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旧事》》有无斋

14、第 14 章

　　第三章 我的初中
　　一
　　1964年的夏天，片片正在吐穗的麦田里弥漫着清香。在麦田间的小路上，行走着有一群跳跳蹦蹦说说笑笑的少年。他们是赶往镇里的中学参加小学升学考试的。

　　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头一天下午，学校校长召集我们几个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办公室座谈。

　　校长告诉我们，本县有三十几个初中，其中有两个重点初中，一个是县一中，一个是县十中。他说县一中当然不错，但十中的师资力量比一中还要好。

　　我们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在县城里的一中的师资力量还比不上位于一个镇上的十中，后来，到了学校就理解了。

　　校长鼓动我们几个都报十中，于是我们就都填报了考十中的志愿。

　　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特地为我做了两个“火赤粑”，这“火赤粑”是麻城地区的特色小吃，我父亲做得特别好，我特别爱吃。

　　天刚蒙蒙亮，我就穿上妈妈亲手纺线织布缝制的土布衣，穿着妈妈亲手做的土布鞋，带上火赤粑和文具，早早地跑到学校集合。

　　校长给我们作了激情扬溢的考前动员报告后，班主任何老师就带领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何老师都在激励我们，一定要考上重点初中，将来上重点高中，然后上名牌大学，然后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才。一个读书人，从小就要“立大志，吃大苦，干大事，成大业”。

　　何老师还教过我们的历史课，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果能建立丰功伟绩，就能名载史册，留芳千古，这样才算是不白来这世上一回。”

　　何老师的话深深放刻印在我的心中，成了我发奋读书的动力，也解开我了四、五岁时就藏在心中的疑团：人为什么而活着？

　　上午考语文，作文题是《丰收在望》，感觉自己写的还不错。

　　还记得这篇作文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太阳落在西山上，就像盛开的一朵丰收的花儿，那么火红！那么艳丽！”

　　下午考算术，我抢交了头卷，提前跑出了考场。

　　题目比较简单，我以为都做对了，结果，有两道题出了问题。

　　有一道应用题，算式列对了，最后一道运算错了：1除以1,等于0了。

　　第二道题，是给一个房间做粉刷，已知房间的长宽高、门窗的长宽高以及每平方米用多少白石灰，求粉刷这个房间需用多少石灰，结果我天花板也算在粉刷内了。考完后和我一位最亲密的同学古春福讨论，他说我做错了，房子没有天花板。我说题目里没说清楚。要是农村的房子，就没有天花板，要是城填里的房子，就有天花板。我下放前在城里住的房子就有天花板，回乡下住的房子就没有天花板。

　　等考试结果的那些天，心里很焦急，做错了两道算术题，还能考上重点初中吗？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看书，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何老师，他亲自给我送来了入学通知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你考上十中了！我们班有五位同学考上了十中，还有十几位同学考上了其他初中。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

　　1964年9月5日清晨，父亲送我上学，同行的还有一起考上的同学古文广和他的父亲。

　　两位父亲挑着担子在前面走，两个儿子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父亲的担子里挑着被子、箱子、米和盐菜。

　　从老家会龙山到黄陂十中所在地十指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途经桃园店和许家桥到十指店，一条是途经蔡家榨和十指铺到十指店。

　　两条路都差不多有25里山路，每周走一个来回。12岁的孩子走这么远的路，还是有些累的，有几次都走哭了。

　　第一次走好像还不觉得怎么累，大约上午11点钟到的学校。两位父亲为我们办理了入学手续就回家了，连中饭也没吃。

　　傍晚时，我们在学校操场边看老师们打篮球。古文广长这么大没见过电灯，突然提出要到十字店去看电灯。

　　我说晚上学校电灯就亮了，不必到十字店去看，但他非要去，这引得老师和同学们很笑话了一阵子。

　　我们小学的几个同学，我和古春福、古文广、张才喻都分到了三班，只有古水清分到了二班。

　　我们的班主任竟然和我同名，姓蔡很年轻、很帅气，对我们几个小个子同学很关心。全班共有52名学生，其中只有三个女生，大多来自黄陂东乡和黄陂城关镇。

　　我是班上个子最矮的了，入学后第一次体检，我的身高只有1.39米。

　　我们黄陂十中的校园是开放性的，没有围墙。地形是东边高，西边低。东边坐北朝南四排校舍，前两排是教室，第三排是校务办公室、教务办公室、教师办公室和图书室，第四排是教师宿舍和教工小食堂。

