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窗的呼吸》红栗子

3、深渊 从坐高

　　从坐高铁返程，到一趟趟跑医院复查，整套检查做完，整整花了三天半。
　　基础检查结束后，医生又让我做一个24小时脑电图，刚好当天有空设备，就直接安排上了。做这个检查必须要有家属陪同，我只能打电话给姥爷。
　　电话一接通，我刚把情况说清楚，姥爷就立刻应了下来，半点犹豫都没有。他匆匆换好衣服，一路开着他的小三轮车赶到镇上的客车站，坐着颠簸的班车，往三百多公里外的州医院赶。
　　三百多公里的路，他舍不得花钱坐高铁，就这么一路晃荡，只为了来陪我做一场检查。
　　我一想到他佝偻着身子，在拥挤嘈杂的班车上坐好几个小时，心里就揪得发疼。
　　病房在13楼，姥爷从来没来过，根本找不到路。我这边要等着医生，走不开，只能和他打视频电话，一点点告诉他该走哪条路、坐哪部电梯。听着他慌乱又努力听清的声音，我心里又酸又涩，明明是我生病，却还要让一把年纪的他为我奔波。
　　姥爷终于上来后，我带着他往病房走，刚才跟他打视频指路的间隙，医生已经回来了，正坐在病房里。
　　病房里，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做脑电图的小女孩，和我患着一样的病，她是外婆陪着来的。和婆婆闲摆时，我才从她口中知道，她才十岁，六岁就确诊了，比我还要小。那一刻我忽然有点鼻酸，原来在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小小年纪就要扛着病痛。
　　我头上已经贴满了细细的电极片，整个人像被牢牢缚住，一动也不敢动。
　　医生在一边跟姥爷简单说了几句，姥爷听得格外认真，眉头紧紧皱着，一言不发。
　　等医生走开，他才慢慢走到床边，压低声音轻轻问我难不难受，语气小心翼翼，生怕戳到我什么痛处。
　　我看着他满脸疲惫又强装镇定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涩，怕他累着，更怕他一直为我揪心，只能强装没事，一遍遍催他先去订好的旅店歇一歇。
　　下午，姥爷又一趟趟跑回病房，一进门就轻声问我想吃什么，他去买。没多久，他端着一盒打包好的，热气腾腾的盒饭回来。小心翼翼地递到我手边。可我头上连着笨重的仪器，稍微动一下都不方便，更别说上厕所了，根本不敢多吃，只扒拉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姥爷看我吃得这么少，皱着眉问我怎么不吃了。我怕他担心，只轻声说：“吃饱了。”
　　剩下的饭菜，他怕浪费，就坐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全都吃完了。
　　我是女孩子，姥爷在旁边也多有不便，没坐多久，我就又让他回旅店休息了。
　　到了晚上，要上厕所，只能用中午提前买好的便盆。上完厕所，我躺在床上，心里挣扎了一遍又一遍，羞耻、难堪、无助混在一起，堵得胸口发闷。最后实在没办法，才红着脸，拜托隔壁床小女孩的外婆帮忙倒掉。
　　那位婆婆人特别和善，下午聊天时就一直很照顾我。
　　我红着脸、犹豫了好久才开口求助，她却半点嫌弃都没有，轻声细语地帮我收拾妥当。
　　那一刻，心里又酸又暖，眼泪差点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漫长的24小时脑电图终于结束。结果拿给医生看，医生说脑电图依旧异常，还有放电，药不能停，这次还要再加量。我默默点头，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答案。唯一让我稍微松口气的是，这病国家能报销一部分。不然以我们家的条件，光是医药费，就真的扛不住了。至于爸爸，他本就不怎么管我。
　　自从我生病，他就更像是彻底放弃了我。
　　其实也不意外，小时候，他就已经放弃过我一次了。
　　开完药已经是下午了，我和姥爷走出医院，在路边找了家米粉店，点了两碗牛肉粉。粉刚端上桌，我下意识就拿起筷子，把自己碗里一大半都拨进了姥爷碗里。
