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命运的第二次赌约》Smilingfish

17、新赛道

　　三月清晨的风，依然带着料峭的寒意，却已能嗅到泥土深处一丝微弱的、潮湿的生机。我站在三中门口，看着“初三下学期”的红色横幅在风中微微鼓荡，心里异常平静。那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后的平静，就像面对一道已知条件复杂、但求解路径已在脑中推演过数遍的难题。

　　寒假堆积起的“厚度”——知识的，方法的，心性的——此刻沉甸甸地压在肩头，却也成了我最坚实的底气。我知道，从今天起，我踏上的是一条更狭窄、更陡峭、竞争也更直接的新赛道。学校课业、竞赛培训、家庭责任，三股力量将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拉扯我的时间和精力。

　　按照新原则运行。我对自己说，深吸一口气，踏入了教学楼。

　　教室里的气氛明显不同了。黑板上方倒计时的数字触目惊心，往日课间的喧闹被一种沉闷的、蓄势待发的紧迫感取代。每个人桌上都堆着更高的书山，空气里弥漫着油墨试卷和咖啡混合的、属于毕业班特有的气味。

　　我的座位依旧在那个靠墙的角落。但当我摊开崭新的课本时，心境已与上学期截然不同。我不再是那个只想缩在阴影里、祈祷不被点名的透明人。我用十分钟快速浏览了这学期数学、物理、化学三门主科的目录和前言，在心里大致勾勒出知识图谱的主干和可能的难点。全局视野，这是宋教授讲拉姆齐定理时给我的启发——先看清森林，再研究树木。这份主动的姿态，让我即使身在角落，目光却已投向整个战场。

　　变化在悄然发生。数学课上，当老师提出一道综合性的二次函数与几何结合题，教室里一片寂静时，我举了手。不是冲动，而是我在快速评估后，确认自己的解法虽有跳跃但逻辑完整。站起来走向黑板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惊讶的，探究的，甚至有几道带着隐约不服的。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嗒嗒声在过分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我写下关键步骤，尽可能简洁地解释转化思路。坐下时，手心有些汗湿，但心跳平稳。老师点了点头，说了句“思路清晰”，没有更多评价，但下课后，前排两个成绩不错的女生破天荒地回头问我某个步骤的细节。

　　这种被“看见”的感觉很陌生。前世的我在这种场合只会更深地低头，生怕引起任何注意。但现在我明白，在这个新赛道上，藏在角落并不能减少压力，只会让你在需要资源（老师的关注、同学的交流）时更加被动。我必须适应这种逐渐移向焦点边缘的过程，学习在受关注的同时保持专注，不被打扰，也不自我膨胀。

　　课间，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语气是公式化的关切加压力：“林晚，上学期末成绩有进步，保持住。但初三下学期是关键中的关键，一切都要为中考让路。听说你还在参加外面的竞赛培训？”他推了推眼镜，目光里是不赞同，“要分清主次啊。那些东西，对升学帮助有限，别本末倒置。”

　　我垂下眼睑，看着办公室老旧地板上的一道裂纹，声音平稳：“我明白，老师。我会协调好时间，保证课内成绩。”我没有争辩，但“协调”这个词，我已经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不是取舍，是更精密的整合。

　　协调，而不是放弃。我心里很清楚。中考是必须通过的独木桥，现实而紧迫；而竞赛，是宋教授那条小径指引的方向，是周晏所在的、更广阔世界的模糊倒影，是我内心不肯熄灭的那簇火苗。放弃任何一个，都是对重生机会的浪费，也是对那个在远方奔跑的身影的背弃。偶尔，在深夜面对难题感到疲惫时，我会想起周晏留下的那个信封，想起他谈论数学时眼中清晰的光。他现在在做什么？是否也在某个灯火通明的教室或图书馆里，攻克着更艰深的问题？那身影遥远得像个符号，却奇异地带给我一种“同行”的错觉和推力。他不是我需要赶超的具体目标——那太不切实际——但他代表了一种高度，一种可能性，让我在疲于应付眼前苟且时，还能记得抬头看的方向。

