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笔记|随笔|游记合集》厄芙拉

37、写作炼金术与文本考古学

　　读黄晓丹的《九诗心》，她在开头言明她在这本书中进行的尝试时，提到了这么一个点：“对文本进行细读，解释在文学的坩埚中，生命到底经历了怎样奇异的转化。”

　　坩埚这个比喻很精妙，因为写作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作者将自己的意图研磨成细粉，装进文学的坩埚中熔炼，最后熬制成醇厚醇美的汤汁——一篇篇精彩绝伦的文本，简直犹如点石成金，这是精神上的升华与拯救。

　　由此，对于读者来说，文本细读也是一次考古之旅——在文本的多重地层里探寻作者的多重面相。

　　如果文本的意蕴是真的可以穷尽的话，单独某一位读者不太可能完美发掘文本里的所有地层，而不同的读者又会拣选更符合自己审美取向、学识水平的地层，或许，如果有足够多的读者，就可以尽可能地接近文本的极限。而这个过程也是慢慢揭开作者的面纱与面具的过程，这是一场阳否阴述的智力游戏。“阳否阴述是一种欲迎还拒的伎俩，作者把真正要说的话藏在迷魂阵里，借此筛选预期的读者——他不低估我们的智力，我们也别辜负他的苦心。”

　　你要进入会幕，穿过纱幔，才能抵达至圣所。道教斋醮仪式上，也要先处于坛场帷幕所构成的“天界”疆域内，才能接近神——你需要先穿过这些画幅构成的屏障。

　　圣吉米尼亚诺小镇草场里生长的番红花化作羊毛织物上亮丽的明黄——番红花是织物的地层。阿诺河中浮沉的沙砾被砌入神圣的教堂和御敌的城墙——沙砾是教堂和城墙的地层。圣母百花大教堂广场建于圣乔瓦尼洗礼堂四周沉睡的尸骨之上，地下墓穴被改造成监狱，金匠们浇筑的造型铜板被熔化制成加农炮的炮弹，朱庇特神庙成了堆放秽物的粪堆，奥古斯都的陵墓成了采石场，帕特农神庙被改造为教堂和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圣殿历经六芒星、十字架与新月的洗礼。

　　特洛伊遗址地层深达30米，分属9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横跨近三千年历史。荷马史诗亦然，表面是神话传说，深层是写给古希腊人的立法诗。

　　葛兆光也在《中国思想史》里如此论述思想史：

　　这些被有组织地设计与建构起来的历史叙述，也在重新叙述历史。层层积累的伪史也罢，被重重包裹的外壳也罢，当人们小心翼翼地剥开这些层层包裹的历史叙述时，发现这些伪史与外壳同样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第一层记载的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遗留下来虚构故事的心情；第二层记载的可能是一个枝蔓的事件，但遗留下来选择事件的意图；第三层记载的可能是一些人物的事迹，但遗留下来记载人物的标准；第四层记载的是用一套后设概念包裹起来的思想，但遗留下来的这层包裹却坦率地呈现着包裹者的思路。思想史可以津津有味地历数这些包装，并在包装中看出历史，于是，一件一件地剥开、一层一层地发掘，一重一重地破解，当这些心情、意图、标准以及概念系统就像考古的地层关系一样被连续起来，这个“连续”就是一个“过去”的思想“历史”。如果把思想史研究比作是一次纸上的考古发掘或时间地图上的旅游，那么，这些思想痕迹的被一一发掘，就实现了一次思想史的“考古”与“历险”。于是，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历史。

　　……

　　处理“遗民”与“贰臣”的不同，正证明了前朝与新朝的不同叙述，就可以在历史中改变这些过去人物的身份，而历史叙述中使用新的时间（历法、年号）、新的象征（五行五色等等）、新的称谓（官职等等），其实也就改变了叙述，而改变了叙述，也就改变了历史，尽管，实际上“过去”并没有改变。因此，重新考察历史叙述，把“叙述”本身当成层层积累的“历史”，其实能够发现很多过去被“叙述”遮蔽的东西，于是这里可以悬置“真”、“伪”，一切都在叙述，正如福柯所说，“传统形式的历史仅仅致力‘记忆’过去的各项遗文遗物（monuments），将这些‘文物’转化成为‘文献’……在我们的时代里，历史就是将‘文献’再转化为‘文物’的过程”，按照他的思路，对“知识系谱”的这种考古学研究，可以发现知识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标准、程序，而这些规则、标准、程序中就有各个时代的分类、信念与习惯，我们可以从这种知识系谱的追寻中，发现历史如何移动，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

　　……

　　后现代历史学的某些思路，相当适宜作为一种思考资源应用在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因为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于社会、人类和历史的知识与观念”是如何在背景中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时间系谱。由于思想史讨论的“思想”，不仅是一个无法再现的“过去”，而且是生活在这个“过去”中的人的无法重复的想法，比起曾经存在于过去的王朝、人物、事件、制度等等，它更像是只能通过体验、想象与记忆来传续的东西。通过体验，后人理解前人的思想，通过想象，人们把思想还原在当时的语境中推衍出意义，通过记忆，人们把思想当作资源。正是通过思想史家的体验、想象与记忆，“思想”被建构和再度建构，于是形成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延续着旧的曾经有过的思想，于是构成“历史”，而这些“思想”的“历史”又恰恰只能由文本叙述作为中介来“传达”、“再现”及“传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历史学关于“史皆文也”的思路，确实像当年的“六经皆史”一样，有极其深刻的富于启发的洞见，而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就在这种意义上，才终于都有了落实处。

　　另外，黄晓丹在“文学的坩埚”这一段之后还提到了“英雄”，于是似乎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又可以和伊利亚德联系起来了。在《熔炉与坩埚》中，伊利亚德写：“采矿和冶金的发明者也是半人半神或文明英雄、神圣使者。中国的传说人物大禹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坩埚是英雄之旅的象征熔炉，它加热并熔炼生命的原质，铸成符合英雄使命的纯净意志，也就是神圣祭品；而英雄则以持续的自我超越，证明自己配得上坩埚赋予的新生。

　　写作与作者的关系也是如此。

　　“创造就是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