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内偶记》松间砚火

3、青袍压岁银

　　腊月廿六，阴，风稍息

　　龙江关的差遣定了，在腊月廿八。刘秉刚典史那边递了正式的文书过来，着一份粮船数目、押运官兵及历年纠纷的卷宗给我，命我先“熟谙情弊”。厚厚的卷宗抱回来，压在案头，像另一重无形的山。

　　心事多了，人反而显得静。一整日，我都在值房里，就着窗外灰白的天光，翻阅那些字迹不一、墨色陈旧的卷册。龙江关，漕粮入金陵的第一道闸口，账目上的“折耗”、“水脚”、“漂没”，每个词后面都可能藏着说不清的糊涂账，和比账目更糊涂的人心。刘典史那句“嘴巴严实”，此刻品来，字字千钧。

　　黄昏散值前，胡肃司务竟踱了进来，手里捏着个簿子。他径直走到我案前，将簿子摊开，手指点在一处：“孟文书，你画押的是‘常勤’档，十两。按新规，这十两，准从你的年终禄银里直接划扣。划扣后，余银三十两，腊月廿八，便可凭此签条去后堂支领。”他推过来一张盖着户房印信的支领签条，又道，“至于那‘预支明年半俸’的恩典，你若要，也需在廿八前递个呈请。”

　　他说得平平板板，像在陈述今日天气。我却听懂了里头的两道钩子：年终银被先扣去十两；若想年关宽裕些，便得自己主动去申请那根“预支”的绳索，套上来年的脖子。

　　“卑职……知晓了。多谢司务提点。”我垂下眼，收了签条。

　　胡肃鼻腔里似是哼了一声，算是回应，合上簿子走了。值房里还没走的几个同僚，彼此交换着眼神，无人说话，只余一片收拾纸笔的窸窣声。王闻达经过我身边时，脚步停了半拍，极低地说了句：“支领时，银子兑成色，仔细些。”说完便像没事人一样走了。

　　我握着那支领签条，薄薄一张纸，却重得压手。三十两。这便是这个年，以及未来数月，全家所能指望的全部现银了。心里头那本模糊的账，忽然变得急迫起来，数字翻涌，亟待厘清。

　　归家的路，觉得比往日更长。风虽息了，寒气却仿佛渗进了青石板路缝里，直往上冒。手里攥着那张签条，指节都冻得发僵，却不敢松开，仿佛一松，那三十两的着落也没了。

　　推开家门，一股混合着草药味和粟米粥气的温热扑面而来，竟让我眼眶微微一热。娘子正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个粗陶碗，见我回来，脸上露出一点细微的笑意：“回来了？刚好，粥也得了。”

　　晚饭依旧是稀粥，配一碟咸齑，一碟昨夜剩下的、热过的腌肉——那肉切得极薄，只有寥寥几片。母亲在里间炕上歇着，偶尔传来几声压抑的咳嗽。小儿谦儿趴在唯一一张方桌的角落，就着油灯描红，小手冻得通红，却写得认真。

　　饭罢，收拾了碗筷。谦儿睡下了，母亲的咳声也渐息。娘子将油灯拨亮些，搬出她那口收着要紧物事的旧藤箱，又从箱底取出一个蓝布包。她在我对面坐下，将布包解开，里面是几本册子，一些零散的纸条，还有一个小小的、用帕子仔细包着的木盒。

　　“眼见就是廿八了，”她声音平静，像是在说一件最寻常的家事，“今年的账，该拢一拢了。心里有个数，年才好过。”

　　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发干。看着她将那几样东西在桌上摆开。

　　她先翻开一本册子，纸页泛黄，是她用蝇头小楷一笔笔记下的日常流水：“这是今年大的进出。你的月俸，每季有些许‘冰敬’、‘炭敬’的同僚分摊，零零总总，入项都在这里。”她指尖划过一行行日期与数目，每月二两五钱俸银，偶尔多出几钱几分，清清楚楚。一年下来，月俸总计三十两，额外杂入不过四两余。

　　她又打开那木盒，里面是几块碎银，两串铜钱，还有那张我刚带回来的支领签条。“家里现银都在此了，加上你年终扣去袍银后能领的三十两，”她顿了顿，抬眼看了我一下，“总共……能动的，约莫三十四两现银，外加这些零钱。”

　　三十四两。这个数字说出来，屋里似乎更静了，连油灯毕剥的轻响都听得真切。

　　“再看出的项。”娘子拿起那些零散纸条，一张张抚平。她的声音依旧稳，只是语速慢了些。

　　“娘的药钱，这是最要紧的。”她抽出一张李大夫药铺出具的、墨迹有些晕开的账目，“今年方子换过两次，药价涨了些。到今日，尚欠着李大夫五两二钱。大夫仁厚，允了赊欠，但年前……总需还上一些，至少二两。”

