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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儿子的风波,人性的柔软 ...

  •   流年住院治疗了大半个月,腰疾缓解不少,但医生嘱咐不能再干重活,需要长期休养。他回到家里,大部分时间只能坐着或躺着,建材店的事基本交给了老陈和关岳。

      关岳二十出头,正是心高气傲的年纪。在建材店里打杂,他觉得憋屈。看着周围以前不如他的同学,有的去了南方打工,回来穿得光鲜,说起“做生意”、“跑业务”头头是道;有的在县城开了小店,也像模像样。他觉得自己守着父亲这个又脏又累的小店,没出息。

      九十年代末的下海潮余波未平,各种“快速致富”的神话在小镇青年间口耳相传。关岳结识了一个从广州回来的“老板”,姓赵。赵老板衣着时髦,抽着好烟,说起服装生意滔滔不绝,什么“从石狮拿货,到北方翻几倍卖”、“一个季度就能回本”。关岳听得心头发热。

      他想入股,跟赵老板合伙干。自己没钱,就打起了家里的主意。他知道父母辛苦,攒点钱不容易,更知道姐姐关月读书、出国花了家里很多钱。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觉得父母偏心,资源都倾斜给了姐姐,轮到他,就只有这个灰扑扑的建材店。

      他先是试探着跟山月提,说想自己做点生意。山月问了问具体情况,一听是跟不太熟的人合伙做不熟悉的服装生意,就皱了眉:“你才多大?经验没有,本钱也没有,做什么生意?先在店里跟你陈伯好好学,把基础打牢。”

      关岳不服气:“姐当年出去读书,你们就支持!我想做点事,你们就拦着!不就是觉得我不如姐能干,读不了书吗?”

      流年躺在床上,听到争吵,沉声说:“你姐那是读书,是正路!你这是什么?听着就不靠谱!那个姓赵的,底细你清楚吗?”

      关岳梗着脖子:“你们就是看不起我!”摔门走了。

      这次争吵后,关岳消停了几天,但心思没断。他偷偷从建材店账上挪了一笔钱,又找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哥们借了一些,凑了个整数,交给了赵老板,算是入了股。赵老板拍着胸脯保证,让他等着分红。

      头两个月,关岳还真收到了两笔不大的“分红”,赵老板说是生意刚起步,利润薄。关岳拿到钱,给家里买了点水果点心,话里话外透着得意。山月和流年问钱哪来的,他含糊说是帮朋友忙,人家给的酬谢。

      山月心里疑惑,但没抓住把柄。

      又过了一个月,赵老板说接到一笔大单,需要追加投资,利润可观。关岳被之前的“分红”冲昏了头,又挪了店里一笔更大的款子,加上自己攒的和又借的,全投了进去。这次投完,赵老板就联系不上了。手机关机,原先说的仓库地址,人去楼空。

      关岳这才慌了神。去找当初一起“入股”的另外两个人,发现他们也都被骗了,血本无归。更糟的是,他们之前为了筹钱,以建材店的名义,向镇上一家放贷的“金融公司”借了笔短期高息贷款,用的是店里营业执照和流年的身份证复印件(关岳偷拿的)。现在还款期到了,赵老板卷款跑路,债主直接找到了建材店。

      流年和山月这才知道儿子闯了多大的祸。被骗走的钱,加上高利贷的本金利息,是一笔足以压垮这个刚缓过劲来的家庭的巨款。放贷的人态度强硬,扬言不还钱就砸店,还要告他们诈骗。

      祸不单行。赵老板跑路前,还涉及另一桩合同诈骗,被外地警方立案。关岳作为“合伙人”之一,也被牵连进去。一天早上,警察上门,带走了懵了的关岳。

      关岳被关进了县里的看守所。山月和流年如同晴天霹雳。流年急得从床上爬起来,腰伤差点又犯。两人四处托人打听,找律师。律师说,情况不乐观,关岳虽然可能不知情,但确实参与了经营,用了假合同,骗贷的事也证据确凿,如果对方揪住不放,判刑的可能性很大。

      探视时,隔着玻璃,关岳穿着号服,头发被剃短了,眼圈深陷。他看到父母,第一句话不是悔过,而是怨恨:“你们现在满意了?要不是你们当初不帮我,不支持我,我会去借高利贷吗?你们眼里就只有我姐!她花钱你们舍得,到我这儿,一分钱都抠!”

