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海》风若有夏

6、2033年·28岁

　　2033年春节

　　回家第三天，吃完晚饭，妈妈在厨房洗碗，我站在旁边擦盘子。水声哗哗，蒸汽氤氲。爸爸在客厅看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大。

　　“汐汐，”妈妈没抬头，“你王阿姨下午来坐了坐。”
　　“哦。”我知道重点在后面。

　　“她儿子，你记得吧？陈默。比你大一岁，大专学历，在开发区那边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妈妈关掉水龙头，转过身，在围裙上擦手，“人老实，长得也端正，就是不太会说话。家里条件一般，但父母都是本分人……”

　　“妈。”我打断她，手里的盘子没放下，湿漉漉的。

　　她停下来，看着我。
　　“我不想相亲。”我说。

　　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我能听见客厅电视里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能听见厨房水龙头没拧紧的滴水声——“嗒、嗒、嗒”，像心跳，像倒计时。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有点紧。

　　然后我看见妈妈哭了。

　　她哭的没有声音。眼泪顺着她眼角的皱纹往下淌。她今年五十五了，白发在灯光下闪着银光。

　　“妈妈不是逼你……”她声音是哑的，“我就是怕……怕你一个人……将来我们走了，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头疼脑热，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个没擦干的盘子。水珠顺着盘子边缘滴到地上。

　　我想起很多事。
　　想起七岁那年，她把我从海边拉走，手腕被她攥得很疼，我哭闹，她说“下次”。

　　想起十七岁高考前夜，她摔门而出，声音很大，我对着关上的门无声地说“我恨你”。

　　想起二十三岁那个雨夜，她在我的朋友圈下面评论“注意安全”，我盯着那行字，想象她打这些字时的表情。

　　想起这十年，我们无数次的争吵、冷战、互相不理解。我觉得她固执、保守、不懂我，用“为你好”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她觉得我任性、幼稚、不懂事，把她的经验当成耳旁风。

　　但在这一刻，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在滴滴答答的水声里，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固执的、试图控制我人生的母亲。

　　我看见一个五十五岁的女人。她的青春早已流逝，她的梦想大概也湮灭在琐碎的生活里。她的世界里，丈夫是搭伙过日子的伙伴，女儿是她全部的情感寄托和未来希望。她不懂什么“自我实现”，不懂什么“诗和远方”，她只知道，人需要伴，老了需要依靠，孤独是比贫穷更可怕的东西。

　　她用她所知道的最笨拙的方式，想要为我铺一条“稳妥”的路。那条路可能狭窄、单调、乏味，但至少，不会坠崖。

　　路灯透过厨房窗户照进来一点昏黄的光。我看向窗外，楼下路灯已经亮了，光晕里飞着细小的蚊虫，不知疲倦地撞向灯罩。一个老人牵着一条老狗慢慢走过，影子拖得很长，长到几乎要爬到我们这栋楼的墙根。

　　“我去。”我说。

　　妈妈愣住，眼泪还挂在脸上，要掉不掉。她似乎没听清，或者不敢相信。

　　“我说，我去相亲。”我重复了一遍，把手里湿漉漉的盘子放在料理台上，拿起洗好的苹果，递给她，“别哭了。”

　　她接过苹果，手在抖。她看着苹果，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点头。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翻到2024年开封王婆说媒的视频。十九岁的我穿着汉服，在聚光灯下，在千万人面前，用尽力气喊：“要——一起去看海的！！”

　　评论区的最新一条留言是三个月前的：“九年过去了，妹妹找到那个陪你去看海的人了吗？”

　　我没有回复。

　　关掉视频，手指无意识地继续下滑，又看到另一段视频——是大专毕业前，宿舍夜谈时周晓用手机拍的。

　　画面晃动，六个女孩挤在一张床上，敷着面膜，头发乱糟糟的。周晓的声音画外音响起：“来来来，毕业前许愿！林汐先来！”

　　我对着镜头，眼睛亮得惊人：“我要去看遍中国的海岸线！从辽宁到广西，全部走一遍！”

　　“哇——野心不小啊！”室友们起哄。

　　“那你呢周晓？”

　　镜头转向周晓，她撕下面膜，素颜的脸干干净净：“我要去冰岛看极光，去撒哈拉看星空，去南极看企鹅！”

　　“切——比林汐还不靠谱！”

　　大家笑成一团。周晓把镜头转向窗外，夜色里宿舍楼的灯光点点。

　　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反正，我不要过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

　　视频到此结束。

　　而现在，九年后的深夜，周晓在冰岛的极光下，我在出租屋里计算相亲时要穿哪件衬衫不会显得太寒酸。

　　她真的没有过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也没有过上流水线一般的人生。

　　我也没有——但我过的，是连明天都常常看不清的生活。

　　关掉视频，打开相亲角的地址。

　　地点：人民公园银杏长廊第三张长椅。

　　我定了闹钟。

　　2033年秋·28岁

　　周六下午，我穿了件淡蓝色衬衫。是二十三岁生日时给自己买的，现在穿已经有点紧了，抬手时胸口那粒扣子绷着，呼吸都需要放轻。

　　人民公园的相亲角比我想象中更热闹。不是我想象中的尴尬、沉默、双方父母审视般的打量。而是某种集市般的、甚至带着点荒诞喜剧色彩的喧闹。

　　银杏树下，长廊里，乌泱泱全是人。大多是父母，举着A4纸，上面打印着子女的信息：年龄、学历、职业、房产、年薪、身高体重。像商品标签，也像寻人启事。

　　“我女儿，28，公务员，有房有车！”
　　“我儿子，32，博士，高校老师，年入三十万！”
　　“看看我家姑娘，老师，稳定，会做饭！”

