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以沉默，以眼泪》栖湘老板

2、记者

　　宴会后的第三天，我走进了《申报》馆的大门。

　　父亲砸了书房里最心爱的那只雍正年间的青花瓷瓶。“你要当记者？去给那些穷酸文人当跑腿的？意家的脸往哪儿放！”

　　我没躲，任由碎瓷片溅到旗袍下摆上。“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得像冰，“天天给日本人送钱，意家还有脸吗？”

　　他扬起手，最后却只是颓然地垂下去。“你母亲要是还在……”

　　“母亲要是还在，”我打断他，“她会为我骄傲。”

　　我转身离开，高跟鞋踩过碎瓷片，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决裂的宣告。

　　申报馆在三马路，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走进去，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劣质烟草和旧报纸混合的味道。几个穿着长衫或西装的男人伏在桌上奋笔疾书，打字机噼啪作响，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找谁？”门房是个精瘦的老头，抬眼打量我，目光在我身上的织锦缎旗袍和珍珠耳环上停留片刻。

　　“我找张主编。我叫意笙，来报到。”

　　老头眯起眼：“你就是那个……意家大小姐？”

　　消息传得真快。我点点头。

　　他嗤笑一声，朝楼梯努努嘴：“二楼，最里头那间。张主编等你呢。不过小姑娘，”他声音压低，“这碗饭，可不是穿着漂亮衣服就能吃的。”

　　我没理他，径直上楼。

　　主编室的门开着，一个戴着圆框眼镜、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正对着电话吼：“……前线消息呢？说好了昨天发来！什么？线人被抓了？他妈的！”

　　他摔了电话，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意笙？”

　　“是，张主编。”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令尊打过招呼了。但丑话说在前头，我这里不养闲人，更不养大小姐。记者这行，要跑，要抢，要不怕死。你行吗？”

　　“不行我就不会来。”我把手包放在膝上，坐得笔直。

　　张主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行，有点意思。先去社会版跟着老周跑跑，从实习记者做起。能写出东西来，再谈别的。”

　　老周是个四十多岁的干瘦男人，抽着烟斗，见了我只是掀了掀眼皮：“意家大小姐？我们这儿庙小，怕委屈了您。”

　　“周老师，请多指教。”我递上刚从楼下买的、还热乎的蟹壳黄。

　　老周瞥了一眼，没接：“不用来这套。今天先去跑个民生新闻，闸北那边有户人家房子被流弹击中，死了人，去问问情况。记住，要细节，要人话，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

　　我接过他递来的采访本和钢笔，转身出门时，听见身后传来压低的笑声：

　　“穿成这样去闸北？怕是连弄堂口都挤不进去。”

　　“人家是来体验生活的，你真指望她能写出东西？”

　　“嘘，小声点，人家可是意……”

　　我没回头。只是把珍珠耳环摘下来，塞进手包最里层。

　　闸北比我想象的更破败。断壁残垣，污水横流，空气里飘着劣质煤烟和若有若无的腐臭味。那户被流弹击中的人家住在棚户区最深处，低矮的木板房里，地上躺着用草席盖着的尸体，是个不过六七岁的男孩。孩子的母亲哭得没了声音，只是呆呆地坐着，手里攥着孩子半只破旧的布鞋。

　　邻居们围在一旁，麻木地议论着。

　　“昨晚飞过来的，不知道是哪边的炮……”

　　“造孽啊，这么小的孩子……”

　　“听说日本人又要挨家挨户查‘可疑分子’了。”

　　我蹲下身，试图和那位母亲说话，她却只是茫然地看着我身上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织锦缎，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翻开采访本，却一个字也写不下。钢笔尖悬在纸上，墨迹晕开一个小点。老周要的“细节”和“人话”，此刻像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写什么？怎么写？写这个孩子如何被不知来自何方的炮弹夺去生命？写这位母亲如何失去唯一的希望？然后呢？登在报纸上，供租界里的先生太太们茶余饭后一声叹息？

