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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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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后来的刑罚体系，很可能是在回应这两件事。”林墨点点头，说，“他把自己定位成执行者，把受害者定位成罪人。他在用自己建立的规则，去惩罚那些他认为应该为这两起死亡负责的人。”
林墨停顿了一下，又说：“那些性犯罪者，可能和江某的死也有关？”
“江某自杀的原因要查清楚。”纪荀说，“如果江某自杀是因为遭受了某种侵害，那房敏学追杀性犯罪者的行为就有了明确的动机。他就是在替室友和弟弟复仇。”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墙上的时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
林墨率先打破沉默：“那个缺了半截小指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和房敏学有交集的？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房敏学退学之前，那个人就收走了香炉。时间上那个人在前，房敏学在后。那他是提前布局，还是只是巧合？”
纪荀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
墙上挂着全国地图，紧紧盯着上面标注着的几个黑点，分别是：凤凰山、房庄镇、省城。
“如果不是巧合，那这个人的耐心让人害怕。他花了七年时间等房敏学出现在凤凰山，又花了四年时间等房敏学完成第一轮实验。从一九九一年到二零零二年，一个人如果能花十一年时间去等一个结果，那他图的绝不是小事。”
纪荀走到桌前，拿起那颗扣子的照片。
这颗扣子上有房敏学的指纹，这是他们目前掌握的唯一能直接锁定房敏学的物证。但关于那个缺了半截小指的人，他们手中什么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DNA，更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只有一个老孙头的几句描述。
“这个人比房敏学更难找。”纪荀放下照片，“房敏学至少留下了笔记本、铜片、指纹和字迹。那个人什么都没留下，除了一段目击证人的回忆和几个模糊的特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知道怎么不留下痕迹。”
“但他的特征很独特。”林墨说，“左手缺半截小指，这个特征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成的？如果是后天造成的，是工伤还是自残？不同原因造成的小指缺失，断面形态不一样。工伤导致的截指通常断面不整齐，皮肤会有缝合痕迹。自残或者仪式性断指，断面会比较规整，有时会有烧灼止血的痕迹。”
纪荀瞬间明白了林墨的意思：“你是说，他的断指可能也是一种仪式？”
“只是一种可能性。”林墨说，“强迫型人格的仪式化行为不只有房敏学有。如果这个人是房敏学的精神导师或者同伙，他的行为模式可能和房敏学同源。三件供器对应三种罪这个框架如果是他提供的，那这个框架本身，是不是也对应着他自己？那他自己是不是也需要某种仪式？”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纪荀回到座位上，把目前所有的线索重新整理了一遍。
目前已知的事实是，一九九一年春天，一个左手缺半截小指、开黑色轿车、带西北口音的中年男人，通过古董贩子收走了凤凰山山神庙的香炉。几年后的夏秋之交，房敏学出现在凤凰山采石场，应聘做了爆破手。又过了四年，二零零二年五月，房敏学在山神庙开始了第一次实验，第一个被试是方护国。
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九九一年到二零零二年之间，那个人和房敏学是怎么接上头的？房敏学是怎么知道香炉的下落的？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凤凰山作为第一座实验场地？
“如果我是房敏学，一九九三年退学回家，好友自杀、弟弟溺亡，精神状态极差。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家出走。我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五年空白期不可能完全空白。他总要吃饭，总要住宿，总要和人打交道吧。”
纪荀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列时间线。
“一九九三年退学，一九九八年到凤凰山。这中间五年，他老家的人说他去了外地，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五年里他可能去过林城，去过东江，去过西南，也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比如那个缺半截小指的人那里。”
“如果那个人收走了香炉，他一定有一个存放香炉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的住处，也可能是他的工作场所。房敏学如果在他那里待过，就能接触到香炉，了解到山神庙的传说。那个人可能对房敏学进行过某种思想灌输，帮他建立了一套刑罚理论。”
