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河畔》金泽秋白

7、国共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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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的幻景并未持续太久，国共两军最终还是打了起来。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起，国共两军围绕着高密城展开了拉锯战，县城数次易手。周家乡公所的旗杆上，青天白日旗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倒成了老百姓了解战事胜败的最直观的风向标。乡民们从最初的惶恐不安，渐渐变得麻木，最后已然习惯了这种山头变换大王旗的生活，照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该种地时种地，该收割时收割。只是这日子，愈发艰难。国军来了，依旧是强征粮草，手段有时比日伪时期更甚，民众虽然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共军来了，则推行减租减息，甚至发动土改，将地主富农的田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赢得了贫苦百姓的拥护，军队自然也得到了给养。但也给地主与农民之间埋下了更深的仇恨，等地主和还乡团随着国军卷土重来，便是血腥的报复，分出去的土地被夺回，减掉的租息要加倍补缴，那些带头闹革命的土改积极分子，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往往下场凄惨。一股强烈的不安日夜萦绕在衣象山的心头。
　　这天，衣象山正在吃早饭，土改工作队的周队长走进院子，还未进屋，就大声嚷嚷道：“老衣，还在吃饭呢？走走，参加分田大会去。”
　　衣象山忙放下碗筷迎出来，勉强地笑着说：“周队长，这分田大会，我就不去了吧？我……我这身份，不合适……”
　　“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这老乡长了，在这十里八村谁不认得？你得去给大伙儿讲几句，撑撑场面。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去，就是支持革命工作！”
　　“哪里哪里，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共产党来了，农民翻身得解放，用不着我了。”
　　最近不知怎么，只要有人提起他过去的“乡长”身份，他就禁不住一激灵，心里直打鼓，后脊背冒虚汗。
　　衣象山拿出两个小板凳，和周队长在院子里坐下。周队长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年鬼子扫荡时，组织村民“空舍清野”的那个八路军联络员，所以和衣象山也算是老相识了，因此说话也就开门见山。
　　“老衣啊，你的顾虑我明白。你要想开，咱们的政策是耕者有其田，不能再让地主老财不劳而获地白白剥削了，要把地主的田地无偿地分给咱老百姓。”
　　“知道知道，我就是……就是有些害怕。”
　　“怕什么？你的地又不多，又不是什么地主。”
　　“我不是怕这个，”衣象山搓着双手，诺诺地说，“我是怕……怕闹出人命，乡邻乡舍的，结下死仇就不好了。”
　　“没事，我们会掌握火候的。不过这也要看地主的态度啊。像赵大嘴那种平日欺压乡里的，群众有怒火，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他眼神锐利地扫过衣象山，右手手指在空中指点着说。
　　"斗地主！分田地！"远处群众的口号声隐隐传来。不用去，衣象山也能想象财主赵大嘴站在台子上，被一穷二白的翻身农民们数落着、控诉着，台下群情激奋的场面。他心里乱糟糟的，既对赵大嘴平日所作所为不齿，又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斗争感到恐惧和不安。
　　村子里流言蜚语更多了。人们忽然变得关心起时局来，上坡干活也晚去早回，经常三三两两聚在墙角、树下或胡同口，交头接耳，脸上混杂着兴奋、猜疑和恐惧。他们谈论着谁家又分到了田地和浮财，哪个村庄的恶霸被镇压了，言语间透着快意。但更多的，是隐隐的忧虑和担心：
　　“共产党能打过国民党吗？俺看着够呛。他们的枪就不行，兵也少，八路军就待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
　　“你没听说李王店斗地主的时候，台下的老百姓大都光看热闹不言不语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台上连说带打，从地主手里分的地，好多人家还不敢要。”
　　“也是害怕啊！哪一天还乡团回来，政权不又得变回去？拿过来坐到腚底下还没热乎呢，又得送回去。那些领头闹的就得当心自己的脑袋，除非你舍了家不要，跟着八路跑了。”
　　“唉！要是共产党能站稳不走了，那多好啊！”
　　“这谁能说得准？咱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不管谁来，咱都要吃饭。还是到庄稼地里干活要紧，把地拾掇好了，盼望着秋天有个好收成吧。”

　　秋天到了，蔡司令的部队又重新占领了高密县城，广大农村刚刚成立的各级区委会、农会，包括土改工作队，就像潮水退潮一样迅速转入了地下，或转移了地方。同时带走的，还有部分农会积极分子、铁杆“无产者”。还乡团又气势汹汹地回来了，清算、抓捕、报复……刚刚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农具、财物等，又被强行夺回，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恐怖的气息。
　　衣象山蹲在胡同口，面无表情地看着还乡团把从乡亲们家里搜出的粮食、财物往大车上装。赵大嘴的小儿子趾高气扬地跟在车后，边挥舞着鞭子边喊着："□□兔崽子都滚出来！"“吃了俺的再给俺吐出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跟着大车跑看热闹，衣林也在其中，不小心被踩掉了一只鞋，他光着一只脚，手里提着那只脏兮兮的布鞋，紧追慢赶地跑在后面。
　　去年衣象河第一个报名加入了农会，在斗地主分田地中表现积极，分到了二亩好地和一爿三腿耧、一个碌碡。这次还乡团反攻，不成想又被全都缴了回去，想着那豆荚结得正鼔胀的二亩大豆，心里着实不甘。可不甘又有啥法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并且，为了保命，衣象河还有树仁也在工作队的软说硬拉下，跟着工作队转移了，只剩下刘氏和五岁的树义留在家里。
　　这天，吃过午饭，刘氏正要出门，一个中年汉子突然闯了进来，远处隐约传来“别让他跑了，快追！这边，这边！”的叫喊声。来人着急地说“老乡，我是呼镇区委的干部，被还乡团盯上了。”边说边试着攀上墙头，可由于慌乱，或者跑得太久力气用尽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攀上去。刘氏看他短衣打扮，腰里别着手枪，一脸忠厚、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模样，不像坏人。这时，杂沓的脚步声、叫喊声和“汪！汪！”的狗叫声越来越近，来人的脸色也越来越灰白。
　　“和还乡团对着干的都是为了咱穷人!”刘氏想起衣象河平时常说的这句话，心一横，赶紧领着来人进到里屋，把炕上的被子一掀，让他躺下。来人刚要上炕，又马上转身，把腰间的手枪塞进锅底，尽力往里捅了捅，用草灰盖上。刘氏嘱咐道“就说是俺小叔子，发皮汗（疟疾）。”又嘱咐树义，有人问起来，就说躺在炕上的是恁大大，病了。
　　还乡团冲进来搜查，看到炕上裹着被子瑟瑟发抖、连声呻吟、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男人，就问有没有外人进来过，炕上的男人是谁。刘氏说没有外人来，炕上的是自己的小叔子，正发“皮汗”呢。来人也配合刘氏的说法，装出打寒战的样子。还乡团不放心，又拽过树义问炕上的男人是谁，树义说“是俺大大”。还乡团没有发现破绽，骂骂咧咧地到别家搜查去了。
　　家属舍身保护共产党干部，这为日后衣象河在农会中提高威信，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