　　回到家，这种“方向感”与现实的碰撞更为具体。饭桌上，母亲李秀兰不停地给我夹菜，眼神里的忧虑几乎要溢出来：“晚晚，这学期……是不是特别累？我看你人都瘦了。要是实在忙不过来，那个竞赛……要不先放放？”父亲林建国没说话，只是停下筷子，沉默地看着我，那目光沉重，压着太多未说出口的担忧和对现实的无力。

　　我咽下嘴里的饭菜，努力让声音显得轻松有力：“妈，爸，别担心。我心里有数。竞赛和课内不冲突，有时候思路还能互相启发。而且，”我顿了顿，说出他们最在意的部分，“宋教授说了，如果竞赛能出成绩，对将来……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没有具体描绘那“好处”是什么，但在父母听来，这或许意味着更好的高中、甚至更远的未来可能。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担忧未褪，却也没再坚持。我知道，他们是在用最大的克制，支持我这条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却隐约觉得“或许不同”的路。

　　我必须证明，他们的克制和担忧是值得的。

　　下午放学铃声一响，我几乎是掐着秒表收拾书包。奔赴师大教职工小区的路上，我在脑海中快速切换频道，将学校课堂的内容暂时归档，让大脑预热竞赛思维。从“课内优等生”到“竞赛预备役”的角色转换，必须迅捷而彻底。

　　501室的气氛也与寒假不同。少了些探索的新鲜感，多了种临战的严肃。宋教授没有废话，直接切入主题：“寒假的基础算是过了‘识字关’。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学习如何‘造句’，乃至‘写文章’。”他顿了顿，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们四人，“接下来的组合极值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大量观摩、思考和试错。”

　　他没有直接讲定理，而是发下来一份厚厚的、精选的论文复印件和竞赛真题汇编。“自己看，先看问题，尝试独立思考一小时。然后，我们讨论你们的思路，无论对错。”

　　这是一种全新的、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针对性的训练方式。它直接针对我们“例子看得少，容易想偏”的弱点，逼迫我们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探索和表达。

　　教室里只剩下翻页声和笔尖的沙沙声。我深吸一口气，投入第一道极值问题。这是关于一个图中，在给定条件下，如何估计其最大匹配数的问题。我尝试沿用寒假学过的图论工具，构造了几个特例，试图寻找规律，但很快陷入僵局。旁边的张明轩也眉头紧锁，刘雅则频繁地翻看后面的答案提示页，显得有些焦躁。

　　一小时到，宋教授敲敲桌子。“林晚，从你开始。说说你对第一题的初步想法，任何想法都行。”

　　我心脏紧了一下。不是害怕，而是意识到，这就是“输出验证”的时刻，也是宋教授在有意将我推向“表达”的前台。我站起来，走到小白板前，拿起笔，边画边说：“我尝试用了一个简单的二分图模型来类比，发现当各部分顶点数偏差很大时，匹配数显然受限于较少的那部分……但我无法严格证明这就是最‘坏’的情况，也无法给出精确的下界估计。”我坦诚地展示了自己粗糙的构造和卡住的地方。

　　宋教授面无表情地听完，转向张明轩：“她的思路，问题出在哪里？”

　　张明轩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被这样提问。他看了看我的板书画图，思考片刻：“她……她关注了局部结构（两部分顶点数差异），但可能忽略了图的整体连通性对匹配的限制？也许存在一种虽然两部分点数均衡，但整体连接方式很‘稀疏’的图，使得匹配数更小？”

　　“刘雅，你觉得呢？”宋教授继续点名。

　　刘雅咬了咬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捏着笔杆。我能感觉到她此刻的挣扎——既要面对问题本身的困难，又要面对这种公开审视同伴（尤其是我）思路的压力。她沉默了几秒，才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我觉得她至少尝试了建模，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我还没想到从哪里入手。”她的话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别扭，但终究是承认了事实，也没有为了面子而贬低我的尝试。这或许是我们之间一种新的、建立在共同困境和宋教授高压下的微妙默契。

　　宋教授这才开始他的讲解。他没有直接给出完美解答，而是沿着我们三人提出的（哪怕是错误的）方向，逐一分析：“林晚注意到了‘瓶颈’思想，方向对，但模型过于特殊化。张明轩提到了整体结构，这是关键。刘雅意识到无从下手，那我们就从‘为什么无从下手’开始分析——是不是因为题目给出的条件太抽象？我们能否先给它一个具体的、可视化的解释？”

