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隅间 ...
-
凌晨两点十七分。
办公室的落地窗外，这座城市还没睡。远处写字楼的零星灯火。我刚刚结束与伦敦分公司的视频会议，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条款逐渐模糊成一片黑色的光斑。
手机屏幕就在这时突然亮起，幽蓝的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
“章锁清，人生是什么？”
是郁信发的消息。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下去。
没有下文的话，只有这六个字和一个问号，悬在对话框里，像黑暗中突然打开的一扇窗，窗外是深不见底的夜。
距离上一次见到郁信，已经过去三个月零六天。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在日程表上标记了一个红色的圆圈——那是我们约好要去听一场小型爵士乐演出的日子。但他没有来。我等到演出散场，乐手们开始收拾乐器时，才收到他的短信：“抱歉，临时有事。”
后来我知道，那天他所谓的“有事”，是在出租屋里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再上一次见面是在他工作的咖啡厅。我照例在早上八点十五分到达，他正在给一台咖啡机除垢，背对着门口，深蓝色的工作服有些皱。店里的背景音乐是某乐队的冷门专辑，主唱的声音蒙了一层雾。
“美式，中杯。”我说。
他转过身，眼下有新鲜的青影，“早。”他扯出一个笑，但眼睛没有笑。
等待咖啡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细长的手指，指关节处微微发红，左手手背上有一道新结痂的划痕。他递给我咖啡时，杯子边缘沾了一点没擦干净的奶渍，手指微微发抖。
“你还好吗？”我问。
他顿了顿，用抹布擦了擦吧台——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
“老样子。”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要被咖啡机的研磨声淹没。
那天下午，我本该去参加一个行业峰会，却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咖啡店。下午三点，店里很空，只有角落里坐着一个戴耳机的学生。郁信在清理冷藏柜，身体几乎要探进去。
“郁信。”我叫他。
他猛地直起身，后脑勺撞到柜门边缘，发出一声闷响。但他似乎不觉得疼，只是转过身，眨眨眼，看着我。
“晚上一起吃饭？”我问。
他沉默了几秒。“今天可能要盘点库存。”
“我可以等。”
他又沉默，然后点点头。“好。”
现在，凌晨两点二十分，他的问题悬在手机屏幕上。我按了按太阳穴，那里正一跳一跳地疼。窗外，有车缓缓驶过，红色的尾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一道转瞬即逝的光痕。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等待音，一声，两声，三声。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听时，电话通了。
“郁信？”
那边很安静，静得能听见微弱的电流声，像远处海浪冲刷沙滩。
“你那个答案太长了，”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我不喜欢。”
我想起半年前的那个天台。那是我们第三次见面后的周末，他说带我去一个“看城市最好的地方”。那栋楼有二十七层，顶楼的天台没有锁，推开发出锈蚀尖响的铁门，整个城市便铺展在脚下。
风很大，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他背靠着栏杆，头发被吹乱，香烟的烟雾刚离开嘴唇就被撕碎。城市的霓虹在他身后展开一片沉在海底的光，红的、蓝的、黄的，交织流淌。
“章锁清，人生是什么？”他问，眼睛望着远处某栋大楼顶端的，一闪一闪的红色航空警示灯。
我思考了一会，给出了一个精心构建的答案——关于责任与自由，存在与意义，个体与社会的契约关系。我洋洋洒洒说了好几分钟。那是我擅长的领域：逻辑清晰，结构完整，论据充分。
他安静地听着，不打断，也不回应，只是笑。直到我说完，他才轻轻吐出一口烟，烟雾立刻被风吹散。
“所以，”他转过头看我，昏暗光线里，他的神情我看不真切，“对你来说，人生就是一份需要不断履行的合同？”
“是一种建构。”我修正道。
他又笑了，不是那种开怀的笑，而是一个很浅的、浮在表面的弧度。“有意思。”他说，然后又转回去看城市。
现在，在凌晨两点的寂静里，他再次问出同样的问题。
“所以章锁清，人生是什么？”他的声音平静得异常。
我想了想，说：“活着。”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很轻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
“这个好，”他说，“短。”
然后他挂了电话。
忙音在耳边响起，单调而持久。
我握着手机，站在落地窗前，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不是空调温度太低的那种冷，而是从身体内部漫上来的，沿着脊椎缓慢爬升的寒意。
