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辞树》出道卡在起名处

12、青皮核桃与红蜘蛛痣

　　口袋里的油纸，安安静静地躺着，带着林兰的体温，林兰把手伸进口袋里，轻轻地揉搓着，回味着泡粑的香甜。她昂着头，感受着风的凉爽，总觉得今天的风吹得人晕晕乎乎，摇摇晃晃的——
　　“喂，喂，醒醒啊……”护士轻轻地摇着林兰。
　　林兰缓缓地睁开眼，看见了病房的天花板，目光从蓝色的隔断帘转移到护士的脸上，看见林兰终于醒了，护士的眼睛亮了起来。
　　“4床醒了！4床醒了！”她兴奋地向同事传达着这个喜讯。
　　“天，你终于醒了，你昏睡了好多天，体征都没有太大问题，可就是不醒！”护士激动地说着。
　　“对不起……谢谢……可以借我一个充电器吗？”林兰说。
　　护士很快拿来了充电器，林兰给手机充上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几天的混乱景象。然后听完医嘱，结算好费用，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她觉得自己都馊了，打算先洗个澡，再考虑后面的事情。
　　林兰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回到了那个“家”，她走进阳台，发现阳台上的非洲菊、宝巾等等早已没了生息，只有芦荟还顽强地活着。
　　“现在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总要做个了结的。”林兰心里想着，站在莲蓬头下面，任由温水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找到邬志文，是在距离市区两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县城。
　　线索来自他手机偶尔开机时，一条模糊的定位信息。林兰带上充电线和身份证，坐最早一班长途汽车就来了。这个县城以矿业闻名，街道灰扑扑的，空气中似乎都浮着矿尘。她在汽车站附近一家廉价旅馆住下，然后像个幽灵一样，在县城的几条主街上游荡。
　　第三天下午，在一家挂着“聚财茶楼”招牌的二楼包间窗外，她看到了他。
　　邬志文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薄款风衣，裹住他更显单薄的身躯。和他同桌的是三个男人，都穿着颜色扎眼、面料发亮的花哨西装，一个梳着油头，一个戴着粗金链，还有一个不停晃着腕上的金表。桌上摆着劣质茶具和几碟瓜子花生。
　　林兰就站在马路对面一株积满灰尘的槐树下，静静看着。窗户开着一条缝，断续的话语被风送过来：
　　“邬总，你放心，矿山那边我熟得很，批文……走走关系嘛！”
　　“土石方这一块，利润空间大得很，就是前期要打点……”
　　“资金？资金不是问题！我认识几个南方的老板，就喜欢投这种实体项目……”
　　“对对对，资源整合，强强联合！！邬总是见过大世面的，什么时候也带我们去认识认识京城的朋友嘛！”
　　邬志文大多数时间在听，偶尔点头，咳嗽几声，端起茶杯的手有些不稳。他脸上挤出的笑容，在林兰看来，僵硬又疲惫，像一张快要脱落的面具。
　　骗子。全都是骗子。林兰心里一片冰冷。这几个夸夸其谈的男人，和他一样，都活在一戳即破的泡沫里。他们谈论着几千万的生意，抽的却是十块钱一包的本地烟。
　　她懒得走过去，也不想立刻拆穿。转身在旁边的小摊上，花九块钱买了一网兜刚下树的生核桃。核桃还裹着厚厚的青皮，像一个个绿色的小拳头，沉甸甸的。她在路边花坛的水泥沿上坐下，摸出一把小水果刀。
　　用刀尖撬开青皮，汁液是黄绿色的，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氧化后变成难看的黑褐色，带着一股生涩的、类似未熟柿子的气味。这气味冲鼻，却奇异地让她保持清醒。她用力剥掉那层坚韧的青皮，露出里面坑洼不平的坚硬褐色外壳。再把核桃放在水泥沿上，用石头“咔”地砸开，捡出破碎的、裹着淡黄色薄衣的核桃仁。新鲜的核桃仁是乳白色的，水分很足，咬下去脆生生的，有种独特的、略带苦涩的清甜，完全不同于市面上炒制过的油腻香脆。
　　她就这么坐在灰尘里，一个接一个地剥着、砸着、吃着核桃。青皮的汁液染黑了她的指甲缝和指尖皮肤，粗糙的外壳碎屑沾在裤子上。她吃得慢条斯理，眼睛却一直没离开对面茶楼的窗户，看着那场荒诞的“商业会谈”。核桃的苦涩清甜在口腔里蔓延，像极了她此刻的心情——清醒地品尝着生活的粗粝和内核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稍纵即逝的甜意。
　　直到天色渐暗，那几个人终于晃晃悠悠地出来了，互相拍着肩膀，说着“下次再聚”、“等我电话”。邬志文最后一个走出来，风衣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他站在茶楼门口，看着那几个人走远，脸上的笑容瞬间垮塌，只剩下无尽的倦怠和灰败。他扶着墙，弯腰咳了一阵。
　　林兰这才扔掉手里最后一个核桃壳，拍了拍手上的灰，走了过去。
　　邬志文看到她时，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住哪儿？”林兰问，语气平淡得像在问天气。
　　邬志文报了一个旅馆的名字，比林兰住的那家稍好，但也有限。
