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冤家是孔雀》金粟白砚

26、“鸟要飞了”vs“笼子空了”（中） 第七节：父

　　第七节：父子面对面

　　王建军回来的那天，北京下了入春以来第一场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胡同的青石板路上，把路面洗得发亮。王叔一早起来，先去看鸟。画眉还在，还蹲在横杆上，毛还炸着。他把笼布掀开，鸟的眼皮抬了一下，又闭上了。王叔把谷子换了新的，水换了新的，又切了一小段黄瓜放在碟子里。鸟不吃，他也没办法。

　　他站在笼子前，看着那只毛茸茸的小东西，伸手轻轻摸了摸它的背。鸟没有躲，也没有动。

　　“你等着。”王叔说，“今天建军回来。你还没见过他吧？他出国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雨停了。上午十点，院门被推开了。

　　王建军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他比上次回来又胖了一些，头发也稀了一些。他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看着这个院子，看着那棵石榴树。然后他叫了一声：“爸。”

　　王叔从堂屋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着儿子。

　　“回来了？”

　　“回来了。”

　　王建军走进来，把行李箱放在屋檐下。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那棵石榴树。树发芽了，嫩绿色的一点一点，在雨后的阳光里亮晶晶的。

　　“这树又长高了。”他说。

　　“长高了。你妈种的时候才手指头粗，现在比我胳膊还粗。”

　　王建军沉默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树下的空鸟笼——旧的，画眉以前住的，现在空了。旁边挂着一个新笼子，里面是一只绿色的鹦鹉，正在歪着头看他。

　　“爸，您那只画眉呢？”

　　“在屋里。老了。快不行了。”

　　王建军跟着父亲进了堂屋。他看见那只鸟蹲在笼子里的横杆上，缩成一团，毛炸着。他站在笼子前看了很久。

　　“您这鸟，跟了您多少年了？”

　　“七年。你妈走后第二年买的。”

　　王建军蹲下来，把手伸进笼子，想摸那只鸟。鸟躲了一下，没让他碰。他把手缩回来，站起来。

　　“爸，”他说，“您收拾东西吧。票订了，下周二。”

　　王叔在沙发上坐下，看着儿子。“我不去。”

　　“爸——”

　　“我不去。”王叔的声音不高，但很硬，“我说了不去了。”

　　王建军站在屋子中间，看着父亲。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转过身，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

　　“您就为了这棵树？”他的声音有些哑。

　　“不是为了树。是为了你妈。”

　　“我妈已经走了十年了。”

　　“她走了，她种的树还在。”王叔站起来，走到儿子身边，“她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棵树替她陪着我。我要是走了，树怎么办？”

　　王建军转过身，看着父亲。他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爸，我在美国买了房子。给您留了房间。您去了，有人照顾您。您一个人在这儿，有个头疼脑热的，谁管您？”

　　“我有邻居。”

　　“邻居能天天守着您？”

　　“我不用人守着。”

　　“爸！”

　　王叔看着儿子红了的眼眶，声音软了下来。“建军，爸知道你孝顺。但爸的根在这儿，拔不动了。”

　　父子俩沉默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们中间，落在那只画眉的笼子上。鸟在笼子里动了动，扑棱了一下翅膀，又不动了。

　　“爸，”王建军的声音很低，“我怕。我怕有一天您病了，我赶不回来。我怕有一天您走了，我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王叔伸出手，拍了拍儿子的手背。那手粗糙，骨节粗大，拍在儿子手背上，轻轻的。

　　“建军，你妈走的时候，你也没赶上。你妈不怨你。她说‘他忙，别耽误他’。我也不怨你。你过好你的日子，爸就放心了。”

　　王建军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爸，您怎么这么犟？”

　　“像你。你比我还犟。”

　　王建军破涕为笑，伸手抱了抱父亲。王叔被他抱着，身子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了。他也伸出手，拍了拍儿子的背。

　　“好了，别哭了。大男人，哭什么。”

　　王建军松开父亲，擦了擦眼睛。他转身走到院子里，站在石榴树下，抬头看着那棵老树。

　　“爸，我小时候在这树下写过作业。”

　　“嗯。你妈在旁边织毛衣。”

　　“她织的毛衣，穿了好几年。”

　　“你长得快，穿两年就小了。她拆了重新织，改了又改。”

　　王建军摸着石榴树的树干，树皮粗糙，扎手。

　　“爸，我不勉强您。您不想去就不去。”他的声音很低，“但您得答应我几件事。”