　　西边坐北朝南也是四排校舍，第一、二排是男生宿舍，第三排是女生宿舍，第四排是伙房，不能称做食堂，因为没有饭堂，我们吃饭是在宿舍里。

　　每天我们把自带的饭钵里放上米，统一装在一个大木箱里，由个子大的同学抬到伙房里去蒸，蒸熟了又由他们抬到宿舍里来。

　　菜则是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同学们带的一般都是盐菜，一钵盐菜吃一个星期。

　　有时周六周日不能回家，那就上十字店街上去买豆瓣酱，一斤豆瓣酱一角六分，我经常是买半斤，吃一周。

　　吃到周三时便长了蛆，我用筷子把蛆夹起来丢掉，还把蛆身上粘的酱刮下来，这样还可以对付三天。

　　学校中间坐西朝东的房子是礼堂，礼堂前面有个小小的舞台，那是开大会时学校领导们坐的。

　　礼堂里有两个乒乓台，那是我们常常在课间抢占的战场。

　　教室的前面是运动场，有两个篮球架，也是我们经常抢占的战场。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子同学先来，正打得起劲，班上的大个子同学来了，要我们让，我们不让。

　　大个子同学中有一个叫傅细玉的同学，他对我说：“古之华，你让不让？”

　　我说：“我们先来的，为什么要让？不让！”

　　他说：“你让不让？你再不让，我把你们拈到一边去！”

　　啊！这个“拈字用得太贴切了！他没用“拖”、“拉”、“拽”，而是用了个“拈”字。

　　我说：“你这个词用得太妙了，我让，我让。”

　　操场西边坡下是一大块菜地，这里种的菜是用来改善同学们伙食的。

　　我记得，种得较多的是白菜和竹叶菜，炒好的菜由生活委员用筷子分发，一个同学夹一筷子菜，这对于我们来说那可真是美食啊！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菜品了。

　　我们小学的校长说得的确不错，黄陂十中师资队伍真的很强大，可以说，比现在的任何一个重点初中要强很多。

　　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很特别，大多出身和经历都不一般。其中有国军中将的儿子，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有国民党高官的大小姐，有海军的翻译官，还有几位是带着□□帽子从名牌大学毕业曾在高等学校任教的老师。

　　教过我们的老师，大约有十几位。

　　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有5位，最先教我们的是一个方老师，名字忘记了，记得上《落花生》一课，他让我读课文，我用带着浓重的黄陂东乡方言大声读了一次，因为很流利，且没读错一个字，他大大地表扬了我。

　　第二位是王老师，也只教了几周。

　　教得最长印象最深的是许老师和宋老师。

　　许老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一篇散文《雪》，许老师给我打了95分，还在班上讲评了这篇作文，上课前许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抄的，我说不是，她才在课堂上作讲评。许老师的这次讲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宋老师教我们时，他要我们练小字，抄课文。我觉得抄课文没意思，就胡乱写诗，其实只能算顺口溜。有五言的，有七言的，大多是模仿我在小说中看到的诗。

　　有一天晚自习时，宋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我跟在他后面走得很慢，到了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的老师们都在笑。

　　有位老师说：“看看写这些东西的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站在门口听到这话，就不敢进去。

　　这时宋老师把我引进了办公室，我尴尬极了。

　　一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懂什么情呀爱的？”

　　我说：“抄课文没意思，我就瞎写着玩的。”

　　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老师是教导处肖主任，他毕业于大学哲学系。那是在□□后期复课闹革命，没有语文教材，肖主任代我们语文课，教的是诗词。

　　当时的数学课分为代数和几何两门，教我们代数的是吴老师，他的帽子是“极右份子”，被称为黄陂县的“数学大王”。

　　吴老师的课非常精彩！到现在同学们都清楚地记得他上第一堂课时的情境。

　　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讲道：“算术是代数的基础，代数是算术的发展。”他给我们讲学好代数的意义。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他组织了“数学兴趣小组”。记得我们班当时有几位同学参加了，现在只记得有段帮林和古春福和我。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和现在数学奥赛差不多的东西。

　　记得他给我推荐了一套华罗庚写的数学小丛书，一共有十本，只记得第十本书名是《神机妙算》，书都很薄，我很快就看完了。

　　我还书时请他再给我推荐这样的书，他说，学校图书室没有这样的书了。

　　他前半节课讲概念定理和例题，后半节课是巩固练习，经常是让同学们到黑板上去做题。

　　我一般是听完前半节课就开始偷偷看小说，我的课桌桌面上本来就有一个小洞，我用小刀把这个小洞搞大，把书放在下面，从小洞里看小说。

　　吴老师发现了我这个秘密。

　　于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正在低头看小说，他突然点我到黑板上去做题。我放下书，走上讲台，把题目看了一下，很快就做出来了。

　　吴老师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在看小说，点你上来做题，本来是想出你的洋像，没想到你还做对了，我还说什么好呢？”
　　吴老师真宽容！

　　课后我找吴老师说，这册代数我已经自学完了，能不能给我找些有难题的书。

　　他说，对于你，没有难题了，好好学，将来向数学方面发展。

　　记得1978年暑假，我在黄陂街上遇上吴老师，他背着几节烟筒，说是要把家里的烟筒换一下。

　　我向吴老师汇报了我毕业后的情况。

　　当他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时，皱着眉头说：“你上什么中文系呢，怎么不上数学系呢?可惜！”

