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平灯灭》Nevicare

8、蹈海

　　伦敦的冬夜，雨已经停了，但雾气从泰晤士河面升腾起来，浸透了布鲁姆斯伯里灰砖建筑的每一道缝隙。

　　温世珩合上《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一页，指腹划过书脊上烫金的“The Federalist Papers”字样。

　　这本书他读得很慢，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不是关于三权分立的精妙设计，而是反复在问：如果联邦制的平衡需要各州既有的法治传统与公民社会，那么在帝制废墟上，该以何为基石？

　　敲门声响起，不轻不重，三下。

　　门开了，进来三个人。

　　最前面的是陈竞生，脸颊被寒风刮得发红，眼里是压抑不住的亢奋。

　　他身后跟着两位——一位名叫刘子骥，总是一副沉思模样；另一位是林述庆，眼神始终锐利。

　　这是他们在伦敦的小圈子。

　　陈竞生两个月前已从爱丁堡大学辍学回国，说是“家中有事”，但此刻他却出现在伦敦。

　　“竞生？你怎么……”温世珩站起身，有些意外。

　　“上船前最后一趟，有东西要带回去。”陈竞生脱下湿漉漉的大衣，径自走到煤炉边烤手，“正好，有要紧事说。”

　　煤炉上的水壶发出嘶嘶的声响。

　　四人围坐在温世珩狭小的书桌旁，桌上摊着英文报纸，头版是沙俄军队在满洲增兵的新闻插画，粗重的线条勾勒出哥萨克骑兵的轮廓。

　　“都看到了？”陈竞生指着报纸，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俄国人赖在满洲不走，朝廷除了‘严正交涉’还会什么？上海那边，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已经传疯了。蔡元培他们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东京的同盟会也快成了气候。”

　　他目光扫过众人，“孙先生说的对，这朝廷，从根子上烂了，医不好了，必须连根拔起。”

　　林述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浙江潮》，“国内学界，风向变了。保皇立宪，信的人越来越少。戊戌年大家还对光绪存着指望，庚子之后，西狩的太后回来搞什么‘新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连梁启超都在转向，‘新民’之后是什么？是‘新国’！”

　　刘子骥推了推眼镜，语气相对冷静，“竞生说的是大势，但具体路径呢？孙先生主张依靠会党、新军，在南方沿海起事。会党散漫，新军内部如何？北方袁世凯练的新军，能为我们所用吗？革命若起，列强态度如何？英国、日本、俄国，各怀鬼胎，会不会借机瓜分？”

　　这是他们争论过无数次的问题。

　　温世珩一直沉默，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

　　“渐之，你说句话。”陈竞生看向他，“上次你说要‘徐徐图之’，要‘根基’。现在根基在哪？民智未开？可不开民智，难道等着朝廷开吗？他们在开什么？开的是卖矿权、卖路权！广州的绅商为什么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就是因为看清了，这朝廷是在把国家的血脉一条条卖给洋人！”

　　温世珩抬起眼。

　　炉火的光在他脸上跳动，映得他眼神深不见底。

　　“我没说不该革命。”他声音平缓，却让其他三人静了下来，“子骥问的路径，正是关键。我近来重读美国建国史，也看法国大革命的反复。共和理想如明月，但通往明月的路上，可能是血海尸山，可能是更久的混乱。”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浓得化不开的雾，“我们在这里谈革命，谈共和，热血沸腾，可你们还记得疏安信里写的吗？广州城外的难民，顺德丝厂里一天做十二个时辰的女工，被‘新政’捐税逼得卖田的农户。革命于他们而言，是什么？是能立刻吃上饭，还是又一个新衙门来收钱？”

　　房间里有片刻寂静，只有水壶沸腾的噗噗声。

　　“那你的意思，就不革命了？等着？”林述庆皱眉。

　　“不。”温世珩转过身，目光清冽，“恰恰是因为想到他们，革命才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革命，受苦最深的还是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我们需要组织，需要纪律，需要明确的纲领，不仅仅是‘排满’，更要回答革命之后，如何建国，如何避免军阀割据，如何让子骥担心的列强干涉落空，如何让疏安信里的那些人，真正活得像个人。”

　　陈竞生盯着他，“所以你……”