　　“什么事？”

　　“第一，每天给我打个电话。就响一声，我知道您平安就行。第二，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别拖着。第三……”他顿了顿，“逢年过节，我去看您。”

　　王叔看着儿子的背影，看着那个比他高了一头、肩膀宽厚、头发稀了的背影。他忽然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

　　“好。”他说，“爸答应你。”

　　第八节：画眉的最后一声

　　王建军在北京待了五天。他帮父亲收拾了院子，修了漏水的龙头，换了厨房坏掉的灯泡，买了新的大米和油。他每天陪父亲遛鸟，虽然鸟已经不叫了，只是缩在笼子里一动不动。他陪父亲去花市找老赵，老赵说“这鸟没几天了，好好陪着”。他陪父亲坐在石榴树下，听父亲讲母亲的事——讲母亲年轻时候多好看，讲母亲做衣服多巧，讲母亲生病那段时间多坚强。

　　他走的那天，北京出了太阳。王叔送他到胡同口。王建军站在电线杆旁边，看着那条弯弯曲曲的胡同，看着那些灰瓦、那些老槐树、那些斑驳的院墙。

　　“爸，您回去吧。外面冷。”

　　“你路上小心。”

　　“到了给您打电话。”

　　王建军转身要走，又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父亲手里。

　　“这是什么？”

　　“您回去再看。”

　　王建军走了。王叔站在胡同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拐角。他低头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钱，还有一张纸条：“爸，买点好吃的。别省。”

　　王叔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他转身往回走，走到拐角处，停下来，往胡同里看了一眼。然后他继续走，走得很慢。

　　两天后，画眉死了。

　　那天早上，王叔照例五点四十起来。先去看鸟。鸟蹲在横杆上，缩成一团，眼睛闭着。他把笼布掀开，鸟的眼皮抬了一下，又闭上了。他伸手进去摸了摸，鸟的爪子微微动了一下，凉的。

　　王叔的心沉了一下。他把笼子提到亮处，对着窗户的光看。鸟的胸口还在起伏，很慢，很轻，几乎看不见。

　　他给鸟换了新谷子、新水，还放了蛋黄。然后去生炉子、烧水、做早饭。一切照旧。六点半，他提着鸟笼出门。走到胡同口，小杨的煎饼摊已经亮了灯。

　　“王叔，来一套？”

　　“来一套。”

　　小杨摊煎饼的时候，王叔把鸟笼挂在电线杆的挂钩上。他仰头看着笼子，笼布没掀，看不见鸟。但他听见笼子里有动静——扑棱声，很轻，像翅膀蹭到了笼壁。

　　“小杨，”他忽然说，“你说这鸟认得我吗？”

　　“怎么不认得。您天天带它出来，它闭着眼都认得您的脚步声。”

　　“那它怎么不叫了？”

　　小杨想了想。“可能嗓子不舒服。”

　　王叔咬了一口煎饼，嚼了嚼，咽下去。“它不是嗓子不舒服。它是没力气叫了。”

　　他把煎饼吃完，擦了擦手，站起来掀开笼布。鸟蹲在横杆上，头埋在翅膀里。王叔把手指伸进去，轻轻碰了碰它的背。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一眼，很快，但王叔看见了——那双小黑豆似的眼睛里，有光，是活的光。

　　鸟张了张嘴。

　　一声，很轻，像叹息。

　　又一声，比刚才响了一点。然后它从横杆上栽了下去，掉在笼底，翅膀张着，腿蹬了两下，不动了。

　　王叔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看着笼子里那只一动不动的小东西，看了很久。周围的声音他都听不见了——小杨的煎饼铛声、自行车铃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有人在敲鼓。

　　他慢慢地把笼布盖上，把鸟笼从挂钩上取下来，提在手里。转身，一步一步往回走。

　　小杨在后面喊了一声：“王叔？”

　　他没回头。

　　第九节：埋在石榴树下

　　王叔把鸟笼放在石榴树下。他蹲下来，用手挖了一个坑。不大，一尺见方，刚好能放下鸟笼。他没找铲子，就用两只手一捧一捧地挖土。土有点硬，带着昨天的雨水，挖起来费劲。他挖一会儿喘一会儿，喘完了继续挖。

　　手挖破了，指甲缝里塞满了泥。他不疼，也不停。

　　坑挖好了。他把鸟笼放进去，端端正正的。他蹲在坑边，看着那只笼子，看了很久。

　　“你跟我七年。”他开口了，声音很轻，“比儿子陪我的时间还长。”