我重新拨过去。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
我第一次见到郁信，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午后。
那天我要见一个极其难缠的客户——一家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傲慢、善变、对细节吹毛求疵。会议安排在下午六点，我需要一杯能提神但不过分刺激的咖啡，好保持大脑清醒又不会手抖。
楼下的咖啡店名叫“隅间”，店面很小，只能容纳四张桌子。装修是工业风混搭日式简约，裸露的砖墙，原木色的桌椅，墙上挂着几幅抽象线条画。推门时，门上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
柜台后站着一个年轻人，正在擦拭玻璃杯。他抬头看我，眼睛是浅褐色的，在午后的光线里像透明的琥珀。
“需要什么？”他问，声音平稳，没有一般服务行业那种刻意热情的调子。
我看了眼菜单。“推荐什么？我需要提神，但不想要太重的酸味。”
他放下杯子，想了想。“冷萃吧。”
“好，就这个。”
等待的时候，我打量着他。他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有些空荡。头发略长，软软地搭在额前。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做咖啡的动作熟练而专注，像是进行某种仪式。
“您的咖啡。”他把杯子放在台面上，附带一张纸巾——不是普通纸巾，而是印有店标和一句手写体诗句的特制纸巾：“在所有的失去中，唯有失去本身不可失去。”
我挑了挑眉。“这是店里的特色？”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纸巾。“哦，那个啊。老板喜欢文学，每个月换一句。”
我点点头，拿起咖啡。第一口苦而顺滑，回味有隐约的果香。
“很好。”我说。
他微微颔首，算是回应，然后转身继续擦拭咖啡机。
那天的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晚上十点。客户最终在合同上签了字，我松了口气，却也感到一阵疲惫。回公司整理文件时，又经过那家咖啡店。灯还亮着，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正在拖地，动作缓慢而认真。
鬼使神差地，我推门走了进去。
风铃再次响起。他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打烊了？”我问。
“快了。”他说，“不过可以做最后一杯。”
“还推荐冷萃吗？”
他摇头。“晚上喝冷萃，可能会睡不着。试试我们的热可可？店里自己调的配方。”
我点了热可可。他做得很慢，先融化巧克力块，再加入牛奶，最后撒上一点点海盐。整个过程安静得只剩下液体倾倒和搅拌的声音。
“给。”他把杯子推过来。
我尝了一口，浓郁但不甜腻，海盐恰到好处地平衡了巧克力的厚重。
“你在这工作多久了？”我问，纯粹是没话找话。
“两年。”他说，开始清洗用过的器具。
“喜欢咖啡？”
他停下手，想了想。“不讨厌。”很诚实的回答。
“我叫章锁清。”我主动介绍。
“郁信。”他说，“忧郁的郁，信用的信。”
“好名字。”
他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眼角有细细的纹路。“是吗？我总觉得有点沉重。”
那天我们没再多聊。我喝完热可可，付了钱，离开时风铃又响了一次。走到街角回头，看见他正在锁门，瘦削的身影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
我成了“隅间”的常客。
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我会准时出现在店里，点一杯美式，中杯。郁信通常会在我推门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仿佛有某种心灵感应。后来我发现，他只是记住了我到达的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十分，我会出现在街对面的十字路口，等绿灯，然后走过来。整个过程需要五分钟。
他给我的咖啡总会附带一张便签，上面有时画着简笔笑脸，有时写着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今天天气很好，虽然预报说会下雨。”
“隔壁花店的猫生了四只小猫，两只橘色，两只黑色。”
“地铁口有人弹吉他，唱《加州旅馆》，但跑调了。”
“梧桐树叶开始黄了。”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为什么画这些？”
那是十月的一个早晨，他刚在便签上画了一朵云，云下面画了几条斜线表示雨。听到我的问题，他擦咖啡机的动作顿了一下，水珠顺着不锈钢表面滑落。
“怕你忘记。”他说。
“忘记什么？”
“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他抬起头，看着我，“天气，猫，跑调的歌，落叶。”
我一时语塞。
他继续说：“你们这样的人，眼睛里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报表，股价，合同，并购。近处的东西，反而看不见了。”
“你们这样的人？”我重复。
