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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40年·3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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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三岁了,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我们看了六家。公立的两家,离家近,便宜,每月一千左右,但一个班四十多个孩子,两位老师,显得有点拥挤。硬件也旧,玩具种类不多。私立四家,环境、师资、课程设置差异很大。
我们定在一家叫“启明星”的双语幼儿园。园区很大,有塑胶操场、沙池、小型游乐设施。教室明亮宽敞,布置得色彩缤纷。外教是个年轻的美国女孩,正带着一群孩子做游戏,笑容灿烂。招生老师穿着得体的套装,递过来的宣传册印刷精美。
“我们采用的是探究式课程,中英文双语浸润环境。从小班开始就有逻辑思维、科学启蒙、艺术创意的专项活动。每周还有两次外教纯英文教学时间。”老师声音悦耳,指着宣传册上的图片,“这是我们孩子的作品展,这是户外探索活动,这是国际文化周……”
念念在游乐区玩滑梯,咯咯直笑。
“费用呢?”陈默问。
“目前我们秋季学期的费用是半年三万,包含所有的材料费、活动费、伙食费和保险费。一次性缴清有优惠,也可以选择分期。”
陈默倒吸一口凉气:“半年三万……一年就是六万……”
我翻着宣传册,没说话。册子上,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搭积木,在外教带领下唱英文歌,在绿草地上奔跑追逐,在科学角观察植物发芽。每张照片上,孩子们的笑容都那么灿烂、自信,眼睛里有一种光——是我在公立幼儿园那些孩子的照片里,没有明显看到,或者说不那么突出的光。
我知道那可能只是宣传技巧,是摄影和后期的作用。但我忍不住想,我的念念,能不能也有那样的笑容?能不能也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
“我们再考虑考虑。”陈默拉着我往外走,力道有点大。
回到家,关上门,我们爆发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不是以前的小口角,而是关乎理念、关乎未来、关乎“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的激烈冲突。
“太贵了!”陈默在客厅走来走去,手指着空气,仿佛那里贴着价目表,“公立的才几千块一年!三万!半年三万!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公立的没有外教,没有这些课程,没有这么丰富的活动!”我把宣传册摊在茶几上,手指点着那些图片,“你看,他们从小班就开始接触英语、接触编程思维、接触艺术创作……这些是软实力,是以后竞争力的基础!”
“三岁小孩学什么编程?!学什么逻辑思维?!”陈默提高音量,脸涨红了,“我三岁的时候在干嘛?在泥地里打滚!在玩弹珠!我现在不也好好工作,好好养家吗?”
“时代不一样了!”我也激动起来,“你三岁的时候,大家起点都差不多!现在呢?别的孩子都在学,你的孩子不学,就是落后!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起跑线!你就知道起跑线!”陈默猛地转身对着我,“那是资本制造焦虑骗钱的!孩子这么小,应该快快乐乐地玩!学那些有什么用?拔苗助长!”
“快乐?在公立幼儿园四十个人的班里,老师能顾得过来每个孩子快不快乐吗?”我针锋相对,“是,那些课程可能现在没用,但环境熏陶、视野开拓、思维方式的培养,是从小开始的!我不能让念念将来因为英语不好、因为见识少、因为思维僵化,失去机会!”
“机会?什么机会?像你一样,一个月挣三千块的机会吗?”话出口的瞬间,陈默就愣住了,脸色瞬间苍白。
我也愣住了。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血液都凝固了。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墙上时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格外刺耳。
陈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结滚动,最终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懊悔,是惊慌,是“我怎么把这话说出来了”的失措。他转身,快步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微微发抖。那句话像一把生锈的钝刀,慢而深地割开了我一直努力维持的、平静生活的表象。
他说得对吗?
也许吧。
我一个月确实只挣三千块。做兼职会计,零零散散接活,不稳定,收入微薄。我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不可替代性”。我的价值,在就业市场上,大概就值这个数。
所以我才更害怕。害怕念念将来像我一样。害怕他因为我的“不给力”,因为我的“短视”,因为我的“舍不得投资”,而重复我的路——一条狭窄的、能看到尽头、充满无奈和妥协的路。
我慢慢坐到沙发上,拿起手机。屏幕亮了,是周晓的朋友圈更新。
九宫格。巴厘岛。碧海蓝天,白色沙滩,椰林树影。她穿着一条红色长裙,戴着宽檐草帽,赤脚站在浅滩里,对着镜头笑得肆意张扬。阳光在她身上镀了一层金边。配文:“三十五岁,送自己一趟旅程。不为谁,只为自己。”
我点开她的头像,进入她的朋友圈。不需要往前翻太多,这些年,她的足迹遍布我曾经梦想的地方:日本樱花雨下,北欧冰川前,新西兰跳伞的瞬间,土耳其热气球上看日出。她没结婚,没孩子,在一家外企做到了中层,年薪是我的十倍不止。她健身,学潜水,玩冲浪,生活丰富得像一本精装的旅行杂志。
有一次周晓来上海出差,约我吃饭。餐厅人均三百——是她体谅我,没选更贵的地方。
“我上个月在巴厘岛冲浪,”她切开牛排,“差点被浪拍晕,站起来那一刻,我感觉爽翻了。”
我笑笑:“真好。”
“你呢?”她看着我,“念念该上幼儿园了吧?”