　　他往坑里填了一捧土，土落在笼布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你王奶奶走的时候，我跟她说‘你安心走，我会照顾好自己’。我没做到。这些年，都是你在照顾我。”

　　又一捧土。笼子被盖住了一半。

　　“你走了，以后早上谁跟我一块儿遛弯？谁听我唱戏？谁在石榴树上叫给我听？”

　　又一捧土。笼子看不见了。

　　王叔站起来，把剩下的土推平，用脚踩了踩。他在周围找了块石头压在土堆上面，又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谷子，撒在石头旁边。

　　“你歇着吧。”他说，“去找你王奶奶。她认得你。”

　　他退后两步，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包。风吹过石榴树枝，发出细细的呜咽声。王叔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站在树下，站了很久。

　　鹦鹉在堂屋里叫了一声：“你好——”

　　他没回头。

　　第十节：陈竞的犹豫

　　陈竞是下午来的。他听说王叔的画眉死了，想来陪陪他。推开院门的时候，看见王叔坐在石榴树下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那只空了的旧鸟笼——不是埋进去的那个，是以前换下来的旧笼子。

　　鹦鹉笼子挂在旁边，鹦鹉歪着头看他。

　　“王叔。”陈竞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来了？”王叔没看他，看着那个空笼子。

　　“来了。您……还好吗？”

　　“好。有什么不好的？”王叔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鸟老了，死了，埋了。正常。”

　　陈竞不知道说什么。他看了看那个小小的土堆，上面压着石头，旁边撒着谷子。

　　“王叔，我能拍吗？”他问。

　　王叔转过头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拍吧。反正我也不怕丢人。一辈子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陈竞去车里拿摄像机。他调好光圈，把镜头对准王叔。王叔坐在石榴树下，手里端着那个空鸟笼，看着镜头。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王叔，您讲讲这只画眉吧。”陈竞说。

　　王叔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空笼子。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它是你秀兰姨走后第二年买的。那年过年，建军没回来，老大也没回来。我一个人过的年。除夕晚上，我包了饺子，煮好了，盛了两碗——一碗我的，一碗你秀兰姨的。饺子凉了，我也没吃。初二我去花市，看见老赵摊上有只画眉，叫得好听。我就买了。”

　　他把空笼子放在膝盖上，手指摸着笼门上那个小小的挂钩。

　　“它刚来的时候，怕生。不让摸，不让靠近。我喂了它一个月，才肯吃我手里的谷子。又过了一个月，才肯站在我手指上。”

　　王叔抬起头，看着石榴树的枝干。

　　“它每天早上叫，比闹钟还准。我醒了就带它出去遛弯，它一路叫，我跟它说话。别人看见我一个人遛鸟，以为我脑子有病。其实我不是跟鸟说话，我是跟你秀兰姨说话。她听见了。”

　　他的声音有些哑了。

　　“它现在走了。去找你秀兰姨了。也好，省得我一个人跟她说话，她听不见。”

　　陈竞的眼睛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把镜头稳着，不让自己抖。

　　王叔说完，沉默了。他低头看着那个空笼子，摸了摸笼门。鹦鹉在旁边叫了一声“你好”，他没理。

　　陈竞关掉摄像机，在王叔旁边坐下来。

　　“王叔，”他说，“我给您拍张照片吧。就现在，这个样子的。”

　　王叔看着他，点了点头。

　　陈竞拿起那台老徕卡，对焦，按下了快门。

　　黑白照片，王叔坐在石榴树下，手里端着空鸟笼，身后是斑驳的老墙，头顶是光秃秃的枝干。他没有笑，也没有不笑，就是看着镜头，像看着很远的地方。

　　第十一节：沈清梧的棉袄

　　第二天，沈清梧来了。她端着一碗刚炖好的银耳莲子羹，放在王叔面前的石桌上。

　　“王叔，您尝尝。冰糖放得少，不甜。”

　　王叔接过去，喝了一口。“好喝。”

　　沈清梧在他对面坐下。她看了看那个小小的土堆，看了看旁边的空鸟笼，看了看笼子里那只歪着头的鹦鹉。

　　“王叔，您冷吗？”她问。

　　“不冷。”

　　“您那件棉袄太薄了。我给您做件新的。”

　　王叔端着碗，看着她。“不用。你那旗袍生意忙，别耽误你。”