　　房间狭小逼仄，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劣质空气清新剂的味道。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满了空间。林兰放下自己的小包，先去卫生间洗手，用力搓着手指上顽固的青皮污渍。
　　晚上，两人并排躺在宾馆梆硬的床上。窗帘没拉严，窗外县城黯淡的灯光和对面 KTV 闪烁的霓虹渗进来，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投下光怪陆离的影子。
　　沉默像一块沉重的湿布，覆盖着他们。
　　林兰在黑暗中睁着眼，忽然翻身，手探进邬志文的睡衣。她准确无误地握住了他疲软的□□。这是他们之间一个隐秘的习惯，从热恋时就有的。林兰缺乏安全感，夜里难以入眠时，总喜欢这样握着他，温暖、柔软、沉睡的器官握在掌心，像握住一个独属于她的、有生命的安抚玩具，让她感到奇异的安心和连接感。
　　但此刻，掌心传来的触感微凉，松弛无力，仿佛生命力正从这具躯体的每一处悄然流逝。
　　这种流逝的感觉，像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林兰压抑了太久的所有情绪。
　　她猛地坐起来，黑暗中死死瞪着邬志文模糊的轮廓，声音像绷紧到极致又骤然断裂的弦：
　　“为什么骗我？！”
　　“为什么你不是真的？！”
　　“什么公司！什么投资！什么未来！全都是假的！假的！”
　　“你把我拖进来干什么？啊？我算什么？你的陪葬品吗？！”
　　“啊——啊——”凄厉的尖叫贯穿了整个旅馆。
　　她越说越激动，声音尖利得变了调，连日来的恐惧、愤怒、被愚弄的耻辱、失去孩子的剧痛、对债务的绝望……全都化成语言和肢体的暴力。她扑上去，双手揪住邬志文睡衣的衣领，拼命摇晃他，像要把他从这场骗局里摇醒，又像要把他彻底撕碎。
　　“你说话啊！！”
　　她用力一提，想要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出乎意料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邬志文轻飘飘地就被她拎起了上半身。他太轻了，轻得像一具裹着布的骨架。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猛地浇熄了林兰所有的怒火和疯狂。
　　她愣住了，双手还攥着他的衣领，借着窗外闪烁的光，她能看清他脸上因为窒息和痛苦而皱起的五官，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嗬嗬声。这么轻易……她竟然可以这么轻易地掌控他、伤害他。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荒谬感排山倒海般袭来。她松开了手。
　　邬志文跌回床上，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咳嗽声撕心裂肺，仿佛要把整个胸腔都咳出来。他蜷缩起身体，背对着她，咳得浑身颤抖。
　　林兰呆呆地坐在床边，听着那仿佛永无止境的咳嗽声，看着自己刚才还充满力量、此刻却空空如也的双手。战斗的力气，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还能向谁讨要公道呢？向这个奄奄一息的骗子？向这荒诞的命运？
　　那一夜，邬志文断断续续咳了一宿。林兰就靠在床头，睁着眼，听着。凌晨时分，一次剧烈的咳嗽后，邬志文冲到卫生间。林兰跟过去，看到他扶着洗手池，对着污渍斑斑的白色陶瓷面盆呕吐，吐出的秽物里，夹杂着刺目的、丝丝缕缕的暗红色。
　　血。
　　林兰的心沉到了底。
　　第二天一早，她一言不发地收拾了两人少得可怜的行李，拉着几乎直不起腰的邬志文，去了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医院。检查、化验、办理住院。
　　医生看着邬志文带来的、已经厚厚一沓的病历和最新的检查报告，眉头紧锁，最终只是摇头：“肝硬化晚期，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风险很高。先住院稳定一下，输点血，还有白蛋白，用些止血和降门脉压力的药。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住院需要钱。邬志文的卡早已被冻结或掏空。林兰默默地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这是她工作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原本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底气，准备应急，或者……在彻底无望时离开的盘缠。不多，五万八千块。
　　她把卡放在邬志文病床边的床头柜上，声音干涩：“先用来交押金和药费吧。”
