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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楼下“说两句”的留言，也来接着说两句。看待历史人物行为的对错不能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由后往前看，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免胜之不武。也不能对历史人物提出超越当时历史背景，人文环境的要求，曾在网上看过一篇关于雍正这方面的文章，现贴如下。
史云，雍正勤于政事、雄才大略、好学敏求、崇尚节约、体恤百姓，其在位期间政绩卓著。然后世之评价褒贬不一，贬十倍于褒。何也？
盖大清二百六十余年，诸帝暴虐者甚少，唯世宗皇帝堪称辣手一人，民间自然牵强附会，称之为“暴君”，所谓“弑父害兄奸娘戏妹”，戏说
尔，观大清诸帝，世宗皇帝勤政第一人也！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禁止民人前往南洋贸易，胤禛继位后，于雍正六年正式开闽粤海禁，允许与西方贸易，“海禁之开，扩大了民人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点上相较于他的父亲康熙皇帝，恐怕还要略胜一筹。
中国的闭关锁国，始于明朝末年，清朝入关之后也沿袭了这一国策。康熙崇尚西洋科学，但是却只限于把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翻译成满文，而禁止汉人学习，禁止留传到宫外，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封锁，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西方的一些知识，如果不能与儒家相融合，是很难为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所接受的。比如胤禛为皇子时曾与诸位兄弟在父亲的指导下解剖过一只冬眠的熊，但是康熙却警告传教士不得将解剖的技术外传，而且皇帝本人在向传教士学习解剖，特别是人体解剖的相关知识时，为了保密，也多以满语交流。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喜欢自耀己长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对外宣扬自己对解剖有所了解。因为他知道汉人的传统观念是无法容忍“解剖”这一学科的，这是对逝者亡灵的一种侵犯，流传出去，定会引起舆论的哗然，有玷皇帝的声誉。所以说一个崇尚科学的人在做了皇帝之后就一定能够推动国内的科技发展这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胤禛还是康熙的其他皇子继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很难作出超越其历史时代限制的决定。更何况清代的统治者以“敬天法祖”为训，闭关锁国既然是既定的国策，康熙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都很难去有太大的改变。过分的苛求雍正，这是很不公平的。
雍正自己曾经明确的表示过，如果自己不是皇帝，对传教士的处理态度会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外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的信中就有所记载，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如实的记录了皇帝召见他们时候所表示出的态度，雍正说“你们不要以为朕反对你们，或者以为朕要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当皇子时如何待你们的。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他们很为难，来向朕求助，朕调解了这件事。现在，朕是皇帝，朕唯一关心的是治理好国家。朕从早到晚为此操心。朕甚至没有时间见皇子和皇后，朕只召见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们。这种情况，在整个守孝的三年期间要延续下去。三年以后，朕也许会像平时一样召见你们。” 其实雍正自己对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并不排斥，相反的，他还很感情趣，所以就更加印证了他对传教士所说的，如果他不是皇帝，其做法会截然不同的说法。毕竟兴趣和政治是两回事，他所考虑的□□面的稳定。
胤禛还多次表现出对外国势力的担忧，他说过“当成千万只船远道而来，就可能出乱子”，而这恰巧为日后中国的历史所验证，可以说他对外国人的警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且当时让中国向外国敞开大门，还是不具备现实条件。雍正禁教乃是对康熙先前政策的一个延续，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外国人强调“礼仪之争”，禁止中国人祭孔，祭祖，所以说这以后尴尬的局面多多少少也是传教士自己造成的。其时雍正最宠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就曾就此告诫过传教士：“你们关于我们风俗习惯的争执不可估量地损害了你们自己。”虽然这些外国人当着允祥的面明确的表示，以后不会那样做了，但是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支持雍正政敌允禟，并且曾经为他谋取储位大肆出力，再加上后来信奉天主教的苏努一家也是雍正最厌恶的政敌允禩的党人，这让雍正对于天主教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因此禁教也成了必然。
但是雍正虽然禁教，但是却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对传教士说“朕不能容忍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一点点话柄。朕的儿子孙子继位后，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去做，朕对他们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就像朕对万历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后世子孙觉得有恢复传教的必要，那么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行。
此外，我觉得当时中国也并没有条件发展资本主义，妄谈那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不切实际的政策，实在是不够客观的。
雍正虽然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公开的上谕中也曾表示农重商轻的观点，但这难免有迎合传统观念和民间舆情的因素在里面，私底下在臣下的奏折上他曾说过“民亦朕民，商亦朕民”，对于臣下苛索商人表示极力的反对。他屡次提到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东华录》）、“通商便民”（《世宗实录》）。梁希哲的《清帝列传》中曾如是评价他的经济政策：“纵观他的工商政策，其主流不是抑制，而是发展。‘通商裕国’应该是其对‘末业’政策的核心。……
其通商思想具体表现在：
一是雍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
二是价情对市场的管理，永除牙商苛索之弊，减轻商民的负担，以便通商
三是清廷自身也经营‘生息银两’（作者说“连清廷自身以及其官僚们都在直接经营商业，我们怎么能还说他（雍正）是在‘抑商’呢。”）
四是雍正时期废除了康熙末年的禁令，主张开海南洋，民得往贸易，既利商便民，又增加了国家得关税收入。”
综上所述，将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在雍正的身上，是很不公平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并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过错，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过分夸大雍正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因而是错误的。
雍正早年从学于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学士徐元梦等人，并将清代考据学开创者之一的阎若璩请在自己府中，十分重视文人。他们既有声
望，又有计谋，是其夺储的重要资本。一旦登基，他对文人便由虚心求救转为心怀疑虑，
如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的试题案、谢济世的注释《大学》案均系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为了从根本
上铲除年、隆朋党势力，汪景祺、查嗣庭和钱名世均系年、隆党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查嗣庭攀附隆科多，受其荐举而任礼部侍郎。钱
名世亦“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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