“成功人士。”他说，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是陈述。
“我不觉得——”
“章总，”他打断我，第一次用这个称呼，“你手上的表，够我一年房租。你的西装，一套能买下店里三台咖啡机。你走路很快，说话简洁，看人时习惯性地评估价值。”他顿了顿，“我没有恶意。只是观察。”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又摸了摸西装袖口。他说得对。
“那你呢？”我问，“你观察这些，然后呢？”
他想了想。“然后记住。然后某天告诉某个可能需要记得的人。”
那个早晨，我比平时晚了二十分钟离开咖啡店。坐在角落的位置，喝完那杯美式，看着窗外匆匆走过的人群。每个人都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表情专注，步伐坚定。我突然想，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今天的天空特别蓝，风里有桂花香？
我们开始偶尔一起吃饭。大多是我提议，他犹豫，然后答应。
第一次是在一家日料店，我选的地方。环境安静，有私密性。他显然不太适应，进门时有些拘谨，坐下后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
“想吃点什么？”我把菜单推给他。
他扫了一眼，又推回来。“你点吧，我都可以。”
我点了刺身拼盘、烤鳗鱼、茶碗蒸和两碗乌冬面。食物陆续上来，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咀嚼，像是要把食物的味道完全分解。
“你经常来这里？”他问。
“和客户来过几次。”
他点点头，夹起一片鲷鱼刺身，蘸了很少的酱油。“很贵吧？”
“公司报销。”我说，然后意识到这话可能不妥，补充道，“今天我请客。”
他看了我一眼。“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请我吃饭？”
我想了想。“想多了解你一些。”
他笑了，那个脆弱的、几乎透明的笑。“我没什么好了解的。很普通，很无聊。”
“我不觉得。”
那顿饭，我们聊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聊。他说起老家，一个我从未听过名字的北方小城。冬天很长，夏天很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五岁，已经结婚生子。
“你和家人关系好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面条。“不坏，也不好。就像……两个平行世界，偶尔交错，然后又分开。”
“你不常回去？”
“两年没回去了。”他说，“上次回去是春节，待了三天就回来了。”
“为什么？”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那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后来，我们又一起吃过几次饭。大多是简餐，有时是午餐，他趁着咖啡店午休的两小时出来。我发现他吃得很少，对食物有种奇怪的敬畏感——总是仔细端详，慢慢品尝，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他的观察力惊人。能记得我上周二穿的是哪件衬衫，能听出我今天下午的电话会议是否顺利，能察觉我昨晚没睡好导致的偏头痛。
“你应该休息，”有一次他说，那是在一家茶餐厅，我们刚吃完简单的煲仔饭，“你太累了。”
“成功的代价。”我试图让语气轻松些。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深得像井。“什么是成功？”
我列举了我的成就：国内顶尖大学毕业，海外名校MBA，某跨国科技公司最年轻的高管之一，七位数的年薪，市中心高档小区的两居室，还有正在考虑的投资计划。
他安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像是在听一个有趣但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等我说完，他才开口：“那快乐呢？”
我愣住了。
他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当我没问。”
天台上的那次谈话，发生在我们认识三个月后。
那天是周六，我难得不加班。下午，郁信发来短信：“晚上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
我们约在咖啡店见面。他换了便服——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牛仔裤，旧球鞋。看到他这样，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穿工作服之外的衣服。看起来很年轻，像是大学生。
“去哪里？”我问。
“不远。”他说。
我们步行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一栋老旧的写字楼。楼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外墙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他显然对这里很熟悉，径直走进大堂，跟值班的保安点了点头，然后走向消防楼梯。
