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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瓶颈、微光与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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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雨,细密而绵长,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潮气里。倒计时牌上的数字无情地缩减,教室里的空气像是被反复挤压的海绵,沉重而紧绷。我坐在逐渐习惯的、不再是绝对角落的位置上,感受着两种不同向度的压力正将我拉扯。
课内学业的压力依旧以习题卷的形式具象化,雪片般落下。而另一种压力,则源于我自身位置的微妙变化。自从几次在数学和理科课上被点名解答难题并给出清晰思路后,“林晚”这个名字,不再仅仅与“勤奋”、“家境不好”等标签联系在一起,开始隐隐与“擅长理科”、“有潜力”挂钩。班主任在班会上不点名地提过两次“有些同学通过课外拓展,思路打开很快,值得借鉴”,更让一些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起初是好奇和请教。下课或午休时,开始有同学拿着题目过来问我,大多态度诚恳。我尽力解答,这本身也是巩固。但渐渐地,气氛开始复杂。期中考试,我的总排名第一次挤进了班级前十五,数学和物理单科更是名列前茅。关于“林晚是不是在搞竞赛”、“听说有师大教授专门辅导”的流言像雨水渗入墙壁般,在教室里悄然蔓延。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一个雨天的午休。我刚从图书馆打工回来,正在啃着冷馒头核对宋教授留下的一道极值问题思路。前排的徐莉莉,一个家境优渥、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十的女生,和几个朋友围在讲台边,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飘到我这边。
“……所以说,光会死读书也不行,得有门路。有些竞赛啊,培训啊,普通人哪知道信息?听说还有内部推荐名额呢,跟保送挂钩。”徐莉莉拨弄着头发,意有所指。
“可不是嘛,以前闷不吭声的,突然就冒尖了,没点门道谁信?”另一个女生附和。
“人家那是‘勤奋’,‘有天赋’,跟我们这种靠自己一点点拼的不一样。”徐莉莉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刺。
握着铅笔的手指微微收紧。冰冷的馒头碎屑卡在喉咙口,有点难受。又来了。前世类似的情景并不少见,办公室里的风言风语,同事间隐晦的排挤。那时的我,总是选择把头埋得更低,假装没听见,用更拼命却往往不得法的努力去对抗,结果只换来更深的疲惫和自我怀疑。退缩,似乎已经成了我应对不公和嫉妒的本能反应。
心脏在胸腔里闷闷地撞击。一股熟悉的、想要缩回壳里的冲动涌上来。别理她们,专注你自己的事。争论没有意义。脑海里的声音在劝退。
但这一次,另一种更清晰、更冷硬的声音压过了它:退缩有用吗?前世退让的结果是什么?流言不会停止,只会因为你的沉默而变本加厉,甚至逐渐被当成事实。你躲回角落,就能安心学习了吗?那些目光和议论,依然会如影随形。
宋教授的话突然闪过脑海:“面对问题,直接分析核心矛盾。” 这核心矛盾是什么?不是她们的口舌,而是她们话语背后试图否定的东西——我的努力和成绩的正当性,以及这可能带来的、对我未来机会(比如保送)的潜在威胁。退让,意味着默许这种否定,意味着将本可能属于我的机会,置于他人定义的“公平”质疑之下。
我不能退。至少,不能像前世那样毫无抵抗地退。
我放下铅笔,咽下那口干涩的馒头,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我转过身,面向讲台那边,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教室里尚未完全嘈杂起来的安静衬托着它:
“徐莉莉,你们是在讨论竞赛和保送的事情吗?”