　　邬志文看着那张卡，又看向林兰。他眼神复杂，有羞愧，有感激，或许还有一丝残余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算计。他没有拒绝，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仿佛连说一句“谢谢”或“对不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住院几天，邬志文的出血暂时止住了，脸色却依旧难看，腹水似乎又多了些，肚子微微鼓起。他变得异常焦躁，不断打电话，低声下气地求人，眼神却越来越灰暗。也许稍微可算安慰的，是邬志文为自己买过大病保险，医疗费还能报销一部分。
　　一天下午，他接完一个电话，突然挣扎着要下床。
　　“你去哪儿？”林兰拦住他。
　　“有个机会……土石方的生意，就在附近一个镇子，对方说可以去看看现场。”邬志文喘着气，眼睛里有种回光返照般的急切，“是真的机会，老婆，如果能谈成，就能缓一缓……”
　　林兰看着他，知道这大概率又是镜花水月。但她没再阻拦。“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一个尘土飞扬的郊外工地。所谓的“生意”，不过是听一个包工头模样的男人吹了半小时的牛，看了几眼堆得像小山的土方，连份像样的图纸或合同都没有。邬志文强打精神应付着，林兰则远远站着，看着夕阳把土堆染成暗红色，像凝固的血。
　　回城时，天色已黑。他们搭了一辆顺路的私家车，是一对回市里的中年夫妇，还算和善。邬志文和林兰挤在后座。
　　车子驶上国道，窗外是飞速后退的模糊黑影和偶尔掠过的远处湾庄灯火。一天的奔波和病痛消耗了邬志文最后一点精力，他靠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呼吸沉重而不均匀，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紧锁着。
　　林兰看了他一会儿，轻轻扶过他的头，让他枕在自己腿上。
　　这个角度，她能清晰地看到他脖子和敞开的衣领下那片皮肤。昏暗的车内灯光下，她看到那些暗红色的、细小的、像蜘蛛一样伸开触角的痣——蜘蛛痣，比以前更多了，颜色似乎也更深了些，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他颈侧和锁骨附近，像某种不祥的印记，昭示着肝脏功能的衰竭。
　　林兰的目光凝滞在这些红蜘蛛痣上，指尖无意识地悬空，不敢触碰。
　　忽然间，记忆的闸门被汹涌地冲开。
　　不是关于邬志文，而是关于妹妹。
　　那年她十二岁，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暑假，父母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让她们和爷爷奶奶坐火车过去。坐的是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硬座，要熬二十多个小时。
　　车厢里挤满了人，闷热不堪，混杂着各种气味，咸菜味是个中翘楚。妹妹起初还很兴奋，扒着车窗看风景，后来累了，就靠在她身上睡。半夜，妹妹睡得沉了，滑下来，枕在她腿上。薄薄的汗水打湿了妹妹额前细软的刘海，一绺一绺地贴在光洁的额头上。车厢顶灯昏暗，妹妹的睡颜纯净安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轻柔。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腿被压麻了也不敢动，怕吵醒妹妹。窗外是飞驰而过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哐当”声，规律而单调，载着她们奔向父母，奔向一个短暂的、团聚的夏天。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她们，以为最难的不过是漫长的车程和腿麻，以为未来就像窗外的黑暗，虽然未知，但总会抵达有光的地方，有父母在等的地方。
　　林兰的视线模糊了。她低下头，看着腿上这个男人病弱、布满不祥印记的脸，又仿佛透过他，看到了当年那个汗湿了刘海、安心睡在她腿上的妹妹。
　　妹妹在C市工作，只知道她嫁了个“条件不错”的人，婚礼很风光。她从未跟妹妹提过邬志文的病，提过债务，提过死去的孩子，提过这几个月地狱般的日子。
　　羞愧、思念、一种强烈的倾吐欲和随之而来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她想念妹妹，想念那种纯粹的血脉相连的温暖。她疯狂地想立刻见到妹妹，扑进她怀里，把这些难以承受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嚎啕大哭着告诉她。但另一个声音又在尖叫：不能说！太丢人了！太不堪了！怎么能让妹妹知道，她引以为傲的姐姐，活成了这样一场笑话？怎么能让妹妹为她担心，甚至被她拖累？
　　车窗外，城市的灯光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汇成一片冷漠而繁华的光海。腿上，邬志文的呼吸声粗重而艰难。林兰的手，终于轻轻落下，极轻、极轻地，拂开了邬志文额前被冷汗浸湿的、几缕早生的白发。
　　她的眼泪，终于无声地、大颗大颗地砸落下来，洇湿了他风衣粗糙的布料，也洇湿了她心里那片关于妹妹的、遥远而温暖的记忆。
　　去见妹妹吗？如何去见？又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