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河畔》金泽秋白

8、出走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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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初冬，秋收已接近尾声，地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块棉田里，零星地开着几朵白中带黄的棉花，说开也不是秋天那般恣意怒放地开，个头小不说，棉萼也是半开半合，好像受了多少委屈极不情愿似的。不多的麦田里，针管似的麦苗已有两三寸高，正是“绿色遥看近却稀”的时候。大部分田地都光秃秃的，等着明年春天种棉花、秧地瓜。
　　农历十月一，这天是寒衣节，照例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送过冬的衣服。吃过早饭，象山腋下夹上烧纸，领着衣林向墓田走去，路上已有零零星星同去上坟的人。老独眼用单肩斜背着粪篮子，右腋下夹着铁锨，正从墓田方向往回走，看见衣象山，老远就侧身站在了路边。
　　“二哥，这是拾粪回来了？”衣象山打招呼道。
　　“回来了，乡长，坟也上完了。”老独眼用那仅存的一只眼睛看着象山腋下，“您这是去上坟啊？”
　　“上坟。还是你勤快啊，这东南坡，还有河边的粪，都让你拾家去了”象山笑着说。
　　“嘿嘿，”老独眼也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也有起的比我早的。反正睡不着……”
　　正说着，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枪炮声，枪声很密，不是那种打一枪拉一下枪栓的老式步枪，其间还夹杂着隆隆的爆炸声。大家不自觉地向东望去，什么也没有，那声音是从十几里外传来的。
　　“康庄那里驻着部队，这是又打起来了。”衣象山对着老独眼，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接连几天，高密西北、昌邑东南这里枪炮声不断，偶尔看见解放军的大部队从村外的大路上经过，扛着枪抬着炮，衣服虽然陈旧甚至破烂，但士气高昂，有说有笑。
　　那些前些时日不知躲到哪里去的农会干部们，如今一个个挺直了腰板，脸上放着光，连走路的脚步声都比往日响亮几分。那些跟着出去躲藏的“积极分子们”也回来了，他们围着干部，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彼此奔走相告：高密全县都解放了，蔡晋康带着残兵败将跑到青岛去了。
　　村子仿佛一瞬间活了过来，一种躁动的、似曾相识的热气，在初冬的干冷空气里弥漫。但衣象山脸上的笑容，却像秋后被霜打过的叶子，一日蔫过一日。那两道疏淡的眉毛，如今总是紧紧地锁在一处，中间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结。好几个夜晚，他躺在炕上，眼睁睁地看着窗户纸上那方惨白的月光，那光没有温度，冷冷地透进屋里，像一层秋霜，让他从前胸凉到后背。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几十亩田地，那是祖上几代人省吃俭用，一滴血一滴汗积攒下来的基业，可如今，倒成了烫手的山芋。农会干部们口中常念叨的“清算”、“土改”，每一个字都像一枚冰冷的针，扎在他的耳膜上。他们看他的眼神，也不再是往日那种带着几分敬畏的谦卑，那里面开始有一种打量、一种审视，甚至有一种隐隐的、让他脊背发凉的东西。

　　又要召开斗地主大会，会场就设在乡公所大院里，院墙周围横七竖八贴了许多标语，四角和门口有背着大枪的民兵站岗，院子里站满了大人和孩子。
　　衣象山本不想来，可新来的工作队牛队长软磨硬泡，其间还夹杂着明里暗里的威胁和利诱，特别是“你可要站稳立场”那句话，让衣象山心里直犯嘀咕，最终还是不情愿地来了。