      山月握着话筒,手抖得厉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生生忍住。流年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看守所出来,两人站在凛冽的寒风里,许久没动。家里能动的钱,之前给流年看病已经花了不少,剩下的远远不够填窟窿。关月的工资不低,但她在S市刚贷款买了套小房子,每月还贷压力也大,而且这事他们不敢立刻告诉关月,怕她担心,也怕她像关岳说的那样,觉得父母偏心,拿钱出来填这个无底洞。

      走投无路之下,山月想起了刘博文。刘博文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开了酒楼,还涉足一点运输,在镇上算是头面人物,人脉广。

      山月一辈子要强,从没低声下气求过人。那天,她走到刘博文家气派的小楼前,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按响了门铃。

      刘博文见到她,有些意外。听她红着眼眶,语无伦次地说完关岳的事和家里的困境,刘博文皱着眉头,许久没说话。

      “山月啊,”他叹了口气,“不是我不帮。这事……麻烦。那放贷的,背后也有人。你儿子,也确实沾了不该沾的事。”

      山月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刘老板,我知道以前……我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但孩子还年轻,不能就这么毁了。钱我们一定还,砸锅卖铁也还。只求你……帮忙说句话,让孩子先出来,债……我们慢慢还。”

      她低着头,声音哽咽,姿态放到了最低。为了儿子,她把自己半生的骄傲,都踩在了脚下。

      刘博文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颤抖的肩膀,想起多年前集市上那个挺直脊背和他对峙的女人,想起她的小店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不易。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试试看吧。成不成,不敢保证。”

      山月千恩万谢地走了。刘博文坐在红木沙发上,抽了一支烟,拨通了一个电话。

      刘博文答应“试试看”,并没有立刻给山月准信。山月和流年回到家里,相对无言,只有绝望像冰冷的潮水,一波波漫上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关岳出事,还有一个人比他们更着急——刘博文的女儿,刘倩倩。倩倩和关岳是高中同学,两人偷偷好了有一阵子了。关岳做服装生意,倩倩也知道一点,还用自己的私房钱偷偷支持过他一些。关岳被抓,倩倩哭了好几天,求她妈妈去跟爸爸说情。她妈妈一向宠女儿,又觉得关岳那孩子除了莽撞点,本质不坏,便也去吹了枕边风。

      刘博文心里其实很矛盾。他早年和山月、流年那些龃龉,虽然时过境迁,但想起来总有些不自在。

      山月如今低声下气来求他,他一方面有种微妙的、扳回一城的感觉,另一方面,看着那对夫妻半辈子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儿子却眼看要栽进泥坑,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想起自己当年刚做生意时,也吃过亏,上过当,只是运气好些,没栽得这么狠。

      再加上女儿眼泪汪汪的哀求,老婆的劝说,那点早年的芥蒂,在更复杂的人情面前,慢慢松动了。

      他先去找了放贷的那边。对方确实有些背景,态度强硬。刘博文搭上了些人情和酒席,又私下补了一部分利息,才让对方松口,同意暂缓追债,只要本金,并且不再追究“诈骗”的罪名,只当普通债务纠纷。

      接着,他又托关系,找到了负责关岳案子的经办人。他请人吃饭,送了点不轻不重的礼,话也说得委婉:“小孩子不懂事,被人骗了,也是受害者。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就这一个儿子在身边,要是真判了,这个家就垮了。能不能……以教育为主,给他个改过的机会?”

