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花（新版花木兰）》沁清

65、资料之二

　　一、北魏王朝和历代君主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很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沿着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的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在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残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的数量，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说，北魏的历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公元376年，一代雄主苻坚的军队进逼代国（北魏的前身）国都盛乐城。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因失宠而长期精神压抑的代国太子突然丧失了理智，在奸人的挑拨之下，起兵将父亲、继母、六个异母弟弟全部杀死，引起代国大乱。他是北魏皇族中第一个精神疾病的受害者。后来，苻坚大帝攻下了盛乐城之后，就将代国太子处以车裂之刑。

　　太子之妻贺氏带着年仅6岁的儿子逃到了她的母家贺兰部。10年之后，当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之际，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借助贺兰部家族的势力，召集拓拔部部众，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北魏，他就是历史上的魏道武帝拓拔（王圭）。

　　魏道武帝早年十分英明，集结了一批人才，使北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并在参合坡大破前燕，使北魏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地区。但他30岁之后，逐渐变得狂暴昏聩。如果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功臣北部大人贺千秋和卫王拓拔绍，还带有历代王朝固有的“飞兔死，走狗烹”的痕迹的话，那么他的其它一些行为则确切无疑地说明了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上朝之时，突然记起某人的过失，就拉出斩首，甚至见人脸色不顺，气息不调，说话声音高一点，就认为是对他不满，怀有恶意,下令处死，以至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为防止别人的暗算，他睡觉的地方都随时变换，不让人知道。

　　更有甚至，他还立下“立子杀母”的恶例。立拓拔嗣为太子之时，为防止以后太子之母干政而将她杀死（后来北魏连续6代皇帝延续了这一做法）。道武帝看上他的姨母（这也许说明了他有恋母情结，他从小由母亲带大，而他姨母又与他母亲长得很像），并与他姨母□□生下一子，最后也遭到了报应，因宫廷内乱，死在了这一对母子手中。

　　北魏第三任帝拓拔焘年轻时同样十分英武，史书上说他“聪明大度，性情俭率，不好珍丽”，他多次御驾亲征，灭掉了赫连夏国、北燕、北凉，统一了北方，屡次大破柔然，与南朝的对抗也屡占上风。但他30多岁之后也开始变得猜忌残暴。他自称“太平真君”，并在446年大批屠杀佛教徒，毁坏佛寺；450年，三朝功臣元老崔浩因为在修史时写了一些北魏先祖的“私事”被满门抄斩，还株连姻亲多家。晚年连太子拓拔晃都被吓得忧虑过度而死。452年，太武帝被贴身侍臣宗爱杀死，据说死状十分恐怖，以至史家都不敢描述。不过，如果说拓拔圭的精神病是确切无疑的，那么对于拓拔焘，则比较难在精神病与天性残暴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分界线

　　北魏二任帝明元帝和四任帝文成帝都很英明，没有显示出精神病的症状。但他们都英年早逝（前者32岁，后者25岁）没有到家族精神病危险年龄。也许对于拓拔家族来说，30岁是一道坎。

　　五任帝献文帝11岁即位，17岁突然弃位出家为僧（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大理国之外唯一一位史书明载的弃位为僧的帝王），22岁时突然死去，据说被他名义上的母亲——南北朝第一女强人冯太后（文明太后）毒死。他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迷。

　　六任帝就是大名鼎鼎的，以推行汉化改革而“名垂千古”的魏孝文帝拓拔宏,他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没有表现过精神症状。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可能是冯太后与某汉族近臣（可能为李奕等）的私生子（自吕思勉提出此说后，越来越多专家认同），而不是拓拔家族的真正传人。不管怎么说，从孝文帝以后的北魏帝王之中，终于没有再出现终日神经兮兮、动不动就杀人的了。

