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照流年》陈家的小废物

3、逃离与奔赴，特区的寒冬 一

　　一九八二年，早春。

　　海风湿冷，带着化不开的咸腥气。关山月推开自家那扇咯吱作响的破木门，屋里一股尘封的霉味扑面而来。墙角结着蛛网，母亲生前用过的矮凳倒在地上，积了灰。

　　她没去扶。把手里小小的包袱放在还算干净的灶台上，里面是几件打补丁的衣服，母亲的二十块钱和那本《唐诗三百首》，用油纸包了又包，贴身藏着。

　　村里不再像年前那样死寂。关于“包产到户”、“出去闯荡”的议论，像解冻后海面下的暗流，在饭桌上、码头边、织网的女人堆里悄悄涌动。有人去了县里的建筑队，有人偷偷倒腾海货去邻省卖，胆子最大的，话题总离不开南边那个画了圈的地方——深圳。

　　山月在公社门口的水泥墙上，看到过一张褪了色的招工简章，红头文件，字迹模糊。上面说那边新建的工厂需要人手，管吃住，有工资。她把那几个字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

　　回村的路上，她踩过潮湿的沙地，看着远处灰蒙蒙的海天一色。母亲的话在耳边响：“别困在这里……要走出去。”走出去，去哪里？深圳。那两个字像烧红的炭，烫着她的心。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婶母看她的眼神像看贼，村里关于她“克父克母”、“心气高”的闲话从未停歇。这间破屋，这片海，都在无声地往下拽她。

　　那天傍晚，她在自家屋后的礁石边找到付流年。他刚收完网，正把渔获分拣到竹筐里，手指冻得通红。

　　“我要走了。”山月直接说，海风吹得她的头发扑在脸上，“去深圳。”

　　流年拣鱼的手停了一下，没抬头：“什么时候？”

　　“就这几天。”山月看着他的侧脸，“我打听过了，有长途车到广州，再从广州转。”

　　流年沉默了很久，只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最后，他抓起一条小鱼，扔回海里。“我跟你去。”

　　山月一怔：“你不用……”

　　“我跟你去。”他重复了一遍，这次抬起了头，眼神很定，“我留在这儿，也是捕鱼，挣工分。没意思。”

　　“你家里……”

　　“我自己有打算。”

　　流年的打算，是偷偷卖掉家里那副半新的尼龙渔网。渔网是家里重要的生产资料，他爹看得跟命根子似的。他等了个他爹去公社开会、他娘回娘家的空档，扛起渔网，走了十几里路，找到邻村一个专收二手渔具的贩子。贩子压价压得狠，流年咬着牙，没多争辩，接过那叠薄薄的、沾着鱼腥味的票子，数也没数，塞进裤腰里缝死的暗袋。

　　他用这笔钱，买了两张去广州的长途汽车票。剩下的，连同山月那二十块钱，就是他们全部的本钱。

　　出发的前一夜，流年才对他母亲说，要去县里找份工，可能很久不回来。他娘骂他“翅膀硬了”，又哭又闹。流年跪下来磕了个头，什么也没解释，趁天没亮，背上一个旧帆布包，里面塞了两件衣服和几个冷饭团，出了门。

　　山月这边简单。她没跟任何人道别。天蒙蒙亮，她锁上老屋的门——其实锁不锁都一样，里面没什么可偷的了。她把钥匙扔进了海里。

　　两人在村外三里地的公路岔口碰头。流年递给她一个还温热的铝饭盒，里面是两个煮鸡蛋。山月接过，指尖碰到他粗糙的手掌。

　　长途汽车是辆破旧的解放牌，油漆斑驳，里面挤满了人，混合着汗味、烟草味和鸡鸭粪便的气味。山月和流年挤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行李抱在怀里。

　　车子发动，颠簸着驶离。山月回头，从沾满泥点的后窗望出去。熟悉的渔村、灰色的滩涂、那条蜿蜒的海岸线，在晨雾中越来越淡，终于消失在起伏的丘陵后面。

　　她转回身，坐正。流年从帆布包侧袋摸出个小纸包，打开，是几颗水果硬糖。他递给她一颗。

　　山月剥开糖纸，把糖含进嘴里。甜味化开，和几年前他塞给她的那颗，味道一样，又似乎不一样。

　　车子摇晃着，驶向未知的南方。车厢里有人在高谈阔论，说深圳遍地是黄金，高楼像竹子一样往上窜。山月静静听着，手不自觉按在胸口，那本《唐诗三百首》硬硬的棱角硌着她。

　　流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但他的手臂，稳稳地横在座位靠背边缘，挡住了旁边挤过来的人群。

　　窗外，是不断后退的、初春时节依然荒凉的山野。前方，路的尽头，天色似乎亮了一些。
　　一九八二年，春末。深圳。

　　关山月和付流年站在罗湖汽车站外，被眼前的景象震得有些失语。灰尘漫天，到处都是工地，打桩机的声音“咚、咚、咚”砸在耳膜上，远处确实有高楼在盖，但更多的是低矮杂乱的工棚和铁皮屋。空气里混合着水泥灰、汗水和一种陌生的、焦躁的气息。

　　和他们想象中“遍地黄金”的样子，不太一样。

　　最先碰壁的是介绍信。他们去几家门口贴着招工启事的工厂问，对方一听他们是从福建农村来的，没有单位介绍信，脸色立刻就冷了，摆手让他们走开。有个门卫好心，压低声音说：“没户口没介绍信，正规厂子谁敢要？去那边看看，有些小厂子，私人开的，管得不严。”