“电梯坏了，”他解释，“一直没修。”
我们爬了十八层楼。到顶楼时，我气喘吁吁，他倒还好，只是额头上有一层薄汗。
天台的门果然没锁。推开时，铁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风立刻灌了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城市在脚下铺展开来，一片璀璨的灯海。远处，商业区的霓虹闪烁变幻；近处，居民楼的窗口透出温暖的黄光。车流在街道上划出流动的光带，像城市的血脉。
“怎么样？”他走到栏杆边，双手撑着水泥台面。
“很震撼。”我实话实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摇头，他自己点了。打火机的火苗在风中摇曳不定，他用手护着，低头点燃。深吸一口，吐出烟雾，烟雾立刻被风吹散。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各自看着脚下的城市。风很大，吹得衣服猎猎作响。
“章锁清，”他突然开口，声音在风里有些模糊，“人生是什么？”
我转过身，背靠着栏杆，看着他。他正望着远处某栋大楼顶端的红色航空警示灯，那灯光有规律地闪烁，像心跳。
我思考了一会。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但我知道，他期待的也不是一个轻率的答案。
“人生，”我开始说，“是一系列选择和结果的累积。是我们为自己和他人建构意义的过程。是承担责任，是追求自由，是在有限中寻找无限的可能性。”我继续发挥，谈到了存在主义，谈到了社会契约，谈到了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位置。我说了很多，把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思考过的问题，都浓缩进了这几分钟里。
他安静地听着，不打断，也不回应。香烟在他指间慢慢燃烧，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最终被风吹落。
等我终于说完，他才轻轻弹掉剩下的烟蒂，看着它在风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弧线，坠入黑暗。
“所以，”他转过头看我，昏暗光线里，他的神情我看不真切，“对你来说，人生就是一份需要不断履行的合同？一份精心设计的方案？”
“是一种建构。”我修正道，“我们都在建构自己的生活。”
他笑了，不是那种开怀的笑，而是一个很浅的、浮在表面的弧度。“有意思。”他说，然后又转回去看城市。
“你呢？”我问，“你觉得人生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
“我初中的时候，”他缓缓开口，声音很轻，几乎要被风声吞没，“成绩特别好。不是全班第一，是全校第一。那时候，我甚至还在苦恼以后是要上本地的211，还是外地的985。”说到这里，他轻轻笑了笑，那笑声里有一种苦涩的自嘲，“等真的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才发现原来我们初中那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次月考，年级里一千多个人，我是第583名。”
风更大了，吹得他头发乱飞。他抬手把头发往后捋，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也更脆弱。
“跟不上。怎么努力都跟不上。就好像……别人在平地上跑步，我在泥沼里挣扎。”他顿了顿，“高二上学期，我退学了。没跟父母商量，就自己办了手续。他们知道后，打来电话，骂了我一个小时。然后，就没再打过。”
我看着他，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离家，去了几个城市。广州，深圳，杭州，最后在这里停下。”他转头看我，“你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停下吗？”
我摇头。
“因为累了。”他说。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城市的喧嚣中。
“郁信，”我说，“如果你需要帮助——”
“我知道，”他打断我，语气平静，“你想帮我。给我推荐课程，介绍工作，甚至提议让我住你的公寓。”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章锁清，你是个好人。真的。但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或者，”他顿了顿，“不走。”
“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那笑容脆弱得像晨雾，太阳一出来就会消散。
我试图帮助他，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方式。
先是推荐在线课程。我找了几门不错的编程和设计课，都是入门级，有实操项目，结业后有机会接一些简单的外包工作。我把链接发给他，他回了“谢谢”，然后就没有下文。两周后，我问他进展，他说上了两节，听不太懂。
“哪里不懂？我可以帮你。”
“不是不懂内容，”他说，“是不懂为什么要学。”