纪荀放下笔，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时间点和箭头。
“这些目前都是推论。”他说，“要验证这些推论，必须先找到江某的遗书，还有那个缺半截小指的人。房敏学在那五年空白期里的行踪也要查清，三条线同步推进，哪一条有突破，都能帮我们拼出完整的图景。”
林墨把茶杯里的残茶一饮而尽，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的腰背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他苦笑着摇摇头：“真是老了”。
纪荀头也不抬：“我抽屉里有膏药，贴一贴，省医科大那边，你亲自去一趟。”
“好，一会我就去省医科大档案室，查江某的资料。”
纪荀点点头。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儿细节，然后各自分头行动。
下午，林墨到了省医科大，他来之前打过电话，一到校门口，就看到郑师兄。
郑师兄领着他往档案室走。档案室在行政楼的一楼，管档案的是个快退休的女老师，姓刘，戴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九三年的学生档案？那批档案前几年统一转到了学校的档案馆总库，在地下二层的密集架上。你们要找谁？”
“江某，九一级临床医学专业，一九九三年在男生宿舍四号楼坠楼身亡。”林墨把信息报了一遍。
刘老师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
“系统里能查到江某的学籍信息，但档案实体显示已于一九九三年六月被调出。调出人是当时的保卫处处长，调出原因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按规定，调查结束后档案应该归还，但这个档案一直没有归还记录。”
“能不能查到调出的具体日期？”
“六月十六日。”刘老师推了推老花镜，“江某的死亡日期是五月十九日，调出档案是六月十六日，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月。”
林墨把这个日期记下来，然后问：“保卫处当时的处长还能联系到吗？”
“早退休了。好像是姓孟，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快九十了。”
刘老师翻出一个老旧的通讯录，一页一页地翻着。通讯录的纸页泛黄，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翻了好一会儿，她停下来，用手指点着其中一行。
“李繁森，原保卫处处长，一九九九年退休。这里有一个座机号码，但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
林墨试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好一阵，就在他准备挂断的时候，有人接了起来。
是个老人的声音，沙哑但中气还算足：“哪位？”
林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某啊。”老人的声音终于又响了起来，“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很优秀的孩子。那个孩子还留了一封遗书。”
林墨立刻追问：“那封遗书确定是江某留下的吗？您还记得内容吗？”
老人长叹一声：“遗书上的字迹经鉴定是他的。遗书的内容我不完全记得了，大概是说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对不起父母之类的。有遗书，加上他之前确实有抑郁倾向，警方就按自杀处理了。”
“遗书现在在哪里？”
“应该还在档案里。当时公安局把遗书原件收走了，学校留了一份复印件。后来公安局把原件还给了家属，复印件存在保卫处的档案里。我退休的时候把保卫处的档案全部移交给了学校档案馆。如果你们需要，可以去档案馆查。”
林墨挂了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刘老师，刘老师又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保卫处的档案移交清单里没有遗书复印件这一项。要么是孟处长记错了，要么是移交的时候遗漏了。”
林墨不甘心，让刘老师把保卫处的移交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份一份地翻。档案装在一个一个的纸箱子里，堆在密集架的最高层。
刘老师搬来一把梯子，林墨爬上去，把箱子一个一个抱下来。
箱子里装的是保卫处历年的文件、巡逻记录、消防检查记录、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纸张因为年代久远而发黄发脆，有些钉书钉已经生锈。
翻到第四个箱子的时候，林墨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上用钢笔写着“九三·六·二〇坠楼事件”。
他打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文件。
最上面是一份手写的现场勘查记录，记录人的签名是李繁森。记录里描述了江某坠楼的位置、姿势、衣着、现场血迹的分布情况。记录后面附了几张现场照片，是用老式胶片相机拍的，画质粗糙，但能看清大致情况。
档案袋里还有一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是江某同宿舍的同学，名字一栏写着“房敏学”。
林墨的呼吸瞬间一滞。
，还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