　　二、北朝之北魏的兴亡
　　* 北魏的建立
　　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跋部落建立的。拓跋部最初在东北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活动，过着游牧生活。西晋末年，拓跋部分为三部。
　　307年，猗卢统摄三部，有骑士四十余万。猗卢因帮助西晋抗击匈奴的刘聪和羯人石勒，被西晋封为代王。316年，猗卢被杀。从此，拓跋部落分裂，又陷于纷乱之中。
　　338年，什翼犍继代王位。拓跋部“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国家机构逐步完备。什翼犍频繁的对外進行征伐，虏掠了数以百万计的牲畜和人口，势力逐渐壮大。376年，前秦苻坚征服了拓跋部，什翼犍被杀，部落离散，余众被分为二部。
　　386年，什翼健的孙子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 统一北方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推行屯田制度，发展农业，国力日益强盛。395年，他大败后燕军队，接着攻占信都（河北冀县）、中山（河北定县）、邺（河北临漳）等地。
　　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北魏在征服中原过程中，任用汉族地主为官，许多著名汉族豪强都成了拓跋珪的得力谋士。
　　元帝拓跋嗣（409年～423年）即位初，继续任用有能力的汉人，并给他们高官要职。他们帮助出谋划策，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后来，山东、河北的著名士族豪强也都归附了北魏。
　　到太武帝拓跋焘（424年～451年）即位时，十六国后期的各个政权，经过互相吞并，只剩下北凉、北燕、夏和西秦了。经过征战，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
　　* 魏孝文帝的身世和仁德
　　471年，魏献文帝拓跋弘把帝位传给五岁的儿子元宏，是为孝文帝，由其祖母冯太后执政。
　　史书记载孝文帝出生时就有异象。当时“神光照于室内，天地氛氲，和气充塞”。他出生时就长得不同凡响，长大后十分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
　　孝文帝对待兄弟亲族、大臣及周围的人，都非常宽和仁慈。有一次，别人在用餐时用热羹伤了他的手，文帝微笑着予以宽恕；还有一次，在饭中吃出了虫秽之物，文帝还是笑着宽恕了从人。有宦官曾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不是，太后大怒，打了文帝数十杖。文帝默然而受，也不進行申辩。太后死后，文帝也不以为意。
　　文帝喜好佛法，十五岁起就不再杀生，也停止了射猎活动。此外，他生性简朴，骑马的鞍子只是铁木的而已。
　　文帝亲政后，从善如流。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他常思虑并关心百姓的疾苦，对手下的大小百官则留心观察任用，对于贤能之士，根据才能的大小加以任用。他常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
　　文帝告诉史官说：“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在其南北征巡时，有官员上奏请求整治道路，文帝说，只要简单的修桥梁可以通过马车就行了，不用铲草令土地平整。他是凡所修造的，不得已而为之，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在文帝巡幸淮南时，如果需要砍伐老百姓的树的，一定要留下银两，而百姓的田地从不践踏。
　　* 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建国之初，官吏没有俸禄，因此农民的负担较重。国家规定：“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实际上农民的负担远不止此。
　　此外，北魏初期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采取歧视政策，将其变为奴隶和杂户；战时还驱使他们为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面督阵，如果步兵不前進，便被骑兵踏死。而在上层的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清河大族崔浩在巩固北魏统治上出过大力，后来因与拓跋焘意见不同而被杀，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汉族门阀也都遭灭族之灾，被杀者达二千多人。这种矛盾也影响了北魏政权的稳定。
　　上述矛盾使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孝文帝于485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实行了均田制。北魏初年曾推行过“计口受田”制，而新实行的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
　　（1）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为了轮种，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死还田。
　　（2）男子每人给桑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终身不还。在二十亩桑田上必须按规定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初受田时，原无桑田者，依制受田；原来桑田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将多余部分充做倍田；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随着人口的增减，多余部分可以卖出，不足部分可以买進，但买卖都不能超过应得分额。非桑之乡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还受法和露田一样。
　　（3）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4）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土狭民稠之处，增丁应受田而不愿迁移者，以桑田抵应受露田数；不足者不给倍田；又不足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愿迁者，任到空荒之地，但不得逃避赋役。
　　（5）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郡丞六顷。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
　　其次，实行了三长制。三长制是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它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
　　第三，实行新租调制。新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麻乡出布）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新制实行后，按户等征收租调的“九品混通”制便废除了推行上述制度后，农民有了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许多少数民族百姓成为均田户，对巩固他们的定居农业生活也有积极作用。而北魏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 魏孝文帝迁都和汉化措施
　　490年，冯太后死，魏孝文帝开始正式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之所以迁都，是因为北魏孝文帝本人十分崇尚汉族文化，希望推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旧都平城，推行汉化政策阻力很大。
　　于是，493年，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到洛阳后，他声言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并由此推行其汉化措施。
　　汉化措施包括：
　　第一，改官制。魏初，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改定官制，完全依照魏晋南朝制度。
　　第二，禁北语。鲜卑人原使用本族语言，北魏军中也用鲜卑语。朝廷上则鲜、汉语杂用。孝文帝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六月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在具体实行上，因为三十岁以上者不能一下改变，尚不强求；三十岁以下者，在朝廷上必须使用汉语。
　　第三，禁胡服。鲜卑旧俗披发左衽；妇人冠帽著夹领小袖短袄。迁都之同年，下令禁胡服，服装改为汉制。
　　第四，改姓氏。鲜卑人多是二、三字的复姓，如拓跋、独孤、步六孤等。姓氏与汉人不同，标志着民族的差异，影响“胡”、汉贵族合作。因此，迁都的第三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拓跋氏改姓元氏，独孤氏改姓刘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丘穆陵氏改姓穆氏等。
　　孝文帝的汉化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他们不仅在改制前進行抵制，在改制中和改制后也不断反抗。496年，太子拓跋恂企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同年冬，旧贵族在平城发动兵变。孝文帝派军平服了叛乱，保证了改制的顺利進行。
　　孝文帝的汉化，促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
　　* 魏孝文帝改革和汉化的影响
　　孝文帝改革后，由于立长校户，政府控制的编户增加了。到孝明帝神龟年间，户口数目比西晋太康元年增加了一倍多，大约有五百多万户，三千多万口。而吏治的改善，负担的减轻，使农民可以安心从事生产，农业有所恢复和发展。
　　北魏的畜牧业原本就很发达。孝文帝时期，又在河南设牧扬，养战马十万匹。如契胡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有“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景而已”。
　　手工业也有所進步。绢布产量增加，绢价下降。魏初，每匹绢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榨油、酿酒、造纸、煮盐、冶铁等部门也有发展。
　　孝文帝改革和采取汉化措施之后，北方的民族矛盾也有所缓和。
　　* 魏孝文帝之后的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進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
　　北魏后期，鲜卑门阀在优裕的生活中已经完全腐化。如高阳王元雍有家仆六千，使女五百，吃一顿饭要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更为奢侈，他有十几匹骏马都用银槽来喂养，请客用的器皿如水晶钵、玛瑙碗等，都是由外国买来的稀罕之物。元琛曾自负的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魏孝文帝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这使统治者和老百姓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