一瞬间,讲台边上的几个女生都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搭话。徐莉莉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抬高下巴:“怎么了?讨论一下不行吗?又不是说你。”
“是不是说我,大家心里都清楚。”我站起来,没有走向她们,就站在自己的座位旁,目光平静地看向她,“关于竞赛信息,市数学学会的公告栏、学校之前的通知,都有张贴。师大宋教授的课外兴趣小组,是公开测试选拔的,只看测试成绩。这些信息,对所有同学都是公开的。”
我顿了顿,继续用陈述事实的语气说:“我的成绩,是每一次课堂回答、每一次作业、每一次考试考出来的。我的课外时间,除了打工,都在看书做题。如果有谁觉得我的方法有效,我愿意分享资料和思路。如果认为有‘门路’或‘内部名额’,”我直视着徐莉莉有些闪烁的眼睛,“请拿出证据。否则,这种猜测,对认真准备竞赛的同学不公平,对辛苦教学的老师也不尊重。”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还在教室的同学都看了过来。徐莉莉的脸涨红了,嘴唇动了动,想反驳什么,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她旁边的女生拉了拉她的袖子。
“我……我又没特指谁,你激动什么?”徐莉莉最终嘟囔了一句,气势却弱了下去。
“我没激动。”我重新坐下,拿起铅笔,“我只是澄清事实,避免误解影响班级备考气氛。如果没别的事,我要继续做题了。”
我没再看她们,将注意力强行拉回草稿纸上那些复杂的图论符号。手指还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但心跳已经慢慢平复。我说出来了。没有歇斯底里,没有争吵,只是清晰地划出了界限,陈述了事实。这比想象中……需要勇气,但并没有那么可怕。
这场小小的对峙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涟漪迅速扩散。有人觉得我“太刚”、“不留情面”,但更多同学,尤其是那些同样埋头苦读、家境普通的学生,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同的东西——那是一种微妙的认同,甚至是隐约的佩服。至少,我敢为自己挣来的东西发声。课后,甚至有两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女生,主动来问我一道物理题,态度自然了许多。
班主任也听说了此事,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批评,只是叹了口气:“林晚,有进取心是好的,但也要注意团结同学。徐莉莉那边,我会去说说。你……专心学习,别受干扰。”
“我知道,谢谢老师。”我点点头。我知道班主任的潜台词是“别惹事”,但我也知道,有时候,“不惹事”等于“任人宰割”。我必须找到那个平衡点。
这件事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焦点”位置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它带来了些许认可和资源倾斜的可能性(比如老师更愿意解答我的疑难),但也必然伴随质疑和审视。我无法再隐藏。
而另一重压力,来自501室,来自宋教授那条愈发陡峭的小径,并未因此减轻半分。
组合极值问题像一座迷宫,入口众多,歧路纵横。那些论文和真题中的精妙构造与反证,常常让我在叹服之余感到深深的无力。我能看懂每一步推导,却无法在面对新问题时,内生地“创造”出那样的思路。宋教授要求我们写的“思维车辙印”,越来越频繁地陷入泥泞,留下大片大片的空白和混乱的箭头。
“感觉不对。”宋教授在一次课前翻阅我们的思考记录时,直接点了我的名,语气里没有批评,只有一种冷静的审视,“林晚,你的记录显示你在尝试各种工具,图论、数论、不等式……但你像是在用不同的钥匙胡乱捅锁,却没有静下心来研究锁孔的结构。你缺乏对问题本身‘形态’的直觉。”
他的话像另一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我在应对人际压力时强撑起来的镇定,暴露出我在专业探索上更深层的瓶颈。我缺乏直觉。或者说,我的“直觉”还停留在简单模仿和拼接的阶段,远未达到能洞察问题核心内核的层次。这是比做不出题、比应对同学冲突更让我感到恐慌的瓶颈——一种天赋或积累上的、似乎难以逾越的鸿沟。
张明轩也遇到了困难,但他的挣扎似乎更“高级”一些。他常常能提出一些结构性的猜想,虽然最终未必正确,但方向感比我明确。刘雅则变得更加沉默和焦躁,她似乎彻底放弃了在宋教授课堂上的主动表达,转而更加拼命地刷题、背诵各种模型,试图用“见多识广”来弥补“灵光一闪”的不足。我们三人之间那种微妙的竞争氛围,在共同的高压和各自不同的困境下,变得有些凝滞,又因为我在学校引发的风波,似乎隔了一层更复杂的膜。
打破僵局的,是一个意外的契机。
那是一个周六下午,照例是宋教授的课。雨下得很大,窗外一片迷蒙。宋教授没有讲新课,而是拿出了一份泛黄的、手写稿的复印件,字迹工整而有力。
