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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频率 ...

  •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雪崩般加速跌落。
      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从“80”变成“60”,再变成“40”。
      每一次数字的翻动,都在紧绷到极致的琴弦上拧紧一圈,发出濒临断裂的呻吟。
      春寒料峭的尾巴还未彻底从城市撤离,初夏的闷热便已迫不及待地从地底蒸腾而起,与教室里经年不散的粉笔灰、汗水、焦虑气息混合,织成一张粘腻无形的网,笼罩着教学楼最高层这间门窗紧闭的教室。
      高三下学期,在一声尖锐的上课铃中,拉开了它最残忍、也最寂静的终章。
      没有过渡,没有缓冲,“复习”这个词被更具压迫感的“冲刺”、“决战”、“歼灭”所取代。
      课程表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精确到分钟的“百日冲刺作战计划”,贴在教室前门内侧,像军事指令。
      每一天,从早晨七点十分踏入教室开始,到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铃响,每一个四十五分钟都被切割、填塞、压实。
      语文的“古诗文歼灭战”,数学的“压轴题攻坚营”,英语的“阅读完形闪电战”,理综的“实验设计大练兵”……名目繁多,轮番上阵。
      老师们仿佛集体进入了某种战时的亢奋状态,语速更快,板书更简,眼神更利。
      他们不再等待学生理解,只负责将“考点”、“题型”、“套路”像弹药一样倾泻下来。
      试卷,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也是永恒的消耗品。
      它们不再通过课代表一本本分发,而是成箱地堆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各科课代表像军需官,随时根据“战况”进行补充。
      每天清晨,每个人桌上都会准时出现厚厚一沓,散发着新鲜油墨和纸张味道的卷子,科目齐全,数量惊人。
      来不及写的,就堆在桌角,很快便垒成一座座摇摇欲坠的白色小山,遮挡住视线,也压弯了脊梁。
      这些纸堆不仅存在于教室,也蔓延到了家里,占据了书桌、床头、甚至餐桌的一角。它们无处不在,沉默地宣告着主权,提醒着你时间的流逝和任务的永恒未完成。
      李老师,这部高三战车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驾驶员,已彻底卸下了任何属于“教师”的温情外衣。
      他更像一位督战官,一位信奉“不破不立”的炼金术士。
      他的身形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病态的、灼人的光亮。
      他的声音因长期嘶吼而沙哑破裂,但每句话都像淬过火的钢针,直扎人心:
      “看看日历!还有多少天?自己掰着手指头算!你们以为时间还很多吗?我告诉你们,弹指一挥间!现在睡一分钟懒觉,考场里就可能丢十分!丢十分是什么概念?是‘211’和‘二本’的距离!是你未来四年在哪个城市、遇见什么人、过什么生活的分水岭!”
      “别跟我提‘状态不好’!到了这个时候,状态不好就是借口!是懦夫给自己找的退路!真正的战士,发着高烧也要把题做完,打着点滴也要把书背完!你们问问自己,配不配得上‘战士’这两个字?”
      “哭?现在知道哭了?早干什么去了?眼泪要是能换分,我第一个带头哭!哭有用吗?没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把手里的笔握紧,把眼前的题啃透!把别人休息、抱怨、流泪的时间,都拿来学习!”