我愣住了。
然后是工作机会。我朋友的公司需要助理，工作简单，待遇尚可。我介绍了郁信去面试。他去了，穿了唯一的一套正装——不合身，袖子太长，肩膀太宽。面试后，朋友给我打电话：“你这个小朋友，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或者‘没想过’。他到底想要什么？”
我问郁信面试情况，他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问我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我想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
提议他搬到我闲置的公寓，是最直接的一次帮助。那套房子在城西，不大，但干净整洁，交通方便。我几乎不用，空着也是空着。
“你可以住那里，不用付房租，至少能减轻一些压力。”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复杂的情绪在翻涌——感激，羞愧，抗拒，最后归于平静。
“章锁清，”他说，声音很轻，“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离开那间月租八百的出租屋吗？”
我摇头。
“因为那是我能负担的。住你的房子，我就欠你了。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还得起。”
“我不需要你还。”
“我需要。”他说得很坚定，“你不需要我还，和我需要还，是两回事。”
我意识到，我所有的帮助，在他眼中都成了施舍，成了压力，成了又一份需要履行的“合同”。
最后一次尝试，是提议他去找心理咨询师。我说得很小心，尽量不让它听起来像是指责或诊断。
“有时候，和人聊聊会有帮助。专业的帮助。”
他听了，没有立刻回答。我们当时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是初冬，梧桐树的叶子已经掉光，光秃秃的枝桠划破灰白的天空。
“你觉得我有病？”他终于问。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他打断我，“你是好意。但章锁清，你知道吗？我初中时，学校的心理老师找过我谈话。因为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如果有一天》。我写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一粒尘埃，飘在空气里，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就这样永远飘着。老师说我有抑郁倾向，建议我去医院看看。”
他顿了顿，捡起脚边的一片枯叶，在手里慢慢捻碎。
“我没去。不是不相信科学，只是觉得……如果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呢？如果我不是‘病了’，而是天生就是这样一块不适合社会模具的材料呢？”
我看着他把枯叶的碎片撒在地上，细小的碎片被风吹走。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烂透了，就像大城市下水道里的老鼠，没什么本事还在灯红酒绿里乱闯。白天躲在暗处，晚上出来觅食，看见光就躲，听见声音就跑。”
我喉咙发紧。“郁信——”
“但等情绪过去了，”他抬起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令人心碎的温柔，“又会告诉自己，老鼠就老鼠吧，也挺可爱的。至少生命力顽强，给点残渣就能活。”
他又在笑。
又在妥协。
郁信失联的前一天，我恰好加班到很晚。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公司有个紧急项目需要处理。我在办公室待到半夜，修改一份明天要提交给董事会的报告。凌晨一点半，报告终于完成，我发给了助理，然后站起来活动僵硬的肩膀。
手机就是在那时响起的。
看到信息显示是郁信，我感到一丝惊讶。他很少主动发消息给我，更别说在这个时间。
我拨去电话，那边很静，静得能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
“章锁清，”他的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人生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然后想起天台上的那次对话。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我说，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
他那边传来一些声音，听上去是他在笑，但那笑声很干，很短促。
“你那个答案太长了，我不喜欢。”
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沉睡的城市。凌晨的城市和白天完全不同，少了喧嚣，多了某种神秘的宁静。远处的写字楼还有零星灯火，像不眠的眼睛。
“所以章锁清，人生是什么？”他又问了一遍，声音里有种奇异的平静。
我想了想，说：“活着。”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很轻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