　　顺着指点，他们找到一片更破败的区域，低矮的厂房挨挤着，机器轰鸣声刺耳。一个叼着烟、穿着皱巴巴西装的男人坐在门口，上下打量着他们：“会干什么？”

　　流年说：“有力气。”

　　山月补充：“我手快，能学。”

　　男人吐了个烟圈：“玩具厂，装小汽车、洋娃娃。包住，管两顿饭，一个月三十块，干不干？”

　　三十块。山月心里算了一下，比在村里织网强多了。她和流年对视一眼，点了头。

　　所谓的“包住”，是厂房后面用石棉瓦和铁皮搭出来的棚子，男女分开，大通铺，挤着二三十号人，气味浑浊。行李——其实就两个破包袱——被工头随手扔在角落一张空铺上。食堂的饭是清水煮白菜配糙米饭，油星都少见。

　　第二天就开始上工。车间里光线昏暗，塑料味呛人。山月分到的活是把细小的塑料轮子按到玩具车底盘上，计件算钱。她手指本就灵巧，憋着股劲，埋头猛干，一天下来，手指又红又肿，被塑料边缘划出不少口子。流年干的是体力活，把成箱的原料搬进来，再把组装好的成品搬出去。

　　工头姓黄，颧骨很高，眼神总是阴阴的。发工钱那天，他把一沓零票甩在流年面前：“这个月，你搬坏了两箱料，扣十块。住宿费水电费，扣五块。剩下十五，拿好。”

　　流年盯着那沓钱，没动：“搬坏的箱子，是本来就有裂缝。”

　　黄工头冷笑：“我说是你弄坏的就是你弄坏的。不想干？后面排队的人多的是。”

　　山月拉住流年胳膊，轻轻摇了摇头。流年下颌线绷紧，还是伸手拿过了那十五块钱。

　　他们唯一的积蓄，山月那二十块和流年卖网的钱，被工头以“统一保管安全”为由收走了，说是走的时候结清。山月夜里悄悄把母亲那本《唐诗三百首》藏在枕头芯里，这是她无论如何不能丢的东西。

　　日子像生锈的齿轮，缓慢而沉重地转动。山月的手指渐渐适应了高速的组装，疼痛变成了麻木。她发现车间角落的旧报纸堆里，偶尔会有半张被人丢弃的《南方日报》，她趁休息时捡来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从报纸上，她知道了有“夜校”，可以学文化，学技术。

　　她跟流年商量：“我想去读夜校。学了东西，也许能找更好的活。”

　　流年没犹豫：“你去。钱的事，我想办法。”

　　他所谓的想办法，是下班后跑去更远的码头，找零星的搬运活。码头装卸是按趟算钱，更累，但现结。他每天回来得更晚，身上不是汗就是灰。食堂偶尔有白面馒头，他领了，用手帕包好，带回棚子里给山月。自己就着开水，啃从老家带来的、早已硬得像石头的红薯干。

　　山月把馒头掰开，一定要分他一半。两人就着铁皮屋缝隙里漏进来的月光，默默吃完。

　　夜校的学费不便宜。山月更加拼命干活，流年也在码头搬得更多。黄工头似乎察觉了什么，对流年越发刁难，总是派给他最重最脏的箱子，或者在他经过时“不小心”伸脚绊他。流年都闷声忍了。

　　直到那个月底，流年在码头扛完最后一袋水泥，领了当天的工钱——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往回走的巷子里，被三个流里流气的人堵住了。

　　“哥们，借点钱花花？”为首的那个晃着膀子。

　　流年把攥着钱的手背到身后：“没有。”

　　推搡立刻发生了。流年力气大，但对方有三个人，手里还有半截木棍。混乱中，木棍砸在他左臂上，他闷哼一声，另一人趁机去抢他手里的钱。流年红了眼，死死攥着不放，那是山月的学费。

　　最后是巷口传来巡夜人的手电光，那几人才骂骂咧咧地跑了。流年靠在潮湿的砖墙上，喘着粗气，左臂火辣辣地疼，一动就钻心。他摸了摸裤袋，钱还在，被汗水浸得发软。

　　回到铁皮棚，山月正在油灯下看夜校的招生简章。看到他一身狼狈，袖子扯破，手臂上一片青紫肿得老高，还有擦破的血痕，她手里的纸飘落在地上。

　　“怎么回事？”

　　“摔了一跤。”流年想轻描淡写。

　　山月不说话，去打了一盆清水，又翻出他们仅有的一点盐，化在另一个破碗里。她用毛巾蘸了盐水，示意流年坐下。

　　盐水碰到伤口，流年肌肉猛地一缩，牙关咬紧。

　　山月的手很轻，但很稳，一点点擦拭掉污垢和血渍。油灯的光晕染开，照亮她低垂的睫毛和紧抿的嘴唇。清洗完，她撕了自己一件旧衬衣相对干净的内衬，给他包扎。

　　“钱呢？”她低声问。

　　流年用没受伤的右手，从裤袋里掏出那几张湿软的毛票，放在床铺上。

　　山月看着那几张票子，又看看他肿起的手臂，眼圈慢慢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继续手上的动作，把布条仔细系好。

　　“流年，”她声音很轻，却清晰，“我们再难，也要一起撑下去。”

　　流年看着她，手臂的疼痛好像没那么难以忍受了。他点点头，想说什么，喉咙却有些哽，最后只“嗯”了一声。

　　铁皮棚外，深圳的夜晚并不宁静，远处工地的灯光彻夜不熄，各种声音隐约传来。这个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长，而他们，像两颗被巨浪抛到岸边的沙砾，紧紧挨在一起，对抗着无边的寒冷与未知。

　　夜还很长，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