　　“不耽误。”沈清梧站起来，“我给您量个尺寸。”

　　王叔愣了一下。“你还真做啊？”

　　“真做。”

　　沈清梧从口袋里掏出软尺，走到王叔面前。她量了肩宽、胸围、袖长，又量了衣长。王叔站起来，让她量，像一根木桩子似的站着不动。

　　“您别紧张。”沈清梧说，“量个尺寸而已。”

　　“我没紧张。”王叔的声音有点僵，“就是……好久没人给我量尺寸了。上次还是你秀兰姨。”

　　沈清梧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量。“那这件棉袄，算秀兰姨跟您一起收的。”

　　王叔看着她，没说话。

　　量完了，沈清梧收起软尺。“王叔，您喜欢什么颜色？”

　　“你秀兰姨喜欢藏蓝色。”

　　“那就藏蓝色。”沈清梧笑了，“盘扣，对襟。跟以前那件一样。”

　　王叔点了点头，又端起那碗银耳莲子羹，一口一口地喝。甜丝丝的，暖洋洋的，从喉咙暖到胃里。

　　第十二节：小杨的煎饼

　　小杨也来了。

　　他是收摊以后来的，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袋。打开，里面是热腾腾的煎饼，加了两个蛋，多放了薄脆。

　　“王叔，您还没吃饭吧？给您摊了一个。”

　　“吃了。”王叔接过去，“陈竞给带了包子。”

　　“那再吃一个。煎饼凉了就不好吃了。”

　　王叔咬了一口煎饼，薄脆咯吱咯吱的。

　　“小杨，你那个店，开得怎么样了？”

　　“装修呢。快了。下个月差不多能开业。”

　　“在哪儿？”

　　“五环外。地方有点偏，但房租便宜。”

　　王叔点了点头。“偏不怕。东西好吃，人就来了。”

　　小杨在他旁边蹲下来，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堆。他知道那里面埋着什么。王叔的画眉，每天早上在胡同口叫的那只。

　　“王叔，您以后还遛鸟吗？”

　　“遛。”王叔指了指旁边笼子里的鹦鹉，“遛它。”

　　“它叫什么？”

　　“没起名。”

　　“那您给它起一个。”

　　王叔看着那只鹦鹉。鹦鹉也歪着头看他，嘴一张一张的，没出声。

　　“叫……小绿。”王叔说。

　　小杨笑了。“这名字好。好记。”

　　鹦鹉在笼子里跳了一下，扑棱扑棱翅膀。

　　“您看，它喜欢。”小杨站起来，“王叔，我走了。明天早上给您摊煎饼。”

　　“好。”

　　小杨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王叔。”

　　“嗯。”

　　“您那鸟，在天上看着您呢。您别难过。”

　　王叔没说话。他端着那个煎饼，看着笼子里的鹦鹉，看着树下的土堆。

　　鹦鹉叫了一声：“你好——”

　　王叔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第十三节：账本的一页

　　晚上，沈清梧在账本上写：

　　2001年3月。
　　王叔的画眉死了，埋在石榴树下。
　　王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王叔留在北京。
　　陈竞给他拍了照片。
　　小杨给他摊了煎饼。
　　我做了一件藏蓝色棉袄。

　　备注：老人说，根在这儿，走不了了。
　　其实根不在土里，在心里。

　　她合上账本，靠在沙发上。陈竞从厨房出来，端着一杯热牛奶。

　　“写完了？”

　　“写完了。”

　　“王叔的事？”

　　“嗯。”

　　陈竞在她旁边坐下。“你说，王叔以后会孤单吗？”

　　沈清梧想了想。“不会。有我们呢。”

　　“我是说他心里。”

　　沈清梧看着他。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他们中间。她想了好一会儿。

　　“心里的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陈竞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但很稳。

　　“清梧。”

　　“嗯。”

　　“你说，咱们老了以后，会像王叔这样吗？”

　　“哪样？”

　　“一个人。画眉死了。儿子在国外。”

　　沈清梧想了想。“不会。我们有满满。满满不会去国外。”

　　“万一她想去呢？”

　　“那我们也去。她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陈竞笑了。“你不是说根在这儿吗？”

　　“根在这儿。”沈清梧指了指胸口，又指了指他，“也在这儿。”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他们身上，落在账本上。

　　账本翻开的那一页，写着王叔的名字，写着画眉，写着石榴树。

　　那是这个胡同里，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不惊天动地，但值得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