　　三、北魏孝文帝
　　有必要提一下孝文帝元宏，因为本文开始设定的男主是他，后来因为觉得拓跋焘这个人物更有挥发性才临时易弦的，所以关于他我查的资料也比较多。

　　孝文帝改制
　　孝文帝拓跋宏（生卒年公元４６６～４９９年）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６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由祖母抚养并代为摄政。公元４９０年，２４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孝文帝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魏国都城顺利地从平城迁到洛阳，魏孝文帝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更加坚定了改革的雄心，一个更彻底的改革主张已经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他要从根本上改变鲜卑人的面貌。
　　为了让人数极少的鲜卑人永远统治华夏大地，孝文帝决定哪怕暂时背上背祖弃宗的骂名，也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彻底移风易俗，全面实行汉化。他对汉文化了解很深，十分羡慕汉文化的好处，更知道农业经济比游牧经济富足、稳定得多，而一旦实现鲜卑人和汉人的同化，鲜、汉两族的矛盾便会自然消失，拓跋氏的政权也就更加牢固了。
　　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他首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后来又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４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５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孝文帝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孝文帝还延用了汉族的门阀制度。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４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但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上的改革难度相当大，弄不好就会出乱子，甚至闹得不可收拾。魏孝文帝很懂得这层利害关系，他必须作充分准备，而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又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就能既不怕内乱，也不怕外患，还可以在时机有利时，一举伐齐，统一中国。所以在迁都洛阳的当年，他就仿照魏太武帝建立河西牧场的办法，在河南汲县建立了一个河阳牧场，养军马10万匹，还计划逐年从河西牧场选一批良马到并州牧场，再转到河阳牧场，让马匹渐渐习惯内地的水土。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他又选了15万鲜卑勇士，组成宿卫军，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拱卫洛京。
　　接着，魏孝文帝便在统治集团内部公开了他的改革计划，即全面实行汉化，他对大臣们说：“如今已迁都洛阳，位居中原，自与平城不同，过去僻居塞上，胡风国俗杂糅，以不知华典为当然，而今须一改旧习，做到鲜、汉一体，方能久据中原，保我大魏江山永固。不知众卿以为如何？”大臣中鲜卑族元老穆泰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恕老臣直言，我鲜卑族向来以勇悍善战，名震天下。祖宗逞铁骑之威，扫灭各部，建都平城，实望传之万世。如今迁都洛阳，本已失策，况我鲜卑民众，祖居塞上，天高气朗，不耐这洛阳暑热，久之必生疾病。若再改习汉俗，岂不断我族类了吗？故万不可行，乞圣上明鉴。”拓跋丕、陆觳等元老派人物随即响应。
