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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章 回村路-上 ...

  •   汽笛的嘶鸣像一把生锈的巨锯,猛地拉开京城夏日的闷热与喧嚣。京城火车站,这座新落成不久、象征着工业雄心与首都门户的庞大建筑,此刻正吞吐着共和国最鲜活也最沉重的人潮。

      站台是崭新的,宽阔得有些空旷,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石灰、机油和钢铁冷却后特有的生腥气,这是属于1956年、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心跳般的勃发气味。票证时代真实的世界图景,在桑榆眼前缓缓铺陈开来。

      墨绿色的车厢宛如钢铁长龙静卧,车身上“北京-济南”的白色标识牌和鲜艳的“人民铁路”字样,宣告着旅程的方向。然而,这崭新、硬朗、充满未来感的工业容器内部,却塞满了最庞杂、最泥泞的现世图景。

      印着“冀中粮库”或某合作社模糊的红戳的灰褐色麻袋、打着各色补丁、露出棉絮的铺盖卷、粗糙的荆条筐、扁担两头颤巍巍的网兜脸盆、甚至还有用绳子捆着的粗瓷夜壶……来自河北平原、太行山麓、乃至更遥远关外的尘土,附着在这些行囊上,随着人流移动,簌簌落在光洁的水泥地和崭新的轨道上。于是,工业的冰冷线条,瞬间被这铺天盖地的、属于农耕生活的粗粝与芜杂所吞没、所软化,变得灰扑扑、闹哄哄,充满了呛人的生命力。

      这里是终点,也是起点。小农经济的最后喘息与工业化洪流的开端,在此处交汇,割裂得触目惊心,却又因这汹涌的人潮与共同的前路,诡异地达成了一种混乱的圆融。

      桑榆坐在卧铺对面的小沙发上,观察着周围。山东口音高昂地呼唤走散的同伴,东北话粗豪地讲着笑话,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急促地商量着什么,河南梆子般的调门在争论行李位置,间或夹杂几句听不懂的南方方言。

      人人脸上都写着明确的“来处”,眼神里却映着迷茫或期盼的“去处”。巨大的时代幕布下,个体如微尘般被裹挟前行。

      “前路有人等待便万事皆好。”桑榆静静地想。

      “可那终点之人若变了模样,到时又该如何自处?”这样的疑问忽的漫上心头来。

      她看向母亲。母亲在铺床,睫毛的阴影打在脸上,便无端端显出一种忧虑来。

      桑榆想问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出口。舌尖抵着上颚,尝到一丝铁锈般的涩。

      她终归不是那个可以肆无忌惮追问“为什么”的三岁稚儿了。这小小的、刚刚开始抽条的身体里,装的是十六岁更为成熟的灵魂,便知有些话,即使作为女儿也不当讲。

      她爱她,便更不愿在她遍体鳞伤时再去伤害她。

      视线从母亲身上移开,转向车厢连接处和窗外偶尔闪过的人影。站台上,月台边,俨然一个流动的微型社会图谱。

      最常见的,是那种带着明显“干部”或“进步”气息的列宁装、人民装,裁剪板正,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间或点缀着一两身质地考究的毛料中山装或略显旧式的西装,穿着者大多神情沉稳,步伐从容,显然是有些身份或见识的。

      女人们的装扮则更有趣些,虽仍以简朴为主,但已能看到大胆的尝试:年轻姑娘穿着碎花或格子的布拉吉,腰身掐得细细的,裙摆像摇曳的花;也有年长些的妇女,穿着改良过的、颜色素雅的旗袍,外罩一件开衫,手里捏着针线活,保持着一种旧式闺秀的温婉余韵,与周遭格格不入又安然自处;更多则穿着翻领两用衫,工装裤,裤线笔直,像是对“进步”与“美观”小心翼翼的平衡。

      政治与经济的微妙变化,意识形态的松紧弦音,在这衣着打扮的细节里,悄然显露。而生活在首都的人们,嗅觉往往较他处更敏锐。

      去年的青年报,今年三月份的时装展览会,还有政府提出的“人人穿花衣”的口号。意识形态的坚冰似乎在某些边缘处,出现了细微的、不易察觉的融化迹象。人们从幽微处捕捉到这些松动的信号,于是,从上到下,一种试探性的、带着镣铐的“大胆”便开始萌芽了。