　　一切准备妥当，赵大嘴被两个民兵推搡着押到了前面，他本就肥胖的身子似乎又加了虚肿，站立都有些困难。他垂着两手，嘴角极力向上扯，想挤出一个笑模样，但那笑容僵硬得像块风干的腊肉，比哭还难看，眼神惶惶地，讨好地看着台下众人。他的大儿子赵刚强就站在人群前排，脸上像戴了张木刻的面具，毫无表情；小儿子却不安分，扭动着脖颈东瞅西看，仿佛在寻找什么救星。
　　工作队牛队长往前走了两步，宣布斗争大会开始：“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农会开大会，斗争地主赵大嘴，大伙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谁先开个头？”
　　人们躲避着台上的目光，左顾右看，你推我，我推你，互相怂恿着别人上台。
　　人群里一个青年汉子忽然说：“我打头炮！”他分开人群，几步蹿到台前，回身指着赵大嘴，“乡亲们，咱们受地主老财赵大嘴的压迫剥削可太苦了！别的不说，全村的土地，他家就占一半，他一家人不用下地干活，还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咱们起早贪黑地干，风里来雨里去的，打那点粮食还不够给他交租子的，大家说，是不是这回事？”
　　人群一阵骚动，叽叽喳喳像一笸箩刚孵出的小鸡。牛队长满意地看了看那个青年，上前伸开两手向下压着，大声说：“静一静，静一静！有话到前面来说，不要私底下在那里喳咕（小声说话）。”
　　这时，衣树仁大声喊道：“打倒地主赵大嘴！打倒地主崽子赵刚强！他们太狠了，一点也不管我们的死活，去年分的地又要了回去，还强拉了俺家半袋麦子。”
　　这一下，仿佛打开了闸门，下面嘈杂得更厉害了。有人喊：“就是，俺家分的一张犁也被要回去了！”“俺家里（老婆）分了一条裙子，还没穿就被要回去了，他还打了我两捶！”
　　牛队长又上前压了压手。
　　这时，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说：“俺也说两句。”众人循声望去，是赵二鞋底，一个老贫农。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赵大嘴剥削乡亲们这是事实，可咱们说话也得拍拍良心，也不能光看着他干的坏事，他也为乡亲们做了些好事啊，你像日本鬼子征粮，哪年不是他家拿的最多啊？是不是？咱们这些穷家小户才缴了多少？再就是，头两年他还减租减息了呢，大家没忘了吧？所以我说，他还算不上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
　　这下炸锅了！有人接着就喊：“赵二鞋底，你虽说是贫农，可是和赵大嘴是本家，还没出五服吧？你当然向着他说话。”“就是，他赵大嘴多缴粮是应该的，谁叫他地多。不能听赵二鞋底的！”
　　人群又是一阵雀噪，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原本晴得好好的天，忽然从西北方向刮来一阵狂风，大片厚厚的乌云像奔腾的怒马随风而来，瞬间尘土飞扬，遮蔽了天光。会场上一阵骚乱，人们惊呼着，纷纷抱头想往外跑，几个民兵慌忙在院门口拦着，不让出去，几个人在门口争执着。
　　牛队长看到这种情况，立即上前大声说：“乡亲们，今天的斗争会开得好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灭了他们的威风，以后这样的会还要常开。现在，我宣布土改工作队的决定，地主赵大嘴家的土地重新分配，财产也要分。不光他赵大嘴，凡是向外租地的，家里雇着长工的，”他不经意地看了看仍旧站在人群里的衣象山，“土地和财产都要分，实现我们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散会！”下面的人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衣象山回到家已是吃晚饭时间，衣芳着急地问：“爷，开完会你又去哪里了？我去找你，人说批斗会早开完了。”
　　“是早开完了，我……我哪里也没去，这不开完会就回来了。” 他眼神涣散，声音也有些飘忽。