　　吴老师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挨过批斗，下放到乡下去了，当时的处境看得出来不大好。

　　离开时，看着吴老师远去的背影，回想着当年吴老师教导我的情境，我的泪下来了。

　　大约是1998年暑假，我又见到了吴老师，他当时已经平反了，在城关中学教书，他交给我一份书稿，是专门讨论不等式的专著，想托我找出版社出版。

　　我把书交给一个出版发行公司，我想，这家出版公司是靠出版我主编的书起家的，他们一定会帮这个忙。

　　谁知最后书还是没有出版成，想起来，真是对不起恩师，心里一直很愧疚。

　　我的几何老师姓韩，听说他上过军校，曾经是个军官。我的几何成绩特别好，无论大考小考，都是一百分。

　　有一次期中考试，其他的同学期中考后去学校农场劳动去了，他留下我帮他改试卷。

　　当改到我的试卷时，他指着我的试卷对我说：“这一次你得不了一百分了。”

　　“不会呀！我觉得所有的题都做对了。”我有点不服气。

　　“题是都做对了，可是这里掉了一个反括号，我要扣你一分。”

　　“别呀别呀！我前面的数学考试都是一百分，如果这次扣一分，就打破记录了。那以后——”

　　“数学是非常严谨的学问，答题规范很重要，出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就不扣你的分了，以后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红着脸连连说。

　　“不过，你要记住，你这次的一百分可是有水份的啊！”韩老师笑着对我说。

　　“这次的一百分可是有水份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警戒了我一辈子。后来，这件事我对我的学生也不知道说了多少次。

　　韩老师不仅数学教得好，而且有很高的音乐造诣。

　　他不仅是我的几何老师，也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他教我识简谱和五线谱，教我弹钢琴。

　　常用常是下午课外活动时，他就把我带到学校唯一的一间钢琴房，教我识谱弹钢琴。

　　在生活上，他也很关心我，他听说我没菜吃，还吃长了蛆的豆酱，就送给我红方腐乳。

　　至今我还爱吃红方腐乳，每当吃这红方腐乳时，就感到有一股别样的香味。

　　韩老师的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我在学校主编的文学小报的报头刊名也是他题写的。

　　我的两位外语老师的出身经历也很不一般。

　　一位是李老师，他就是那位国军中将的儿子，但他又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斗英雄。

　　他是因眼睛爱伤而退役当老师的。上甘岭战役时，美军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一直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李老师所在的汽车运输队在向上甘岭运送炮弹时，被美军轰炸，15辆运炮弹的汽车被炸毁了14辆，仅有赵老师开的这辆汽车运到了前线。

　　但就在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他的车也被炸了。战士们在抢运车上的炮弹时，李老师的眼睛被炸伤了。

　　李老师因残退伍后，就做了老师。

　　另一位外语老师则是那位曾经是海军的翻译官，他姓卢，广东人。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毕业离校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8年12月20日。

　　那一天，学校里只有不到十位老师，其中就有韩老师和卢老师，而学生只有我一个。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那里去是大有作为的。”在这样的口号下，同学们都回家了。

　　我却依依难舍，不想离开学校。不能上学读书了，幼时的志向都要落空了，我好不甘心！

　　就这么走了，连毕业证都没有，万一将来恢复高中招生了，没有初中毕业证怎么办？

　　于是，我就在教导处找到了空白的毕业证，请韩老师帮忙填写姓名，我盖上学校的公章。

　　忙了一天，把全年级同学的毕业证搞好了，我才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我一个人挑着行李准备回家时，卢老师正在长满荒草的校园里踱步。

　　“古之华，你怎么现在才回家呀？”他看我，走过来对我说。

　　“我舍不得离开学校。”我低声说。

　　“先回去吧，说不定哪一天又能上学了。”他明明是在安慰我。

　　“我们学生都走了，你们老师也没书教了，老师你今后干什么呢？”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老师是不会失业的。”卢老师眼睛望着远处，又像是回答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教我们历史的是马老师，他上课就像说评书。

　　我是历史科代表，他让我把课本上的内容读一次，课本就放一边了，也不让我们去背记课本上的知识点。

　　他主要讲朝代兴亡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我们都听得入迷。

　　因为他讲课像讲评书，深受同学们欢迎，他就在下午课外活动时给我们讲评书。

　　记得他讲的是《战斗在敌人心脏》，来听他讲评书的学生很多，别的兴趣小组的同学也被吸引过来了，以致操场上打球的人都没有了。

　　有几个老师我不大喜欢，他们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其他老师很上劲，全不念同事之情。

　　还有一位老师更可恶，竟然性侵学生，被公安局逮捕了，判了7年。