　　声音混杂，表情殷切，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视每一个路过的适龄男女。我低着头，匆匆穿过这片情感的“人才市场”，感觉自己像一件迟到的货物，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摊位。

　　第三张长椅在长廊尽头，相对安静些。银杏叶金黄金黄，落了一地，踩上去有干燥的脆响。

　　他已经在了。

　　白衬衫，洗得有些发灰，领口有一处没熨平，翘着小小的角。他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上，手里攥着一张纸条。看见我走过来，他慌慌张张站起来，长椅发出“吱呀”一声呻吟。

　　“你、你好。我是陈默。”他把纸条递过来，又觉得不对，缩回去，脸涨得通红，“啊，不对，这个……这个上面的内容是我妈写的……”

　　我接过那张被揉得有些发皱的纸条。打印的字迹，宋体，小四号：“男，29岁，大专学历，XX机械厂技术员，月薪6000，无房，有电动车（新），性格踏实，无不良嗜好。”

　　和我出门前，妈妈塞给我的那张，除了性别年龄和“有电动车”后面多了个“（新）”，几乎一模一样。连用词都相似：“踏实”。

　　“坐吧。”我说。

　　我们并排坐下，中间隔着大约一个人的距离。我从帆布包里拿出两杯咖啡——从家里用保温杯带出来的速溶咖啡，现在应该已经凉了。

　　“谢谢。”他接过，手指碰到我的，很快缩回去。

　　尴尬的沉默在蔓延。
　　远处家长们讨价还价般的声音飘过来，还有风吹过银杏叶的沙沙声。

　　“我……”他开口，又停住，挠了挠头，头发有点乱，“我其实……不太会说话。我妈说，见面要多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嗯。”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咖啡。已经凉透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皱皱的膜。我用吸管搅了搅，那层膜破裂，散开，又慢慢聚拢。

　　“我妈妈……她身体不太好。”他继续说，眼睛看着地上的落叶，“高血压，心脏也不太好。她说……想看到我成家。说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我妈也是。”我说，吸管戳着杯底的沉淀物。

　　又是沉默。

　　一阵稍大的风吹过，金黄的银杏叶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一场安静的雨。有一片正好落在他肩上，他浑然不觉。

　　“我没什么本事。”他声音很低，像在坦白什么重大的、羞于启齿的罪行，“工资不高，没房子，也不会说好听的话……相亲相了好几次，人家都嫌我闷，嫌我穷。如果你……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没关系的。真的。”

　　他说这话时，没有看我，一直盯着自己手里的咖啡杯。杯身上印着便利店的logo，已经磨损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侧脸。不算帅，但端正。眉头微微皱着，有种木讷的认真。我想起妈妈说的“老实”，大概就是这种样子。

　　“我也是。”我说。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疑惑。

　　“我也没什么本事。”我重复了一遍，直视他的眼睛，“大专学历，行政前台，月薪比你少一点。也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撒娇，不会讨好。相亲也相过，人家嫌我工作没前途，嫌我性格太闷。”

　　他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然后，很慢很慢地，嘴角开始上扬，形成一个有点傻气、但如释重负的笑容。那笑容让他整张脸都亮了一下，虽然很快又收敛回去。

　　“那……”他搓了搓手，手指关节粗大，有洗不掉的机油痕迹，“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银杏叶又落下来，这次落在我深蓝色的裙摆上。

　　我看着那片叶子，看了几秒。

　　“好。”我说。

　　后来我们去看了场电影。喜剧片，全场都在笑，我们也跟着笑。散场时已经晚上九点，他推着电动车陪我走到地铁站。深秋的夜风很凉，我裹紧了外套。

　　“今天谢谢你。”他说，站在地铁口明亮的灯光下。
　　“谢什么？”

　　“谢谢你没嫌弃我。”他顿了顿，“也谢谢你来。”
　　我笑了：“我也没什么好嫌弃的资本。”

　　地铁站门口有小摊贩在卖各种小玩意。他忽然说：“你等我一下。”

　　然后跑向路边的一个小摊。很快回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递过来时有点不好意思。

　　是一个贝壳钥匙扣。廉价的旅游纪念品，贝壳是塑料的，染成不自然的、饱和度很高的蓝色，用一根红色的细绳穿着。

　　“给你。”他耳朵又有点红，“虽然……虽然不是真的，但你说过你喜欢海。我妈跟你妈打听的。”

　　我接过那个塑料贝壳。在路灯下，它闪着廉价粗糙的光泽。

　　“谢谢。”我说。

　　地铁进站的轰隆声传来。我走进车厢，隔着玻璃向他挥手。他站在那儿，用力地挥手，直到地铁开动，加速，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被隧道的黑暗吞没。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塑料贝壳。

　　它很假，很轻。

　　像我二十八岁的人生。

　　和我对爱情，仅存的那点，微弱的，不敢抱太大希望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