　　他引导我们一步步将抽象问题“翻译”成更直观的图论语言，再引入“极值原理”（考虑达到最大或最小值时的极端结构），最后巧妙地运用了寒假深入学过的鸽巢原理的一种变形。整个过程，我们的错误和迷茫都被当作了宝贵的路标，而他则是那个不断提醒我们看路标、调整方向的向导。

　　这才是真正的指导。我心里震动。不是灌输答案，而是教我们如何面对未知，如何从自己的思维沼泽里找到第一块踏脚石。这远比解出一道难题更让我兴奋，也让我更加确信，周晏曾经沉浸的、宋教授所展示的这个思维世界，才是我真正渴望深入探索的领域。

　　讨论结束后，宋教授留下了新的作业：继续研究这些问题，并写下自己思考的全过程，包括所有失败的尝试。“我要看的不是答案，是你思维的车辙印。”

　　离开时，张明轩主动和我一起下楼。“刚才你那‘瓶颈’的想法，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宋教授虽然指出了局限性，但那确实是一个自然的出发点。比我一开始瞎想要强。”

　　“你提到的整体连通性，才是戳中要害的关键。”我摇摇头，“我钻到特例里去了。”

　　“互相补充嘛。”他笑了笑，随即正色道，“说真的，我感觉宋教授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方式变了。更像是在培养……研究者初期的思维习惯？压力大，但收获也大。”他顿了顿，像是随口一提，“对了，下周的小组讨论，还是老地方，你来吗？我觉得经过今天这种‘解剖式’讨论，自己思路清晰多了，咱们可以继续互相‘找茬’。”

　　“来。”这次我没有犹豫。这种平等的、聚焦于问题本身的交流，是我迫切需要的养分，也是我逐渐从角落走向学习社群中心的一小步。

　　回到家，夜已深。面对学校留下的一叠试卷和宋教授要求的“思维车辙印”记录，我感到了时间实实在在的压迫感。但我没有慌乱。我拿出笔记本，看着那三条原则，尤其是第一条：精力管理高于时间填满。

　　首先，评估剩余精力：尚可，但高强度思考后需要缓冲。

　　其次，决定顺序：学校的试卷，筛选出综合性高、代表性强或自己易错的题型完成，机械重复部分暂缓。优先完成宋教授的任务，因为记录“思维车辙印”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复盘和深化过程。

　　我翻开一个新的本子，开始记录对那道极值问题的思考。我不再只写最终（目前仍未得出的）答案，而是忠实写下：“第一步，我联想到了二分图匹配，因为问题结构暗示了某种‘配对’……第二步，我构造了顶点数悬殊的极端例子，试图确立下界……第三步，我发现例子无法覆盖所有情况，卡住，原因是忽略了连接方式（边）的全局分布……第四步，我尝试换用顶点度数来分析，但未能与匹配数建立简洁不等式……”

　　书写的过程，就像在给自己的思维做X光扫描。那些模糊的、跳跃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想法，被强行固定在纸面上，变得清晰可辨，也更容易发现其中的漏洞和闪光点。当我写下“可能需要同时考虑顶点集的划分和边的分布，寻找某种‘最稀疏’的极端图结构”这个方向时，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怎么构造，但那种拨开迷雾、隐约看见路径轮廓的感觉，让我忘记了疲惫。

　　学校作业只完成了精选部分，但我不再焦虑。我知道，无论是课内的筛选深耕，还是竞赛的拓荒探索，都是对我真正有用的训练。质量的优先级，必须置于盲目的数量之上。

　　合上本子时，窗外万籁俱寂。新学期的第一天，像一场按新战术打响的战役。我似乎没有“赢得”更多时间，但我感觉到，自己对有限时间和有限精力的掌控力，以及将自己置于更积极位置上的适应力，都在一点点增强。

　　从教室的角落到黑板前，从家庭的担忧到有限的支持，从独自摸索到开始融入互助又竞争的小群体，从仰望周晏那个遥远的目标到脚踏实地拓宽自己的思维边界……新赛道的发令枪早已响过，此刻，我正按照自己校准后的节奏，呼吸稳定、目光专注地奔跑在这条充满挑战却也指向更广阔天地的路上。

　　我知道，真正的冲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