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冤家是孔雀》金粟白砚

25、“鸟要飞了”vs“笼子空了”（上） 第一节：清

　　第一节：清晨的遛鸟

　　王叔每天早上五点四十起床，雷打不动。

　　这个习惯是他老伴儿张秀兰在世时养成的。秀兰身子弱，冬天怕冷，他早起生炉子，把屋里烧暖和了才叫她起来。后来秀兰走了，他还是这个点醒。醒了睡不着，就起来遛鸟。

　　北京的冬天天亮得晚。五点四十，天还黑着，胡同里的路灯昏黄，照在青石板路上像撒了一层旧铜锈。王叔提着鸟笼从院里出来，笼布没掀，鸟还在睡。他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故意的。他喜欢听自己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回响，笃、笃、笃，像老钟在走。

　　走到胡同口，小杨的煎饼摊已经亮了灯。

　　“王叔，今儿早啊。”小杨在摊面糊，头也没抬。

　　“早。”王叔把鸟笼挂在旁边的电线杆挂钩上——这个挂钩是他自己钉的，钉了好几年了，专门挂鸟笼。

　　小杨利落地摊了个煎饼，多加了薄脆，递过来。“趁热。”

　　王叔接过去，咬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他蹲在电线杆旁边，一边吃煎饼一边仰头看笼子。笼布没掀，看不见鸟，但他知道鸟醒了。他听见里面细细的扑棱声，爪子抓横杆的声音，还有鸟喙啄食罐的声音。

　　“小杨，”他含混地说，“你说这鸟认得我吗？”

　　“怎么不认得。您天天带它出来，它闭着眼都认得您的脚步声。”

　　“那它怎么不叫？”

　　小杨想了想。“可能没到时候。春天来了就叫了。”

　　“春天早来了。”王叔把最后一口煎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站起来掀开笼布。鸟蹲在横杆上，毛炸着，眼睛半睁半闭。它看了看王叔，又看了看外面灰蒙蒙的天，缩了缩脖子。

　　“你看它那个样儿，像不像我？”王叔说。

　　小杨笑了。“像。都精神。”

　　王叔也笑了，把笼布重新盖上，提着鸟笼往前走。他每天走同一条路线——出胡同口往左拐，沿东四四条走到头，再绕回来。路程不长，慢慢走，二十分钟。够他抽两根烟，听一段收音机。收音机揣在棉袄口袋里，耳机线从领口穿出来，塞在耳朵里。今天放的是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在城楼上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他跟着哼。哼了两句，停下来，对鸟笼说：“你听见了吗？人家唱得多好。你什么时候也学学？”

　　鸟没理他。

　　第二节：石榴树的来历

　　王叔院里的石榴树是老伴儿秀兰种的。

　　那是她走的那年春天。那年正月十五刚过，秀兰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没几个月了。她不让王叔告诉儿子，也不让告诉邻居，说“别给人添麻烦”。

　　有一天她忽然说：“老王，你去买个石榴树苗来。”

　　“买那干啥？”

　　“种院里。”

　　王叔去了花市，买了一棵石榴树苗，不大，就手指头粗细。秀兰撑着身子从屋里出来，蹲在院子中间，用手挖了个坑。王叔要帮她，她不让。

　　“我自己种。”她说，“我种的树，替我陪着你。”

　　王叔站在旁边，看着老伴儿把树苗放进坑里，一捧一捧地填土。她的手指肿着，指甲发紫，土塞进指甲缝里也不在乎。填完土，她又扶着树苗站起来，用脚踩实。然后退后两步，看着那棵小树苗，笑了。

　　“你看，它站得多直。”她说。

　　王叔没说话。他蹲下来，把那棵树的根又往里按了按。

　　秀兰是那年秋天走的。石榴树活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长高了一大截，但没开花。王叔每天给它浇水，冬天用稻草围起来怕冻着。第二年，树开花了。火红火红的，一朵一朵挂在枝头，像小灯笼。王叔站在树下看了半天，嘴里念叨：“秀兰，你种的树开花了。”

　　树开了十年花，王叔从来不舍得摘。每年秋天石榴熟了，他也不吃。熟透的石榴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红宝石一样的籽，落在土里，烂了，明年又长出小苗。王叔把小苗拔了，只留那一棵老树。

　　他对陈竞说过：“这棵树要是死了，我就真没什么念想了。”

　　陈竞当时不知道怎么接话。现在他知道——这棵树还活着，但鸟要先不行了。

　　第三节：画眉病了

　　画眉是正月十五前后开始不对劲的。

　　先是吃得少了。王叔每天放谷子、放水、放黄瓜丁，以前鸟一天就能吃完，现在两天还剩半罐。王叔以为它挑食，换了小米，还是不吃。换了蛋黄，啄了两口，不吃了。

　　然后是没精神。以前鸟在笼子里跳来跳去，从这个横杆蹦到那个横杆，时不时扑棱几下翅膀，弄得到处是细羽。现在它蹲在横杆上，缩成一团，像只病鸡。

　　王叔把手伸进笼子，想摸它。鸟躲了一下，没让他碰。王叔的手停在半空中，看着那只毛茸茸的小东西，忽然觉得它离他很远。

　　“你到底怎么了？”他轻声问。

　　鸟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浑浊，像蒙了一层灰。

　　王叔去找了陈竞。“小陈，你那车能借我用用不？”