　　“多远的路啊，走了这大半过晌。”文氏盯着象山说。
　　象山这才发觉自己有些恍惚，只记得天刮大风，人们一窝蜂似地涌出乡公所，四下散去，至于自己怎么回的家，路上发生了什么，好像都不记得了。
　　“他爷，没事吧？”文氏上前摸了摸象山的额头说。
　　“没事没事，能有什么事啊？”衣象山想笑一下，可笑的实在勉强。
　　晚上，象山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外面的风还在呼呼刮着，后窗上的油纸已经破了好几个口子，被风一吹，“吱吱”直响。“天一暖和，就该挤（封）上后窗了。”象山叹了口气。月光静静地流淌，他的思绪却像被困在蛛网里的飞虫，越是纠缠，缠得越紧。他仿佛看见自己的田契被一只只粗黑的手夺去，祖宅的门楣被砸烂，一家老小被赶到大街上，受着众人的指点和唾骂，自己站在台子上被推来搡去……
　　窗外，不知谁家的公鸡发出一声嘹亮的长鸣，划破了这死寂的黑夜，紧接着其它公鸡也陆续地叫了起来。天，快要亮了。衣象山的头像灌满了浆糊般昏昏沉沉，但毫无睡意。前几天东乡马乡长的话又回响在耳边：县里的政策是区别情况，分类对待，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对地主乡绅这些大户是坚决清算，分田分地再分财产，特别是给日本人干过事的，有些民愤极大的还被抓起来枪毙了。县城周边的不少乡绅，都拖家带口地跟着蔡司令的队伍跑到了青岛……衣象山越想越怕，一想到白天批斗会上牛队长看他的那眼神，就禁不住后背发凉，冷汗涔涔而下。
　　文氏翻了个身，象山用脚推了推她，说：“芳她娘，明天咱们上趟松柏岭子，找她大舅再商议商议。”
　　“还是那事？正好也好久没回家了，你和才富好好商量商量，别的人就先不用说了。”文氏叹了口气道，“能不走就别走了，撇家舍业的。”
　　“知道。找空我再去趟官亭，看看咱姑和姑父的意见。”
　　第二天，衣象山套上马车，拉着文氏和衣芳、衣林，出村庄向东，上了五龙河堤一路向南，向松柏岭子奔去。衣林兴奋地在车厢里一边和衣芳耍闹着，一边看着河水问这问那。衣象山和文氏心事重重，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衣芳早已习惯了父母话语不多的状态，自顾自地应付着衣林。
　　过了河下了河堤，经过马家店时，象山买了大半斤烧肉，割了块豆腐，又打了两斤酒。松柏岭子村不大，一百多户人家，从村西头后街进去，第一条胡同东面、后面临街的就是大舅家。三间土屋，西山墙上已露出两三根檩条端头，大门朝西，南墙就是南邻的屋墙，猪圈在院子东南角上，一间西厢房紧连着大门过道。
　　大舅文才富赶集去了，妗子刘氏和二舅才贵、文玉正在家扒棒子。看见文氏领着衣芳衣林进来，一家人既惊又喜。刘氏情不自禁地抱起衣林，嘴里说着“林都这么高了”，眼睛却看着文氏和衣芳手里提着的纸包、酒瓶。刘氏人长的很是标致，中等偏上的个子，不胖不瘦，鸭蛋形脸庞，皮肤不算很白，但也说不上黑黄，如果生活再好一点，肤色还会好看的。就是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衣林挣扎着想下来，虽然才五岁多，自打第一眼看见大妗子，心里就本能地感到有点害怕，被她抱在怀里浑身不自在。
　　大舅赶集回来已过正午，大家边吃边聊。等孩子们吃完饭，文玉领着衣芳衣林出去了，象山才提到去青岛的事。大舅沉吟了良久，才说还是不去的好，衣林还小，文氏身体又不好，关键是都去了家里的地谁种，没有了地以后吃啥喝啥。象山说了自己的担心，把听到的各种消息都讲了出来，大舅就沉默了。二舅属于那种天塌下来也碍不着吃饭睡觉的人，所以基本上没说什么话。
　　最终商议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不过大舅最后说了：意见最终还是姐夫你自己拿，如果真走了，家里的地如果还让种，我和老二去给你种，你就放心就行。
　　第二天，衣象山又去了趟官亭。姑和姑父的意见是走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先保命要紧。并且还告诉象山，到了青岛可以打听着找找孙贵，听说他现在又升官了，没准他能帮上点什么忙。