　　“你是记者？”旁边一个抽旱烟的老汉忽然开口。

　　我点点头。

　　“记者好啊，能把我们老百姓的苦处写出去。”老汉吐出一口烟，烟雾后面，他的眼神浑浊而疲惫，“可写了，有用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回程的电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路过外滩时，看见一队日本兵正在巡逻，刺刀在阴沉的天色下闪着冷光。街上行人匆匆低头走过，没人敢抬头看。

　　刚到报馆楼下，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倚在门边。

　　“亲爱的！”林晚棠张开手臂，笑靥如花地迎上来。她穿着时下最时髦的洋装，烫着卷发，红唇娇艳，手里还拎着个精致的食盒。“等你半天了！听说你真跑来当记者了？可以啊我的意大小姐！”

　　林晚棠，我的闺蜜，也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交际花之一——如果“交际花”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她的话。她父亲是南洋富商，母亲是前清格格，她本人则像一尾最灵活的鱼，游弋在租界各个圈子，从法国领事到青帮头目，似乎没有她不认识的人，没有她打听不到的消息。她叫我“亲爱的”、“dear”、“宝贝”，语气亲昵又随意，像在唤一只心爱的宠物猫。

　　“你怎么来了？”我被她拉进附近一家咖啡馆。

　　“来给你探班呀！”她把食盒推过来，“刚出炉的栗子蛋糕，知道你爱吃。顺便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敢让我们意大小姐受委屈。”

　　“没人给我委屈受。”我挖了一勺蛋糕，甜腻的味道在舌尖化开，却冲不散心里的涩。

　　“得了吧。”林晚棠凑近，压低声音，“我刚可听说了，社会版那几个老油条，背后没少嚼你舌根。要不要我……”

　　“不用。”我打断她，“我自己能应付。”

　　林晚棠看了我几秒，耸耸肩：“行，你有骨气。不过啊，”她抿了口咖啡，涂着蔻丹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这世道，骨气不能当饭吃。尤其当记者，光有笔杆子不行，还得有耳朵，有眼睛，有……人脉。”她冲我眨眨眼，“需要什么消息，随时找我，dear。我这儿啊，什么鸟叫声都有。”

　　她的话里有话。我知道她消息灵通，有时甚至灵通得令人不安。

　　又聊了几句闲话，林晚棠风风火火地走了，留下淡淡的香水味和一盒子甜点。我拎着食盒回到报馆，刚坐下，老周就叼着烟斗晃了过来。

　　“闸北那事儿，稿子呢？”

　　我递上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本。

　　老周扫了几眼，眉头皱起来：“太啰嗦。感情用事。记者要客观，客观懂吗？眼泪救不了人，白纸黑字才行。”他拿起红笔，刷刷划掉大段文字，“这里，精简。这里，用直接引语。还有，标题要抓人眼球，想想看报的人第一眼想看什么。”

　　我看着他笔下我的文字被肢解、重组，变成更冷硬、更符合“新闻”样子的段落，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明天不用去闸北了。”老周改完稿，把本子扔回给我，“有个‘好差事’给你。”

　　“好差事”就是第二天下午，在虹口公园。

　　几个日本军官“亲切友好”地和一群中国孩子玩游戏、发糖果，旁边站着穿长袍马褂、一脸谄媚的“维持会”官员。我的任务，是拍下这“日中亲善”的一幕，配上歌颂“东亚共荣”的报道。

　　“这是上头交代的，政治任务。”老周说这话时，没看我，“意笙，你日语好，形象也好，去最合适。”

　　我知道“上头”是谁。也知道“合适”是什么意思。

　　阳光很好，照得公园里的枯草地一片惨白。孩子们被聚在一起，穿着不合身的干净衣服，小脸上满是怯生生和茫然。日本军官们穿着笔挺的军装，笑容满面地分发糖果和玩具，像在投喂一群小动物。

　　我端着报社配的老式相机，手指按在快门上，却像有千斤重。

　　“意小姐，这边！”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操着蹩脚中文的日本人朝我招手，是日本领事馆的宣传官小野。他旁边站着个穿绸缎长衫的胖男人，满脸堆笑——是那个陈金水，慈善晚宴上被我偷了名单的陈金水。他显然没认出我，或者根本不在意。

　　我走过去。

　　“意小姐，请一定拍出皇军和□□……不，和中国小朋友亲如一家的画面！”小野用生硬的中文说，“要笑容，要和谐！”