      他的话语不再有逻辑的起承转合,只剩下重复的、强化的、不容置疑的命令与恐吓。
      他在讲台上踱步,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死寂的教室里回响,像催命的鼓点。
      他的目光像探照灯,又像手术刀,冰冷地解剖着台下每一张年轻却过早凋敝的脸庞,寻找着任何一丝松懈、犹豫或脆弱的迹象。
      一旦发现,便会立刻成为他集中火力攻击的靶子,用最刻薄、最不留情面的语言,当众将那点“不合时宜”的情绪碾碎、焚毁。
      在这样的高压下,教室彻底沦为一个高效运转、却也毫无生气的沉默工厂。
      交谈绝迹了,连必要的借文具都简化成了眼神示意和极简的手势。
      课间十分钟,大部分人直接瘫倒在桌上,将脸埋进臂弯,抓紧时间进入一种质量极差但聊胜于无的短暂昏迷;少数人则眼神发直地盯着窗外某处虚空,灵魂仿佛已经出窍;还有极少数,依然握着笔,对着上节课没听懂的一道题,进行着无声而固执的攻坚,额角有汗珠缓缓滑落。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汗味、咖啡因、风油精、以及某种类似电子设备长期过热后产生的、微焦的压抑气息。
      同学们的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仿佛稍重一点,就会惊扰这片脆弱的、一触即发的平静,或者消耗掉本已所剩无几的能量。
      我的座位,像一个风暴眼中的寂静点。
      我与同桌,那位黑框眼镜男生,早已形成了绝对的、互不干涉的默契。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各自的卷山和参考书堡垒是天然的屏障。
      偶尔他的笔滚落到我这边,他会用指尖极其轻微地碰一下我的胳膊,等我转过去,他便用眼神示意一下笔的位置,等我挪开一点,他迅速捡回,全程没有一丝声音和眼神交流,像完成一次地下交接。
      前后左右的同学,状态大同小异。
      每个人的世界都收缩到了眼前那一尺见方的桌面,和脑海中那片被反复犁过、却又不断生出新的困惑与恐惧的知识荒原。
      我们像被困在同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底舱的乘客,彼此能听到对方粗重的呼吸和压抑的呜咽,却无人有力气或意愿去拉对方一把,每个人都死死抓着自己那块正在碎裂的木板,眼睁睁看着海水漫上来。
      身体,这台从高二开始就被迫持续超频运转的精密仪器,在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后,终于发出了全面而凄厉的警报。
      报警信号不再是闪烁或间歇,而是变成了常亮的红灯和刺耳的尖啸。
      头痛进化了。
      它不再局限于某个部位,而是变成了一种弥漫性的、沉重的压迫感,仿佛整个颅腔被灌满了迅速凝固的水泥,从内部向外膨胀、硬化,挤压着每一根神经。
      视力衰退的速度快得吓人。
      黑板上的字时常模糊成晃动的光斑,需要拼命眯起眼睛,或者侧过头,借助某个特定角度才能勉强辨认。
      即使如此,看不了多久,眼眶就会酸涩胀痛,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视野再次变得一片朦胧。
      我不得不频繁地点着眼药水,那冰凉的液体带来短暂的刺激和清明,但维持不了几分钟,模糊感便再次如潮水般卷土重来。
      胃痛成了最忠实、也最不可预测的伴侣。它不再仅仅与饥饿或紧张相关,而是呈现出一种自主的、周期性的痉挛。
      有时正在考试,它会毫无征兆地袭来,像一只冰冷的手在腹腔深处猛地攥紧,疼得人瞬间弓起背,冷汗涔涔,必须用力深呼吸好几分钟,才能勉强将注意力拉回试卷。
      有时夜里,它会将人从浅眠中拽醒,在绝对的黑暗和寂静中,独自承受那一波又一波钝刀子割肉般的折磨。
      然而,所有这些生理上的痛苦,都比不上睡眠的彻底叛变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睡眠,这最后的、本能的修复机制,似乎对我关上了大门。
      夜晚不再是休息的时光,而成了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拉锯战。
      躺在床上,闭上眼,身体明明像散了架的机器,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但大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比白天更加活跃、更加混乱。
      它不受控制地回放着白天的场景:李老师挥舞的手臂和唾沫横飞的脸;试卷上某个始终无法攻克的难题;同桌那永远在推眼镜的、神经质般的手指;母亲端来夜宵时欲言又止的眼神和小心翼翼放下的碗碟……
      这些画面不是按顺序播放,而是被打碎、重组、扭曲,像一部跳帧的、色彩失调的恐怖默片,在意识的暗室里循环放映。
      即使借助母亲不知从何处求来的、据说很灵验的安神中药,勉强获得一点睡意,睡眠也轻薄得像一层漂浮在水面的油膜,脆弱不堪。
      任何一点细微的声响——远处夜归汽车的鸣笛、楼上邻居模糊的脚步声、甚至自己血液流过耳膜的轰鸣——都能轻易将其撕裂。
      梦境更是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酷刑。
      没有逻辑,没有叙事,只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令人窒息的意象:
      在无尽的、布满灰色管道的迷宫里奔跑,永远找不到出口;坐在考场上,发现试卷上的字全部变成了蠕动的、无法识别的符号;从极高的地方坠落,失重感无比真实,却永远落不到底;或者,看见陈露站在江边,背对着我,然后无声无息地向前一步,消失在浑浊的水面下,我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常常在夜半时分,被自己喉咙里压抑的呜咽或猛然坐起的动作惊醒,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仿佛要挣脱肋骨跳出来,浑身被冷汗浸透,在万籁俱寂的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粗重如风箱般的喘息和太阳穴处血管突突跳动的声音。