　　姥爷立刻抬头看我，怕我吃不饱，连声说不用，等会他吃不完。
　　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哪里是吃不完，他只是舍不得，怕我吃不饱，怕我饿着。
　　我只轻轻说：“慢慢吃嘛，我吃不完那么多。”
　　他为我奔波了整整两天，一路颠簸，没吃好，也没得睡个安稳觉。
　　我不能替他累，不能替他苦，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小事。
　　吃完粉回旅店歇了一会儿，我联系好回家的顺风车，踏上归途。
　　到家时已经是深夜。
　　推开门，屋里的灯还亮着，奶奶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刷着视频，一直在等我们。
　　每次都这样，不管多晚，她非要亲眼看见我们平安进门，一颗心才算落了地，才肯放心去睡觉。
　　在家休养了两天，我就又收拾好行李，回了学校。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又好像所有的重量，都悄悄压在了心底。
　　日子还要继续，书还要读，路，也只能自己一步步走下去。
　　只是那些藏在高铁上、医院里、深夜里的委屈与坚强，
　　那些说不出口的难堪、藏了又藏的懂事，
　　终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时间一晃，转眼就要去医院实习了。
　　原本定在4月份出发，因为学校里的一些安排，先是推迟到5月份，后来又一拖再拖，直到7月份才真正开始安排实习。
　　接下来，便是长达10个月的医院实习生活。
　　没有固定的课表，没有多余的假期，只有日复一日的科室轮转，从早到晚不停忙碌的奔波。
　　从前那个被病痛缠身、被心事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孩，如今也要穿上白大褂，学着去照顾别人、温暖别人了。
　　可现实，往往会给你一个当头一击。
　　在实习的第三天，因为停了一个多星期的药，病魔再一次找上了我。
　　为什么突然停药呢？
　　因为实在受不了姑妈和爸爸一次又一次在背后指责，那些话像细针，密密麻麻扎在我心上，日日夜夜都不得安宁。
　　他们从来不懂我身上的痛，不懂我这病有多磨人，只觉得我是在添麻烦、在花钱、在拖累这个家。
　　我已经拼尽全力在撑了，可到头来，还要被最亲的人这样误解、埋怨、指指点点。
　　那天，把上个月剩下的最后一粒药吃完后就没让姥爷去医院开药。
　　姥爷心里比谁都清楚，姑妈和爸爸是怎么在背后说我的。
　　可是我真的想问一句——
　　我看病，花过姑妈多少钱？
　　这么久以来，爸爸你又主动给我打过几次钱、真心关心过我几次？
　　我停药，不是病好了，不是不怕了。
　　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指责听得多了，好像连痛都变得麻木，慢慢也就习惯了。
　　可人心不是铁打的，它会疼，会累，会一点点凉下去，直到再也提不起力气。
　　原来生病的人，真的会格外脆弱。
　　不是身体弱，是心太弱了。
　　明明已经在咬牙硬撑，明明已经够懂事、够克制、够不给人添麻烦了，
　　可只要被最亲的人刺一句、怨一声、冷一眼，
　　所有的坚强，瞬间就会碎得一塌糊涂。
　　我也想坚强，想无所谓，想不往心里去。
　　可我也是人，也会难过，也会委屈，也会在深夜里，偷偷崩溃。
　　你也许会说，不就是被说几句，多大点事。
　　可那些轻描淡写的安慰，终究只是站在你的角度而已。
　　旁观者永远，都不会懂。
　　7月3日清晨，我再一次发病了。
　　平日里那些断断续续的小发作，我向来都是咬着牙硬扛，忍一忍就过去了，从来不敢声张，也懒得去管。
　　可这一次，是彻头彻尾的大发作。
　　我记不清自己在床上抽搐了多久，那段时间像被揉碎的噩梦，漫长又混沌。
　　等到意识一点点从黑暗里爬回来时，浑身早已软得没有一丝力气，只有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刚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一样。