　　孝文帝听了，心里颇不高兴，口里却还在问：“诸卿还有何高见，但言不妨。”一些持折衷观点的大臣便乘机进言道：“我主圣明，洛阳确实胜过平城，迁都来此，日后定然兴旺。只是鲜汉一体，恐难骤行，不如顺其自然，随民所愿为妥。”孝义帝虽稍觉顺耳，但心里仍不以为然。那些平日里就不断撺掇孝文帝改行汉俗的世族达官，如王肃、李冲、崔光等人，一一出列，坚决拥护魏孝文帝的主张，凿凿有据地陈说利害、力排非议，终于占了上风。
　　孝文帝见穆泰等人辞穷理尽，便大声说：“我意已决，众卿若是愿我有所作为，就得速改旧制，不许违拗！若是指望沿袭旧制，不思变革，欲陷我于平庸无能之地，我得先免其官，再罪其身。”众大臣经过迁都一事，早已领教过孝文帝的厉害，于是纷纷表示顺从道：“我等愿皇上圣威永驻，愿我朝江山永固，日新又新！”孝文帝这才高兴起来，称赞道：“这才是我的满朝忠良呀！”并积极准备落实各项具体改革措施。
　　其实，穆泰等一班鲜卑元老并未心服，他们不甘就此认输，便想方设法要阻碍改革的进行。他们知道太子拓跋恂特别留恋平城，就打上了他的主意，指望借太子的所作所为让孝文帝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收回成命。他们暗地里或是夸太子有祖上遗风，善于胡服骑射；或是诱太子可任意而行，不如复返平城。而太子本人因为心宽体胖，原本就忌洛阳暑热，喜平城高爽，常有追念北方之意，经元老们一鼓动，就更来劲了。这时，恰逢孝文帝出巡嵩山，命拓跋恂镇守洛阳，拓跋恂见父亲不在京城，觉得机会来了，就偷偷叫马夫给他备一匹好马，准备跑回平城去。不料他还没出城，孝文帝已经回来，并发觉了他的意图，非常生气，当即取下家法，一顿狠揍，骂拓跋恂胆大包天，竟反对迁都，要误拓跋氏万世家业，是不孝孽子。并为此召集群臣，商议要废掉拓跋恂的太子身份。群臣不忍，拼命为太子求情。孝文帝见穆泰等元老最为着急，就猜到他们一定与太子暗中联络过，想借太子来阻碍改革。于是把心一横说道：“自古以来都以‘大义灭亲’为最不容易，这个逆子既然反对迁都，就是目无君父，如果今日饶了他，还不知道他明日会做出什么事来，那叫我如何治理国家、管教臣民们呢？因此须为国除祸，此事断不可饶！”当即下诏，废太子为庶人，逐出东宜。不久，拓跋恂又联络一些反对派，意图报复，孝文帝早有察觉，派兵将拓跋恂抓来，用一杯椒酒将他毒死了。
　　孝文帝杀子，意在震慑朝廷中反对派大臣，扫除改革障碍。可穆泰、陆叡等人并不以此为戒，在这一年冬天，又暗中联络了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拓跋思誉、代郡太守拓跋珍、阳平侯贺赖头等人，策划拥立朔州刺史阳平王拓跋颐为帝，从平城起兵，将孝文帝废灭。孝文帝很快得到消息，抢先下手，派他所信任的任城王拓跋澄率军前往镇压叛乱，接着他自己也统领宿卫军精兵出巡平城，大批捕杀反对派，终于把这次政变镇压下去了。
　　经过这次严厉镇压的打击，顽固分子所剩无几，再不敢以身试法了。在成功镇压穆泰等人政变阴谋后，公元４９６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变鲜卑贵族的姓氏。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国认为他们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黄色的，它是万物之元，所以改姓为元。同时，北魏皇族和所统部落的姓氏也改为汉姓，改了姓，名字当然也改用汉名。并诏示天下，有恢复旧姓的，一律严惩不贷。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
　　经过这么一改，再把都城街市修建一新，整个洛阳跟着就热闹起来，人物鼎盛、市场兴旺，一派繁华景象，消息传到平城，那里的人再也不愿自甘苦寒了，纷纷迁入洛阳。几年以后，北魏国力便大大昌盛起来，真有那么点统一中原的实力了。
　　魏孝文帝在一切措施都顺利进行并获成功后，南征大计终于提上了日程。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正是齐王朝内部已经杀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亲率大军南下，意图扩大疆域，却不料落得无功而返。第二年，他又起大军再次南下，竟然又未能达到目的。齐朝见北魏不过如此，第三年，齐国大将陈显达便找上门来，兴兵攻魏，魏孝文帝当时正在患病，一见战报，猛地跳下病榻，披甲上阵，率精兵迎战，将陈显达打得大败而逃，他正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以了宿愿。然而天不助人，孝文帝只觉身体支持不住，不得已下令班师，还没等回到洛阳，就在归途上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