      醒来后,便是漫长地等待天亮,眼睁睁看着窗帘缝隙外那一点点从浓黑过渡到沉郁的灰蓝,心中涌起的不是对新一天的希望,而是对即将重复的、无尽折磨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疲惫。
      白天,完全是靠意志力和过量的咖啡因在维系着一种“表面运行”的假象。
      咖啡从提神工具变成了维持生命体征的必需品。
      一杯接一杯,越喝越浓,越喝越苦。
      短暂的、虚假的清醒过后,是更深的恍惚、心悸和手指无法抑制的细微震颤。
      注意力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断线”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时正听着课,老师的声音会突然远去,变成模糊的嗡嗡声,等回过神来,黑板上已经写满了陌生的公式;有时做着题,会盯着某一句话看很久,明明认识每一个字,却无法理解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意义,思维像陷入了一片粘稠的、无法挣脱的泥沼。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纯粹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在主导行动——看到题型,调用记忆中的解题模板,按步骤书写,不去思考背后的原理,也不关心答案是否正确,只是完成“书写”这个动作本身。
      情感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似乎都被这具濒临崩溃的躯体,为了维持最基本的“运转”而强行关闭或卸载了。
      看到窗外绚烂的晚霞,心里一片漠然,只想着“今天的作文素材可以用‘渲染’这个词”;听到雨声,第一反应是计算明早通勤需要多预留的时间;甚至母亲那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眼中深不见底的担忧,在我眼中,也先被自动翻译成“需要调整家庭支持策略”的客观信号,而非牵动心弦的情感连接。
      家里的气氛,在最后这个学期,凝滞得像一潭绝望的死水,表面平静,内里却充满了腐烂和窒息的气息。
      母亲依然像最精密的瑞士钟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后勤保障程序,但动作间充满了机械的迟缓和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她几乎不再主动与我说话,交流仅限于最基本的日常指令:
      “吃饭了。”
      “药在桌上。”
      “早点睡。”
      声音轻得像耳语,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又仿佛已经耗尽了所有说话的力气。
      她常常在我深夜仍亮着灯学习时,默默地端着一杯温牛奶或一碗炖得稀烂的百合莲子羹,放在我房间门口,用指关节极其轻微地叩一下门板,然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
      那一声轻微的“叩”,在寂静的深夜里,像一声沉重到无法承受的叹息,直接落在我的心上。
      父亲则彻底成了这个家里的幽灵。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不规律,有时深夜,有时凌晨,常常带着一身洗不掉的烟酒气和被生活重压碾磨后的、深沉的疲惫。
      我们难得碰面,即使碰见,也只是匆匆点头,眼神一触即分,像两个恰好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陌生的房客。
      他偶尔会发来短信,内容格式化得如同自动回复:
      “坚持。”
      “保重。”
      “稳住。”
      我知道他承受的压力不比我小。
      他的事业,他的社交圈,他作为父亲的面子和里子,都与我高考的结果死死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像两条被同一根粗糙沉重的铁链锁住的困兽,被拖拽着奔向同一个刑场,在各自的囚笼里忍受着酷刑,彼此能闻到对方伤口溃烂的气息,听到对方压抑的呻吟,却谁也无法为对方解开镣铐,甚至连一句真正有温度的安慰都说不出口。
      那条名为“爱”的锁链,在经年累月的压力与期望的锻打下,早已变得冰冷、坚硬、勒入血肉,成了痛苦本身的一部分。
      四月中旬,最后一次全市统一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模拟考——“终极定位考”来临。
      考前,学校象征性地放了半天假,美其名曰“调整身心,蓄势待发”。
      那天下午,阳光难得的好,金灿灿地铺满了空荡荡的校园。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任何地方。
      我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听着远处操场上低年级学生打球奔跑的喧闹声、欢笑声,那些声音隔着紧闭的窗户和五层楼的高度传进来,变得模糊而遥远,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纪元。
      我望着窗外被阳光照得发白的教学楼墙壁,望着空中缓缓飘过的、形状慵懒的云朵,感到一种巨大的、几乎要将人吞噬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我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缩小到了这间弥漫着绝望气味的教室,和那越来越近、越来越具象的“高考”黑洞?
      那些属于青春的色彩、声音、温度、鲜活的情感,都去了哪里?
      是被时间的橡皮擦悄无声息地抹去了,还是被我自己,在日复一日的“校准”与“磨损”中,亲手埋葬了?