“嗯,刚定了双语幼儿园。”我说,“半年三万。”
她刀叉顿了一下:“……这么贵?”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我重复着这句听了无数次的话。
她晃着红酒,看了我很久:“汐汐,你记不记得,上大专的时候我们说过,要一起去看遍所有的海?”
“记得。”我看着盘子里的酱汁,“你先帮我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声音低下去,“我是说……你过得好吗?”
我知道她在问什么。她在问那个曾经在台上喊出要一起去看海的女孩,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为三万块幼儿园学费焦虑的母亲。
“念念很可爱。”我拿出手机,给她看屏保。
她看着照片上虎头虎脑的孩子,又看看我,眼神复杂:“我知道。我想问的是……你后悔吗?”
我没回答。那顿饭后来吃得有些沉闷。
临走时,她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如果你需要……”
“我知道。”我拍拍她的背,“谢谢。”
她松开我,眼睛有点红:“照顾好自己。”
我点头,目送她坐上出租车。她摇下车窗,朝我挥手,手腕上系着一条我在大专时送她的、印着海浪的手链。
现在,我想回答她:后悔。在某些瞬间,比如现在。当我的丈夫用我的收入来攻击我,当我的孩子需要我为他的“起跑线”支付我支付不起的费用时,我后悔。
后悔当年的怯懦,后悔当年的妥协,后悔当年没有咬牙走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给自己多挣一点选择权。
卧室门开了。陈默走出来,眼睛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仰头看着我,声音沙哑:“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我混蛋。”
“是我该说对不起。”我打断他,“我不该说那种话。”
“那……幼儿园……”他试探着问。
我拿起手机,打开银行APP。我们的共同账户,这两年省吃俭用,加上我的兼职收入,余额:48200元。这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包括当初我那笔“看海基金”的残余,包括他每月的工资结余,包括我们为可能的、遥远的“买房”攒下的每一分钱。
我点开转账界面,输入幼儿园的账户,金额:6000元。
“先交定金,剩下的分期。”我说,手指悬在确认键上,停顿了三秒,然后按下去。
指纹识别通过。
转账成功。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我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像是在说服他,也像是在说服自己。这句话从我妈妈嘴里说出来,现在从我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可悲的传承,一个无法摆脱的咒语。
陈默看着我,很久,点了点头。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粗糙,温暖。“嗯。听你的。”
那天是我三十五岁生日。没有人记得。包括我自己。白天在争吵和焦虑中度过,晚上哄念念睡下后,我才在手机的日历提醒上看到那个小小的蛋糕图标。
我盯着那个图标看了很久,然后关掉手机。
换了衣服下楼。夜晚的小区很安静,零星几个窗口亮着灯。便利店还开着,白炽灯的光冷冷地照着货架。我走进去,在面包区挑了一块奶油面包,用塑料袋装着,标价八元。
付了钱,我走到小区中央的长椅上坐下。路灯是暖黄色的,飞蛾绕着灯罩不知疲倦地撞。远处有隐隐的广场舞音乐声。
我拆开塑料袋,拿出面包。很普通的奶油面包,两头是空的,中间挤着一条廉价的白色奶油。我小口小口地吃。面包体有点干,奶油很甜,甜得发腻,工业香精的味道。
我吃得很慢,一口,咀嚼,吞咽。再一口。
然后我尝到了咸味。
是眼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滑进嘴角,和甜腻的奶油混合在一起,变成一种古怪的、难以形容的味道。
我抬手擦,眼泪却越擦越多。索性不擦了,任由它们流。
对面楼五层有一家还没睡,暖黄色的灯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能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在厨房里忙碌,大概是在给孩子热牛奶,或者准备明天的早餐。她的动作熟练,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温柔而疲惫。
我看着她,她看不见我。
就像我看着周晓朋友圈里那片巴厘岛的海,她看不见我此刻的眼泪。
我们活在彼此的视线里,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面包吃完了,连掉在塑料袋里的碎屑都倒进嘴里。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我站起来,拍拍裙子。布料是便宜的化纤,起了点小球。
上楼。电梯镜子里,我的脸有点浮肿,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很难看。我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子,慢慢挤出一点笑容。
进门时,陈默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是体育新闻。
“去哪了?”他问,眼睛没离开电视。
“买了点东西。”我说。
“哦。”他没多问,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
我走进卧室。念念睡得正香,侧躺着,一只小手攥成小小的拳头放在脸边,呼吸均匀轻柔。床头的小夜灯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光晕。
我俯身亲了亲他的额头。
“生日快乐,林汐。”我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