　　生活速写

　　1.至孝：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信仰佛教，对政治极其厌恶，总是想超脱俗世，去修身养性。所以，公元４７１年，拓跋宏才５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６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４７１年至４９０年的２０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３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拓跋宏３岁时生母就被赐死，所以一直都不知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他生性孝顺，因为从小就跟着冯太后，就一直把冯太后当亲生母亲一样。所以，虽然冯太后对他并不很疼爱，但是拓跋宏却真可以算是冯太后的肖孙，即使被责罚也毫无怨言。

　　2.不信巫：中国古代信巫。巫师用龟甲或蓍草进行占卜，预知所谓天帝神鬼的意图，以推断人事的吉凶祸福，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很大的干预力量。
　　迷信巫师占卜的风气盛行于商周奴隶制时代，延续到封建社会。
　　北魏初年，巫师的地位仍旧很高。每年国家搞两次大祭祀，“皆女巫行事”。届时，从皇帝到文武百官，都要听众女巫的摆布。
　　孝文帝即位以后，锐意改革。保守派贵族、朝臣就勾结女巫，利用卜筮迷信，妄图干扰和破坏改革。孝文帝认识到，要顺利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就必须同卜筮迷信进行斗争。
　　公元485年，19岁的孝文帝下诏说：“卜筮迷信兴起于夏、商、周三代，绝不是当今治国的法典，只能给坏人提供兴风作浪的依据。从现在起，卜筮书籍全部焚毁，如果谁敢保留它，以刑罪论处!”孝文帝的这篇诏书，实际上是讨伐卜筮迷信的战斗檄文。
　　公元491年，天大旱，土地龟裂，禾苗枯焦。一群官员向孝文帝上奏章，请求祭神求雨。孝文帝回答说：“昔日成汤、齐景遇到旱灾，并没有祭神求雨，而是依靠人力战胜天灾。现在普天大旱，神若有灵，也不应该安享牲礼。”不久，孝文帝又下诏书，决定减少神庙。
　　公元493年，孝文帝召集群臣在平城( 今山西大同)太极殿商议迁都洛阳的具体事宜。太尉亢丕提出：“凡欲迁都，讯之卜筮，审定吉凶然后可。”孝文帝立即反驳说：“卜筮是古代的做法。过去周公、召公用卜筮的方法，选择伊、洛地区建都城。可现在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了，用不着占卜了。况且占卜的目的是解除疑难，而现存迁都洛阳是既定的方针，占卜还有什么用呢？!”
　　北魏孝文帝不信巫，坚决反对卜筮迷信。这对当时解放思想、端正风俗，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贯彻各项改革方针，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传世佳句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北魏孝文帝

　　名人年谱

　　公元４７１年，延兴元年，拓跋宏袭皇帝位。5岁
　　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病死。是年孝文帝23岁，他开始全面推行改革。一是迁都洛阳，二是禁止胡服，三是语正中原，四是“不杀太子母”。
　　公元４９４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公元４９９年，病逝于南征路上。年33岁。

