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那些流逝的时光》一城望北

3、铃声响起的夏天 八

　　八月的风里，已经开始掺进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秋天的凉意。田里的玉米秆挺着沉甸甸的棒子，空气中弥漫着谷物成熟特有的、暖烘烘的甜香。这是一个属于收获的季节，也是我家针对我的“整治计划”正式启动的季节。
　　那天晚饭后，妈妈在煤油灯晕黄的光圈里，对着大姐和二姐郑重宣布：“从明天起，你们俩有个任务。九月一号，一鸣就得跟着你们去学校了。在这之前，得让他收收心，学点规矩，认几个数。别进了学堂，还跟个野猴子似的，净丢人。”
　　大姐听了，严肃地点点头，一副接受了军令状的模样。二姐则悄悄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同情，又有点好奇。
　　而我，坐在小板凳上晃着腿，心里却像揣了只扑腾的麻雀，激动得快要飞起来。上学！我偷偷羡慕了多久啊！每天清晨，看着大姐二姐背上那个用碎花布头拼成的、有些歪斜的自制书包，结伴走出家门，消失在村口那条通往“外面”的土路上，我心里就痒痒的。那书包里装着的，一定是个比打麦场、比爬树掏鸟窝更神秘、更有趣的世界。现在，我终于也要走进那个世界了！
　　第二天一早，爸爸照例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去镇上做工。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傻叔，也扛着农具去了田里。家里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下我们三个孩子。
　　我扒在堂屋的门框上，探出半个脑袋，眼睛滴溜溜地转。阳光正好，门外树上的知了叫得正欢，正是溜出去找汪彪、周军他们疯跑的好时机。我蹑手蹑脚，刚蹭到大门口，一只沾着些蓝墨水渍的手，“啪”地一声按在了门板上，挡住了我的去路。
　　是大姐。她比我高出快两个头，扎着利落的马尾，此刻正板着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颇有几分妈妈的威严。
　　“去哪儿？”她问，声音没什么起伏。
　　“我……我去看看鸡下蛋了没……”我胡乱编着借口。
　　“回去。”大姐不容置疑，“从今天起，上午归我管，教你认字。”
　　我这才恍然记起昨晚妈妈的话，那股兴奋劲儿顿时被一种不情愿的束缚感替代。我撇撇嘴，在她“监督”的目光下，不情不愿地磨蹭回了堂屋。
　　堂屋里，二姐已经端正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前的大板凳充当书桌，上面摊开一本写满拼音和汉字的作业本，她正一笔一画地认真写着。看见我进来，她没说话，只是用铅笔尾端指了指旁边早已给我准备好的、同样的一大一小两个板凳。
　　我学着她的样子坐下，凳子有点高，脚够不着地，悬在半空晃荡。
　　大姐随后进来，“哐当”一声关上了堂屋厚重的木门，接着是“咔哒”一声脆响——她竟然从外面把门锁上了！然后，她从门缝里拔下那把黄铜的老式挂锁钥匙，揣进自己兜里。
　　这一连串动作干脆利落，彻底断绝了我任何逃跑的念想。我心里哀嚎一声，知道“好日子”到头了。
　　大姐走到我面前，从她那宝贝似的碎花书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田字格本和一根削得尖尖的铅笔。她把本子在我面前的大板凳上铺好，铅笔放在旁边。然后自己也搬了个小板凳，紧挨着我坐下，距离近得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气味。
　　她翻开本子第一页，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排数字：1 2 3 4 5 6 7 8 9 10。
　　“看好了，”她用铅笔尖点着那个“1”，“这是一。跟我念，一。”
　　“一。”我跟着念，眼睛却瞟着窗外。透过窗棂，能看到一小片湛蓝的天，和一片被风吹得摇曳的树叶。不知道汪彪他们这会儿在哪儿玩呢？周军会不会又被他妈追着满村跑？
　　“专心！”额头上传来不轻不重的一记敲打。大姐不知什么时候举起了铅笔，用带橡皮的那头给了我一下。
　　我缩了缩脖子，咧开嘴冲她傻笑，企图蒙混过关。
　　“这是二。念，二。”
　　“二……”
　　“三。”