      经办人那边,其实证据也不是特别铁。关岳在诈骗案里确实属于从犯,而且被骗的损失更大。加上刘博文出面说情,态度也松动下来,答应重新梳理案情,尽量往“情节显著轻微”上靠。

      这边刘博文在活动,那边山月也没干等着。她从律师那里模糊打听到,那个卷款跑路的赵老板,老家好像就在邻县。她瞒着流年,一个人坐车去了邻县,按着模糊的地址,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

      赵老板老家在山区,很偏僻。山月走了大半天山路,才找到那个村子。赵家父母还在,是地道的农民,看起来老实巴交。听说山月的来意,老两口眼泪就下来了。

      “那个孽障啊!”赵老板的父亲捶着腿,“早就跟他说,老老实实打工,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他不听,非说外面能挣大钱……这下好,钱没挣到,还把人家孩子给害了!”

      山月看着眼前这对同样被儿子拖累、显得苍老无助的老人,心里那团怒火和委屈,忽然就泄了一半。她本来是想来质问,来讨个说法,甚至做好了撕破脸大闹一场的准备。可看着对方父母浑浊的眼泪和佝偻的背,她那些激烈的话,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了。

      “大哥,大嫂,”山月的声音有些哑,“我不是来逼你们的。你们也没钱。我就是……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儿子,跟你们儿子差不多大,现在关在看守所里,家不像家。我们老两口,半辈子辛辛苦苦,就盼着孩子好……”

      她说着,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天下父母,哪个不是这样?掏心掏肺,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可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有时候……就走了歪路。害了自己,也拖垮了家。”

      赵老板的母亲走过来,拉着山月的手,两只同样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握在一起,都在发抖。“大妹子,我们对不住你啊……是我们没教好儿子,连累了你们家……”

      两个素不相识、本该是仇人的母亲,因为各自不成器的儿子,在这间破旧的农舍里,相对流泪,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悲凉。

      山月离开时,赵家父母把她送到村口,反复说着“对不住”。山月摇摇头,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她知道,从他们这里,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但这一趟,好像把她心里那块最硬的石头,磨软了一点。

      回到镇上不久,事情有了转机。刘博文带来了消息:放贷那边答应只还本金,不再追究别的;案子那边,也同意变更强制措施,可以把关岳取保候审,后续很大可能不起诉,但需要退还赃款(被骗的贷款部分)和缴纳罚款。

      退赃和罚款,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山月和流年把家里能卖的都盘算了一遍,小店和建材店的流动资金全部抽空,还是不够。

      这时,刘博文又做了一件事。他拿出一张存折,递给山月:“这里有点钱,算我借给你们的。先把眼前的难关过了,把孩子弄出来要紧。以后……慢慢还。”

      山月看着那张存折,手像被烫了一样缩回来。“刘老板,这……这怎么行?已经够麻烦你了……”

      “拿着吧。”刘博文把存折塞进她手里,叹了口气,“倩倩那丫头,天天在家哭。关岳这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就是太毛躁。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先顾人。”

      他的语气很平淡,没有施舍的高傲,也没有讨人情的意思,更像是一种……经历过世事起伏后的通达,或者说,是为人父母者,对另一对父母困境的某种恻隐。

      山月捏着那张存折,指尖冰凉,心里却有什么东西,热热地涌上来,堵住了喉咙。她低下头,深深鞠了一躬。

      关岳取保候审那天,是流年去接的。关岳从里面出来,人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眼神躲闪,不敢看父亲。

      回到家,看见母亲和坐在椅子上的父亲,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头埋得很低,肩膀耸动,终于嚎啕大哭起来。这一次,不再是怨恨,是后怕,是悔恨,是看到父母仿佛一夜之间更添的白发和憔悴时,锥心的痛。

      山月没有骂他,流年也没有。家里寂静无声,只有关岳压抑不住的哭声。

      人性的柔软,有时候来得毫无道理。它可能源于儿女的泪水,可能源于对手突然的示弱,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在漫长而艰辛的生活跋涉中,终于在某一个节点,看懂了彼此身上相似的尘土与伤痕,于是放下了干戈,伸出了或许笨拙、却带着温度的手。

      这一场风波,几乎掏空了这个家再次积累起来的微薄底气,却也意外地弥合了一些旧日的裂痕,让关岳在跌倒流血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脚下的路和身后始终未曾放弃他的父母。代价惨重,但有些成长,或许只能以这种方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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