　　“怎么了王叔？”

　　“鸟病了。我带它去看看。”

　　陈竞愣了一下。他以为王叔是要去看病，没想到是看鸟。“行，我送您。哪家宠物医院？”

　　“官园那边有个老赵，专治鸟。”

　　一路上王叔没说话。他把鸟笼放在腿上，一只手护着笼子，怕颠着。另一只手搭在笼布上，时不时掀开一角往里看一眼。每次看，鸟都缩在横杆上，一动不动。

　　老赵的店在官园桥底下，一间小门脸，门口挂满了鸟笼，各种鸟叫声叽叽喳喳，像赶集。老赵六十多岁，戴副老花镜，正在给一只鹦鹉剪指甲。看见王叔进来，摘下眼镜。“老王，来了？”

　　“来了。”王叔把鸟笼放在柜台上，“你给看看，我这鸟不精神。”

　　老赵接过笼子，掀开笼布，把鸟从笼子里抓出来。他的动作很熟练，一只手握住鸟的身子，另一只手翻眼皮、看嘴巴、摸嗉囊。鸟在他手里挣扎了两下，没力气，很快就不动了。

　　“老王，这鸟几岁了？”老赵问。

　　“跟了我七年。买的时候说是两岁，算起来快九岁了。”

　　“九岁，老了。”老赵把鸟放回笼子，“它这不是病，是老了。就像人老了不想动一样。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

　　老赵看了王叔一眼，没把话说完。“回去别让风吹着，喂点蛋黄，别强灌。它想吃就吃，不想吃别逼它。”

　　王叔把鸟笼提起来，在手里掂了掂。“就这些？”

　　“就这些。”

　　王叔站在柜台前，没走。他低头看着笼子里的鸟，鸟也看着他。他们看了好一会儿，谁都没动。

　　“多少钱？”王叔问。

　　“不要钱。”老赵把眼镜戴上，继续给鹦鹉剪指甲，“下回来，提着鸟来，别提着空笼子来。”

　　王叔没接话。他把鸟笼裹在大衣里，转身出了门。陈竞在车里等着，看见王叔出来，赶紧下车给他开门。王叔坐进去，把鸟笼放在腿上，拉好大衣拉链，不让风吹着。

　　“老赵怎么说？”陈竞发动车子。

　　“老了。”王叔看着窗外，“说它老了。”

　　第四节：儿子的电话

　　王叔的儿子叫王建军，在北京上的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读研，读了就留下了。他在硅谷做软件工程师，媳妇也是中国人，生了个儿子，已经上小学了。王叔见过孙子两次——一次是在视频电话里，孙子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叫他“爷爷”；一次是在照片上，孙子骑在他脖子上，笑得露出两颗门牙。照片是建军寄回来的，夹在一堆账单和广告里，王叔拆信封的时候差点没看见。

　　他把照片贴在冰箱门上，贴了三个月，被油烟熏黄了，又取下来夹在相册里。相册是老伴儿生前整理的，里面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合影——大儿子、小儿子、他、秀兰。照片不多，每一张都珍贵。

　　电话是晚上打来的。

　　王叔正坐在堂屋的沙发上，面前是那只旧皮箱。他今天把皮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擦了擦灰，打开。里面是秀兰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一件一件，像刚洗好的一样。他拿起最上面那件，抖开，是一件藏蓝色的棉袄，秀兰冬天最爱穿的。她把袖子磨破了也不舍得扔，王叔给她补过好几回，针脚歪歪扭扭，秀兰笑话他“比狗啃的还难看”。

　　电话响了。王叔把棉袄放在旁边，去接。

　　“爸。”王建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越洋电话特有的延迟和杂音，“签证办好了，下个月的机票。”

　　“知道了。”

　　“爸，这次不能再拖了。我们房子也买好了，给您留了房间。”

　　“知道了。”

　　“东西收拾好了吗？该带的带，该处理的处理。”

　　王叔看了看地上的皮箱，看了看里面秀兰的衣服，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九点，窗外黑漆漆的，胡同里静得能听见风声。

　　“收拾了。”他说。

　　“那行。等我到了再给您打电话。”建军顿了顿，“爸，您保重身体。”

　　“嗯。”

　　电话挂了。王叔把听筒放回去，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鸟笼前。鸟蹲在横杆上，缩成一个毛团，眼睛闭着，像是睡了。王叔看了它很久，伸手轻轻碰了碰笼子。