　　姑父的意见彻底坚定了衣象山出走的决心。
　　冬至的前一夜，铁青色的天空飘着几片云絮，满天繁星眨着清冷的眼睛，月亮像极了一只冰清的白玉碗，泛着彻骨的冷辉。衣象山裹了裹身上那件灰旧棉袍，又回头看了看洒满月光的宅院，屋门敞开着，里面的煤油灯发出惨淡的黄光。那光晕让他想起无数个晚归的夜晚，推开大门看见这昏黄的灯光，心里油然会涌上一股幸福踏实的感觉——灶上温着饭菜，妻子文氏在灯下缝补，孩子们在炕头嬉戏。可现在……象山喉头一热，一股热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用手抹了抹眼睛，回转身向外走去，却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下，险些摔倒。象山扶着门框，门楣上“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依稀可辨，两扇厚重的榆木大门静静地立在那里，无言地看着它的主人。
　　“你们就放心走吧，屋和地我给照看着。”姐姐衣大姑哽咽地说。
　　“那我们就走了，姐姐，屋里的家什，地里的庄稼，你和姐夫都给照看照看，明年就回来了。”文氏坐在车上，披着象山的那件藏青色棉布大氅，怀里抱着已经熟睡的衣林，话里也已带了哭腔。这个嫁到衣家十五年的女人，第一次要离开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宅院，她不敢回头多看，怕多看一眼就会舍不得离开。
　　“地里忙不过来，就到松柏岭子找芳她大舅，”衣象山说，“要不，找李二叔也行，他在咱家这些年了。”
　　“知道知道，你就放心吧。到了那里安顿好了，能捎信回来就捎个信回来，哈？”大姑用围巾抹了把眼睛。
　　衣象山牵着骡子，向村外走去。骡子的蹄铁踏在冻土上，发出“嘚嘚”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震耳。马车上拉着两口木箱，几袋粮食、面粉，一斗箢子刚蒸的饽饽和煮好的地瓜干，锅碗瓢盆，吃的用的，能装上的几乎装了满满一车，只在中间留了个位置，文氏和衣芳并排靠着坐在里面。这车家当，承载着一家人全部的生计，也承载着对未知远方的惶恐与期盼。
　　村头的那棵老槐树秃枝乱颤，枝桠间悬着的破铜钟不时地被北风撞响，低缓的嗡鸣声荡过屋顶，越过田地，向结了冰的五龙河床上蔓延过去。这钟声曾召集村民议事，也曾警示匪患，今夜却像专为送行而鸣。几声零落的狗叫从远处传来，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送别的离情当中。衣象山攥紧缰绳，手已经冻得生疼，指尖就像猫咬一般。出村东头，拐上堤坝，他侧头望了眼沉睡的村庄，月亮已挂在树梢，连片的草屋顶在月光下泛着灰白，宛如无数口倒扣的棺椁。
　　车过墓田时，衣象山勒住骡子，向着祖坟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头。衣芳轻声问：“爷，咱们啥时候回来？” 衣象山茫然地回答：“不知道。” 衣芳又问：“青岛那边，也有地种吗？” 衣象山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苦涩地说：“不知道……就算有地，也不是咱种的地了。”文氏又嘤嘤地抽泣了起来。
　　更梆子从五里外的镇子上飘来时，骡车已拐上通往县城的官道。衣象山摸出怀表，表壳上嵌着的樱花金箔早被磨花了——这是当年佐藤赏的"良民证"。他忽然悲愤难抑，扬手要将它扔进沟里，手臂挥到半空却又止住，终究又塞回贴身的暗袋。天边泛起蟹壳青时，路边的村庄里，已有零星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不知哪个早起的乡人也要出门赶路，可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他们的家人在家里等着他们。我衣象山呢？还能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