　　“三……”
　　学习开始了。时间是如此漫长。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远没有泥巴有趣，没有树枝做的“宝剑”神气。我的心思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会儿飘到田埂上，想象着泥土的湿润；一会儿荡到打麦场，回味着从麦垛跳下的失重快感；一会儿又飞到小河边，似乎听到了潺潺的水声……
　　每当我的眼神开始涣散，身体开始不安分地扭动，大姐的铅笔就会准时落下，有时在额头，有时在手背。她不骂人，只是用那双酷似妈妈的眼睛静静看着我，直到我讪讪地收回飘远的神思，重新把目光聚焦在本子上那些枯燥的“蚯蚓”上。
　　二姐始终安静地写着自己的作业，偶尔抬头看看我们，眼神平静。堂屋里只有大姐教我的声音、铅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以及窗外无止境的蝉鸣。这大概就是“上学”的滋味？好像……没那么好玩。
　　日子在这种半强迫的“预习”中一天天过去。田里的玉米收完了，场院上堆起新的金色小山。空气中的凉意越来越明显，早晚需要披件外套。终于，九月一号到了。
　　那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妈妈给我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但浆得挺括的蓝色衣裤，脚上是新刷过的绿军鞋。一个和大姐二姐同款、但小一号的碎花布书包斜挎在我身上，里面空空荡荡，却让我觉得无比神气。
　　吃完早饭，爸爸推出了他的二八大杠。我兴奋地被抱起来，放在自行车前杠上——那里绑着一小块厚厚的棉垫。二姐坐在我前面，紧紧抓着车把。妈妈则抱着大姐，侧坐在后座。一家五口，就这样以一种亲密又略显拥挤的方式，朝着两公里外的“邱庄小学”出发了。
　　自行车轮碾过土路，颠簸起伏。风呼呼地吹在脸上，带着清晨露水的清新。路边的杨树飞快地向后退去，远处学校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跳得很快，是一种混合着期待、紧张和自豪的复杂感觉。
　　邱庄小学的大门是简易的铁栅栏，刷着绿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斑驳脱落。校园里是几排同样青砖黑瓦的平房，房前有高大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微微泛黄。操场是黄土夯实的，边上立着一个歪斜的木制篮球架。
　　爸爸把自行车停在门口。人很多，都是送孩子来上学的家长和孩子，嘈杂声、叮嘱声、哭闹声响成一片。妈妈带着大姐二姐往高年级的教室去了，爸爸则牵起我的手：“走，爸带你去报名。”
　　爸爸不愧是远近闻名的厨师，一路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汪师傅，送儿子上学啊？”“哟，一鸣都这么大了，上学啦！”爸爸笑着点头回应，递上廉价的香烟。我跟在他身后，抓着他的衣角，仰头看着那些大人对他露出的笑脸，胸膛也不自觉地挺高了些。这是我爸，厉害着呢！
　　报名处设在校园中央一棵大槐树下，一张破旧的课桌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面容和蔼的男老师。爸爸一过去，老师就站了起来，热情地握手、递烟。
　　“李老师，这就是我家老三，汪一鸣，麻烦您了。”爸爸把我往前轻轻推了推。
　　李老师扶了扶眼镜，笑眯眯地打量我：“哦，一鸣啊，听你爸说过，机灵小子。来，填个表。”
　　手续很简单，主要是爸爸在做。我百无聊赖地站着，眼睛却盯着爸爸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拿出一小叠皱巴巴的零钱。那钱有毛票，也有块票，爸爸仔细数出几张，递给了李老师。
　　我的眼睛立刻直了。那么多钱！要是给我……能买多少玻璃珠？多少水果糖？能买一把真正的、带卡簧的玩具手枪吗？我的思绪瞬间被这“巨款”带来的无限遐想淹没，以至于爸爸什么时候办完手续、拉着我离开的都没太注意。
　　爸爸领着我穿过喧闹的操场，来到校园最西边的一排平房前。其中一间教室的门楣上，用粉笔写着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学前班。