　　鸟没动。

　　他又碰了一下，鸟的爪子缩了缩，还是没睁眼。

　　王叔转过身，把皮箱的拉链拉上，推回床底下。然后他关了灯，躺到床上，盖好被子。秀兰的棉袄搭在被子上，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但他没拿开。

　　第五节：陈竞的镜头

　　陈竞最近在拍一部关于胡同邻居的纪录片，王叔是主要拍摄对象之一。

　　他已经在王叔家拍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是王叔提着鸟笼从胡同口走出来，晨光打在他脸上，皱纹很深，像刀刻的。第二次是王叔在石榴树下给小苗浇水，那些小苗是去年掉下来的石榴籽发的，王叔往年都拔了，今年没拔。第三次是王叔坐在门槛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做，就是看着胡同口的方向。

　　陈竞把这些素材导进电脑，反复看。他发现王叔每次从胡同口走回来的时候，都会在拐角处停一下。不是等车，不是系鞋带，就是站住，往胡同里看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两秒，但每次都有。

　　他让沈清梧看这段素材。

　　“你看出来了吗？”他问。

　　沈清梧盯着屏幕，看了两遍。“他停下来看了。”

　　“对。”

　　“他看什么？”

　　“看胡同。”陈竞说，“他在看这条胡同。就像……想把它的样子记住。”

　　沈清梧没说话。她想起王叔坐在石榴树下的样子，想起他说“这棵树要是死了，我就真没什么念想了”。想起他提着鸟笼的背影，那个走得很慢很慢的背影。

　　“陈竞，”她说，“你帮他剪一个片子吧。就他自己。”

　　“我也这么想。”陈竞打开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在标题栏打了几个字：《王叔的胡同》。

　　第二天，他又去了王叔家。王叔正坐在石榴树下晒太阳，鹦鹉在笼子里叫“你好你好”。不是画眉了——画眉已经不太动了，王叔把它放在屋里，怕风吹着。

　　“小陈，又来了？”王叔眯着眼看他。

　　“来了。想跟您聊聊。”

　　“聊什么？”

　　“聊聊您儿子。”

　　王叔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全家福照片，看了又看。

　　“建军小时候学习好，他哥不行。他哥像他妈，老实，不爱说话；建军像我，嘴甜，会来事儿。”王叔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1983年春节”，“那年他十岁，考了全班第一。他妈高兴，说去照相馆照一张。”

　　王叔把照片小心地放回口袋。

　　“后来他考上了北大，他妈更高兴了。说‘咱家出大学生了，祖坟冒青烟了’。”王叔笑了一下，“再后来他去了美国，他妈嘴上说‘好，好，有出息’，背地里哭了好几天。”

　　“您想他吗？”

　　“想。但想有什么用？他有他的日子。”

　　陈竞把镜头对着王叔的侧脸。阳光打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的眼睛看着石榴树，看着树上的空鸟笼，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王叔，他要接您去美国，您去吗？”

　　王叔沉默了很久。风吹过石榴树枝，发出细细的呜咽声。

　　“不去。”他说。

　　“为什么？”

　　“你秀兰姨在这儿。你秀兰姨种的树在这儿。我走了，谁给它浇水？”

　　陈竞没再问了。他把镜头拉远，把王叔、石榴树、空鸟笼、老房子都框进取景框里。然后他按下了快门，一张照片，不是纪录片素材，是他自己想留的。

　　第六节：赵婶的探望

　　赵婶是下午来的。她拎着一兜苹果，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进来了。

　　“老王，你在家呢？”

　　“在家。”王叔从堂屋出来，“你咋又带东西？上次带的还没吃完。”

　　“放着你吃。又不坏。”

　　赵婶把苹果放在桌上，在石榴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她看了看那棵石榴树，又看了看挂在枝头的空鸟笼。

　　“鸟呢？”

　　“在屋里。病了。”

　　“什么病？”

　　“老了。”王叔在她旁边坐下，“跟人一样，老了就不行了。”

　　赵婶叹了口气。她看着王叔的侧脸，看着那些比去年又深了一层的皱纹。

　　“老王，你儿子是不是要接你去美国？”

　　“你怎么知道？”

　　“你儿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劝劝你。”

　　王叔没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烟雾在风里散开，很快就不见了。

　　“老王，”赵婶的声音轻下来，“你一个人在这儿，有个头疼脑热的，谁管你？”

　　“有你们呢。”

　　“我们不能天天守着你。”

　　“我不需要人守。我身子骨硬朗着呢。”

　　赵婶看着他，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行。你自己拿主意。但有一句话我得说——你儿子是为你好的。你别寒了他的心。”

　　王叔把烟掐灭了，站起来，看着赵婶。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不是为了让自己好才活着的。我得对得起你秀兰姨。”

　　赵婶的眼眶红了。她转过身，推门出去了。

　　王叔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石榴树。风吹过，几片枯叶从枝头落下来，落在他的肩上。

　　“秀兰，”他轻声说，“你听见了吗？你儿子要接我去美国。我不去。”

　　风吹过石榴树枝，呜咽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