眼泪。
　　“以后，”周牧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会爱你。”
　　沈川愣住了。他看着周牧，眼睛睁得很大，然后迅速转开头。
　　“别说这种话。”
　　“为什么？”
　　“因为……”沈川的声音有点抖，“因为我会当真。”
　　“那就当真。”周牧说，“我说到做到。”
　　沈川不说话了。他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肩膀微微颤抖。
　　周牧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一下，两下，像母亲曾经对他做的那样。
　　雪还在下。世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雪落下的声音，能听见彼此的呼吸，能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破土而出。
　　他们回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
　　沈建国没回来。屋子里空荡荡的，冷得像冰窖。周牧烧了热水，让沈川擦洗。然后帮他换药，换纱布。
　　沈川很安静，很配合。换完药，他说：“你回去睡吧。”
　　“我陪你。”
　　“不用。”
　　“我陪你。”周牧重复，语气不容拒绝。
　　他们在沈川的房间坐了一夜。周牧靠在墙上，沈川躺在床上，两人都没睡。窗外的雪停了，月亮出来，清冷的光照在雪地上，反射进房间，把一切都照成蓝白色。
　　凌晨四点，沈川说：“周牧。”
　　“嗯？”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想走了，你会带我走吗？”
　　“会。”
　　“去哪？”
　　“哪里都好。”
　　“好。”沈川说，“我记住了。”
　　天快亮时，周牧睡着了。他梦见母亲，梦见她年轻时的样子，在纺织厂里，穿着工装，笑得灿烂。
　　母亲说：小牧，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
　　天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雪停了，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工厂的机器还会轰鸣，沈建国还会回来，生活还会继续。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周牧知道，沈川也知道。
　　在这个寒冷的小县城里，在无尽的冬天里，他们找到了彼此。
　　像两株在石缝里生长的植物，艰难地，顽强地，向着仅有的一点点光，伸出枝叶。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离开这里。
　　也许不会。
　　但至少现在，他们不是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