　　“谦儿在杜夫子那的束脩，年初交了全年六两。但笔墨纸砚，今年耗得比往年多，买了两回，用去约八钱。来年开春的纸笔，还得预备下，估摸一两是要的。”

　　她说着，又取过一张纸，上面是她自己记的日常用度：“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月再怎么省，一两二钱是断不能少的。今年闰了一个月，便是十五两六钱。冬日的炭，买了两次，共用二两四钱。你衙门里中午那顿饭，每月贴补三钱，一年三两六钱。”

　　她的指尖微微有些颤，但声音还是平的：“年里节下，人情往来不能再省。上官那里，几位司务、书办处，年敬总要有一点，合计预备三两。同僚间红白喜事，今年有三桩，出了一两五钱。还有……我娘家兄长那里，秋里老娘生病，虽不宽裕，也寄去了5钱。”

　　她一样样说着，我一样样听着。数字从她口中吐出，像一颗颗冰冷的石子，投入心湖，激起层层寒意。

　　“还有，”她停了一下，声音更轻了，“你那双旧靴，底子磨穿了，补过两次，不能再将就。做新的，至少需六钱。我的冬衣，还是出嫁那年做的，棉絮早就硬了，今年想……想絮点新棉花，大概要八钱布料工钱。谦儿的棉裤短了，接一截，也得三钱布。”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只是看着桌上那些代表“出项”的纸条，仿佛那些薄薄的纸片有千钧重。

　　我默默拿起她记总账的册子，翻到后面空页，捡起一支秃笔，舔了点墨，就着灯光，将方才她念的那些数目，一项项列出来：

　　> 入项总计：
　　> 月俸银：三十两
　　> 年终养廉银（扣袍银后）：三十两
　　> 杂项入息：四两二钱
　　> 共计：六十四两二钱（其中三十四两为现银可支用）

　　>出项（已发生及必要预备）：
　　> 欠药铺：五两二钱（需还至少二两）
　　> 儿子束脩笔墨：六两八钱（已付） + 一两（预备）= 七两八钱
　　> 家用柴米油盐：十五两六钱
　　> 冬日炭火：二两四钱
　　> 衙门午膳贴补：三两六钱
　　> 年敬人情：三两
　　> 同僚红白：一两五钱
　　> 妻族打点：五钱
　　> 新靴：六钱
　　> 妻新絮棉衣：八钱
　　> 儿接棉裤：三钱
　　> 共计：四十二两九钱

　　笔尖在“共计”处顿住，洇开一小团墨渍。六十余两的入项，尚未计算年关必备的年货、祭祀、可能的应急，仅仅这些最基本的、无法再削減的支出，已去四十多两。那三十四两现银，即便全部填入，也所剩无几。而这账，还未算上来年正月被“预支”走的半个月月俸，也未算任何天灾病业的意外。

　　屋里死一般寂静。油灯的光焰跳动着，将我们俩低头对账的影子投在灰白的墙上，晃动，沉默，庞大而无力。

　　良久，娘子伸手，轻轻将那张列满出项的纸移过去，看了半晌，低声道：“药钱，先还二两。李大夫是好人，能缓。谦儿的纸笔，家里还有半刀毛边纸，我裁一裁，先用着。新靴……你的旧靴，我明日再寻些厚实的皮子补补，撑过这个冬，开春再说。棉衣……我的也不急，旧棉絮晒晒，还能对付。年敬，几位紧要的上官处不能少，同僚间的……可否再减减？至于我娘家的……”

　　她声音哽了一下，没再说下去。

　　“不。”我开口，声音沙哑得自己都陌生，“药钱，年前需还三两。李大夫不易。你的棉衣，要絮。谦儿的纸笔，要买。年敬同僚，按旧例。岳家……已是亏欠。”

　　我说得艰难，却知道，有些东西，再省，就省掉了为人的一点底线。

　　“那……预支明年俸禄的事？”娘子抬头，眼中是清晰的忧虑。那意味着，明年一开始，我们就背着债。

　　我看着那账目，那三十四两的数字，又想起刘秉刚派下的龙江关差事。那差事苦，但或许……或许能有少许“辛苦”补贴？即便没有，离开这令人窒息的衙门算计几日，去面对实实在在的粮食与河水，也好。

　　“暂且不递呈请。”我最终道，“年关，先紧着过。龙江关这趟差事回来，再看。”

　　娘子看着我，目光复杂，有忧，有疼，也有一种深植于骨血里的坚韧。她慢慢将那些纸条、册子收拢，重新用蓝布包好，放回木盒，动作轻柔而郑重，仿佛在安置全家人的性命。

　　“也好。”她只说了一句，吹熄了油灯。

　　黑暗中，我们和衣躺下。冰冷的被褥许久才有一丝热气。身畔，娘子呼吸渐渐均匀，我却睁着眼，望着头顶看不见的椽子。那些数字在黑暗中翻腾：十两的袍银，三十两的年终余款，五两二钱的药债，十五两六钱的柴米油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