      模拟考的过程,像一场漫长而逼真的清醒梦。
      我坐在指定的考场里,周围是沙沙的书写声和监考老师规律的踱步声。
      笔在答题卡上移动,写下一个个答案,那些答案仿佛不是经由我的思考产生,而是直接从记忆库的某个深层区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取、打印出来。
      会做的题,流畅得不像自己的手笔;不会做的,短暂空白后便果断放弃,内心竟连一丝懊恼或焦虑都泛不起来。
      整个考试,灵魂仿佛飘在了身体上方,冷静地、漠然地俯瞰着下面那个名叫“沈断夏”的躯壳,在执行一套名为“答题”的复杂程序。
      情绪被彻底剥离,最后也只剩下程序运行时的微弱电流声和计时器冷酷无情的滴答声。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闷热的考场大楼,傍晚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脸上。
      我站在楼前空地上,看着周围汹涌的人潮。
      有人抱头痛哭,有人仰天长笑,有人神情恍惚地喃喃自语,有人急切地拉着同伴对答案……
      各种声音、各种表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属于“高考前众生相”的浮世绘。
      我站在其中,却感觉自己像隔着厚厚的玻璃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闹剧。
      那些强烈的情绪释放,那些对未来的希冀或恐惧,对我来说,都像是遥远星球上的信号,微弱而无法理解。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毫无预兆地袭来,我踉跄一步,扶住旁边冰冷的墙壁,弯下腰干呕起来,胃里空无一物,只有苦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呛出了眼泪。
      成绩在一种近乎悲壮和宿命的氛围中公布。
      我的分数,在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如此酷烈消耗的躯体和精神状态下,竟然维持在一个“相当不错”甚至“略有进步”的水平线上,排名甚至比上次模考前进了几位。
      李老师在班会上,用我那苍白的分数作为例证,声音嘶哑却激昂地重申着他的信条:“看到没有?什么叫潜力?这就叫潜力!越是到最后,越是拼意志、拼耐力、拼谁更能扛!沈断夏同学证明了,只要方法对头,咬牙坚持,极限是可以被突破的!最后这几十天,一切皆有可能!”
      同学们投来的目光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难以置信,有暗自羡慕,有疲惫的认可,也有一种更深沉的、同病相怜的悲哀——仿佛看到同类中某个成员,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中,以更惨烈的自我损耗为代价,暂时获得了稍好一点的生存评级,但这评级本身,又何尝不是另一道更沉重的枷锁?
      我知道那分数什么也代表不了。
      它不是灵光乍现,不是厚积薄发,它只是这架残破机器在最后一次强制性的全功率输出中,所有的零件恰好还没有同时崩坏,所产生的一个偶然的、虚假的峰值读数。
      它像濒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短暂地迷惑了旁观者,却照不亮操作者自己内心那片早已冰冷、荒芜、并且正在向下无限塌陷的黑暗深渊。
      五月,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冲刺月。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成了刺眼的“30”,然后迅速递减。
      教室里的标语换成了更极端、更赤裸露骨、甚至带着血腥气的口号: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这些用红笔、黑笔粗粝地写在白纸或黑板边缘的字句,像一道道原始的符咒,张贴在这个现代知识殿堂的墙壁上,散发着一种野蛮而绝望的气息。
      空气里的硝烟味浓得几乎要凝固,每一次呼吸都像吸入滚烫的铁砂。
      每个人都进入了最后癫狂的自我压榨模式。
      理性、健康、甚至基本的人性,都被毫不留情地让位于那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我看到有同学一边手上打着吊针补充葡萄糖,一边用另一只手飞快地刷着理综选择题;看到有人因为长期熬夜和压力,脸上爆满了红肿的痘痘,眼神却依然死死盯着教辅资料;看到有人在一次小测失利后,躲在厕所隔间里压抑地哭泣,几分钟后,又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面无表情地走回座位继续做题;还听说有“清北班”的学生在连续通宵后晕厥在考场,被抬出去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涂卡笔……
      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早已彻底泯灭。
      在这里,任何与“提高分数”无关的需求和表现,都是软弱,都是罪恶,都需要被自身或外界的力量强行矫正、镇压、乃至消灭。
      我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压榨,以一种更内化、更彻底、也更寂静的方式。
      我主动切断了一切不必要的外界信息输入。不再看新闻,不再听音乐,不再阅读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文字。
      那个深蓝色的日记本被我用塑料袋层层包好,塞进了书架最底层一个装满旧课本的纸箱里,像埋葬一段不敢触碰的往事。