      1956年啊。

      桑榆在心中无声地喟叹。这神奇的一年,这无比重要的一年,这春天般的一年,这最后的春天。

      就在不久前,广播里、报纸上,到处洋溢着一种近乎沸腾的喜悦与自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所有、计划掌控的经济体系,如同一个巨大的、精密的齿轮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咬合转动。报纸社论充满热情地描绘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壮丽前景,空气里弥漫着类似早春万物复苏般的躁动与希望。

      人们真诚地相信,一个更加平等、富足、美好的新世界正在自己手中被快速建成。车厢里交谈的话题,也多是“生产指标”、“技术革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合作社今年的小麦估产”……充满建设者的豪情与对明天的笃信。

      可是……太快了。

      桑榆的目光掠过窗外飞速后退的、华北平原上整齐但尚且低矮的农田。发展的脉搏,跳动得如此急促,如此雄心勃勃。

      一个刚刚从百年屈辱和连年战火中挣脱出来、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与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度,以这样疾风骤雨般的速度进行如此深刻而彻底的社会经济重构,怎么可能一切都严丝合缝、完美无瑕?

      政策的传达与执行,会不会在漫长的链条中变形?基层干部的理解与操作,会不会失之简单粗暴?对“集体”与“计划”的强调,会不会在消灭旧有剥削的同时,也悄然扼杀了一些个体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那些被宏大叙事和热烈欢呼所掩盖的,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而埋下的隐患,此刻就像潜伏在健康躯体内的微小病灶,在集体亢奋的体温下,正无声地滋生、蔓延。

      京城站的最后映像在缓缓后退:站台上送行的人群挥舞着手臂,身影越来越小;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把首都建设得更美好!”;远处,故宫角楼的巍峨剪影在夏季蒸腾的热浪中微微晃动,那是旧时代的华丽陵寝;与脚下这喷吐白烟、奔向未知的钢铁巨龙,构成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新旧交割的画卷。

      桑榆开始无法抑制地想起未来——那对她而言的,冰冷的、确凿的“过往”。

      仅仅两年后,“大|跃|进”的狂热浪潮便会席卷全国,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将如何透支这初生的国力与民心?

      与“老大哥”的裂痕将公开化、尖锐化,技术援助断绝,理想蓝图崩塌,前路将陷入前所未有的自力更生的艰难探索。

      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将笼罩大地,饥饿的阴影成为一代人记忆深处无法磨灭的创伤。

      随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启动,无数城市的青春被抛向陌生的乡野。

      而十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一旦掀起,父亲陈文远那样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将首当其冲,批判、下放、牛棚……正常的社会秩序与知识传承将遭到严重破坏。

      同年,高校招生制度戛然而止,求学之路断绝……那将是长达十数年甚至更久的颠簸、内耗与集体迷狂。

      直到七十年代末,那场更彻底的风暴止息,国门重新开启一道缝隙,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才真正开始漫长的疗伤与转向。

      而现在,坐在1956年这列奔向未知的火车上,周围的旅客脸上大多还洋溢着对新时代单纯的信任与奔赴新生活的热望。他们不知道,这列被时代巨手推动的火车,正呼啸驶向的,不仅仅有共和国青春的激情与理想,也有一段极其复杂、坎坷、充满试错代价与集体伤痛的崎岖历史。

      沈瑞兰终于整理好床铺,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担忧,对桑榆柔声道:“榆榆,累不累?要不要上去躺会儿?”

      “不累,妈妈。”桑榆轻声回答,声音带着孩童的软糯,她伸出手,轻轻拉住母亲垂在身侧、还有些微微颤抖的手指,“你看,树跑得真快”。

      沈瑞兰便轻轻笑了,视线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在夏日的阳光下蒸腾着热浪,绿意葱茏,间或有村庄、河流闪过。速度让熟悉的风景变得陌生,也预示着她们正在远离一片土地,奔赴另一个充满未知的、既是故乡也是他乡的天地。

      “嗯,很快就能到了。”沈瑞兰将女儿揽到身边,母女俩依偎在那狭小的绿色沙发上。火车规律的轰鸣声掩盖了许多细微的声响,像一种催眠,让疲惫渐渐袭来。她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沈瑞兰这样想。

      前路漫漫,暗礁潜藏。

      但至少此刻,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是确定的,母亲怀里的温度是真实的,她们彼此依偎着。

      这或许,是动荡大时代里,唯一可以确定的微小坐标。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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