“这是我很多年前,带过的一个学生,在你们差不多年纪时,研究一个类似极值问题留下的原始笔记。”他语气平淡,却让我们瞬间屏住了呼吸。“不是最终论文,是他在完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犯错、修正的过程。今天,我们不谈正确答案,就看这个‘犯错’的过程。”
我们传阅着那份复印件。纸张脆黄,上面布满了勾画、涂抹、箭头、问号,以及大量被证明是错误或繁琐的推导。逻辑不连贯,字迹有时潦草,有时又工整得像是强迫自己冷静。但在那些混乱之中,能看到一些闪光点: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初始类比(将图论问题类比为物理中的能量最小化),一连串因此而来的、虽然错误却极具启发性的计算,然后是一个巨大的“此路不通”的叉,接着是长时间的空白和似乎毫无关联的几何图形涂鸦,再然后,思路突然转向了组合设计中的某种构造……
看这份笔记,比看任何一篇优美的论文都更让我震撼。我看到了智慧不是凭空降临的灵光,而是在泥泞中一次次跌倒、爬起、更换工具、甚至原地转圈的痛苦结晶。我看到了那个学生也曾如我一般迷茫、笨拙,但他没有停止书写,没有停止尝试,哪怕写下的是错误。这甚至给了我一种奇异的安慰:看,那么厉害的人,也曾这样挣扎过。
“看出什么了?”宋教授问。
张明轩迟疑道:“很……乱。但好像,他一直在试图‘表达’问题,用各种方式,哪怕方式不对。”
刘雅小声说:“他试错了很多方向。”
我盯着笔记上一处从图形涂鸦突然跳到简洁代数不等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星号标记,旁边写着两个字:“连通!” 这两个字力透纸背。
“他……”我开口,声音因为之前的冲突和眼前的触动而有些沙哑,“他似乎是在用‘写作’和‘画图’帮助思考。那些错误的推导和涂鸦,不是垃圾,是他在把模糊的直觉和外部的知识进行碰撞、试错。直到某个关键属性(比如‘连通’)被凸显出来,成为新的支点。” 我顿了一下,想起了自己那些试图记录却常常羞于留下“错误”、更因外界干扰而心浮气躁的“车辙印”。“我……我可能太急于求成,总想直接写出正确的、干净的路,反而不敢留下真正挣扎的痕迹,不敢让思维足够‘乱’地去碰撞。有时候,还容易被……其他事情干扰了这种深度沉浸。” 最后一句,我说的很轻,但我知道宋教授听得懂。
宋教授看了我一眼,那目光似乎深了一些,扫过我,也扫过略显紧张的刘雅和沉思的张明轩。“直觉不是空想,它需要材料去碰撞,更需要一个不受无关声浪干扰的、敢于试错的心境。你的工具(知识)正在积累,但你还不敢放手让它们真正地、自由地与你面对的问题摩擦生热。你太珍惜‘正确’,畏惧‘混乱’和‘非议’,但真正的创造,往往诞生于可控的混乱之中,需要屏蔽杂音的定力。”
他指向那份笔记:“这份价值,不在于它最终指向了答案,而在于它真实记录了思维如何从混沌中寻找秩序。从今天起,你们的‘思维车辙印’作业,我要看到更多这样的‘混乱’——无方向的联想,荒谬的类比,失败的构造,大胆的猜想哪怕没有依据。我要看到你们思维的‘活性’和‘抗干扰能力’,而不是整理的‘工整’或外界的‘风评’。”
这番话,像一道更强烈的微光,劈开了我眼前交织着学业瓶颈和人际压力的浓雾。我一直在用“管理”和“策略”约束自己,追求效率,这没错。但在最需要突破性思考的领域,我或许过度压抑了思维本该有的、野性的试探和发散,同时也高估了外界杂音对我的实际伤害能力。我害怕浪费时间,害怕显得愚蠢,更害怕因突出而招致的非议,却因此可能扼杀了产生真正“直觉”的可能性,也让自己陷入了不必要的内耗。
那天之后,我刻意改变了自己在“车辙印”上的记录方式,也调整了面对班级环境的心态。对于无谓的议论,学习宋教授的态度:事实澄清即可,不纠缠,不内耗,将精力核心收回到问题本身。我开始允许自己在思考本上写下各种“荒唐”的联想和涂鸦,给自己一个绝对坦诚、不自我审查的思维空间。
有一次,面对一个极难的存在性构造问题,我苦思无果。想起白天的争执和宋教授的话,我索性抛开“必须正确”的包袱,在纸上画了一堆随机点,然后随意连接,再涂掉,再连,像一种宣泄,也像一种放空。无意中,我注意到某种特定的“局部密集、整体稀疏”的涂鸦模式,让我隐约觉得可能满足题目某个苛刻条件。这个模糊的感觉毫无逻辑支撑,但我把它记录了下来,并标记:“毫无理由的猜测:或许可以尝试递归构造,先建立这样的‘密集核’,再以某种方式稀疏地扩展。源于乱画。”
在接下来一周的小组讨论中,我把这个“毫无理由的猜测”连同那些幼稚的涂鸦一起带了过去。张明轩看到时愣了一下,刘雅也投来诧异的目光,但这次,她的诧异里少了些之前的复杂情绪,多了点纯粹的好奇。当我们围绕这个“猜测”展开讨论时,张明轩忽然指出,这种“核-扩展”结构,可能可以利用数学归纳法来严格实现,并提到了一个相关的图论引理。刘雅则翻出笔记,找到了一个类似的、但更简单的构造示例。虽然最终我们仍未完全解决原题,但这个从“混乱涂鸦”和“屏蔽杂音”后放松心态中诞生的模糊猜想,却指引我们进行了一次有方向的、收获颇丰的探索,我们三人之间的讨论也难得地回到了相对纯粹的学术碰撞上。
那一刻,我看着被我们写满的白板,答案依旧缺失,班级里的暗流或许仍在,但心中那堵由内在瓶颈和外界声浪共同筑起的墙,仿佛被凿开了更坚实的缝隙。微光透了进来,虽然微弱,却是我自己点燃的,照亮了思维探索的路径,也让我看清:真正的成长,既要敢于直面外界的风雨,也要勇于深入内心的混沌。两者都需要勇气,而后者,或许才是走得更远的根本。
(第十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