      与所有人的交流降至绝对冰点。对父母,只剩下平淡的应答;对同学,视若无睹;甚至对老师偶尔的提问,回答也简短到极致,不带任何情绪色彩。我把自己压缩到一个极限小的点,像宇宙坍缩成奇点之前,那种无限密度、无限寂静的状态。
      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意识,都被向内抽取,用于维持这具躯壳最基本的“运转”和“输出”功能,尽管这功能本身,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身体发出的警报已经不再是单独的、可辨识的信号,而是融合成了一曲持续不断、凄厉无比的、宣告系统全面崩溃的哀歌。
      持续的、升级的头痛;急剧下降、时常出现重影的视力;频繁且剧烈的胃痉挛;几乎每分钟都能感受到的、不规则的心悸;口腔里新旧交替、从未愈合过的溃疡;反复发作的低烧和咳嗽;手抖、耳鸣、持续的虚弱感……
      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名为“耗竭”的生理图景。
      但我已经学会了与它们共存,甚至忽略了它们。
      或者说,我接纳了它们,将它们视为这段通往终点的、最后旅程中,必然伴随的、凄厉的背景音效,视为这具□□完成其被赋予的终极使命前,所必须支付的、最后的、也是最惨烈的代价。
      时间,在这种极致的、混合了缓慢煎熬与飞速流逝的矛盾感知中,逼近了终点。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像坠落的流星,从“10”变成“7”,变成“3”,变成“1”。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如期而至。
      母亲准备了一桌极其丰盛、色彩搭配都精心设计过的晚餐,像某种沉默的献祭仪式。
      父亲罕见地准时回家,坐在餐桌旁,试图说些轻松的话,讲讲天气,或者某个无关紧要的新闻,但他的声音干涩紧绷,眼神无法在任何地方聚焦超过三秒,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摩擦着筷子。
      我们围坐在桌旁,对着满桌佳肴,却都食不知味,咀嚼和吞咽都变成了艰难而漫长的动作。
      餐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碗筷偶尔碰撞的轻响,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属于这个夜晚的、正常的市井之声。那声音此刻听起来,竟有种隔世的恍惚。
      饭后,母亲沉默而迅速地收拾着,动作轻得仿佛在擦拭易碎的琉璃。
      父亲在客厅里无目的地踱了两圈,最终停在我的房间门口,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轻,却沉重如山。
      “早点休息。”
      他说,声音沙哑。然后转身,走向书房,关上了门。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城市永不彻底熄灭的夜光,最后一次检查明天要带的透明文件袋。
      准考证,身份证,削好的2B铅笔,黑色的签字笔,橡皮,直尺……
      每一样都按照要求准备妥当,摆放整齐。我像一名即将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士兵,沉默地检视着自己的装备。
      书桌上,那座由试卷和参考书垒成的白色山脉,在昏暗的光线里投下巨大而沉默的阴影。我没有再看它们一眼。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夏夜闷热而潮湿的空气涌入,带着远处夜市隐约的喧嚣和汽车驶过的声音。
      夜空是浑浊的深蓝色,被城市的灯火染出一层低垂的、永恒的橙红色光晕,看不见星星。
      只有一弯极细的、苍白的下弦月,孤零零地悬在高楼缝隙之间,像一道即将愈合的、微弱的伤疤。
      忽然,毫无预兆地,高二开学第一天,我在语文随笔本上写下的那些句子,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一字不差:
      “生活像枷锁,锁住人生。
      岁月像藤蔓,困住光阴。
      怎么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海?
      可有的山有阴影,有的海有暗流。
      人走着走着,就沉了。”
      那时写下这些,心里还有不甘,还有隐痛,还有一丝试图呐喊却不得其法的稚嫩愤怒。
      如今,枷锁即将在形式上解除,藤蔓即将被物理斩断。
      山依然是山,海依然是海。只是行走其间的人,已经耗尽了所有挣扎的力气,也看穿了挣扎的徒劳。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直到夜风将身上最后一点室内的余温带走,皮肤感到一丝凉意。
      然后,我轻轻关上了窗户。
      好歹要给父母一个交代,至于以后……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世界并没有立刻陷入黑暗,视网膜上还残留着窗外光晕的残影,耳中则响起了血液在血管里奔流冲刷的、巨大的轰鸣声,以及心脏在胸腔里沉重、缓慢、却又无比清晰、无比用力的一次次搏动。
      咚、咚、咚……
      像最后的倒计时读秒。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马上就能解脱了……
      晚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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