　　连哭，都哭不出声。
　　我就这么躺了半天才缓过一点力气。等稍稍清醒，我才发现枕下一片冰凉。
　　枕头右侧湿了一大片，还带着刺眼的红。
　　大概是发作时咬到了舌头，也可能是抽搐时伤到了内脏，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混着一身冷汗。
　　对此，我早已麻木，早已见怪不怪。
　　我伸手摸索到手机，费力举到眼前，屏幕上显示着凌晨5:26。
　　离起床还有两个小时，八点要上班，我平时都是七点半左右才起。
　　我又硬撑着躺了一会儿，才慢慢撑起身子。头依旧昏沉得厉害，浑身绵软无力，我只能双手死死撑着床沿，呆坐了好几分钟，才勉强站起身。还好卫生间就在隔壁，我拿起那只沾了血的枕头，一路跌跌撞撞挪到卫生间，轻轻丢进桶里。本想接点水把它泡一泡，可身体早已不听使唤，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无奈作罢。
　　随后，扶着冰冷的墙壁，我一步一步挪回卧室，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重重跌回床上。冰凉的白墙就像这世间所有的冷漠，不疼我，不问我，只是安安静静地承受着我全部的重量。
　　我哆哆嗦嗦地拉过被子裹紧自己，在一片模糊与眩晕里，伸手摸索另一个枕头。指尖碰到布料的那一刻，我连委屈都没力气涌上来，只是机械地把枕头垫好，便再也撑不住。
　　这一觉睡得昏昏沉沉，像昏死过去一般，没有梦，没有期待，连自己是怎么睡着的，都一无所知。
　　七点半，闹钟刺耳的铃声突然炸开，梁凌萱在门外的呼喊一遍遍响起。才终于将我从昏睡里拉了出来。那一刻，我只觉得世界模糊又遥远，浑身沉重得动弹不得。
　　我和梁凌萱当初填了同一家医院实习，租房时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合租。两个人住在一起，平时也能互相照应。那时这边已经没有一室两厅的户型，只有一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可选，我们商量过后，最终租下了现在这套三室一厅。
　　早上下班后，我拖着依旧沉重发僵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实在没力气再做别的，只是简单煮了碗面，匆匆扒了几口便再也撑不住，回卧室躺了下去。本以为安安静静睡一觉，身体就能缓过来一些，可刚睡下没多久，那股熟悉的异动又从四肢窜了上来——那种即将失控的预感瞬间攥住我，我硬是凭着最后一点清醒的意识，拼命挣扎着，才勉强醒了过来。
　　第二天中午，我再一次迎来了大发作。
　　这次比前两次都要凶猛，我完全记不清自己在床上抽搐了多久，意识全程破碎又模糊，中途只零星闪过几秒钟残缺的片段，再之后，便是一片漆黑的空白。
　　等意识终于艰难回笼时，我已经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地上。身上的睡衣被冷汗浸得湿透，大片黏腻地贴在身上，还隐隐泛着几缕嫣红。那点点红色，落在米白色的布料上，就那样静静点缀着，像春日暖阳里，一朵朵不该盛开的、艳得刺目的花。
　　床旁的垃圾桶也在我摔下床时被带倒，里面的废纸散了一地，乱糟糟地摊在旁边。
　　好在是夏天，天气闷热，地板也不至于冰凉刺骨。我就那样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才一点点找回身体的知觉。
　　脑袋昏沉得厉害，还伴着一阵阵隐隐的钝痛。我缓缓抬起沉重的右手，摸向疼痛的位置，指尖触到一块凸起的肿块，肿得很大。想来，是刚刚发作时摔下床，头重重磕在地上，才撞出了这样一个大包。