　　陈金水在一旁点头哈腰：“对对对！小野先生说得对！意小姐是名门闺秀，拍照技术一定好！”他的目光在我脸上身上逡巡，带着令人作呕的打量。

　　我举起相机，透过取景框看去。一个日本少佐正蹲在一个瘦小的男孩面前，把一块糖塞进孩子手里。孩子吓得往后缩，少佐却强行拉过孩子的手，对着我的镜头挤出夸张的笑容。

　　那笑容假得刺眼。

　　我放下相机。

　　“怎么了，意小姐？”小野问。

　　“光线不好。”我听见自己平静的声音，“逆光，拍出来效果可能不佳。”

　　“那就换个角度！”陈金水立刻嚷道，“意小姐，这可是皇军交代的重要任务，不能出岔子！”

　　我慢慢调整角度，却始终没有按下快门。公园角落里，两个日本兵正粗暴地推搡着一个想靠近看孩子的老人。远处，日本军的飞机低空掠过，轰鸣声震得人心头发颤。

　　“意小姐！”小野的声音带上了不耐烦。

　　我终于再次举起相机，对准那个少佐和孩子。少佐似乎不满意孩子僵硬的表情，用手使劲揉了揉孩子的脸颊，孩子疼得咧了咧嘴，更像要哭出来。

　　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了快门。

　　不，不是这张。

　　我迅速卷动胶片，在小野和陈金水走过来查看之前，又连续按了两次快门——一次拍下了少佐揉孩子脸的粗暴动作，一次拍下了角落里日本兵推搡老人的背影。

　　“拍好了？”小野问。

　　“拍好了。”我把相机递过去。

　　小野看了看相机，又看看我，忽然笑了：“意小姐似乎不太情愿？”

　　“我只是在完成工作。”我迎上他的目光。

　　“工作？”小野的笑容冷下来，“意小姐，你要明白，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这是在为日中亲善，为东亚新秩序做贡献。你们中国人，应该感恩。”

　　陈金水立刻帮腔：“就是！意小姐，别给脸不要脸！能让你来拍，是看得起你！”

　　我攥紧了手指，指甲陷进掌心。

　　“看来意小姐需要一点提醒。”小野慢条斯理地说，对旁边的宪兵点了点头。

　　那个一直沉默的日本少佐走了过来。他身材高大，军装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我认出他——是那晚在慈善晚宴上，和花祎释站在一起的那位军官之一。

　　他停在我面前，目光自上而下地扫视着我，像在审视一件物品。

　　“意小姐，”他开口，中文比小野流利，却更冰冷，“听说你是圣约翰的高材生，还写文章？”

　　我没说话。

　　“文人，有骨气。”他忽然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温度，“但骨气，有时候很碍事。”

　　话音未落，他猛地抬手。

　　一记耳光，又快又狠，掴在我的左脸上。

　　力道之大，打得我头偏过去，耳朵嗡嗡作响，嘴里瞬间弥漫开铁锈般的血腥味。珍珠耳环飞了出去，落在枯草地上。

　　周围瞬间安静下来。孩子们吓得噤声，连陈金水都缩了缩脖子。

　　脸颊火辣辣地疼，但我没动，也没抬手去捂。我只是慢慢转回头，看着他。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意外，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

　　“这一巴掌，”他缓缓开口，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音量，“是替花田少佐打的。她让我转告你，离她远点。好奇心，有时候会害死猫，意小姐。”

　　花田少佐？花祎释？

　　我心脏猛地一缩。

　　他还想说什么，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更加尖锐刺耳的飞机引擎轰鸣声。不是一架，是好几架，低低地掠过公园上空，巨大的阴影投下来，带着一种不祥的压迫感。

　　孩子们的惊叫声和哭声响起。

　　少佐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皱了皱眉，似乎对飞机的出现有些意外。他收回目光，又落在我脸上，忽然伸出手，用戴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我散落颊边的一缕头发。动作甚至称得上“轻柔”，却让我浑身汗毛倒竖。

　　“意小姐，”他的声音压低，带着一种残忍的玩味，“我们来日方长。”