　　教室的门敞开着，里面传来嗡嗡的、属于许多小孩子聚集在一起特有的嘈杂声，其间还夹杂着几声明显的抽泣。爸爸在门口蹲下身，帮我正了正书包带子，大手在我头上揉了一把：“进去吧，听老师话。放学你姐来接你。”
　　说完，他把报名单交给闻声走出来的、一位扎着短辫的年轻女老师，朝我挥挥手，转身就走了。
　　看着爸爸高大背影毫不留恋地消失在人群里，再回头看看这间陌生的、挤满了陌生面孔的教室，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恐慌突然攫住了我。刚才的兴奋和自豪像退潮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师——后来知道她姓王——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里面光线不算太好，摆着十几张破旧的双人木课桌。我看到了几张熟悉的脸：汪彪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对我做鬼脸；周军坐在最后一排，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何星和路丽两个女孩挤在一张桌上，紧紧靠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不认识的孩子，他们用同样胆怯、好奇或漠然的眼神打量着我。
　　王老师把我安排在一个空位上，旁边是个流着鼻涕、胖乎乎的陌生男孩。我僵硬地坐下，书包都忘了摘。
　　就在我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时，“当当当——”，一阵清脆而响亮的铃声突然从教室外传来，敲碎了室内的嘈杂。
　　王老师快步走上讲台，拿起一根细长的教鞭（我们叫它“讲棍”），在黑板上敲了敲：“小朋友们安静！听到这个铃声，就是上课啦！以后每天都要这样，铃声一响，就要乖乖坐好，知道吗？”
　　她话音未落，教室某个角落，不知是哪个孩子，被这严肃的气氛和离家的恐惧彻底击垮，“哇——”的一声，毫无预兆地爆发出响亮的哭声。
　　这哭声像一颗投入滚油的水珠，瞬间引爆了全场。
　　仿佛听到了统一的号令，一个接一个，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张开了嘴。起初是抽噎，然后是呜咽，紧接着汇成了嘹亮的、此起彼伏的、充满委屈和恐惧的嚎啕大哭。三十多个五岁孩子的哭声汇聚在一起，具有惊人的能量，几乎要掀翻屋顶。汪彪不做鬼脸了，咧着嘴干嚎；周军的眼泪像开了闸；连何星和路丽也抱在一起掉金豆子。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悲壮无比的声浪完全淹没了。离家、陌生、爸爸离开的背影、对未知的恐惧……所有情绪被这集体的哭泣无限放大。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我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哭得投入而忘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简直滑稽得像一场荒诞的表演，但当时，每一滴眼泪都是百分百的真情实感。
　　讲台上的王老师，显然对这开学标配的“下马威”有所准备。最初的错愕和哭笑不得过后，她深吸一口气，拿起讲棍，用力在讲桌上“砰砰砰”连敲了好几下，声音严厉起来：“不许哭了！都闭嘴！谁再哭，老师就把他拎出来，站到前面打屁股！”
　　说也奇怪，“不许哭”的命令收效甚微，但“打屁股”这三个字，仿佛具有神奇的魔力。哭声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扼住了喉咙，从震耳欲聋，到断断续续，再到只剩下零星的抽噎，最后，教室竟奇迹般地安静下来。只剩下一个个红红的鼻头、湿漉漉的眼睛，和劫后余生般的细微喘息。我也赶紧闭上嘴，用手背胡乱抹着脸，惊恐地看着老师手里的讲棍，屁股不由自主地往板凳里缩了缩。
　　王老师见镇住了场面，脸色稍霁。她转身从讲台后面搬出一摞崭新的书，开始一组一组地分发。书很厚，有《语文》、《数学》，还有一本《图画》。拿到书的孩子，都像拿到了什么宝贝，赶紧塞进自己的书包——仿佛把书装进去，就把“上学”这件可怕又必须的事情也暂时封印了起来。