“这个好，”他说，“短。”
然后他挂了电话。
忙音在耳边响起。我握着手机，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我重新拨了过去。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双腿发麻。窗玻璃上反射出我的脸，疲惫，困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但那种感觉真实而强烈，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心脏。
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早了十五分钟去咖啡店。
推门时，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柜台后站着的不是郁信，而是另一个年轻女孩，我见过几次，是店里的兼职生。
“章先生早。”她认得我。
“早。美式中杯。”我说，眼睛在店里扫视，“郁信呢？今天他休息？”
女孩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郁信……他辞职了。”
我愣住了。“什么？”
“昨天下午的事。他跟老板说想换个城市，当天就办完了交接。”女孩压低声音，“挺突然的，我们也都没想到。”
“他有没有说去哪里？”
女孩摇头。“没说。就背了个包走了，其他东西都没带。”
我站在那里，感觉世界突然变得不真实。周围的桌椅，墙上的画，咖啡的香气，一切都还在，但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消失了。
“他的联系方式……”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
“老板可能有，但……”女孩欲言又止，“郁信走之前特意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
我点点头，麻木地付了钱，拿着咖啡走出店门。阳光很好，初冬的阳光清澈透明，照在身上却没有温度。
我试着拨打郁信的电话，还是关机。发微信，消息前面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对方已不是好友。
他切断了所有联系，干净得好像从未来过。
接下来的几周，我试图寻找郁信的踪迹。
去他租住的房子，房东说他三天前就退租了，押金都没要。房间清理得很干净，什么都没留下。
问咖啡店老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眼镜，说话温和。“小郁是个好孩子，但一直不太开心。他说想换个环境，我理解。年轻人嘛，多走走看看是好事。”
“他没说去哪里？”
老板摇头，但眼神有些闪烁。我知道他可能知道些什么，但既然答应了郁信，就不会告诉我。
我甚至去派出所报过失踪，但警察听了情况后说：“成年人了，自愿离职，自愿搬家，没有证据表明有危险，我们没法立案。”
一切合法的途径都尝试过了，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郁信想消失，而他有权利这么做。
日子继续。我照常上班，开会，出差，签合同。生活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沿着既定轨道前进，不能停下，不能脱轨。
只是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我还会习惯性地走向“隅间”，然后在推门前想起，里面没有郁信了。有时候我会进去，点一杯美式，但咖啡的味道似乎不一样了。兼职生做的咖啡也不错，但少了一点什么——可能是那张多出来的便签，可能是那个简笔笑脸，可能是那句没头没尾的话。
我试过换一家咖啡店，试过自己在家煮咖啡，试过戒掉咖啡。但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那个时间点，我都会感到一阵空虚，像身体某个部分被挖走了一块。
十二月初，公司有个大型并购项目，我忙得连轴转，连续两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天深夜，我在办公室审阅合同，突然胃部一阵剧痛。冷汗瞬间浸湿衬衫，我蜷缩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是助理发现的我，叫了救护车。急性胃炎，需要住院三天。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规律的滴答声。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突然想起郁信说过的话：“你应该休息，你太累了。”
他说得对。
出院后，我放慢了工作节奏。推掉了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周末尽量不加班。我开始注意天气，路过花店时会看看那只猫，地铁口有人弹吉他时会停下来听一会儿。我甚至买了一个本子，记录一些琐碎的事情：
“今天下雨了，雨水顺着玻璃窗流下的痕迹像地图。”
“公司楼下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