　　说完，他收回手，转身对小野说了句日语。小野连连点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跟着走了。

　　陈金水落在最后，凑过来，压低声音，带着一股烟臭：“意大小姐，识相点！皇军让你干嘛就干嘛！不然，有你受的！想玩死你，有的是法子！”

　　他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公园里，脸上红肿刺痛，耳环掉在脚边。

　　飞机还在头顶盘旋，巨大的噪音压迫着耳膜。远处隐约传来几声枪响，还有女人的尖叫，很快又被引擎声淹没。公园外原本看热闹的人群惊慌四散，日本兵的呵斥声、皮靴声杂乱响起。

　　天空开始飘下细碎的雪花。1937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就这么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

　　冰冷的雪花沾在发热的脸颊上，带来一丝刺痛后的麻木。我弯腰捡起那只珍珠耳环，握在手里，冰冷的圆润硌着掌心。

　　“意笙？”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猛地转身。

　　花祎释站在几米外，没有穿那身刺眼的日军少佐制服。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大衣，围着驼色围巾，短发被风吹得有些乱，雪花落在她的肩头和发梢。她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女学生，或者年轻教师，只是眼神太过沉静锐利。

　　她的目光落在我红肿的左脸上，眼神微微一凝。

　　“你怎么……”我开口，声音有些哑。

　　“路过。”她简短地说，走上前来。目光扫过我的脸，又看向公园出口方向，那里还有日本兵的身影。“他打的？”

　　我没回答，算是默认。

　　她沉默了片刻，忽然开始解自己大衣的纽扣。

　　“你干什么？”我一愣。

　　她没有回答，只是脱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然后——在我惊讶的目光中——将它披在了我的肩上。大衣还带着她的体温，以及一种淡淡的、干净的气息，像是阳光晒过的棉布混合着某种草药的清苦。

　　“穿上。”她说，声音不高，却不容拒绝。

　　“我不冷……”

　　“你的旗袍太显眼了。”她打断我，目光扫过我身上那件即使沾了尘土依然精致的织锦缎旗袍，“穿上这个，不容易被盯上。”

　　我低头看着肩上这件样式简洁、质地普通的大衣，忽然明白了什么。这不是日军制服，也不是任何可能引人注目的装束。这是最不起眼的保护色。

　　“这是你本来的衣服？”我问，“没有碰过……日本军官的？”

　　她看着我，眼神很深：“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从北平带来的。”

　　从北平。她的家乡。

　　我把手臂伸进袖管。大衣对我来说有些宽大，但很暖和。那点暖意，从衣料渗透进来，似乎稍稍驱散了脸上火辣辣的疼和心底的寒意。

　　“你装的可真像，”我低声说，抬头看她，“希望你不会被发现。”

　　花祎释几不可查地牵了牵嘴角，那甚至算不上一个笑：“借你吉言。”

　　雪花在我们之间静静飘落。公园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寒风卷着枯叶和雪沫。远处的枪声和喧嚣似乎被这场初雪隔绝了，只剩下我们之间短暂的、奇异的安静。

　　“你……”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什么时候能用中国人的样子，和我见个面？我实在想看看。”

　　真正的，不扮演任何角色的，花祎释。

　　她闻言，抬眸看向远处灰蒙蒙的天空，那里日本飞机的影子已经消失，但阴云密布。“现在不行。”她的声音很轻，被风吹散了些，“等过几年吧。”

　　过几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战争结束？等到我们都能以真面目示人的那一天？

　　那会是什么时候？还会有那一天吗？

　　她没有给我追问的机会。“雪大了，早点回去。”她说，“今天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你父亲。”

　　“包括林晚棠？”

　　她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尤其是她。你那个闺蜜，背景太复杂。”

　　我心里一惊。她连林晚棠都知道。

　　“那件大衣……”我指了指身上。

　　“先放在你那里。”她说，“下次见面，再还我。”

　　下次见面。她说得那么自然，仿佛我们之间早已有了某种无需言明的约定。

　　“我怎么找你？”我追问。

　　“需要的时候，我会找你。”她说完，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有关切，有警告，或许还有一丝极淡的无奈。然后她转过身，竖起大衣领子，快步走入纷飞的雪幕中，很快消失在不远的街角。