　　我也一样。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清楚地记得，开学头三天，我的书包背去又背回，里面的新书愣是没翻过一页。它们安安稳稳地待在书包里，和我一样，对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活，保持着一种懵懂而顽固的抗拒。
　　不光是我，几乎全班的孩子都是如此。王老师的威慑只能在当下起作用，无法驱散我们心中对陌生环境的巨大不安和对家人的深切思念。于是，开学第一个月，学前班的日常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循环往复的模式：
　　上课铃响，伴随着几声不知由谁起头的抽泣，很快演变成或大或小的集体悲鸣；老师维持秩序，哭声渐止；然后，在一种精疲力尽和茫然无措的混合状态下，大部分孩子开始昏昏欲睡，趴在硬邦邦的课桌上，在窗外梧桐树的沙沙声和老师遥远的讲课声中，沉入并不安稳的梦乡；下课铃（有时是老师的赦令）响起，大家像突然活过来一样，冲出去上厕所、在黄土操场上无目的地奔跑几分钟；然后，上课铃再次如同恶魔的召唤般响起，新一轮的哭泣与睡眠循环，再次开始……
　　我们就如同一群被突然抛入陌生水域的、晕头转向的小鱼，用哭泣和沉睡，笨拙地抵御着“上学”这股强大而陌生的洪流。在1997年的那个夏末秋初，在邱庄小学最西边那间青砖黑瓦的教室里。
　　第四章背上的路与地上的疼
　　秋天的乡村，是一幅用金黄色和褐色涂抹的油画。田野空旷下来，裸露的土地沉默地呼吸，路边的杨树叶子开始斑驳。可对于五岁的我来说，这景色毫无诗意，它只意味着一段又一段需要我用小短腿去艰难丈量的土路——从家到学校，足足两公里。
　　刚上学时的新奇劲儿，就像糖纸上的光泽，舔几口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沉甸甸的疲惫。每天吃完早饭，背起那个空荡荡（书依然很少拿出来）的花布书包，跟着大姐二姐，汇入同村孩子组成的嘈杂队伍，走向学校，成了我最大的苦役。
　　那天早晨，像往常一样走出村口。脚下的土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路边的每块石头、每丛衰草都看腻了。刚过石桥，我的脚步就像灌了铅，越来越慢，最后几乎是在地上蹭。看着汪彪、周军他们嬉笑着从身边跑过，身影越来越小，我心里更烦躁了。
　　大姐回头，急得跺脚：“汪一鸣！你能不能快点！要迟到了！迟到要罚站门口的！”她声音尖利，带着即将迟到的恐慌。
　　我充耳不闻，低着头，专注于用鞋尖踢一颗无辜的小石子，仿佛那是导致我步履维艰的元凶。
　　大姐气得脸蛋发红，眼看催促无效，她突然做了一个让我惊喜万分的动作。她猛地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回过头，语气又急又无奈：“快点！上来！我背你一段！真要迟到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她反悔，像只敏捷（但仅限于此刻）的小猴子，“噌”地一下就蹿上了她的背。大姐的背不算宽厚，但很结实。她两手向后托住我的腿，直起身，深吸一口气，然后迈开步子，几乎是跑了起来，追赶着远去的队伍。
　　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路边的树飞快倒退。趴在大姐背上，视野变高了，颠簸的感觉有点像坐爸爸的自行车大杠，却又更温暖、更安稳。我得意地搂着她的脖子，把脸贴在她扎着的马尾辫上，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好闻的皂角味。所有的疲惫和不情愿瞬间烟消云散，原来上学路可以这么轻松愉快！
　　大姐大概也是第一次背我，憋着一股劲，竟一路小跑，准时冲进了学校大门。放下我时，她气喘吁吁，额角沁出了细汗，却顾不上休息，只匆匆嘱咐一句“自己快去教室”，就拉着二姐往高年级的教室跑了。
　　我昂首挺胸走进学前班教室，自觉与众不同。汪彪果然立刻发现了，他跳起来指着我，大声嚷嚷：“大家快看！汪一鸣是让他姐背来的！羞羞羞！”
　　教室里响起一片哄笑。但我毫不在意，甚至有点炫耀般的冲他做了个鬼脸。被姐姐背来上学，在当时的我看来，非但不丢人，简直是种值得夸耀的“特权”。
　　上午的课依旧浑浑噩噩。课间时，二姐来我们教室窗外看我（女厕所就在旁边）。她瞥了一眼我摊在桌上充当样子的书，又抬头看看黑板，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她走进来，拿起我的书，不轻不重地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笨蛋！这节是数学课！你拿语文书干嘛？”