　　“我读《联邦党人文集》，在想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当年面临的困境——十三个州，如何联合而不散？我们将来要联合的，是十八省，是四万万被帝制压抑了千年的人心，是盘根错旧势力。”温世珩走回桌边，手指点在报纸上沙俄骑兵的插画上，“外患如此，内忧更深。我们的革命，必须是一场有纪律、有远见、能凝聚最大多数人，并能有效应对内外挑战的革命。否则，苦的还是百姓。”

　　他的话像冷水，浇在灼热的炭上，激起一阵嘶响，却也让那火更沉、更实。

　　“那你打算怎么做？”刘子骥问。

　　温世珩沉默了片刻。

　　窗外传来远处圣潘克拉斯车站的钟声，沉郁地敲了十一下。

　　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极清晰，“竞生，你这次回去，是加入孙先生那边的组织吧？”

　　陈竞生没有否认，眼神炯炯。

　　“带上我。”温世珩说。

　　三个字，平静无波，却在狭小的房间里激起了无声的惊雷。

　　连最激进的陈竞生都愣住了。

　　他们都知道温世珩的审慎，他的家族背景，他一直以来对“路径”与“代价”的反复权衡。

　　“渐之，你想清楚了？”刘子骥沉声问，“这不是纸上谈兵。你家里……”

　　“家父早有预感。”温世珩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苦笑，“他送我出洋，说‘只求学，莫问政’。可这五年，看的、听的、想的，都在把我往这条路上推。竞生说的对，这朝廷，医不好了。既然医不好，就只能破而后立。”

　　他顿了顿，“但我加入，有我加入的方式。我不赞成盲目起事，不赞成单纯的破坏。我需要了解组织的全盘计划，了解未来建国的具体构想。如果只是换一个皇帝，或者变成一群军阀混战，那我宁可继续在这里读书。”

　　他的话既表明心迹，也划下了底线。

　　陈竞生重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眼眶有些发红，“好！我就知道，你温渐之不是池中之物！孙先生那边，求才若渴，尤其需要你这样懂西学、有头脑、又能稳得住的人！具体的纲领、计划，你回去亲眼看了，亲自参与制定，岂不更好？”

　　林述庆和刘子骥也露出振奋的神色。

　　煤炉的火光映着四张年轻而坚毅的东方面孔，在这个伦敦的寒夜里，一个重大的决定悄然落定。

　　又商议了一些细节和联络方式后，三人告辞。

　　陈竞生走在最后，在门口回头，低声道：“渐之，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条路，走上就不能后悔。”

　　“我明白。”温世珩点头。

　　门关上了。

　　房间里骤然安静下来，只剩下他一个人。

　　亢奋与决断带来的热度慢慢消退，更深沉的东西漫上心头。

　　他走到书桌前，目光落在未写完的家信上，那是给父亲汇报学业的普通信件。

　　他提起笔，在末尾添上一句：“儿近日愈觉，西学之精髓，不仅在器物制度，更在培育现代国民之精神。国族之未来，终系于新民。儿愿以此为己任，尽绵薄之力。”

　　他放下笔，知道父亲能读懂这隐晦的言辞——这已是他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坦白与告别。

　　然后，他抽出另一张信纸，给阿宁写信。

　　笔尖悬了很久，千言万语在胸口翻涌，最后落笔时，却依旧只是平淡的问候与嘱咐，只在那句“墨已尽，惜之”之后，添了看似随意的一句：“近来多思《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句。古人理想，今人道路，殊途同归，皆为一个‘公’字。然行大道者，常需忍非常之孤寂，负重涉远。疏安，望你一如既往，于纷扰中持静守安，便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天下为公”。

　　这是孙先生常提的理念，也是他此刻内心最真实的认同与抉择。

　　他将这四字藏在家常话语中，知道阿宁或许一时不解，但将来总会明白。

　　信写好了。

　　他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却没有立刻寄出。

　　他走到窗边，雾气似乎散了一些，能隐约看见远处街灯晕开的光团。

　　伦敦在沉睡，而遥远的东方，正处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他轻轻摩挲着胸前那枚自离家便贴身佩戴的旧玉环——与赠给阿宁的那枚玉扣本是一对。

　　冰凉的玉石被体温焐得温热。

　　“疏安……”他低声念着这个自己为阿宁取的字，眼神温柔而坚定。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这条路注定孤独、艰险，甚至可能无法回头。

　　但他知道，在这条路上，他并非完全独行。

　　至少，在那片他深爱又忧患的土地上，有一个被他赋予“疏安”之名的人，在替他守着一些平凡而珍贵的牵挂，也将在未来的风雨中，成为他内心一份沉静的慰藉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