　　身体稍稍缓回一点力气，我才慢慢撑着地面爬起来，扶着床边，一点点费力地往床上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重新躺回床上，大口喘着气，又放空般僵了许久，才闭着眼想好好歇一歇。可偏偏就在这时，手机里定好的起床闹钟猝不及防地炸响，尖锐又刺耳，硬生生划破了这间屋子死寂般的安静。
　　我胡乱薅过手机，颤抖着指尖，想给带教老师发消息请假。可此刻的手完全不听使唤，明明心里把要说的话想了一遍又一遍，指尖在屏幕上拼命地敲打，却只打出一串歪歪扭扭的字母，怎么也拼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连一句通顺的文字都打不出来。
　　梁凌萱洗漱完，见我迟迟没起床，便过来叫我。我声音止不住地发颤，跟她说我刚才又发作了，还从床上摔了下去，头上撞出了一个大包。
　　她看了看我的头，轻声说：“真的有一个大包。”
　　“我刚刚听到动静，还以为是你的台灯掉了。”
　　我声音虚虚的，慢慢回道：“没有。”
　　后来我实在撑不住，让她帮我给带教老师发消息请假。我看不清屏幕，手也抖得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她拿过我的手机，帮我给带教老师发消息说明了情况。老师一听，立刻问了我们的住址，马上带着医生和护士往这边赶。
　　他们到了楼下不太清楚路，朋友便下楼去接。我们住的地方就在医院旁边，从出门到医院，不过短短三分钟的路程。
　　我的带教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女生，身形瘦瘦的，一头长发温柔地垂在肩头。她总爱笑着，眉眼弯弯，说话轻声细语，对谁都温和耐心，是那种一靠近就让人觉得安心、踏实的人。
　　他们赶到出租屋，立刻给我量了血压，仔细问了我当下的情况，也向我朋友确认了事发经过。简单交代几句后，他们便赶回医院继续上班了。朋友也特意请假留在出租屋陪着我，没有去上班。
　　当天下午，辅导员和医院主任沟通妥当后，帮我们办好了请假手续。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往省里的专科医院，高铁两个小时便抵达了平阳。
　　在平阳站，一位和我们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已经特意请假等在那里，要陪我们一起去医院。
　　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临近中午，正好是下班时间，医生护士都陆续准备去吃饭。我们简单咨询了情况，先去酒店放下行李，又一起去吃了顿饭。
　　等回到医院挂完号，医生开了抽血化验，心电图的单子，还安排了12小时脑电图检查，并告诉我们，这些项目红十字会可以报销一部分。
　　脑电图被安排在晚上，抽完血做完心电图，我们便随便逛了一会儿。转眼到了晚饭时间，我们找了家店吃饭，吃完就又赶回了医院。
　　他们就这样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也不能说是静静看着，当然也拍了好多我的丑照。没多久，我头上就被一片片贴上密密麻麻的电极片。
　　不得不说，这次贴电极片，是我做过这么多次脑电图里最疼的一次。
　　第二天中午拆电极片的时候，护士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因为长期吃药，再加上本身体质就弱，这几年我的头发一直掉得特别厉害。今天这么一折腾，又被硬生生扯掉一大把，心里又疼又委屈。
　　看着眼前温温柔柔的护士姐姐，我本以为会轻一点，结果现实往往比想象中更疼、更残忍。
　　还好拆完头上这一堆缠得紧紧的电极片后，护士总算递来两小包洗发素。可洗头的地方，却是医院狭窄冰冷的厕所，没有温水，只能就着冷水龙头直接冲。
　　凉水浇在头皮上的那一刻，刺骨的冷混着之前被扯得生疼的伤口，一阵一阵往骨头里钻。我就那样站在狭小的厕所间，低着头，任由冷水漫过发烫的头皮，胡乱把头发冲干净。
　　好在医院还有一台老旧的吹风机，嗡嗡的风声，勉强给了我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