　　我“嗷”了一声，茫然地摸着脑袋，在她指挥下换回数学书。整个学前班，知识像水一样从我耳边流走，没留下任何痕迹。后来期中考试，我得了两个圆滚滚的“鸭蛋”，那是后话。此刻的我，只惦记着放学——以及，如何再次享受来时的“特权”。
　　放学铃声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蹲在学校大门口最显眼的位置，眼巴巴地等着。当大姐二姐的身影出现时，我立刻跳起来，脸上堆满讨好的笑。
　　然而，大姐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走了”，就径直和二姐往前走去，丝毫没有要蹲下的意思。
　　我愣住了，赶紧小跑着追上去，跟在她身边，仰着脸试探：“大姐……你怎么不背我呀？”
　　大姐脚步不停，没好气地说：“背你？早上是怕迟到！现在回家吃饭，你自己有腿不会走啊？走快点，妈饭都做好了！”
　　希望落空，委屈涌上心头。我慢下脚步，看着她们毫无留恋的背影，一个执拗的念头冒了出来：你不背，我就不走。
　　我停在路中间，像一颗忽然生根的小树。大姐二姐走出一段，回头发现我没跟上。大姐火了：“汪一鸣！你走不走？再不走我告诉妈，让她揍你！”
　　我抿着嘴，一言不发，用沉默和静止对抗。秋日的阳光晒在身上，有点暖，也有点燥。路上偶尔有收工的大人经过，好奇地看我们一眼。
　　大姐终究还是妥协了。她黑着脸走回来，用力戳了戳我的额头：“你真是个小赖皮！”然后，不情不愿地再次蹲下。我欢呼一声，麻利地爬上去，搂紧她的脖子。回去的路，似乎比早上更轻快了。
　　到家门口，正好碰到奶奶。奶奶看见大姐背着我，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笑开了花，扭头就对在院里晾衣服的妈妈夸赞：“看看咱家大妮儿，多懂事！知道心疼弟弟，还背着上学放学！真是个好姐姐！”
　　妈妈闻言，也投来赞许的目光，对大姐说：“辛苦了，快放下歇歇。”
　　趴在背上的我，清楚地感觉到大姐的身体僵了一下。她闷闷地“嗯”了一声，把我放下，头也不回地进了屋。那时我不懂她脸上的疲惫和那声“嗯”里的复杂情绪，后来才明白，那或许是最初对“道德绑架”的懵懂反抗——她明明不愿意，却因为“懂事”和“姐姐”的身份，被迫承担，甚至因此得到夸奖。
　　尝到了甜头，我很快将“被背”视作理所应当。下午上学，刚出村口，我又故技重施，站在原地不动。
　　这次，大姐的反应激烈了许多。她叉着腰，气呼呼地瞪着我：“汪一鸣！我说了不背了！累死了！你自己走！”
　　我充耳不闻，开始我的“战术”：眼巴巴地看着她，抿嘴，低头，用脚尖划地，将“可怜无助”和“非暴力不合作”演绎到极致。
　　对峙了一会儿，大姐大概看出我铁了心。她没再蹲下，而是上前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左胳膊，对二姐喊道：“二妮儿！过来！拉他右手！我们拖着他走！”
　　二姐看了看大姐，又看了看我，默默走过来，抓住了我的右手。于是，乡村土路上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两个女孩一左一右，架着一个身体后仰、脚拖在地上的小男孩，艰难前行。起初我还觉得有趣，像玩什么新游戏，脚故意不用力，在土路上划出浅浅的痕迹。
　　但乡间小路哪里平坦？碎石、土坎、车辙印遍布。突然，二姐脚下被一个土块绊了一下，手下意识一松。正“享受”拖行乐趣、全身放松的我，瞬间失去平衡，“哎哟”一声，整个身子向后一仰，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接着在惯性作用下滚了半圈，躺在了尘土里。
　　大姐吓了一跳，赶紧和二姐跑过来扶我。我除了衣服上沾满灰土，倒也没摔伤。大姐拍打着我身上的土，想拉我起来：“快起来！脏死了！”
　　可这一摔，似乎摔掉了我的理智，却摔出了满腔的“冤屈”和更甚的耍赖决心。我非但没起来，反而就势在地上扭动起来，开始撒泼：“哇——你背我！你背我！你不背我，我就不上学了！我就不起来！”
　　哭声嘹亮，动作夸张，尘土飞扬。路过的几个村民停下了脚步，指指点点，脸上带着看小孩闹剧的笑意。这目光让大姐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堪。