“午餐的便当里有我不爱吃的青椒，但我还是吃完了。”
我看着这些我写完的话，就好像郁信还在，在我的笔触里。
新年前夜，城市里很罕见地下起了小雪。
细小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束中缓缓飘落，落地即化，路面湿漉漉的，反射着霓虹的光。我从公司出来时已经晚上十点，街上很热闹，情侣相拥而行，朋友笑闹着走过，每个人都朝着某个庆祝活动前进。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步行到了那个十八层的老旧写字楼。楼还是老样子，外墙的瓷砖脱落得更多了。保安换了人，一个我不认识的大爷。
“天台能上去吗？”我问。
大爷打量了我一眼。“大冷天的，去天台干嘛？”
“看看风景。”
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但还是放我进去了。
电梯还是坏的。我爬了十八层楼，到顶楼时气喘吁吁，呼出的白气在昏暗的楼梯间里消散。天台的门没锁，推门时，铁门发出和记忆中一样的嘎吱声。
风很大，裹挟着雪花扑面而来。城市在脚下铺展，新年装饰的彩灯闪烁，远处广场上聚集了等待跨年的人群。烟花还没有开始，但空气中已经能闻到节日的气息。
我走到栏杆边，站到郁信曾经站过的位置。水泥台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我伸手抹开，露出下面粗糙的表面。
“人生是什么？”我轻声问，声音立刻被风吹散。
没有回答。只有风声，远处隐约的音乐声，和城市永不停止的脉搏。
我拿出手机，打开与郁信的聊天窗口。最后一条消息仍停留在他问“人生是什么”的那晚，下面是系统提示：对方已不是好友。
我输入，删除，再输入。想说的话很多，想问的问题很多，但最终，我只打出一句：
“新年快乐，郁信。楼下咖啡厅没有你了，我有点不习惯。”
点击发送。消息前立刻出现红色的感叹号——依旧发送失败，对方已不是好友。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句话，突然笑了。笑声在风里破碎，消失在夜色中。
是啊，不习惯。不习惯早上八点十五分没有那杯咖啡，不习惯没有那张纸巾，不习惯没有人提醒我天气很好、猫生了小猫、有人唱跑调的歌。
但这些不习惯，终究会变成新的习惯。就像伤口会结痂，疼痛会减轻，记忆会模糊。
远处广场传来倒计时的声音，隐隐约约，通过风传过来：
“十、九、八……”
城市各个角落都在计数，成千上万的声音汇聚在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七、六、五……”
我想起郁信说过的话。他说他喜欢天文，小时候觉得宇宙真大，自己的烦恼真小。后来发现，宇宙确实大，但烦恼并没有变小。
“四、三、二……”
他又说，他像是一个局外人，在看一场电影，但既不是角色也不是观众，只是放映机里的一束光。能看见一切，但什么都不属于他。
“一——！”
零点的钟声响起，烟花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升起，在夜空中绽开，绚烂夺目，然后消散成光尘，落回人间。
欢呼声从广场方向传来，远远的，像潮水。
我站在天台上，看着这场盛大的庆典，突然明白了郁信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在这个高度，一切都变得渺小——高楼，街道，人群，连同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从这个角度看，人生确实很小，小得像一粒尘埃，飘在无尽的宇宙中。
这粒尘埃，会感到冷，会感到疼。
人生是什么？
雪下大了，雪花在风中狂舞，像一场无声的狂欢。我的肩膀和头发都积了薄薄一层白。很冷，但我没有立刻离开。
远处，又一轮烟花升起，在夜空中绽开成巨大的金色花朵，照亮了整个城市，也照亮了我脚下的天台。
在那一瞬间的光明中，我仿佛看见郁信还站在那里，背靠着栏杆，头发被风吹乱，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
然后光芒消散，眼前又只剩下黑暗和飞舞的雪花。
我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城市，转身离开。铁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风声，隔绝了寒冷，隔绝了那个问题和它永远悬在空中的答案。
走下十八层楼梯时，我的脚步很慢。每一层都想起一些片段：第一次见面的咖啡店，一起吃饭的日料店，公园长椅上的对话，天台上的风。
到一楼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系统推送：“新年快乐！愿新的一年平安顺遂。”
我笑了笑，收起手机，推开大楼的门，走进新年的雪夜中。
街上已经安静了一些，狂欢的人群陆续散去。雪在路灯下静静飘落，覆盖了之前的脚印，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走向家的方向，脚步在雪地上留下新的印记。很深，但很快又会被新雪覆盖。
就像人生。人来过，留下痕迹，然后消失。但那些痕迹，无论多么短暂，都真实存在过。
就像郁信。
就像我们。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隅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