　　冯氏女儿

　　文成帝的皇后是冯太后的侄女。冯太后与冯皇后均是被北魏所灭的北燕冯氏的后人。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病死。是年孝文帝23岁，他开始全面推行改革。一是迁都洛阳，二是禁止胡服，三是语正中原，四是“不杀太子母”。改革遭到了大多数朝臣贵族的一致反对。孝文帝一边力排众议，一边身体力行。他率先改姓为元（以纪念元郁）。又制作一套汉人冠服，赐给德望最高的皇叔祖安定王拓跋休。然后，颁令天下“三十岁以上的听其自便，三十岁以下的，一律改习汉语和中原正音，官民改穿汉人衣冠，概莫能外。否则一律重罚，朝官违禁罚其俸。”皇后冯媛拒不说汉语。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忍痛将其废为庶人，安顿在瑶光寺。
　　冯润也是个很有手段的女人。她的小名是妙莲，所以画中有一朵莲花。她入宫后深受孝文帝的喜爱。但不幸的是，她很快就染上重病，不得不出宫，在庙里出家养病。
　　在她出宫后，孝文帝在文明太后的安排下立了冯润的妹妹冯清为皇后。但是孝文帝一直没有忘记她。三年后，冯润痊愈后再次进宫。这次，她不择手段，干脆逼走了妹妹，自己当皇后；又毒死了高美人，把她的儿子拿过来抚养。
　　在孝文帝出征打仗时，她又与别人私通。同时逼迫孝文帝的妹妹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弟弟冯夙。彭城公主一怒之下，赶到前线，把冯润的丑事告诉了孝文帝。冯润见事情败露，干脆想杀死孝文帝，不料事情又败露了。
　　即便如此，孝文帝仍然没有杀她。直到孝文帝病死在回军途中，才留下遗诏，赐死冯润。孝文帝死时，才33岁。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不同评价

　　孝文帝在位的29年，尤其是他亲政的九年，是北魏一代改革最为频繁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他的改革，史学界曾有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孝文帝主持的改革，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他缺乏民族的自豪感，抛弃了自己民族的长处，而热衷于学习汉文化的糟粕。他在北魏国家和拓跋鲜卑民族发展史的关键时刻，不自觉地站在腐朽势力一边，对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起了促退的作用。他的文治路线，是一条加速北魏国家和拓跋民族衰亡的路线，对其历史作用应该重新进行评价。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孝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抛弃民族偏见，坚决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积极因素远远大于消极因素，在客观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速了拓跋族迈入先进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步伐，对北方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复兴，对消除汉、拓跋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民族融合，和酝酿、培育隋唐时期繁荣的经济与灿烂的文化，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北魏长城与六镇
　　北魏长城简介
　　华夏子 《明长城考实》

　　公元四世纪初，鲜卑族拓跋部占有个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等地，建立代国，为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符坚所灭。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秦为东晋所败，北方随之分裂，鲜卑拓跋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日渐强大。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旋即皇帝位，建元“登国”。
　　北魏政权建立后，逐步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于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开始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局。
　　自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柔然族在蒙古草原上兴起，成为同北魏王朝相对立的强大努力。在北魏与南宋对峙的形势下，柔然的兴起被北魏视为心腹之急。北魏道武帝曾发兵进攻柔然，夺马千余匹，牛羊万头。柔然首领社仑率众走漠北。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社会自称可汗，控制了东至辽东半岛，西到新疆焉耆，以及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
　　北魏王朝的主要敌国是宋。为实现其南下的战略意图，免于两面作战，决定筑长城以防柔然。
　　《魏书•太宗本纪》载：“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月丙辰…… 蠕蠕（柔然）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1此长城起自今河北省的赤诚，向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限制了柔然的南进，也切断了柔然地区同中原的经济往来。
　　神麚二年（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获全胜。随后于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面东先后设置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六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
　　这些城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2
　　北魏六镇的地理位置为：
　　沃野镇，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北。
　　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
　　抗冥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四于王旗东南土城子。
　　武川镇，分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土城。
　　柔玄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台基庙东北。
　　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
　　另据《魏书•世祖本纪》载“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3
　　北魏所筑这道被称为畿上塞围的长城，建于京都南、西两面，用以护卫京都。这道长城起于今北京市居庸关，向南经山西省灵丘等地，至山西省河曲县黄河畔。4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受大丞相高欢所逼，孝武帝逃往关中，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北魏从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资治通鉴》载：梁大同九年，即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东魏“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上墱，四十日罢。”5 高欢筑这道长城是防西魏与柔然联兵以进攻东魏的。东魏肆州长城起于今山西省静乐县，止于山西省代县崞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