　　“行！行！我背！我背！你快起来！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她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眼眶都有些发红。
　　我立刻止住哭闹，利落地爬起来，拍拍土，熟练地趴回她背上。大姐背起我，脚步沉重地往学校走去。也许是刚才哭闹耗尽了力气，也许是大姐背上的摇晃太过舒适，没走多远，我竟然趴在她肩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直到感觉脑门被不轻不重地弹了一下，才惊醒。睁开眼，已到了学校门口。二姐正瞪着我：“到了！还睡！快下来！”
　　我讪笑着滑下大姐的背。大姐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背，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难过？她没说什么，拉着二姐匆匆走了。
　　依赖一旦形成，就像藤蔓缠树。我用撒泼打滚、原地生根的“战术”，成功地让大姐背着我上学放学，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直到那个清晨，平衡被彻底打破。
　　那天，我们照例该出发了，大姐却站在堂屋门口，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地面。爸爸推着自行车正要出门，见状奇怪：“大妮儿，站这儿干嘛？还不赶紧上学，要迟到了。”
　　大姐抬起头，小脸憋得通红，手指绞着衣角，终于鼓足勇气，声音带着委屈的颤抖：“爸……你管管一鸣吧……他天天上学放学都要我背……我实在背不动了……累得我晚上胳膊都抬不起来……”
　　爸爸愣住了，显然没料到这种情况。他转向我，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一鸣？你姐说的是真的？你天天让她背着上学？”
　　我心虚地低下头，脚蹭着地，小声嘟囔：“没有……没有天天……”
　　一直安静的二姐，此刻却站出来，清晰地说：“有。他天天都这样。不让背就躺地上哭，不起来。”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爸爸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像暴雨前的天空。他两步跨过来，大手像铁钳一样抓住我的胳膊，二话不说，把我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径直拖进了他和妈妈的卧室，反手“咔哒”锁上了门。
　　妈妈正在叠衣服，被这阵势吓了一跳：“这又是咋了？”
　　爸爸把我往地上一顿，怒气冲冲地把大姐的话复述了一遍。
　　妈妈的脸色也变了。她放下衣服，看着我，眼里是失望，是生气，还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无力感。“汪一鸣，”她声音不高，却像冰碴子，“你长腿是干什么用的？你姐比你大多少？你把她当啥了？”
　　辩解是苍白的。一场预料之中的“男女混合双打”在紧闭的房门内上演。鸡毛掸子呼啸着落下，爸爸的巴掌也毫不留情。我哭得惊天动地，鬼哭狼嚎恐怕半个村子都能听见。爷爷奶奶在门外焦急地拍门、喊叫，但这次，爸爸妈妈铁了心。
　　最后，鸡毛掸子上的鸡毛稀疏零落，只剩一根光秃秃的竹竿。我的哭声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噎，屁股和大腿火辣辣地疼，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爸爸喘着气，扔下竹竿。妈妈红着眼圈，给我提上裤子。然后，爸爸一把抱起哭得直打嗝的我，走出房间，放在了自行车前杠的棉垫上。
　　“坐好。”爸爸的声音还带着余怒。
　　他推着车走出家门。那天清晨，秋风已经很有些凉意了，嗖嗖地吹在我泪痕未干的脸上，钻进脖子里。自行车碾过土路的每一个细小的坑洼，都会带来一阵清晰的、来自臀部的刺痛。我不再是被温暖脊背承载的孩童，而是必须自己面对颠簸与寒风的小小乘客。
　　从那天起，我“被背上学”的特权时代，正式宣告终结。通往学校的两公里土路，再也没有捷径，必须一步一步，用自己的脚去丈量。疼痛是真实的，秋风是真实的，成长中这最初关于“依赖”与“独立”的残酷课程，也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