　　我站在原地，裹紧了她的大衣。衣领处似乎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干净的、混合着草药的气息。脸颊还在隐隐作痛，陈金水的威胁、日本少佐冰冷的眼神和那个耳光，像烙印一样刻在感官里。但此刻，披着这件普通的大衣，站在越下越大的雪中，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她一直在看着吗？从那个少佐动手，到陈金水威胁，到飞机掠过，直到雪花落下？她看到了一切，然后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出现，用一件她自己的、从北平带来的大衣，替我遮挡住旗袍的显眼，也或许，是遮挡住那些不堪和狼狈。

　　这不是保护。至少不完全是。这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我是否值得她冒那次险，确认我是否真的踏上了那条“回不了头的路”。

　　而我，用没有哭喊，没有退缩，甚至捡起了耳环的姿态，给出了答案。

　　雪越下越密，在地上积起薄薄一层。我踩着积雪，慢慢走出公园。街上行人稀少，店铺早早关了门。路过报摊时，看见晚报送来的头条标题，墨迹未干，在雪中显得格外刺目：“皇军亲切关怀中国儿童，虹口公园洋溢亲善气氛”。

　　配图自然不是我拍的那几张。不知道是哪位“识相”的同行拍的，画面里孩子笑容灿烂，日本军官和蔼可亲，一派和谐。

　　我停下脚步，看着那张报纸。雪花落在头条黑字上，很快将它洇湿、模糊。

　　然后我伸出手，拿起摊子上插在墨水瓶里的钢笔——那是摊主用来记账的，笔尖蘸着廉价的蓝黑墨水。我拧开笔帽，在报纸那个巨大的、虚伪的标题旁边，用力写下两个字：

　　放屁。

　　字迹歪斜，墨水晕开，像一块丑陋的疤痕。

　　摊主惊愕地看着我。我没看他，扔下几个铜板，转身继续往前走。

　　脸颊还在疼，但心里那股堵着的东西，仿佛随着这两个字，稍稍宣泄出了一点。

　　我知道这很幼稚，很无力。但至少，我做了点什么。

　　回到意公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雪还在下，花园里一片素白。父亲的书房亮着灯，我没进去，直接回了自己房间。

　　锁上门，我脱下花祎释的大衣，仔细挂好。然后走到梳妆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左脸红肿未消，指印清晰，嘴角有干涸的血迹。我拧开冷水，用毛巾浸湿，敷在脸上。冰冷的触感让疼痛更加鲜明。

　　敷脸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书桌上。那里摊开着几本书，最上面是一本鲁迅的杂文集，翻到《纪念刘和珍君》那一页，上面有我划下的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走过去，拿起钢笔，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两个字：血笙。

　　笔尖顿了顿，又在旁边写下另一个名字：夜归。

　　两个笔名。一个用来书写我看见的鲜血与真实，一个用来藏匿我夜晚的归途与秘密。

　　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一支笔，多个名字，在不同的战场上战斗。

　　窗外，夜雪簌簌。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更衬托出夜的寂静和深重。

　　我换了身不起眼的深色棉袍，把头发挽成最普通的髻，戴上帽子。然后，从抽屉深处取出那把黄铜钥匙，握在手里。

　　今晚，我要去一个地方。

　　霞飞路132号，“慈安药房”。

　　我知道这可能很冒险，甚至很愚蠢。但我无法再等下去。那个耳光和威胁，公园里孩子的眼泪和老人的背影，报纸上刺眼的谎言，还有花祎释沉默中递来的大衣……所有的一切，都在把我往某个方向推。

　　我需要知道更多。需要做更多。

　　我需要找到一条路，一条不只是“活下去”，而是“像个人一样活下去”的路。

　　我把“血笙”和“夜归”两个名字写在纸上，折好，放进贴身口袋。然后，吹熄了灯，悄悄打开房门，融入外面无边的雪夜。

　　雪地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但很快，就会被新的雪覆盖。

　　就像这座城市里每天发生的无数事情，被掩盖，被遗忘。但总有一些痕迹，会留在某些人的心里，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而我，已经决定，要成为那个记住，并且书写痕迹的人。

　　（第二章暗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